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袁世凱（），字慰廷、慰庭或慰亭，號容庵，又稱袁宮保、袁大炮、袁老四、袁大帥，因出身河南項城亦被稱為袁項城。曾任清朝直隸總督、军机大臣、内阁總理大臣，第二任中华民国臨時大總統，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等，曾擬任中華帝國皇帝（未登基，後宣布取消）。他亦是北洋政府最高領導人、北洋軍首领。

袁世凱早年科舉失意，棄文從武進入淮軍，1882年随吳長慶入朝鲜。1884年，率領清軍平定朝鮮甲申政變。1895年以道員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曾参加维新团体强学会，协助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但維新派指控其背叛导致了戊戌变法失败。武昌起义后，袁挾北洋军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与革命党南北議和，以逼宫清帝为条件獲孙中山让位，当选中华民国臨時大總統，建立北洋政府。1913年因宋教仁案和善後大借款，引发内战。镇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后，解散国会，颁布《中華民國約法》取代「临时约法」。1915年筹备恢复帝制期间，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同年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憲元年，史称“洪宪帝制”，引发蔡锷等发动護國戰爭。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病逝，中国随之陷入军阀混战。

袁世凯在国共两党的历史评价中都属负面人物。一般观点认为他向荣禄告密维新派行刺慈禧的计划，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派人刺杀宋教仁，以及签订丧权辱国条例等，但也有观点认为他并未非维新失败或宋教仁遇刺的元凶，且肯定他对中国现代化作出的贡献。

生平
早年生涯
1859年9月16日，袁出生於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項城市千佛阁街道办事处袁张营村）一個官宦家族。父祖多為地方名流，祖先可追溯至汝南袁氏。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的從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他的父親因此將他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族譜的譜名字輩“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給他命名“世凱”。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紳，曾任陳留訓導，父袁保中官至候補同知。叔父袁保慶曾在袁甲三的軍中帶兵，官至二品江南鹽道道臺。生母劉氏是項城縣南頓人，袁保中的妾室。袁自幼過繼给袁保慶為嗣子，少年時隨嗣父先後到濟南、金陵等地讀書。袁保慶病故後，1873年冬，堂叔袁保恆获同治帝三个月假期返回项城，与侄子袁会面，袁获得赴京念書的机会。

1874年农历新年过后，袁与三哥袁世廉在家中男仆的保护下来到北京，投奔在京任内阁中书的叔父袁保龄，袁保龄对二人的教育极为重视，聘请严师谢子龄管教二人，但袁保龄初见二人后对他们评价不高，认为袁“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11月，袁生父袁保中病逝，据说袁听闻“哀病失血，咽喉溃烂如蜂房，久不愈”。因为袁已经出嗣，袁保龄未允许他回乡料理后事，只允许他回籍守孝。此后，袁开始努力读书，有一定进步，袁保龄很高兴“凯侄八韵颇长进，文章尚不入门”。同年冬，袁保恒回到北京，开始更加严厉督促他。袁愈加勤勉，学习十分投入。

1876年秋，袁赴陳州參加鄉試不中，一般认为袁学术不精，致乡试不第。不过其落榜原因也有其他说法：袁考得“项城县之府案首”，但河南学政瞿鸿禨在考陳州府时，不尊重知府吴重熹，吴重熹为此针锋相对两人结怨，瞿鸿禨于是取消了陈州各府属的府首，袁因此成为牺牲品。1885年，袁被封為“清朝駐紮朝鲜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代表，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合法權益，並以宗主國代表身分保護朝鮮安全。1887年8月開始，朝鲜政府先後向日本和歐美各國派遣使節，以對國際社會宣示其外交自主。然而大規模的獨立外交活動違背藩屬義務，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滿。

1894年初，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形勢緊張，朝鲜國王向中國借兵鎮壓，李鴻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軍開赴朝鮮。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相關條款，6月7日清廷將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駐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會清廷稱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鳥圭介率軍到達朝鮮京城。獲悉清廷出兵後，起義軍6月11日與朝鮮政府簽訂《全州和約》，朝鮮内亂有所緩和。6月12日大鳥圭介主動與袁會晤，商談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對此不滿，在沒有達到全部目的前拒絕撤兵，中日雙方對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軍隊在豐島海面對清軍發動襲擊，挑起豐島海戰，進而引爆中日甲午戰爭。

1894年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侵入中国。袁唯恐奉天危急，以筹粮为口实，躲到新民厅。遭李鸿章的训斥，令速到前线，袁才赶到九连城，不久又逃至新民厅。

