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音译：）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报纸之一。1916年，受到安福系支持，股东王郅隆收購全部股權，自此《大公报》成为安福系的機關報。王郅隆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改革报纸排版及内容。1920年，安福系失势，王郅隆提退股本，胡政之辞职，销量大减，至1925年11月27日停刊。新记《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原则闻名，凭借其犀利的政治评论和时事报道迅速流行。1949年后，逐步转为中国共产党控制，重庆版改为《重庆日报》，天津版、上海版合并后迁往北京，并于1966年停刊，仅有香港版留存至今。
《大公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唯一一家派记者报道巴黎和会的中文报纸，也是唯一一家派驻欧洲记者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文报纸，并且派出记者到波茨坦会议、密苏里号日本投降仪式见证历史，此外还是第一份在股票市场上市的中文报纸。《大公报》与《益世报》《申报》和《民国日报》一同被称为“民国四大报刊”之一。
歷史
《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延续出版时间最久的报纸，如同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虽然都称为“大公报”，不同时期的《大公报》迥然不同。
- 创始时期，先后为英敛之、王郅隆持有，创办于1902年，停刊于1925年。
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又被称为“新大公报”，1966年文革爆发后，因被指对国民政府“小骂帮大忙”遭到冲击，自此停刊。遂写信咨询何沃生、胡翼南，起草报馆章程，并开展活动吸资纳股。8月，天津东华译局愿意合作，法国教会和公使提出参与办报并同意在天津办报。
1901年10月，故而离开《大公报》，隐居北京香山静宜园。
1916年11月，胡政之对改革印刷版面，由书册式改为通栏式，调整字号，令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使版面错落有致，其本人每夜亲自去排字房指导排版。同时，开始刊登“今日银元行情”、“各地股市”等经济信息。1917年1月，改革报纸内容，指派专员旁听北京政务会议，各省要埠安排线人随时报告重要新闻。在其它报纸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时，设“特别记载”栏征集名人意见，辟教育、实业专栏。直系、皖系失势后，吴鼎昌想到通过办报来获得政治支持，这一想法获得北四行的支持。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被称为新记《大公报》。报馆仍然位于原大公报馆内。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于7月28日向天津进攻。由于外界交通被切断，天津版《大公报》仅能在市内发行。8月1日天津沦陷，至8月4日，《大公报》宣布暂行停刊。《暂行停刊启事》中，《大公报》写明：
日军在占领天津后，于8月13日继续进攻上海，是为八一三抗战。
上海战事爆发第二日，即8月14日，胡政之指令《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和天津《大公报》员工赶往湖北筹备汉口版。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港版《大公报》停刊，
1948年，《大公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如《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等，主张走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
1948年初，胡政之在美国创办《大公报纽约双周》英文版，3月15日全力恢复《大公报》香港版，计划以香港为退路，未来可能转移到新加坡、美国办报。
新大公报时期及其后续情况
解放军攻占天津后，天津版改组于1949年2月7日改为《进步日报》，上海版保持原名称。由于民众对民营报纸普遍之不信任，《大公报》及《进步日报》广告收入下滑。1952年，《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上书毛泽东请求帮助，毛泽东接见王芸生后决定上海《大公报》北上与《进步日报》合并，成立新的《大公报》，由地方报纸改为全国性报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公报》因被指对国民政府“小骂帮大忙”遭到冲击，于当年9月14日更名为《前进报》，但最终还是于12月29日停刊。北京《大公报》馆址如旧，现今作为中国邮政北京永安路邮局，保留在今永安路西段前门饭店东侧。而后，1978年创刊的《经济日报》亦继承了北京《大公报》身为中国大陆经济大报的地位。目前，中国大陆读者仍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各线下和线上网点订阅香港《大公报》，每份为10元人民币，其在中国大陆的邮发代号为1-301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1966年北京版本停刊期间，京港两地的《大公报》仍有少量新闻同时刊登，例如北京大公报社派往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记者从朝鲜前线发回的报道。
2025年8月，天津市文物局宣布，将对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69号的天津大公报社旧址展开修缮工作，并在旧址建筑内设置“大公报社历史陈列馆”和“飞鸽质美生活馆”。
评论立场
早期
英敛之时期，社论每月都有20篇以上，其中不乏批评慈禧、荣禄、刚毅的话语，然虽敢言，不忘支持保皇，追求君主立宪。旋即派遣东北军入关干预蒋、冯、阎中原大战，阎锡山被迫逃亡大连，冯玉祥隐居山西乡下。|style=float:right|width=30%}}
1936年12月5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访问西安华清池的蒋介石，报告西安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主流。12月9日，蒋介石向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发送密信，指示《大公报》发布褫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兵权，改由蒋鼎文接替的消息。张学良、杨虎城与张季鸾及《大公报》驻西安分社记者保持密切联系，得知《大公报》将发布蒋介石褫夺他们兵权的密令后，12日清晨在临潼华清池捉拿蒋介石，在西京招待所拘禁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在张学良陪伴下返回前后，《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歌功颂德」，并指稱西安事变是中共“恶意的勾煽”。蒋介石返回南京后，扣押张学良，对他进行军事审判。《大公报》于1937年1月22日发表社评《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要求共产党解除武装。1941年5月，国军在中条山与日军作战溃败，王芸生应陈布雷要求，写了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认为此次战败是因为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不与国军协同作战，周恩来连夜写信给报社进行反驳。9月19日早晨，胡政之到北平协和医院采访张学良，得知日军向沈阳北大营开火，中国军队未作抵抗，辟谣中国军队首先开火之传闻。
