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舒尔金

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俄国政治人物、政论家，曾任第、、届帝国杜马代表，在俄國二月革命期间见证了尼古拉二世签署。作为白卫运动的组织者和理论奠基人之一，他是坚定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与保守派君主主义者。

早年
舒尔金出身于沃伦省的世袭贵族家庭。

关于舒尔金的早年岁月，世人知之甚少。1878年1月13日，舒尔金生于基辅。父亲是历史学教授、君主主义者和一份君主主义报纸的编辑。父亲去世时男孩尚不满周岁，母亲亦因肺结核撒手人寰，彼时瓦西里未及五岁。幼小的他由继父——经济学家抚养成人。这位《》报主编（接替了瓦西里生父在该报的职位）、后来的帝国议会成员，与继子建立了温暖如挚友般的情谊。正如舒尔金日后所忆述，其政治观念与世界观的形成深受继父熏陶，直至继父辞世前，他对国内所有政治事件的审视，始终“透过继父的眼睛”。舒尔金的教父则是圣弗拉基米尔大学教授、后任的尼古拉·冯·本格。

1895年，舒尔金从毕业，学业成绩颇为平庸：毕业证书上十一门课程中有六门仅得“三分”——其中包括俄语、历史、拉丁语。同年，他进入圣弗拉基米尔帝国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1900年大学毕业后，受当时技术专业热潮的影响，他又进入基辅理工学院机械系就读，但仅一年便辍学离校。舒尔金对革命思想的抵触情绪早在大学期间便已形成，彼时他便对经常发生的学生抗议表示厌恶。其政治立场亦在此期定型。成年后的舒利金曾这样追忆那段岁月：“我是在大学最后一年成为反犹主义者的。也正是在那一天，出于同样的缘由，我变成了‘右派’、‘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白卫分子’——简言之，便是今日之我……”

舒尔金学识渊博，通晓数门外语，能演奏吉他、钢琴与小提琴。弹奏吉他与拉小提琴的爱好一直伴随他到生命最后岁月，如今他的小提琴陈列于圣欧蒂米奥救世主修道院内的展柜中。四十岁时，他成为素食主义者。舒尔金与继父共同经营谷物贸易。他们拥有数座磨坊，其中包括“一座巨型辊式磨坊”，不仅加工自家小麦，也为周边农民碾磨谷物，销往粮食市场的已非原粮，而是深加工产品——面粉。与此同时，舒尔金还致力于创作小说《亚诺什·沃罗涅茨基公爵历险记》，并参与地方自治事务——他被任命为“消防保险事务督学”。他还担任了太平绅士及奥斯特罗赫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05年。是年九月，他应征入伍（另说自愿参战）投身日俄战争，但未及抵达前线战事已然终结；不过他仍于1905年九月至十二月间在基辅第十四工兵营担任少尉军官。十月诏书颁布后，基辅爆发动乱，舒尔金率领麾下士兵参与平息。继父将舒尔金引入自己主办的报社担任记者，在1905年革命事件的影响下，舒尔金开始在该报发表文章（自1913年九月起，舒尔金成为该报主编他才思泉涌——在流亡前的岁月里，每隔两三天甚至每日都有他的文章见诸报端。

随着时间的推移，舒尔金的立场从右翼阵营（第二届杜马）逐渐转向更为温和的立场，逐步接近以十月党人（第三届杜马）为代表的中间派，进而接近立宪民主党人（第四届杜马）。历史学家德·伊·巴布科夫认为，舒尔金这种立场的转变，首先源于他使俄国赢得战争胜利的绝对意愿，因此，他虽然仍保持右翼和君主主义者的身份，却准备与那些提出“坚持到最终胜利的战争”口号的势力结盟。据巴布科夫分析，舒尔金认为，无论是右翼势力还是沙皇政府，都无法带领国家走向胜利。

舒尔金对杜马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回忆童年时曾“憎恶议会”。对于自己违背本意、偶然当选的第二届杜马，他起初也抱有类似情绪：“一个人讲完，换另一个讲，最后所有人一起挥舞着拳头嚷叫，嚷完了便散去喝啤酒——这种‘斗争’算哪门子事儿？我简直厌烦到恶心。”但到了第三届杜马期间，他逐渐“沉浸”于议会工作。1915年，已是第四届杜马议员的他在致姐姐L·V·莫吉廖夫斯卡娅的信中写道：“切莫以为我们无所作为。帝国杜马正竭尽全力；请全力支持她——生机尽在于此。”而至1917年四月，当革命使俄国彻底失去代议机构时，舒尔金感叹：“一个没有人民代表的俄罗斯……任何一个狂热分子也不敢设想。”