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戰爭以清軍海陸皆敗收场，袁奉命隨軍撤回天津。兩江總督張之洞聘請德國教官，在吳淞練德式「自強軍」；北洋胡燏棻聘德國人漢納根為教官，在天津小站編練德式「定武軍」10營；不久胡燏棻調職，奕劻、翁同龢、李鴻章、榮祿聯名保薦袁練兵有功接辦。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凱接替胡燏棻練兵。1895年11月19日，袁奉旨督練新建陸軍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促进了清军的近代化。

清末政局
1895年，袁与徐世昌、张之洞等都列名参加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并出资赞助。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近臣康有為與慈禧太后发生激烈争鬥。手握重兵的袁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聽從康有為建議，召见袁，赏候补侍郎，责成专讲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据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17日晚乃嘱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法华寺，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同意。

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刘体智《异辞录》等，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慈禧训政。荣禄乘火车入京，直奔颐和园告变，慈禧即回宫训政。另有一說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康有为后来指控袁世凯是杀死光绪皇帝的凶手，因为担心慈禧去世后，受到光绪秋后算账戊戌旧事。

袁世凯认为训政“自内先发”，与己无关。據袁世凯事後后数日写成的《戊戌纪略》（又称《戊戌日记》），两人在法华寺见面时，谭嗣同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拟上光绪皇帝的奏章，内称：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袁世凯问谭嗣同，“围颐和园欲何为”，谭嗣同直言欲诛杀慈禧：“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得知维新派密谋后，袁世凯非常犹豫，正好此时，荣禄让他回津待命。9月20日返津后见到荣禄就准备告密，却碰到荣禄客人来访，他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告诉荣禄维新派欲围园杀后。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晚间御史杨崇伊从北京来到天津，通报慈禧已经训政。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9月21日晚袁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训政消息，袁世凱担心维新派牵连，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只是脱身之举。袁世凯给家兄袁世勋的信佐证此说：“弟被迫辞穷，只得以实情相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1980年代后，学者根据档册记载准确订正出慈禧回宫不是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凭藉。另外，9月21日政变当天，原旨拿办康有为和他的弟弟康广仁，未波及谭嗣同，但谭嗣同于当夜被捕，可推知荣禄从天津向慈禧奏报应是在21日上午，其时他尚不知北京已经训政，所以奏报尚属及时，也表明他和袁世凯对慈禧的忠心；而慈禧应是在下午接到奏报，所以谭嗣同在当夜被捕。、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代理营务的徐世昌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

1899年3月31日，榮祿上奏成立「武衛軍」，轄前軍聶士成武毅軍、後軍黃福祥甘軍、左軍宋慶毅軍、右軍袁新建陸軍、中軍榮祿自募萬人，共7萬人，实则是遏制德军。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义和团，並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拳民，其中毓贤態度尤为明显，甚至煽动民眾鬧事襲擾洋人。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不点名的推荐袁代替毓贤。此意见亦符合慈禧太后及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的想法。12月6日，袁被任命為署理山东巡抚。但而後義和團團民進入北京，並在慈禧太后同意之下開始殺害外國人，造成了庚子拳亂，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爆发，山東省在袁治下得以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镇压景廷宾起义
义和团遭镇压后，清政府需向各国缴纳庚子赔款，各地抗捐抗税的事件频发，终于1902年爆发景廷宾起义。起义农民“所有地丁捐款均概不缴纳。”1902年3月3日，袁部正定、大名两练袭击景廷宾所在东召村。景廷宾汲取了义和团失败的教训，改倡“扫清灭洋”口号，发动了冀鲁豫平原24县的大起义，并歼减了袁部武卫左军的一部。袁乃派干将段祺瑞、倪嗣冲等率刚刚编成的北洋军步马炮兵2,000多人，由保定南下，又抽调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两路合围起义军。至1902年5月间，广宗、钜鹿、威县、南宫等地相继易手，起义军向山东和河南边境转移。6月12日，倪嗣冲率军抵成安，景廷宾撤入河南，途中遭倪军捕捉，当即遇害不久组成天津侦探队，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逐渐将警察网络推广全省。据当时报纸批评：“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10月23日，陸軍在河间府會操，共有二鎮四協計3.32萬餘人，清廷派閱操大臣袁、鐵良前往校閱；10月25日會操結束。

1907年1月13日，清廷諭軍機大臣着直督袁迅飭提督夏辛西統帶原統隊伍，前往山東督辦兗（州）曹（州）剿匪事宜，選出正、副議長。

1911年10月27日，袁接任钦差大臣，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立即对湖北革命军展开攻势。30日，冯国璋纵火焚烧汉口，迫使革命军退守汉阳，11月27日又攻占汉阳，革命军撤入武昌。11月12日，山东宣布独立，袁任命张广建为山东布政使、吴炳湘为巡警道，赴济南迫使都督孙宝琦取消独立。