1932年1月5日起，开辟了“国难痛史一页”专栏，揭露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并从1月11日起开辟“本报特辑”专栏，连载王芸生编撰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两年半，详细记述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之间的重大交涉事件，旨在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日本凌辱中国的历史。
王芸生主编时期
批评贪腐
张季鸾与蒋介石有很深的交情，但王芸生没有；
言论自由
1945年11月22日，上海《大公报》报道了一批知识分子签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禁止非法没收取缔书刊行为，恢复言论出版自由。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查封南京《新民报》，《大公报》于10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并刊登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的抗议声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对于侵犯人权、鱼肉人民的行为，《大公报》进行了报道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等评论。。1948年10月19日，王芸生发表社论《泛论新闻自由》反对国民党对报纸的控制。
中间路线
《大公报》在其版面上长期坚持不使用“共匪”、“匪军”等字样，而是使用“共党”、“共军”等词汇，表明其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而非“土匪”。与此同时，《大公报》也对共产党进行批判，并且受到双方批判。1948年，上海《大公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评，如《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等，主张走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大公报》出版部还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题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
1936年8月，范长江再次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前往内蒙古采访日军西侵的情况。绥远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前往红格尔图和百灵庙进行采访。在政局动荡、战火频繁的1936年，范长江亲自调查了红军与胡宗南在长征途中的松潘战争，并撰写《松潘战争之前后》等报道，系统地向读者呈现了当时的战况。此后，他穿越千里戈壁，采访绥远抗战，并发表了《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忆西蒙》、《百灵庙战后行》等通讯。2月14日由西安飞回上海，说服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发表了《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并在《大公报》上海版、天津版2月15日同步发表。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刊发《豫省灾荒目睹记》，描述许多饥民死亡案例，王芸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刊发了张高峰的6,000字灾区报道《豫灾实录》，大胆披露河南灾情，呼吁政府救灾，揭露地方政府逼粮征实的行为。原标题《饥饿的河南》被总编辑王芸生更改为《豫灾实录》，考虑到新闻环境下的平衡。次日，王芸生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第二日，《〈大公報〉出版弁言》写明：1941年，张季鸾逝世后，王芸生成为《大公报》的总编辑及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该报主要的言论撰稿人。
新记《大公报》注重招募新人，通过组织正式的招聘考试来吸引人才，这是其常规的选人方式。根据业务需求，报社通过考试录用实习生。此外，管理层也在业界、在校生和投稿人中寻找潜在人才。王芸生因在《华北新闻》发表社论，与主笔张季鸾展开辩论，引起张季鸾的注意，1928年王芸生离开天津《商报》后，张季鸾亲自接待招入报社。类似的例子还有徐铸成、张琴南、许君远等。《大公报》通过投稿发掘出如徐盈、杜文思等人，并从在校生中选出范长江。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中國新聞學會、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舉行茶會，慶祝《大公報》獲獎。获奖后，《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1958年，在与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谈话中，周恩来赞扬大公报抗日爱国的立场，并称赞其为中国新闻界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大公报》的记者中，有唯一亲临现场采访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深入边区采访的中国记者、二战期间长驻欧洲的唯一中国记者。《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所罗列108个中国新闻界名人中，有12个曾服务于新记《大公报》。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编辑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中有60位《大公报》记者之传记。
参见
- 天津三宝：永利（天津碱厂）、南开（南开小学、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大公报
- 民国四大报刊：《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
- 主要编辑人员：英敛之、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范长江、徐铸成、王芸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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