舒尔金极富辩才。在杜马发言时，他语调平和、言辞谦恭，始终保持着冷静与讥诮，对反对者的攻击予以巧妙回击，因此获得“眼镜蛇”的绰号。苏联政论家大卫·扎斯拉夫斯基这样描述杜马反对派对待舒尔金的态度：“他们恨他甚于恨普里什克维奇，甚于恨、和其他杜马中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及惹事者。”而舒尔金本人后来回忆自己在杜马的演讲时说道：他认为此举“不合法”，称之为“重大的国家失误”。1915年8月26日，他退出杜马民族主义党团，与共同组建“进步民族主义小组”，并担任党团副主席；但由于博布林斯基频繁外出，舒尔金实际上领导着这个小组。他与众多杜马议员（从极右翼到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共同参与创建了“”，视之为“社会中保守派与自由派”的联合，并进入其领导层，由此与米哈伊尔·罗将柯、帕维尔·米留可夫等昔日政敌——自由派人士接近。尽管站到了专制制度敌人的一边，他仍真诚地自视为君主主义者，似乎忘记了自己对1905—1907年革命的结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自由派的改革只会刺激革命分子，促使他们采取积极行动”。1916年11月16日，舒尔金的演说广为人知，它仿佛是两天前立宪民主党领袖帕维尔·米留可夫讲话的某种延续。在这篇演说中，舒尔金对政府能否带领俄国取得胜利表示怀疑，因此呼吁“与这个政权斗争，直到它下台为止”。在1917年2月28日杜马最后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舒尔金称沙皇反对一切“国家急需如空气之物”。

舒尔金认为参与或者默许反犹主义的公开流行对政府来说是有害的。此外，舒尔金虽然是一个生于基辅的乌克兰利沃夫贵族，但他没有乌克兰民族认同，一直以小俄罗斯人自居，并且仇视乌克兰民族主义。并认为应该用小俄罗斯来称呼乌克兰，如果必须单独使用乌克兰来称呼，则必须打引号。
1917年俄国革命
3月11—13日彼得格勒事件
从舒尔金的回忆录来看，他并非以欣喜之情迎接二月革命。流亡期间追忆那段岁月时，他写道：

舒尔金所谓“革命让人想端起机枪”的言论，日后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名言。

对彼得格勒革命街头的抵触情绪，在1965年纪录片《》中那段稍晚拍摄的描述里也有所流露。据这位出镜讲述历史的舒尔金所述，起义的彼得格勒民众呈现为“一片杂乱无章的乌合之众，灰扑扑的大兵群和黑压压的劳工状人群”。然而历史学家认为，舒尔金当时是将彼得格勒连日事变视为较之不得人心且无力继续战争的政权的“较小恶害”，而将他对革命人群如此决绝的负面描述，归因于舒尔金在后续事变中形成的评价。

在普斯科夫，古契科夫向尼古拉二世陈述了彼得格勒的局势，指出骚乱有蔓延至前线部队的危险。能够挽救时局的唯一举措，是沙皇为襁褓中的皇储让位，由米哈伊尔大公摄政并组建新政府。唯有如此，才能拯救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和君主制原则。听取古契科夫发言后，沙皇宣布他已决定为自己和儿子同时退位。杜马代表们呈上随身携带的退位诏书草案。然而，皇帝表示自己另有文本，并在该文本上签署生效。

舒尔金与古契科夫的外表（他们穿着便服觐见沙皇，四天未曾沐浴剃须，而舒尔金自述其“面容宛如刚从焚毁监狱释放的苦役犯”）激怒了宫廷侍从，由此在舒尔金与极端君主派之间埋下了延续多年的仇怨。当古契科夫和舒尔金步出尼古拉二世的车厢时，一名皇室侍从走近舒尔金说道：“听好了，舒尔金，将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但这身‘便服’，我们绝不会忘记……”布拉索娃大公夫人在记述中写道，舒尔金“故意不刮脸……并且……在觐见沙皇时穿上最脏的便服……为的是更尖锐地表达他对皇帝的羞辱”。

