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宁社会信用体系之建设于2010年首见诸报端。在该体系中，江苏省睢宁县政府部门会给公民的信用进行评分并定期公布评分变化，还会根据评分高低进行优先照顾或者从严审查。睢宁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尝试引入个人信用评分的地方，引发了巨大的媒体争议。中国大陆媒体普遍担心该系统将会助长政府滥权的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甚至将信用评级制度与二战时期日军发放的良民证相提并论。睢宁社会信用体系是已知实施细则最完善的体系之一，常被媒体用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一同提及。睢宁之后，社会信用体系逐步推广至中國大陸的更多城市。為此，國務院推動社会信用体系之規劃，並且透露將會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认为，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当以行政手段辅助和衔接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因此，睢寧縣當局将社会信用体系视为一种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并对“信用”进行了宽泛的解释：个人信用不仅仅被用来解释经济金融领域的行为，更是家庭和治安问题的源头，而违反法律和道德的事情都被认为是“失信”。2008年的睢寧縣是江蘇省經濟較為落後的縣級行政單位，人口少，農業弱，財政窮，工业总量、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属倒数。睢宁民間矛盾多，官民關係差，时常有民眾有圍堵官員的情況發生，上訪數量也居於江蘇省前列，因此也被稱為“人民来信之乡”。

2008年4月，王天琦就任睢宁县委书记後，開始著手進行政府改革，自我限权並严管干部，其措施包括：公開縣長和縣委書記的手機號碼，並且公開各镇、 各部门领导干部手机号、 职责分工，並且要求官員承諾為民眾限期解決問題。改革使睢宁上访情况大为好转，经济总量和税收都大幅改善。2008年底，中共中央组织部到睢宁开展调研，肯定了睢宁“严管干部”的改革举措以及其成效。睢寧縣官员指出，很多当地人不知道遵守红绿灯，且民众好讼，当有消息传出要提拔某位干部时，纪委短时间内便会会收到大量的诋毁此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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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规定之实施，睢宁县委、县政府成立正科级的大众信用征集管理办公室，同时还删除了包括招商引资等在内的只有机关干部才有机会做到的机会性条款等。当日，睢宁县征信办主任朱品武接受记者采访，记者指银行征信只允许个人查询，但大众信用则公开个人信息有隐私顾虑，朱品武则表示负面信息由公开渠道采集得到，并指大部分人不受影响且受影响者也可以打电话申诉。媒体指出，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存在多重争议：

在立法程序上违法，在立法前未公布、为由公众讨论、未听证，而且办法并非县人大或是县政府通过，而仅仅是县党委一致通过。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征信办法违反法定职权，涉嫌刑事违法，如县党委无权在执照审核中对公民进行行政许可。

信息收集过于宽泛，将社会信用等同于社会道德和民风建设。政府给民众打分显示出政府的道德傲慢，与当下服务型政府的努力方向却背道而驰。民众参与的程度和力度均有所不足。

朱品武指出，睢宁县曾经对规划局、国土局等13名干部进行问责并对其信用进行减分处理，而信用情况将会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依据，所以信用评级机制官民平等。他还介绍称，评级标准之确定曾经历过近一年的社会讨论、人代会征求意见过程，期间共召开468次座谈会，发放5万余份调查问卷，睢宁县最终结合民众意见制定现时之评级标准。文中认为给民众评级和发放“良民证”的手法并不属实，并且指出自规定推行以来，规定受到社会各界之认可，并没有发生社会动荡，且已经小有成效。

低调运行
4月12日下午，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军拒绝《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请求，并称会埋头苦干，等实践成功后再邀请媒体采访。大众信用体系之建设和宣传在2010年1至7月间最盛。2010年7月以后，大众信用体系的执行力度逐步减缓，自2011年起逐步淡出民众视野，但征信办公室照常运营。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批评。

再度曝光
2011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专注于经济治理，但随着当年《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信用被定义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之集合，社会治理逐步成为信用体系之目的。2013年初，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出台《自然人和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等文件时，多次征求睢宁县政府意见，睢宁县提出的将家庭暴力、不孝、酒驾等列为失信行为已成为江苏省的常态要求。

调查报道
2014年6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在2020年以前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对于民众实施基于信用的奖惩机制，对于政府则要求促进执政公开透明，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政府信誉之维护。睢宁县征信办坦言，目前分数只在干部提拔和国土部门查询招投标人是否有过往失信记录等方面有作用，但正逐步引入第三方征信。《京华时报》评论指出，睢宁县的大众信用管理既有传统信用评级相关的内容，又有和上访等相关的维稳性质的内容，将维稳和信用评价、政治待遇和公共权益联系起来，未来需要在現代社會信用系統和傳統的政府治理的两套逻辑上进行区分，不再以该系统贯彻政府维稳意志，并担心或批评政府越权。有评论则建议建立官员打分机制。

在2010年时，国内自由派媒体强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知和看法，但随着中国政府对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打压愈演愈烈，这种影响也有所淡化。新华社在社评中指出，相比起四年前，对睢宁试验表示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南京《新华日报》则称睢宁信用体系中的争议评分条款已经修改，媒体争议属于炒作，并引述南京大学传媒教授陈堂发，指出媒体不应该一味怀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应该将政府行为与个人信用简单对立。

海外影响
尽管官方将社会信用体系描绘为对失信者的惩戒，有大量评论将该体系形容为政府监控人民的工具，将不利于异议人士。其中，峨山政策研究院将社会信用体系称为“奥威尔式梦魇”，其说构建的社会信用体系往往在媒体谈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时被一同提及。与荣成相比。此后，南京、杭州等地相继引入社会信用体系。同年，《徐州日报》报道睢宁县先后出台《睢宁县政务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睢宁县政务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睢宁县政务信用信息征集管理办法》《睢宁县机关事业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办法》等文件，着力建设政务诚信，并对政府失信进行整治。
参见

• 社会信用体系

参考资料
;期刊论著

;新闻报道

;评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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