吴禄贞遇刺后，燕晋联军破产，袁派北洋军第三镇开赴山西，兵迫娘子关。1911年12月12日，北洋军炮轰娘子关，革命军弃关退走。12月，淮上军欲西征驰援河南，袁调北洋第三镇两千多人南下阻击，又派河南布政使倪嗣冲率武右军进入安徽，于12月10日攻陷太和，继则扑向颍州。于15日破城，“以剪发为革命军符号，杀之无遗。”

1911年12月18日，耿世昌率领五百余革命党人，发动任丘县起义。袁闻讯，从保定调动两营淮军前来围剿，最终将其彻底剿灭。12月29日起，陕西革命军陆续东征，袁令第二镇统制王占元、第六镇协统周符麟集中兵力，挟野炮山炮五六十门向民军进攻，又增调毅军十营，将革命军击退至陕西潼关。又将革命党人刘纯仁、纪宗义、刘建中三人杀害。

1912年1月3日，滦州起义军在知府衙门宣布起义，成立北方军政府，声明从属中华民国，议和期内“袁氏不得派兵来攻”。袁则拘禁冯玉祥在海阳，令其无法与之会师。1月，蓝天蔚筹划组织北伐军两千人在烟台登陆。26日，袁电告赵尔巽：“蓝天蔚现暂驻烟台为根据地，拟日内派一支队于貔子窝附近登岸，其余大队于日本租界域外之地点登岸，进攻奉天、牵制北方各军，希饬严密探访。”又派人到沈阳跟赵尔巽和咨议局议定办法五条，其中第三条是严搜民党，第四条是驱逐“急进会”会长张榕。

南北议和
随着战事延长，部分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希望袁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能反正倒戈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12月2日，《时报》发表袁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

大清帝國覆滅
在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召开的联合会中，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孙中山致电袁，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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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廷，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压制清廷主战派的手段。1月12日，奕劻配合袁世凯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件。1月16日袁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遭到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侍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於難。袁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代他逼宫。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的方式向袁摊牌，企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為臨時大總統。

袁迫使清帝退位後，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防范袁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變總統制為责任內閣制，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仍堅持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2月29日，北京兵變后，袁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表示拥护《临时约法》。唐绍仪内阁在施政上反映了同盟会约束袁的要求，引发袁的强烈不满。6月间，国务总理唐绍仪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总督，袁原本同意，后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发表了改任王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四位同盟会阁员被迫于6月16日辞职并离开北京。袁先提出了无党派的陆征祥组阁，参议院因其发言不当新提阁员全部被否决而流产。北京军警指参议院挟持私见，黎元洪责违背共和精神，章炳麟斥责为“奸府”，请袁便宜行事，盛传将解散参议院，参议院迫于形势，通过了袁提出的阁员，次日弹劾陆征祥失职，陆称病请假，袁任命赵秉钧代理，至此内阁被袁直接控制。

孙中山让位总统后，从事国家建设，宣传民生主义、事业发展、铁路计划，黄兴请辞南京留守，表示没有割据的意思。内阁问题发生后，袁邀请孙中山、黄兴前往北京，消除争端。应黎元洪的请求，袁召集了武昌起义首义者之一，被尊为共和元勋的张振武和方维，以“图谋不轨”于8月16日在北京杀害，引发临时参议院和黄兴的言辞责问。袁为离间黎元洪和同盟会，将黎元洪的来电公布，使得黎元洪无法辩驳而只能依附袁。8月下旬，孙中山和黄兴北上，孙在北京停留20多天，与袁会面13次，希望袁作正式总统，十年内练陆军百万，建筑铁路十万里，袁授予计划全权。为了让袁放手作为，孙、黄同意由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9月25日，袁发表八大政纲。10月，梁启超得到袁的谅解，从日本返国，在北京受到袁的隆重欢迎，颇受感动又以段芝贵为第1军军长，率2、6两师及毅军驻豫、鄂边境，以冯国璋为第2军军长，率第3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别由津浦路与河南两路向宁、皖推进。并先后收买了黎元洪和海军。

5月21日，袁发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

7月12日，李烈钧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随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上海和重庆相继宣告独立。9月，冯国璋与张勋攻占南京，各省相继取消独立，北洋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和胡汉民逃亡日本。袁则在国内逮捕杀害大量国民党员，查封亲国民党报纸。

