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奥地利帝国革命

1848年奥地利帝国革命（德语：Revolution von 1848/1849 im Kaisertum Österreich；英语：Revolutions of 1848 in the Austrian Empire）是1848年3月至1849年11月間，在奥地利帝国各地發生的一系列革命，其中的大部分活動均具有民族主義特徵：在維也納治下的帝國內，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洛文尼亞人、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魯塞尼亞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威尼托人和塞爾維亞人，都有意在革命事業裡獲取自治或獨立，或制壓其他民族主義。除了當時的民族主義，同時存在對帝國長久以來的保守主义做出抵抗的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潮流。

革命前奧地利施行的聯邦制，既已包含容許各邦及各等級成員代表持有「獨立自主」的權力，並與地方自治乃至分離主義有一定密切相聯，並未有相當中央集權化。

另一面奧地利當局為了增強政體的道統性，當時也有所推行德國化，而其結果也就是令到德意志人萌發出一種傾向於國族統一、進而意味著脫離奧地利帝國的理念。如此這般的民族主義願景是在德意志地區同一時間的運動裡所達成，其之後是發展為德意志统一。非德意志族裔也有受到相應理念連帶影響，激進化起相關的民族運動。

面對運動內各社羣派系競相不合的時候，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依賴旗下軍隊的忠誠度保證其重振權威。革命時期短暫踐行議政使命的新維也納國會於1848年7月22日開始運作，在11月22日移至摩拉維亞市鎮克羅梅日什繼續履職，於1849年3月7日被奧地利帝國軍隊強行驅散。但皇帝鞏固統治之後，是重新對公民自由和權利進行壓制，而奧地利正式確立鄉鎮自治制度是直到1862年3月5日頒下《帝國鄉鎮法》之時。而在1848年革命後，奧地利也通過「謹慎的權力配置」以及國家權力的「分散化」以「自上而下」方式繼續施行聯邦體系，即將政體（主權）權力由皇帝和帝國中央，逐漸轉移至作為自治單位的邦（州）。

社會和政治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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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部分地區，債務人和債權人間在農業生產以及土地使用權方面有諸多爭端，是導致衝突偶爾暴力激化。在1848年以前的歐洲，圍繞組織化宗教也普遍存在衝突，其當時緊張情勢起自天主教內以及各不同信仰成員間。這些衝突也常常混雜著政治實體間的衝突。包括著武裝部隊和徵收稅賦事務的政治實體間衝突，相對對革命者們來說，是最為重要的內容。1848年臨近之前，帝國持續在鎮壓多次革命，以維持當局持久奉行由保守派大臣梅特涅主推的歐洲協調政策，但這些革命局面令帝國近乎破產而一直是兵員短缺。時委員會草案也導致士兵和平民間的爭吵。所有這一切矛盾，還進一步激怒那些對所背負封建義務持以怨恨的農民們。

儘管言論及結社自由被收緊，當時於學生階層，以及受約瑟夫二世學校（Josephine Schools，加利西亞/利沃夫猶太人入讀）或德意志大學教育的羣體內，是有一種自由德意志文化在蓬勃發展。受啟發的這些人是有出版討論教育和語言課題的小冊子及報紙；基礎性自由化改革的需要當時也作為一項前提。這些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並接受了強迫勞動是沒有效率的，認為帝國應改採用有薪勞工制度——問題是如何施行這類改革。

在當時維也納，較著名的自由主義俱樂部包括有法政讀書會（1842年成立）和協和協會（1840年成立）。這些社團，和下奧地利制造商協會（1840年成立）一樣，如同當時在城內咖啡馆、沙龍乃至表演台去批評梅特涅政府的文化，為其中的組成部分——但在1848年之前，這些地方所表達訴求，唯獨於共和，並未擴延向憲政或集會自由。他們當時僅主張放鬆審查、宗教自由、經濟自由，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更稱職的行政管治體系。他們同時是反對人民主權和普選。

