瑪麗亞·米斯

玛丽亚·米斯(,),德国社会学教授、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女权运动人士及作家,出身于的偏远地区,早年曾接受教师培训。后在当了数年的小学教师并取得高中讲师资格证后向歌德学院申请前往亚洲和非洲工作,并成功被安排到了印度浦那的一间学校。回到德国后,米斯进入了科隆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并从1971年开始准备关于印度女性与社会对她们的期望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论文,1972年,米斯从科隆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米斯自1960年代末就开始活跃于社会运动之中。她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和和平运动,对越南战争和核武器持反对态度。1970年代,米斯在科隆应用技术大学和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教授社会学。在逐渐了解到公众对女性的历史缺乏认识后,米斯参与创建了德国的第一个女性庇護所,并时常到庇护所讲学。1979年,米斯进入海牙的社会科学国际学院教授妇女研究,并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开设了一个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主的硕士课程项目。

1981年,米斯重新回到科隆应用技术大学,并加入到了生態女性主義运动和反对基因工程与生殖技术的运动之中,期间她创造了“主妇化”(housewifisation)一词,用以描述忽视女性劳动的价值的现象。1980年代起,米斯撰写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父权制、殖民主义之间的交叉性的著作,此外,她亦是最早认为妇女和被殖民者所从事的社会、政治、经济职业存在相似性的社会学家之一。米斯认为女性和被殖民者付出的劳动均受到了忽视且都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并研究了女性争取解放的过程和争取社会正义及环境正义的过程之间的联系。她的主要专注点之一是发展出一种可以用在方法论和经济学之中从女性主义和非殖民性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方法。米斯在普及女性历史知识上做出过很多先驱性贡献,并撰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课本,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早年生活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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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在1931年2月6日出生于德国的希勒斯海姆,她的父母均是农民,出身于普鲁士莱茵省(今莱茵兰-普法尔茨)艾费尔火山县的奥厄尔村。米斯是家中的第十二个孩子。1967年,由于母亲病重,米斯请求提前结束她的教学合同并在不久后回到了德国,而她的母亲也得到了痊愈。米斯经常会到该庇护所发表演讲,以教导女性如何运用实际或政治手段反抗暴力。1977年,米斯回到了科隆应用技术大学。当时她提出了理论在学术环境下无法付诸实际应用的问题,并打算改变现行的教育方式。她认为女性主义研究不能运用现有的研究模式来进行,提出了以实用性和尊重被研究人员为目的来完全重新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七个步骤。她还认为研究应有足够的参与度,即研究人员和被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进行合作。这份报告后来在1983年被以书籍《妇女研究理论》(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的形式公开出版。学者南希·巴恩斯(Nancy Barnes)曾表示米斯的文章非常令人信服,“光凭这一点这本书就很值得购买”,但同时又指出该书并未解答妇女研究应该作为单独学科还是并入其他学科的问题。

1981年,米斯决定重返科隆应用技术大学,而她的丈夫萨卡亦在次年决定永久加入她的研究团队。回到科隆后,米斯参与了生態女性主義运动和反对基因工程和生殖技术的运动。她认为基因工程和生殖技术属于剥夺女性的生育权利和将人类繁殖商业化,并参与创立了反对生殖和基因工程国际女性主义网络(Femin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Resistance to 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Engineering)。另外,米斯还指出女性在作出关于自己身体的决定时往往会受到由卫生服务提供者和政府官员设计、控制的制度约束。

除此之外,米斯亦开始更加活跃于和平运动领域,例如曾参加过反对北约(计划于1983年在德国部署核弹头)的抗议活动。米斯反对艾麗斯·施瓦澤提出的女性如果和男性一样采取暴力手段便会获得解放的观点,且在该观点提出后,她变得更加坚信和平主义。另外,米斯非常反对战争,认为仅仅追求男女之间的平等并不能瓦解贬低女性的等级制度。

学术贡献
米斯的《父权制中的印度女性》(Indian Women in Patriarchy,1980年)、《纳尔萨普尔的刺绣工人》(1982年)等早期作品以及《新型生殖技术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表现》(Sexist and Racist Implications of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y,1987年)等后期作品批评了旨在保留各种鼓励统治和剥削等行为的不平等等级政策。她探索过女性的劳动如何被隐藏以及女性依赖丈夫收入的观念如何出现等问题,并提出女性因为工资被取消、随时都可以被要求从事劳动、被要求待在家里从而疏离社会、没有工作安全保障、没有工作合同或无法组建工会等原因失去了能动性。另外,米斯还将不把女性视为生产者或自由职业者的论调称为“主妇化”。人类学家Danielle Léveillé认为米斯的作品“技巧精湛”且“令人惊叹”,因为她能够将去殖民化、反种族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和非暴力观点联合起来,进而批判建立社会权利关系的各种政策。普吕格尔还亲自测试了米斯的家庭主妇受到过度剥削的观点,并论证了其正确性。通过研究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普吕格尔发现家庭主妇的收入普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蒙特利尔大学人类学教授又指出,米斯认为劳动剥削是社会阶层和经济分化逐步发展的首要因素。她们認為女性在国际上因为与资本主义扩张有关的共同经历而被联系在了一起。环境学者认为,该书与其他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不同在于它指出了抛开地域差异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女性的生活和身体总会受到资本主义机制的“殖民”以及微型企业家、童工、为其他家庭工作的家庭和短期工作者等无需纳税的劳动者则隐藏在冰山底部。米斯和维朗本霍尔德特-汤姆森主张建立一种由社区分担所有任务的社会,而不应将劳动密集型工作委托给某些人群,并表示这种社会模型能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个基础收入、一些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决定能力。该书被西悉尼大学社会学家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评为“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参考”。

晚年生活、去世及影响
米斯在2008年出版了自传《Das Dorf und die Welt: Lebensgeschichten – Zeitgeschichten》(村庄与世界:我的生活,我们的时代)。克莱因表示,米斯自小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因此磨练出了各种应对挑战的实用技能,而这种生活又奠定了她日后提出的生存理论的基础。

晚年的米斯生活于一个关怀中心,在生命的尾声阶段,米斯已经开始无法认出每天都会去看她的丈夫经常受到学术界使用。此外,米斯亦是第一位用女性和被殖民者作类比分析的女性主义学者之一。她的著作《生态女性主义》也有着国际性的影响,并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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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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