正式大总统
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過程中，袁派手下偽裝組成的公民團数千人包圍國會，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叫喊「今日非將公民所瞩望的總統選出，不許選舉人出會場一步」。从早上8时到晚10时，议员忍饥挨饿，连续投票3次。然而，在前兩輪投票中，袁世凱仍然分別只得到了471票和497票。10月10日，袁在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就職演説中，談及個人從政生涯及共和國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實業發展等方面問題。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增訂版。袁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規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爲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的意见。

1913年11月4日，袁根據警备司令官查获贛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組成部分）領導者李烈钧與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來往勾結之實，遂發佈《解散國民黨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內中指出：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國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袁派員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作爲臨時替代機構，在召開的首次政治会议上，袁指出内政紊亂是因部分人錯誤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内涵所致，還聲明亂黨人員失敗后捲公款而逃，并談及外交及司法獨立問題。1914年1月，袁根據黎元洪等人及政治會議的意見，將國會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颁布了以“民告官”爲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改责任內閣制為總統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与日条约
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袁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協約國）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澳地区（今属青岛市）和山東膠濟鐵路沿線地帶。袁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其时日本政治派系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提出，应采取主动外交政策，以果决态度，使中国投入日本怀抱，与之订立防御同盟。他还向内阁及元老提出一套详尽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此外，日本陆军省拟定“中日交涉事项觉书”，参谋本部提出“中国问题处理大纲”。11月11日，日本内阁根据以上计划，形成决议二十一条。12月初，外相加藤高明将其交付奉召返国听训，命其尽速向袁世凯交涉。

民国初期，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所主導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産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际，秘密向袁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條》）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日本还逼迫袁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洲及蒙古的權益，以及承諾聘用日本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美國聞訊雖對日本提出抗議，但日方並沒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经过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刪除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5月6日，袁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

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条约签订之前袁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

筹建中华帝国
理论铺路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憲法顧問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與君主論》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之稱的楊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籌安會，发文支持施行君憲。楊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8月23日，籌安會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營造日本支持袁稱帝的氛圍。

伪造民意
1915年8月30日，以朱启钤为首的筹安会君子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现拟定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表示人民趋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议定进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稿底电闻，诸公同意，即将尊名并贵省同意绅商列人，俟立法院开院时，各省陆续呈递。总之，改革国体问题，将来必用民意机关解决之。”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

12月12日，袁宣佈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当日早上，袁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

此后，中華帝國进入筹备阶段，欲改年號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總統府改為新華宮。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舉行护国运动，西南爆發反袁運動。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他人捏造，唐继尧、任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勝負。與此同時，中華革命黨和大日本帝国也趁機活動，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efn|1916年1月9日，孙中山电告上海总机关部，日政府派青木海军中将来沪，嘱与联络；1916年1月19日，大隈重信内阁通过了注意中国南方动乱的决议；1916年2月19日，孙中山与日人久原房之助订立借款七十万日元；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efn|电请或奏请袁世凯早日登位的有：1916年1月2日，李纯电请；1916年1月5日，倪嗣冲电请；1916年1月7日，段芝贵、陆荣廷、赵倜、孟恩远电请；1916年1月10日，参政院奏请，王占元、汤芗铭、靳云鹏等电请，陈箓电奏外蒙活佛及官府已遵用洪宪年号；1916年1月11日，朱庆澜、阎锡山、陈宧、张勋电请。。

1916年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通电陈宧，同意自大總統之職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据袁之女袁静雪回忆，对于以何种殓服入葬的问题，尽管袁世凯“孩子们的主张不一”，但袁妻于氏找到徐世昌，提议以龙袍入殓，说袁世凯虽因称帝败亡，“但他是喜欢这一套的”，“不枉他搞了一场”，“让他死也瞑目”。徐觉得“冕服在棺内”，“外人看不见”，因而同意。又据袁之孙袁家宾回忆：“因为天气热，又过这么久才入殓，因此除了他的尸体还在继续散发臭味外，他那原本就很胖的躯体更加臃肿起来，家中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上了。有人就建议，衣库裡还存有龙袍，非常肥大，何不取出穿上。袁克定说，等与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商量一下再说。后经黎、徐、段等同意，才穿龙袍入殓。龙袍是紫红色，上绣九条平金线金龙，龙眼上各嵌大珍珠一颗，龙头各部镶有小珍珠，龙麟处缀有珊瑚断片。”入殓时，袁世凯“身服十二章之祭服”，头戴天平冠，“足穿方头靴”，“几如大行皇帝”。

