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編纂委員會，為日本時代由臺灣總督府主導的臺灣史編修事業單位，完成多部臺灣重要史料著作編纂，並且與今日臺灣圖書館館藏有其脈絡關係。

編纂事業
源起
1922年4月1日，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以訓令第101號頒布「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規程」，成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編纂委員會」），由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擔任委員長兼庶務部長，持地六三郎擔任史料編纂部長及編纂委員，田原禎次郎、尾崎秀真任編纂委員，法水了禪、小川尚義任翻譯官。

依上文提及的規程，委員會成立目的為「調查、編纂臺灣總督府史料」，又於將正式展開之際，1922年7月在總督府機關誌《臺灣時報》文章〈卷頭言：今が史料編纂の時期〉說明：「故為克明其因果之關係，確保史實之精確，自要其人、時日與費用，今日勢必以官府之事業為之。是故，今日吾人在臺灣總督府設置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欲向世界提示新臺灣的同時，除贊賞其本質精神垂示我後昆，洵為其機宜外，也冀望委員諸氏克全其職責，完全此光榮之事業。」，清楚表明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確保史實、釐清因果關係，因編纂史料之事業所費資源龐大，因此由官府設置「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由該編纂委員會執行修纂事業，編纂史書《新臺灣史》，向世界宣告臺灣總督府統治下的新臺灣，頌揚日本在臺的統治給世界及後代。同年7月24日編纂委員會開會時，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明確指示蒐集史料的五個方向，並寄望達到下列兩個效果：

編纂《新臺灣史》事業中止
編纂《新臺灣史》的目標遠大，而在修纂人數、時間卻都嚴重不足的狀況下，編纂委員會自然走向中止活動的方向。

編纂委員會內雖有大量總督府高官擔任委員、評議員或編纂顧問等職務，但實際上，僅常任委員兼任編纂部長的持地六三郎、編纂委員田原禎次郎、編纂委員尾崎秀真，僅這三人是主要執行者，其中，編纂部長持地更是身在東京「擔任監修」。人力短缺的問題很早就顯現，編纂計畫開始不久，總督府就邀請伊能嘉矩擔任編輯顧問，委託撰寫《清朝統治下の臺灣》，並要求總督府各局、部都來分擔撰寫《新臺灣史》的各篇章，但隔年（1923年）編纂委員會就遭遇重創：委員田原禎次郎、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相繼去世；總督田健治郎9月卸任總督，離開臺灣。至1924年，9月新任編纂委員會委員長兼庶務部長賀來佐賀太郎辭職，嚴重影響委員會的人事變動，同年9月30日伊能嘉矩去世，委員會中的評議員鄭拱辰、李春生也在這兩年相繼去世。儘管總督府又聘請木村增太郎、隈本繁吉、村上直次郎來填補人力空缺，但木村、隈本基本是官僚，對修史的貢獻有限，而1924年總督伊澤多喜男又配合日本內閣政策刪減行政人事，導致總督府編制大減，修志事業基本陷入停頓。

時間上，修史計畫僅規劃三年的時間，推測是為了趕上統治臺灣三十周年（1925年）的「文化政治」政策其一成果，在人手與時間都無法完成《新臺灣史》的狀況下，編纂計畫宣告中止。最終，《新臺灣史》僅持地六三郎撰寫了其中50多頁，田原禎次郎一筆未寫，雖《新臺灣史》進度幾乎可說是沒有，但大規模蒐集資料後，編纂委員會還是有留下一定成果：

與臺灣圖書館的關係
臺灣圖書館的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從1914年成立之初就特別以蒐集臺灣相關資料為主要收藏方向。由隈本繁吉為第一任館長，先是移接東洋協會臺灣支部臺灣文庫中的日文圖書，又接收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之日、西文圖書，又自行購買圖書後，1915年確定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基本收藏。後續持續擴充館藏，除了接收官方出版品及各種統計數據資料，另特別留意臺灣文獻及華南方志之典藏，派人至中國各地蒐羅同時，也聘人抄寫這些圖書資料。

此時期擴充資料的方向與編纂委員會蒐羅方向一致，為重點蒐集即將消失的臺灣相關史料，範圍包括原住民遺跡、原住民資料、在日本與中國的臺灣相關史料、清代刊本與抄本等，因此吳密察推論，此編纂事業基本引導了1922至1932年間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臺灣史蒐藏的核心方向，也進而影響現在臺灣圖書館之館藏。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