當時更為左翼的則是較激進及貧困的知識階層，是以在1840年代的奧地利，教育機會是遠超出可供予受教育者的就職機會。。伴隨著疫病在歐洲的迅速蔓延，當時貧困人口的主要卡路里來源斷供並出現食品價格飆升。 1846年在奧地利加利西亞的波蘭貴族們發動了起義，而奧地利塔爾努夫當局反過來支持加利西亞農民們暴動，許諾他們一旦協助鎮壓貴族便可結束負有的封建義務，還懸賞鼓勵農民們對貴族進行開，而將起事鎮壓下去。在到2月底時，在巴黎也出現示威浪潮，路易-菲利普一世因此退位，助推到整個大陸繼續有類似反叛活動興起。

奧地利轄境的革命
早期勝況至緊張情勢
2月巴黎取得勝利的消息傳開後，在整個歐洲包括维也纳也接連爆發起義活動。而在奧地利帝國的革命，最開頭時是一場由維也納領袖和亞歷山大·巴赫所發起的自由派請願活動。下奥地利領地的自由派成員於1848年3月3日在維也納集議，務求舉行一個可產生「更愛國兼有啟蒙思想性的代議機構」的大選，並以該機構建言君主實行政治改革；同日在佩斯的科蘇特·拉約什呼籲對整個帝國進行徹底改革，此舉進一步激化起在維也納的革命，而後者反過來也助推匈牙利和帝國其他地區的革命，這些革命也同時聲援到德意志的革命，之後直到11月，奧地利帝國經歷了數個短命的自由主義政府，名義上斐迪南所任免的都是自由派人選，歷任五位首席大臣：科洛弗拉特伯爵（3月17日至4月4日）、（4月4日至5月3日）、（5月3日至7月8日 )、（7月8日至7月18日）和（7月19日至11月20日）。羣眾性政治組織及公眾參與政府架構也變得普遍起來。而當時任免的諸自由派大臣都未能構建起中央管治權威，在奧地利當時所轄多地各自均有不同運動及戰局等發展。

「人民之春」後的社會及政局緊張
參與運動的黨派取得勝利，被視為一個較低階層配以更強烈憤怒和精力去再發展回舊有衝突的機會。其中在維也納，就發生了數次抗稅及謀殺徵稅官未遂，而當時針對士兵們、包括對從米兰撤退的拉德茨基部隊的襲擊都很普遍。在此期間維也納大主教被迫逃離，在格拉茨的耶穌會修道院也毀於此難之中。

當時民族主義的訴求及其矛盾，是隨著新的國族政府開始施政和進行統一（舉措），而轉明顯化。撒丁王國君主撒丁島的查爾斯·阿爾貝托，於3月23日在奧地利主掌下意大利的北部省份發動起一場民族主義戰爭，而這後來是引起整個半島注目。而當時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面前有一問題，即奧地利是否（往後）應被納入德意志的統一政體內，這個難題也在當時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上引起分歧。在當時維也納的自由派大臣們，是願意允許在哈布斯堡部分領土上舉行德意志國民議會選舉，但開初是未選定具體參與的領土範圍——匈牙利和加利西亞是被確定可排除在德意志框架外；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在時波希米亞議會內有主導地位）時理所當然地認為舊王室領土也是屬於統一德意志政體之一部分，而波希米亚和摩拉維亞大多數人口事實上都是使用捷克语——斯拉夫语之一種。當時的捷克民族主義者視捷克語為最優先，進而是呼吁抵制在當時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近鄰奥地利西里西亚（也有部分地區通行捷克語）舉行的法蘭克福議會大選。德意志與捷克雙方的民族主義者在布拉格內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到了4月至5月期間時是急速升級。

奧地利總督抵制波蘭運動並助推加利西亞-魯塞尼亞重構
繼1846年運動後的波蘭人，是再一次於是次革命浪潮裡集結起來，參與到奧地利轄內及鄰近各地的運動當中（典型如約瑟夫·貝姆、等參與奧地利及匈牙利革命）——而奧地利轄內加利西亞的波蘭人對於1846年慘劇仍歷歷在目，因而最初呼應維也納革命時是極為謹慎，僅限於為大省自治進行請願。