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总统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兴，由於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除了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又特派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砲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出殡当日，仿德国皇帝出丧，“将灵櫬置于炮车上，特由卫侍武官及卫士以人力推挽而行，并派段芝贵及李进才为保护灵车长官。”灵柩扛夫“系仿前清亲王制用八十人”，用红杠、红绳（按清制，皇帝棺柩用黄色，亲王用红色），举行祖奠礼、启奠礼、孝子服饰、殡前执事仪仗等礼，“大半袭中国古代帝王梓宫奉安之旧习”。时人评价，袁世凯出殡“典礼备极崇隆”，“仪仗之矞皇，装潢之华丽”，不论是“未成君之皇帝”，还是“已解职之总统”，“其资格亦不过一平民而已”，“以平民而上拟帝、-{后}-大丧，以民国而摹效奉移大典”，如此不足“昭示来兹”，承办丧礼诸人本意“欲尊项城”，结果“反以重项城泉下之罪”。

袁世凯墓园的命名，袁克定原本欲取“袁陵”，但徐世昌以时局不安，不如取名“袁公林”，因二字谐音，且据《说文解字》，二字“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北洋政府根據其「葬吾洹上」的遺願，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趕赴河南安陽慎選堪輿，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續近兩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餘萬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銀元建成。

社会方面
1913年8月，北京《正宗爱国报》编辑丁寶臣作“时评”说：“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者。为个人可谋生计之处甚多，何必从军。”便被军政执法处逮捕，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加以杀害。1914年4月2日，袁公布《报纸条例》，警察机关可以用“妨害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致逮捕编辑、记者，判处徒刑。

1914年3月2日，袁公布《治安警察条例》，规定“严禁秘密结社”和“同盟罢工”等。5月20日又公布了《地方保卫团条例》，命令各县建立“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11月又先后公布恢复肉刑的《易笞条例》和《惩办盗匪法》。

文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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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主中原后，雖然實行剃髮易服政策和文字獄，但同時也尊崇儒學與孔子。袁逼宣统帝退位之后，延續清朝的尊孔，1912年9月20日，袁颁布《尊崇倫常文》，提倡国民尊崇儒家伦常，他在《通令國民尊崇倫常文》中说：

1913年6月22日，袁颁布《尊崇孔聖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

另外，春夏秋冬四節與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農曆新年的第一天“元旦”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批准以農曆正月初一为“春节”，例行放假；而元旦改為國曆一月一日，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

军事方面
1903年起，袁开始着手中國軍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軍教官，创办警、步、馬、砲、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舊軍改編警察，令中國軍警分離，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

對外軍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鮮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擊退日軍，瓦解了朝鮮親日派和日軍顛覆朝鮮政權的圖謀。之後，在袁任清朝駐朝鮮大臣期間，他盡一切可能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成為朝鮮王朝內最有權勢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外交事務和內政。義和團運動爆發后，在山東的袁世凱與兩廣的李鴻章、湖廣的張之洞，兩江的劉坤一，一起組織了東南自保運動，反對朝廷對於義和團的支持、也反對朝廷對外國的宣戰，並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鎮壓拳民，保護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雖然這一政策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具有反動性，但是也正是這一政策使得經濟昌盛的東南地區，避免了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社會混亂與外國武力的入侵。

经济方面
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

农业方面，袁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

财政金融方面，袁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

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

教育方面
（右）、管學大臣張百熙（左）合影]]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他与张之洞在1905年建议清廷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推广免费的新式學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袁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

政治方面
袁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积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袁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宫下，清朝皇帝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确立，他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選人考試，以考察行政能力與一般知識為主。并建立廉政機構，設置平議院，專門審理官員犯罪案。在法律建设上，袁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

禁毒禁赌
禁毒禁赌也是袁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袁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当选民国总统后，袁更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赌方面，袁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著作
《袁世凯全集》共36卷，2013-11河南大学出版社。内容有章奏、文告、律令、公牍、函电、诗文、题词以及著作。

轶闻
1876年夏，清末状元张謇与袁同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吴长庆命袁对张謇执弟子之礼，故袁每次写信给张謇都尊称“夫子大人”，面见时则称“季直师”（张謇字季直）。吴长庆病逝后，张謇和袁各奔东西。不过，等到袁成为民国大总统后，在给张謇的书信电报里，却改称张謇为“张老先生”或“季直先生”。袁决定恢复帝制后，准备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此时的称呼又从“先生”改为“季直兄”或“仁兄”，张謇则回信说：“夫子尊称不敢，先生之称不必，我兄之称不像。”不久，袁自封皇帝，“特聘”张謇为他的“嵩山四友”之一，还派“钦差”专送一幅《嵩謇山四友图》给张謇，但张謇却闭门拒收，并调侃说：“今昔犹是一人耳”，“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

