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浙江大学西迁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是指1937年至1946年国立浙江大学因应中日战争而采取西迁办学之措施。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障学校的正常运作，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决定率领全体师生进行西迁流亡办学。1937年9月，国立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开始在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随后于12月全部迁至浙江建德。而后又经历了第二次迁往江西的吉安、泰和，第三次迁往广西宜山，最终第四次迁至贵州。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举校西迁，历时两年三个月，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个省区，行程超过2600公里，被彭真称为“文军长征”。

浙西时期
西天目山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14日，庐山谈话散会后，竺可桢校长立即前往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与该寺妙定方丈商议，租借了寺院里的空闲房屋，用作新生的教学和生活场所。经过请示，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于9月21日至26日，国立浙江大学的250名新生相继被安置在西天目山禅源寺，随后于27日正式开始上课。竺可桢校长对天目山本就十分熟悉，1936年他曾经三次游历天目山，对这片山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了确保天目山分校的顺利办学，他派遣学校相关人员前往天目山实地考察，积极协商寺院租借事宜，调查天目山的交通状况，并成立了西天目临时办公室。在国立浙江大学第13次校务会议上，学校决定将大学本部迁至天目山禅源寺，首先在9月20日之前迁移一年级，而二、三、四年级则在双十节前迁至禅源寺。同时，在师资安排上，学校也做了充分考虑，于9月7日聘请了朱庭祜先生为本校天目山分校主任。国立浙江大学在天目山分校实行了导师制度。1937年11月底，学校逐步将天目山分校的师生迁移至建德进行教学。

建德梅城
八一三事变后，人们纷纷向南逃难。当时钱塘江大桥还没有修通。9月26日，大桥修通。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紧接着于10日，国立浙江大学发布布告，要求学生作好准备，在11月11日、12日和13日这三天通过水路迁移到建德。出发时间定在晚上12点，在江干码头乘船，由大轮拖民船赴桐庐，每次搭载180人，到达桐庐后再换小船前往建德。11月12日下午5点，国立浙江大学二年级学生到达梅城，随后三、四年级学生和学校教职员也按计划进行了迁移。二年级学生被安排在东城乾源当铺住宿，三、四年级学生则分别安排在文庙、严子陵祠和何宅，教员宿舍设在北门林场，而校长竺可桢则住在府前街3号孙宅。学校的总办公厅设在方宅。

江西时期
1937年底，杭州沦陷，国立浙江大学离开建德，经金华、玉山、樟树，迁往江西吉安、泰和。全程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于次年1月20日前后抵达。

由于泰和的校舍尚未准备就绪，国立浙江大学在吉安临时安顿。教职员住在乡村师范，家属租用了当地的民房，学生则先后暂住在白鹭洲书院、净居寺和阳明书院。竺校长为方便教学，住在与白鹭洲仅一水之隔的木匠街53号。为了不耽误学业，学校借用当地校舍进行教学，学生们在两周后进行期末考试，然后休息一周，于2月18日迁移到泰和上田继续教学。

泰和澄江镇上田村成了国立浙江大学的临时校址。该村有两座书院，大原书院后来成为了国立浙江大学的校本部，而华阳书院则成为了农学院所在地。村中的趣园和遐观搂成了图书馆和部分教室，萧百万家族子弟的私塾临清书屋则成了校长办公楼。为了弥补搬迁期间的教学损失，各学院增加了课程和实验。尽管遭遇了战乱和物资匮乏，竺校长忙于迁校事务，连家庭都顾及不周，最终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病逝于泰和。

1938年8月，国立浙江大学增设师范学院。1939年8月，竺可桢提出西迁过程中开设附属实验学校。1939年夏将文理学院拆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

疟疾疫情
在宜山古城，师生们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没有电，他们只能使用小油灯照明；学生宿舍和餐厅都是临时搭建的草房；上课时没有桌椅，只能站着听课，用鸡肠带挂块小木板搁腰里记笔记。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师生受到恶性疟疾的困扰，仅在1938年10月至12月初就有200多人患病，其中一名一年级学生甚至因此去世。