奧地利加利西亞當局藉著拉攏一些身為希臘天主教神職人員的烏克蘭領袖，扶植魯塞尼亞意識以抵消波蘭方面的革命運動，令加利西亞的運動出現分裂跡象，當地忠於希臘禮天主教的烏克蘭農民們和波蘭貴族間是加大了（身份意識）利益分歧。施塔登總督在5月初的時候就鼓動一些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聖職者在聖喬治主教座堂集議組建出魯塞尼亞最高委員會——該受奧地利總督背後支持成立的政團目標，是促进囊括東加利西亞、外喀尔巴阡和布科维纳的烏克蘭族羣領土統一於一省之內。

同時5月時候維也納所掀起的革命浪潮蔓延到意大利和匈牙利，也重新鼓舞到加利西亞的波蘭人再次集結，組成兩萬人的國民警衛軍祈望可以引領全波蘭的解放。僅在和米兰的城鎮才具有廣泛支持革命的基礎，由此組成的是被帝國方面軍圍困直到1849年8月28日。

新政府大選，制憲紛擾及運動分裂
在保守性國體被推翻掉後，新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代而重臨，多種民族主義主張也登上政治舞台。除開維也納和布拉格所發生過的街頭事態，產生制憲會議的大選是在6至7月間舉行的——這個基於新議會所迅速舉行具有廣泛選舉權利的大選，是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由於新選民們對他們的新政治權利是天真和困惑的，保守派和溫和自由派的代表們勝出佔據席位。那些支持最廣泛的選舉權利的激進分子，因為並不屬於在地有影響力者和富裕者，而在他們所倡導的選舉制裡落敗。複雜的大選結果是導致了類似於巴黎「六月天」起義的對抗局面：而早於五月時候的革命進程已有一定程度令運動內部產生裂痕，部分自由派貴族和知識階層是既已滿足於憲制秩序當刻轉變，而和運動中較激進的學生和工人羣體產生對立。

1848年夏的時候，中產階級和工人羣體間的對立狀況也有所加深，而市道經濟也未見起色，失業和通貨膨脹狀況有所惡化，中小企業處於破產邊緣，而這一切也令到之後的勞工運動也趨於激進化，其訴求包括提高薪酬待遇、引入社會保障和減少工時。

在如此背景下所產生的制憲議會當時還肩負著一項不可能完成的治理任務，即兼顧轄區內人民需求和決策轄區實際情況。當時新誕生的奧地利制憲會議，是分為捷克派、德意志派和波蘭派，每個派系內部都有左右政治光譜。而在議會之外，新政府也不斷收到來自各方施壓，有如請願書和報章報導，又如公眾示威還有政治俱樂部方面，同時在議會內部也經常發生充斥暴力表達的辯論情形。

正式於7月22日開始議程，得以早於1849年3月之前初步討論廢除農奴制，有關法案於1848年9月1日敲定，是將農民們由對領主依賴和領主管轄權內所解放出來，而政府也會和農民分攤一半原體制下其所負擔的徭役金 , 地役权和徭役義務的贖償費用——帝國皇帝是正式於9月7日簽署該廢止法案。還有另一項議題是關於國會和皇帝之間的關係問題；議員們當時最終是決定如果要認受君主制，是需要可約束其的法律。當時建制改革後是依據保留君主制，容許哈布斯堡當局任免匈牙利國王。當時第一屆新大選產生的國會代表有七成以上都是貴族。

到1848年中期時匈牙利意識到其正處於通往內戰的途中，政府諸大臣意圖以出兵意大利北部協助奧地利軍隊作交換、謀求哈布斯堡支持其對抗耶拉契奇政府。另一邊廂匈牙利也有意和耶拉契奇達成和解，不過對方堅持任何對話必須是以重建哈布斯堡中央管治權威作前提條件。到8月末的時候維也納政府是正式命令佩斯匈牙利政府終止自組匈牙利軍隊的計劃，而耶拉契奇隨即在未宣告之下針對匈牙利直接採取軍事行動。