刘体智在所著《异辞录》卷四《袁世凱論北洋三鎮統制》提到——

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于1934年出版的《政海轶闻》中，记载了一则袁行贿慈禧而得欢心的故事。慈禧垂帘听政时，袁充任北洋总督，极意结交阉宦，使侦慈禧意向以投其所好，因之宠眷逾固。其时值慈禧诞辰，疆吏搜珍选异，各出心裁。某日，慈禧巡视珍品，啧啧称赏，最后目注四睹，无语而出。宦者以告，袁猛醒曰：“得之矣。”他即搜集名画若干帧，盛饰以进。慈禧大悦：“蔚亭实获我心，吾正思此物，此物来矣。”袁所费最少，独邀青睐，其善窥上意，诚不可及也。

袁的六姨太太叶氏，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的照片掉在地上，袁世凯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便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连声说:“好！好！”于是派人去南京将叶氏接了回来。洞房花烛之时，叶氏才发现她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

民国作家侯毅著《洪宪旧闻》内有一篇《项城就任秘闻》，记述了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时的三件怪事。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举行就职典礼。此前数十天，天天晴丽，独就职之日垂雨浇注。那时染色工艺不佳，太和殿前所悬五色旗色彩尽褪，模糊斑点有如泪流。袁世凯乘八抬大轿，行至太和门时，忽然窜出一犬，惊扰队列，众卫士急拔剑刺毙，死犬肝肠涂地。就任礼毕，袁世凯乘驷车回府，未出午门，石道雨滑，一匹骖马倒地，遭断木刺死，袁世凯换乘他车而归。民间有谶纬家为其占字，说“袁”姓乃“吉头哀尾”，预言袁世凯不得善终。

1915年，洪憲議起，适值袁寿辰，群下欲取悅主上，盡招在京有名伶官入南海供奉，乃取《國賊孫文》一書，譜為《新安天會》，化孙文為猴、黄兴為豬、李烈鈞為狗，排演成於袁生日寿筵。艺人谭鑫培名盛一时，清末曾受内廷供为慈禧唱戏，故被选為《新安天會》主角。不料谭氏嚴拒，又找到著名老生演员孙菊仙，再遭嚴拒。九門提督江朝宗親率城廂駐兵，将二人挾持而行。演畢，人賜二百銀元。谭氏不辭而去，大笑出門，將二百銀元沿途撒落，至新華門，而二百元盡矣。

1916年袁帝制自为，改民国五年元旦为“洪宪”元年元旦，阎锡山令太原举行庆祝“洪宪登极”大会。大会结束时，台上“司仪”呼“洪宪万岁”，台下有一青年则喊“洪宪半岁”，会场上很多人响应了；接着“司仪”提高嗓门喊“洪宪万万岁”，台下多人便不约而同大喊“洪宪半半岁”。有趣的是，“洪宪”的存在时间，后来竟与此口号巧合，“洪宪登极”83天垮台，严格地说还不足半个半岁（3个月）。

曾任天津袁府总管的陶树德回忆，袁擅长笼络人心。某日，陈光远呈袁一报销单，为数一万八千元，袁阅后，即在“一”字上加了一竖，改成“十”字，变成了十万八千元。陈取款后，不敢收用，向袁请示，所余九万元作何开支。袁说：“嗨，你带着吧！买些地，买些股票。你也够辛苦了。”另有一例，热河都统姜桂题在北京设有大规模烟土庄，销售鸦片烟土。一日，姜谒袁说：“我来到了一点几烟土，要进东直门。到城里我怕步兵统领和警察总监要查抄没收，诮总统打个德律风叫他们放行。”姜所谓的“一点儿烟土”，是以大队骆驼载运，由大队步兵保护的驮运烟土行列。袁说：“大总统下令禁烟，我只能叫他们查抄没牧。”姜说：“那可不行，总统！那么着，我毅军（姜系毅军军长）就发不了饷。”袁说：“我不能保护你”，但忽然说：“你应该去找吴炳湘（警察总监）、江朝宗（步军统颁），以老朋友地位同他们商量商量。”姜领会其意，安心退出，即上车离去。

袁筹划帝制期间，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观者如堵，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多为落泪。

