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恐怖（），是历史学家用来指称自1936年起至西班牙内战结束期间，由所有左翼团体中的部分成员实施的一系列暴力行为的名称。1931年5月，西班牙多地发生针对天主教教会财产的纵火事件。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决定严格执行对传统天主教教育的禁令且不作妥协。这些事件被视为针对西班牙天主教会的一场政治性与宗教性的迫害运动的开端。在共和派控制地区，几乎没有地方完全免于这种带有反教权性质的暴力行为。相关暴力包括大规模处决和破坏行为。据估计，遇害人数达数万，其中包括6,832名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大多数杀戮发生在1936年7月之后。受害者还包括贵族、小企业主、工业家、保守派政治人物，以及被认定或怀疑为右翼或反斯大林主义左翼的支持者。同时，大量修道院、天主教学校和教堂遭到亵渎或纵火焚毁。
在此之前，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极化已日益加剧，党派之间的对立不断深化。在这种背景下，是否坚持天主教信仰逐渐被视为政治立场的象征。在选举政治中，天主教会通常被认为与保守派及极右翼政党关系密切，而这些政党与极左势力对立。尽管暴力现象在1936年7月军事政变之前就已存在，但政变失败后，共和派控制区内的暴力迅速升级。当时的一些记述所指出的，在这一时期，“仅仅因为被认定为神父、宗教人士，或只是虔诚的基督徒或宗教组织成员，就可能被草率处决”。一些学者将“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右翼军事政变的失败，使得一种残酷的暴力文化得以蔓延。认定“最初的暴力行为，在于它扼杀了其他形式的和平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另一些历史学家则提出，在政变发生之前，系统性的宗教迫害和革命性恐怖早已存在。他们认为，在第二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者中及在其宪法与法律，都可以看到对宗教宽容的强烈反对。这些反天主教立场和政策在当时就引发了强烈批评，甚至引起共和派内部人士的反对，例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和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根据历史学家朱利叶斯·鲁伊斯的观点，“红色恐怖”还包括共和派内部的政治清洗与内斗，尤其是在支持斯大林主义的西班牙共产党宣布反斯大林主义与支持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非法组织之后，政治清洗与内斗愈演愈烈。同时，所有真实或被怀疑为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也遭到打压。在共产国际、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格鲁乌的支持下，西班牙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政治清洗，其形式几乎与苏联的大清洗如出一辙。这一行动针对国际纵队以及其他共和派内部派别，包括大规模逮捕、酷刑审讯以及草率处决。针对内部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与内斗以及在尚未击败佛朗哥之前就试图将西班牙改造为类似冷战时期苏联集团“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被认为对共和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英国社会主义者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西班牙内战。他在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详细描述了这场由苏联主导的清洗。此外，他后来创作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也表达了他的观点，即法西斯主义与专制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其他一些曾经支持苏联、但亲历这些清洗的西方人士，如约翰·多斯·帕索斯和阿瑟·库斯勒，也因此改变立场。
近年来，罗马教廷已为红色恐怖中的数百名遇难者举行列真福仪式。例如，在2007年的一次仪式中，共有498名殉难者被册封为真福，这是天主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列真福仪式。
背景
由于西班牙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天主教会的上层结构未能有效的缓解社会不公和分裂，导致贫困农民与不满的工人阶级转向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并伴随着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同时，西班牙的自由主义也往往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加激进。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地主阶级以及部分地区则保持着坚定的保守立场，反对对社会问题进行根本性改革。许多西班牙人仍然倾向君主制，认为国家的出路在于传统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此外，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也不断强化地方认同，使其逐渐与马德里中央政权产生疏离甚至对立。
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班牙长期处于政治不稳定状态，频繁经历军事政变、短命的共和国以及权力不断变化的君主制。1931年，推翻了阿方索十三世，建立了西班牙共和国，并颁布了。新政权由一个左翼且具有反教权倾向的联盟政府主导，使国家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同年5月10日至13日，由马德里开始并迅速蔓延全国的中，超过100座宗教建筑被焚毁。面对这一局势，政府内部在是否应当干预恢复秩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据广泛流传的说法，总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曾表示：“西班牙所有修道院的价值，都不如一个共和派的生命重要。”这场浪潮不仅造成宗教建筑的毁坏，也导致大量文化遗产的损失。