1848年5月1日～3日在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齐是舉行了奧地利帝國內，在會期間塞族人是宣佈建立起自治的哈布斯堡王冠領地。由此引發匈牙利和塞爾維亞人之間的戰爭，先致諸如於1848年7月14日在斯爾博布蘭所爆發的衝突，此戰事發生時是菲利普·貝希托德（Fülöp Berchtold）男爵率領下的匈牙利軍隊開始第一次對該市鎮施行圍城戰，由於塞爾維亞一方的頑強防禦，匈牙利軍最終撤退。隨著之後衝突鋪開三個戰線（在巴納特和巴奇卡對戰羅馬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以及在特蘭西瓦尼亞對抗羅馬尼亞人），位處佩斯的匈牙利激進派視之為一個獲取利益的機會（活躍起來），如此背景下到9月時候議會為避免事態爆發為暴力對抗，而向激進派讓步。據學者羅傑·普萊斯分析認為，當時德意志-奧地利所主導的帝國官僚機構，是認為匈牙利改革派要求更多的自治權力是超出帝國可負擔的範圍——最後也是阿爾弗雷德親王以及耶拉契奇領兵鎮壓了是次起事，才令王室得以返回維也納。

阿爾弗雷德親王同時為重建帝國權威也做得更多，斐迪南一世是據其建議而將哈布斯堡政府的領導權力授予施瓦岑贝格親王，而施瓦岑貝格也促成了皇帝於1848年12月將君權傳予弗朗茨（斐迪南的十八歲侄子），表面上還曾顯示願與運動喚起的社會力量進行合作——不過施瓦岑貝格親王在哈布斯堡權威鞏固後就轉變姿態，最後在1849年3月7日是派兵強行驅散維也納國會，令議會所起草的準備重組帝國聯邦體制的流產，代之重拾帝國中央權威，並更堅定地維護管治秩序。。

擔當「歐洲憲兵」的俄國
沙皇尼古拉一世在鎮壓波蘭十一月起義後，繼續和普魯士、奧地利維持著共同防範地緣秩序被衝擊的聯盟關係。當1848年首先發生二月革命時，俄羅斯便斷絕了與法國的外交，並在帝國西部邊境調集了300,000～400,000兵力進行戒備。其也擔憂鄰近的革命運動會對治下的波蘭人做出示範作用。當到了1849年1月，駐紮特蘭西瓦尼亞的匈牙利部隊經約瑟夫·貝姆授權湧入布科維納時，是引起鄰近俄羅斯西部波蘭地區的沙俄軍官注意，此變化也令尼古拉一世疑心加重。就此沙皇便授權駐波蘭總督兼陸軍元帥伊萬·帕斯克維奇, 「一旦奧地利官方有所要求，全權（代表帝國）過境支援對抗叛亂者的戰事」。而事實上在未獲奧地利中央政府正式邀約、而獲地方上的普赫納將軍（General Puchner）邀求對抗馬扎爾人，一支6,000人的俄羅斯部隊就曾突進到特蘭西瓦尼亞。結果這支部隊是和羅馬尼亞以及奧地利帝國的部隊一道，被貝姆部隊所擊退，在春季就退了回去。

尼古拉一世於1849年5月時，再正式答應了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的請求，同意以「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神聖斗爭」的名義派出軍事增援，協助鎮壓匈牙利的革命運動。國際社會因為擔憂俄軍激增可能危及中歐局勢，進而未有對匈牙利革命給予實質支持：

為德意志邦聯成員，雖關注奧地利-德意志問題、但最終未接納1849年憲法；與匈牙利完全敵對，其保守派政府也一方面畏懼俄軍干預後果，另一方面更有提出派遣軍隊參與俄方入侵匈牙利，意圖為自己取得局勢控制權。
：並不樂見奧地利-德意志一統化；對於匈牙利革命，法國總統路易-拿破崙（拿破崙三世）無暇挑戰俄軍，重心在於對戰羅馬共和國。巴黎政府冷漠對待求援。
：外相坦普爾支持革命及民族自決，但未有提供實際支持，同時堅持認為匈牙利依法律固然屬於奧地利帝國。
：對於匈牙利革命表示同情，僅在外交上予以認可，未有提供支援。

備註
參考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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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ili, Johann. Hungary 1848: The Winter Campaign. Edited and translated Christopher Pringle. Warwick, UK: Helion & Company Lt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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