袁女袁静雪（叔禎）回忆，袁世凯有诸多怪癖。袁擤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袁就用衣袖一擦了事，所以衣服上有很多污渍。为了袁的仪容，姨太太们将毛巾沾湿，帮袁擦拭干净，袁自己是从不动手的。袁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袁爱吃参、茸等补品，常常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西药只吃苏打片之类帮助消化的药。此外，袁还雇用着两个奶妈，每天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袁喜欢缠足的女人，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几个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袁所喜爱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她有着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袁世凯的女儿静雪最早写这些文章时是在60年代，那时对袁世凯的态度是全面否定，所以该文章可能是她自保而作，真实性存疑。

評價
*唐德刚：「袁世凱不用說了，更是近代中國歷史轉型期中，第一號悲劇人物。兩千年帝王專制的政治傳統，決然不能轉變於旦夕之間。因此他縱想做個真正的民主大總統，不但他本人無此智慧條件，他所處的國家也沒有實行民治的社會基礎。他如要回頭搞帝王專制，甚或搞君主立憲，這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也已一去不返了。然這一形勢，百年之後的歷史家雖洞若觀火，百年前之當事人，則身在廬山中，當局者迷，不自知也。袁世凱和比他晚了四十年的毛澤東一樣，他的政治智慧多半離不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武昌起義導致袁氏東山再起時，袁的政治方略便發源於傳統模式。大體言之，蓋有三層階梯，那就是養寇、逼宮和攤牌。」

• 李敖：「……蔡元培追憶這個中華民國大總統的罪惡，可蓋棺論定三點，第一是「官僚」，「畏強仰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侈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第二是「學究」，「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第三是「方士」，「武廟宣誓，教院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

• 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称：“袁氏为人，有术而无学，重利害而轻是非。”

• 张之洞说：“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

• 严复评价袁说，袁的才具，只适合担任旧日帝制之下的督抚，“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

• 梁启超说：“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 顧維鈞稱其：「堅強有魄力，誰一見他也會覺得他是一個野心勃勃、堅決果斷、天生的領袖人物……和頑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當維新，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的思想，但對事物的看法則是舊派人物那一套，他是個實幹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領袖人物」，但是「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體優越。他的統治越來越趨向恢復帝制，保持舊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
• 《剑桥中华民国史》：「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虽然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
• 袁喜好打仗，殺人無數，人稱“民屠”。張之洞喜好建設，動輒用盡官府積蓄，被指為浪費銀兩，且又向當地門閥富豪募款，人称“财屠”。岑春煊則喜好彈劾官吏，人稱“官屠”，并戲称為「清末三屠」。

家族
袁世凯出自汝南袁氏。据《驻马店文史资料》第四辑载袁晓州著《海内外袁姓到汝南寻根谒祖概述》一文记述：“清末袁世凯在任山东巡抚时回项城葬母，路过汝南下轿步行到这里祭祖。”

另据《百家姓书库》记述：民国枭雄袁世凯家族宗谱以“汝南家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河南沈丘縣財主-{于}-鰲之女）
** 第一子 克定，娶吳大澂之女吳本嫻為妻。

• 第一妾 沈氏（蘇州人，未生育子女）
• 第二妾 李氏（朝鮮人，袁世凱盟交朝鮮大臣金允植親家李承五家人，第三妾金氏兩個陪嫁姑娘之一）

** 第一女 伯禎，嫁張人駿子張允亮。
** 第五子 克權，娶端方女兒為妻。
** 第七子 克齊，娶孫寶琦女兒為妻。
** 第十子 克堅，娶陸建章的女兒為妻。
** 第十二子 克度，娶富商羅雲章的女兒為妻。
** 第六女 籙禎，嫁孫寶琦兒子。

• 第三妾 金氏（朝鮮王族夫人之表姊妹，袁世凱盟交朝鮮大臣金允植家人，兩班出身）

** 第二子 克文，娶劉梅真為妻。
***孫袁家騮(1912-2003)，娶吳健雄(1912-1997)
** 第三子 克良，娶張百熙的女兒為妻。
** 第三女 叔禎，又名袁靜雪，嫁楊士驄(楊士琦弟）之子楊毓珣。
** 第八女 環禎（早亡）
** 第十女 思禎，嫁鄒文凱（北京憲兵司令）

• 第四妾 閔氏（又作吳氏，朝鮮人，袁世凱盟交朝鮮大臣金允植介紹，第三妾金氏兩個陪嫁姑娘之一）

** 第四子 克端，娶天津鹽商何仲璟之女何慎基為妻。
** 第二女 仲禎，嫁薛福成之孫，薛南溟之子薛觀瀾。
** 第四女 次禎（早亡）
** 第七女 復禎，嫁蔭昌子蔭鐵閣。

• 第五妾 楊氏（天津楊柳青人，小戶人家，精明能幹）

** 第六子 克桓，娶陳啟泰之女陳征為妻。
** 第八子 克軫，娶周馥之女周瑞珠為妻。
** 第九子 克玖，娶黎元洪次女黎紹芳為妻。
** 第十一子 克安，娶天津鹽商李士銘的女兒李寶慧為妻，妻早亡，再娶外交官張謙和唐寶璋之女張美生，即張蔭棠孫女和唐紹儀外孫女。
** 第五女 季禎，嫁陸寶忠之子。
** 第十五女 玲禎（早亡）