贵州时期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将国立浙江大学迁至云南的建水或贵州的安顺。在商议过程中，恰逢湄潭在贵阳工作的陈世贤、宋麟生两人，他们力劝竺校长将国立浙江大学迁至湄潭。竺校长听取了两人的介绍后，便前往湄潭进行考察。湄潭县县长严溥泉曾在江苏任职，得知竺校长来湄考察后非常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组织了21个团体，热烈欢迎竺校长的到来，并表示愿意提供湄潭最好的房舍供国立浙江大学师生选择。

1939年11月，随着广西南宁陷落，国立浙江大学迁往贵州，总部设在遵义子弹库，并在湄潭设立分部。在遵義的又校本部、文學院、工學院，在湄潭的则有理學院、農學院，師範學院则在两地均有部分。

在遵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发展为全国性大学，學生來自各省，各學院均出版硏究專刊，出版有《国立浙江大学文學院集刊》《浙江學報》《思想與時代》等刊物。并赞誉为“东方剑桥”。在湄潭工作和学习过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达45位。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知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完成。孔二小姐的丑闻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1942年1月12日，一位姓王的国立浙江大学学生收到了由西南联大寄出的《反孔传单》，内容夸大了“飞机运狗”和“香港要人”的情节，澄清了反孔之党“是领导抗战到底的党，拥有英明的领袖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更有广大的党员。但我们不能否认，党内也存在着不少腐化的份子，腐蚀了党的纯洁性。这些败类必须加以肃清，这是全体国民党党员的责任”。宣传口号是：“燃起五四火把，铲除贪官污吏”。这份宣传品在学生之间传阅后，经过了三天的酝酿，国立浙江大学学生于1月15日晚上在学校召开了学生自治会，讨论了反孔工作的步骤，决定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3月5日凌晨，国立浙江大学学生邵全声搬运行李之后，寻遍渡船也未见同行的费巩教授。当日下午，邵全声致电复旦大学，办公室秘书称费巩已经到校，但数日后委托复旦学生捎带行李时，发现查无此人。竺可桢3月14日知道消息后，恐费巩因签名《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而被特务机构监禁，开始到监察院、行政院、重庆卫戍司令部、蒋介石侍从室等处查问，复旦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学生也罢课抗议，重庆四十多名留美教授致信魏德迈，引美国侦探与中美合作所介入寻人无果。实则费巩先是被绑架羁押于重庆卫戍司令部，后转移到中美合作所军事禁区内的杨家山，关押期间每日痛骂国民党政府，被杀后被投入住满硝镪水的化学池毁尸灭迹，尸骨无存。

参与接收台湾大学
1945年9月，日本战败。国立浙江大学教授罗宗洛奉命前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邀请同样具有留日背景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蔡邦华院长及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教授三人一同前往。陈建功、蔡邦华、苏步青三人因此分别成为国立台湾大学首任教务长、农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罗宗洛返回重庆述职争取经费、陈建功担任总务长代理校务期间，因本省籍医师转聘问题引起台大医院罢诊事件。
龙泉分校
因战争原因，浙江、福建、上海、安徽一带的青年学生许多并不能前往西南地区求学。1939年2月，竺可桢从广西宜山派出派教务长郑晓沧、史地系教授陈训慈返回浙江创办分校。龙泉坊下村乡绅曾水清听闻国立浙江大学来办学，让出自家新屋。1939年7月，国立浙江大学在丽水龙泉芳野曾家大屋开办分校，服务由于经济与交通问题无法前往内地升学的同学。1941年元旦集会时，郑晓沧提议将坊下村称为改名“芳野”，英文名“”，遂成正式地名。1941年，随着学生的增多，龙泉分校在曾家大屋北侧1公里的石坑垅村建设8座用松树皮作瓦的木屋，并在其中创设师范学院，还将文学院迁移到村中。迁回杭州后，学校还在刀茅巷建设建德村、泰和村等教职员住宅群，并将刀茅巷口铁工厂一侧的九间改名芳野村，将上刀茅巷一个园子改称龙泉馆，以纪念国立浙江大学西迁的历史。

参考资料
参阅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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