作为回应，西班牙首席枢机主教呼吁天主教徒在未来选举中反对政府，认为政府试图摧毁宗教。由此，宗教认同与政治立场进一步绑定，支持右翼政党逐渐被视为“天主教徒的义务”。尽管新宪法在形式上保障了公民自由与政治代表权，但其同时限制教会财产使用权，并剥夺宗教团体在公共教育中的传统地位。这一做法也在支持政教分离的知识分子中引发争议，例如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便批评宪法中关于教会的条款“极不恰当”。1933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在通谕中公开谴责共和国政府未能给予天主教徒应有的宗教宽容。
由于左翼坚持将宪法中的反教权条款视为不可妥协的核心内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使得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严重危机。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对教会的敌对态度是导致西班牙民主崩溃并最终走向内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36年西班牙选举中，由多个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赢得议会多数。随后数月，支持政府与保守派之间的街头冲突日益频繁。1936年7月17日，爆发，虽然未完全成功，却直接引发了西班牙内战。在此之后，共和派开始以镇压第五纵队为由，对国内敌对力量展开系统性打击。
全面爆发
在西班牙内战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派与共和派控制区内都出现了大规模暴行。在共和派控制区，最严重的反天主教暴力主要发生在战争初期。当大面积地区落入亲政府民兵控制后，出现了针对神职人员和社会精英的集中屠杀。历史学家安东尼·毕沃尔指出，这一时期的暴力，很大程度上是长期压抑情绪的突然爆发，并被报复心理进一步激化；与之相比，国民派一侧则呈现出更为持续和系统性的清洗。在政变发生后的数日内，仅7月下旬就有数百名神职人员被杀；到8月，这一数字迅速上升。在内战开始的头两个月内，约3,400名神父、修士和修女被杀害。此外，报复性处决也十分常见，例如在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受伤当天，民兵即处决了52名囚犯作为报复。历史学家罗纳德·拉多什认定：“共和国为获得苏联援助所付出的代价，正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因素。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斯大林要求将共和国改造为战后东欧和中欧的‘人民民主国家’。除了物资之外，斯大林还向西班牙派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格鲁乌。在那里，GRU建立了秘密监狱，实施暗杀和绑架，并按照自身的法律和规则运作，独立于共和政府。最臭名昭著的NKVD特工是埃里希·米尔克，他后来在1957年至1989年间担任史塔西的负责人。在1991年接受情报史学家采访时，国际纵队成员瓦尔特·扬卡回忆说：“当我在前线与法西斯作战时，米尔克却在后方射杀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历史学家斯坦利·佩恩认为，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大多数死亡并非来自战场，而是来自后方的政治处决，即“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他指出，这些暴力并非完全自发，而是由各类左翼团体半组织化实施；其中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相对例外。佩恩还认为，共和派的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无序，往往波及无辜者，而主要目标之一正是神职人员。他进一步指出，“红色恐怖”最初源于对叛乱失败者的处决，随后迅速扩大为对地主、工业家、右翼人士以及与天主教会有关联者的大规模逮捕和处决。
不过，历史学家朱利叶斯·鲁伊斯强调，这种暴力并非单纯的群众失控，而是被许多左翼团体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是一种有组织的后方安全策略。他认为，这种行为源于左翼政治文化中对“第五纵队”的恐惧，即对内部敌人的强烈警惕。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家则提出不同解释，认为国民派的镇压是有组织、有指挥的，而共和派的暴力更多源于国家权威崩溃后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观点也得到部分当时司法人员的支持。鲁伊斯还指出，共和派内部对“敌人”的去人性化认知，使暴力被视为必要手段。尤其是在国民派推进、轰炸城市以及战争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恐惧进一步加剧，推动了对所谓“第五纵队”的清洗。尽管实际上的内部破坏力量远没有想象中强大，但这种恐惧在当时产生了现实影响。早在1931年，随着教堂与宗教机构被焚毁，天主教会已逐渐被视为右翼的盟友。学者指出，这种对立关系在内战中进一步强化：教会与国民派结盟，而共和国则因其反教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自身的瓦解。
根据较新的研究，内战期间约有4,184名神父、2,365名宗教团体成员以及283名修女被杀，绝大多数发生在1936年夏季。斯坦利·佩恩将这一时期称为“西方历史上对天主教最广泛且最激烈的迫害之一”，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反教权暴力。这种情况也使许多天主教徒转而支持国民派阵营。
参见
- 西班牙白色恐怖时期
参考文献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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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 Franzen 1988)
- (cit Franzen II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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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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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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