• 第六妾 葉蓁（南京人）

** 第十四子 克捷，娶北京女招待王氏為妻。
** 第十七子 克友，娶京劇演員於雲鵬的女兒為妻。
** 第九女 福禎
** 第十一女 奇禎
** 第十二女 瑞禎

• 第七妾 張氏（河南人，未生育子女）
• 第八妾 郭寶仙（蘇州人）

** 第十三子 克相，娶那桐的孫女张寿芳為妻，後又娶陳炳焜女兒陈思行為妻。
** 第十五子 克和，娶鹽商張調宸之女為妻。
** 第十四女 怙禎，嫁曹錕的長子曹士岳。

• 第九妾 劉氏（第五妾楊氏一個丫頭）

** 第十六子 克藩，早亡。
** 第十三女 儀禎，在季禎死後，續嫁陸寶忠之子。

袁世凯相关书籍

• 袁世凱 輯，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光緒二十四年排印本
• 袁世凱 輯，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
• 沈祖憲 輯，養壽園奏議輯要
• 淸 甘厚慈 輯，北洋公牘類纂，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 淸 甘厚慈 輯，北洋公牘類纂續編，宣統二年排印本
• 沈祖憲 吳闓生輯，容庵弟子记，1913年
• 淸 袁克文 撰并輯，洹上私乘，大东书局，1926年
• 劉成禺 撰，洪憲紀事詩本事簿註
• 陸純 輯，袁大總統書牘彙編，民國三年序排印本
• 國事新聞社 輯，北京兵變始末記，民國元年序排印本
• 黃毅 輯，袁氏盜國記，民國五年序排印本
• 白蕉 撰，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人文月刊社，1936年
• 梁啓超 撰，盾鼻集，民國五年序排印本
• 庾恩暘 撰，《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民國六年序排印本
• 闕名 撰，袁世凱全傳 袁世凱佚事，民國中排印本
• 洪憲公報 洪憲元年一月六日至三月二十四日（卽政府公報），政事堂印鑄局 發行
• 黃遠庸 撰，遠生遺著（卽黃遠生遺著），民國八年序排印本
• 張維翰 輯，民初文獻一束，鈔本
• 阮忠樞 等輯，居仁日覽，鈔本
• [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天津时闻报馆，宣统二年（1910年）
• [日]佐藤铁治郎 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书为上一书之新版）
• 金陵中立騃汉撰，袁世凯之新出现：六集，光明书社，上海，1911年
• [日]关矢越山（关矢充郎），怪杰袁世凯，实业之日本社，大正二年（1913年）五月
• [日]内藤顺太郎 著，范石渠 译，袁世凯，文汇图书局，1914年
• [日]内藤顺太郎 著，张振秋 译，袁世凯正传，广益书局，1914年
• 亚苏，救亡 袁世凯叛国自帝之真相，亚强社，1915年
• 袁世凯全传，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
• 野史氏辑，袁世凯轶事，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
• 野史氏辑，袁世凯轶事续录，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
• 云南政报发行所，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云南政报发行所，1916年
• 民心社 辑，最新袁世凯，泰东图书局，1916年
• 袁世凯撰，襟霞阁主编，袁世凯家书，上海：共和书局，1925年
• 平如衡，袁世凯家书 （第七版），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
•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袁世凯奏折专辑，台北：廣文，1970年
• Lo Hui-min (ed.)(1976)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1: 1895-19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 Hui-min (ed.)(1978) The correspondence of G.E. Morrison 2: 1912-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澳]骆惠敏编，陈霞飞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
• 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 佚名撰，中日交涉纪事本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
• 袁世凯家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
• 天津市档案馆辑，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 陈瑞芳 王会娟编辑，北洋军阀史料 袁世凯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 袁世凯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委会辑，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
• 文斐，我所知道的袁世凯，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 袁静雪，袁克齐著，袁世凯秘辛，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 骆宝善 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 1-36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 单富良 (Patrick Fuliang Shan)， «袁世凯评传» （Yuan Shikai: A Reappraisal）， 卑诗大学出版社 (UBC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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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