次日，即3月16日，舒尔金返回彼得格勒，见证了的过程：据其在《日子》一书中回忆，他和在场大多数人一样劝说米哈伊尔不要接受最高权力（只有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坚持认为米哈伊尔应当即位），并指出彼得格勒并无任何力量可供米哈伊尔倚靠。随后，舒尔金与弗拉基米尔·纳博可夫、男爵共同起草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退位诏书文本。
1917年春，于彼得格勒
、尼古拉·鲁兹斯基将军、瓦西里·舒尔金、亚历山大·古契科夫、、尼古拉二世。国家历史博物馆藏。]]
舒尔金虽拒绝加入临时政府，却在1917年整个春季至夏初留守彼得格勒，竭尽全力支持这个他期望其强大的政府，并坚决不承认另一个自发形成的权力中心——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因为在他看来，苏维埃的活动旨在瓦解军队纪律、中止战争。他对自己亲身参与完成的革命逐渐感到失望——例如，在5月9日举行的历届国家杜马代表会议上，他宣称：“我们无法与这场革命划清界限，我们与之相连，我们与之焊接在一起，并对其负有道义责任。”他愈发坚信革命正误入歧途，现实的“革命成果”——那些臭名昭著的“自由”——已导致军队崩溃和双重政权，仅对布尔什维克和德国有利。因此，丧失这些自由的前景并未使他恐惧——舒尔金在这一时期写道：“暂且忘却政治自由吧。……当前，俄罗斯自身的存亡正面临威胁。”

舒尔金还参与了1917年夏初日益盛行的“”——7月6日，他与另外几位前国家杜马议员向最高总司令提交了一份申请，其中阐述了招募、装备和训练志愿者的计划：“我等签名者决定志愿加入作战部队，我们认为此举……或可用于吸引除我们之外的一定数量的志愿者。……恳请准许我们开展以下事项：1）开设志愿兵队伍招募登记……2）立即着手对已登记的志愿者进行训练。”
1917年夏，于基辅
舒尔金因临时政府即使在七月危机后仍无力结束双重政权，并对乌克兰分离主义采取纵容态度而深感失望，遂于7月19日离开彼得格勒前往基辅。彼时基辅正筹备市杜马选举，舒尔金着手组建并领导了“俄罗斯选民超党派联盟”。该联盟以维护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的紧密联系、坚持私有财产原则、继续与同盟国作战为竞选纲领。选举于8月5日举行，第三号候选人名单最终获得14%的选票，在市杜马中位居第三。舒尔金还发起了一场“反对强制乌克兰化南俄罗斯”的抗议活动。组织方式如下：向所有《基辅人》报订户随报附送一份印有呼吁书文本的传单。若同意传单内容，则请签名后寄回报社。此举共征集到约1.5万名基辅居民、部分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乃至部队单位的联署。

9月12日，舒尔基因被认定为“科尔尼洛夫分子”，

次日，据舒尔金称，一位以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外交职务为掩护的英国情报人员登门致谢。舒尔金由此获得了一条与莫斯科的联络渠道，英方人员为此留下两万卢布供其运作。或许正是外国情报人员的到访，促使舒尔金将其自1917年底便自发建立、名为“”的情报网络加以系统化并提升至全新水平。该组织致力于搜集并分析俄国境内“苏维埃区域”与“白军区域”的态势情报，后来成为志愿军的情报机构之一——“字母表”的定期报告需呈送南俄罗斯武装部队领导层。
1918年，于叶卡捷琳诺达尔
舒尔金的反乌克兰活动引起了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盖特曼当局的注意，他在基辅面临被捕的危险。1918年8月初，舒尔金在长子瓦西里科、海军中尉格里戈里·格奥尔吉耶维奇·马斯连尼科夫及秘书达里娅·瓦西里耶夫娜的陪同下，乘轮船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再从那里搭乘货运列车前往顿河地区。

舒尔金与阿列克谢耶夫、卢科姆斯基、德拉戈米罗夫等将军均有交往，并在民族问题上对他们施加影响。

自1918年8月起，身处志愿军中的舒尔金开始推动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民政管理事务。当年秋季，他与将军共同拟定了《章程》，以规范该机构运作。新机构的名称源自舒尔金曾参与的一战期间的记忆。

在舒尔金坚持下，敖德萨各学校以“地方志”课程取代了“乌克兰学”课程（旨在宣扬“健康的地方爱国主义”而非“外来的背叛行径”），并将乌克兰当局此前推行的强制性乌克兰语课改为选修性质的“小俄罗斯俗语”课。据舒尔金回忆，中学生往往不去上选修课，更愿意“踢球”。例如在敖德萨第二中学，只有舒尔金本人的两个儿子选修了“小俄罗斯俗语”课。

自1919年1月起，舒尔金主持特别会议下属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尽管在此职位上他并未展现多少作为。

在法国当局下令查封舒尔金的《俄罗斯》报（此举在敖德萨引发轩然大波，甚至招致舒尔金政敌的批评）并驱逐志愿军官方代表格里申-阿尔马佐夫将军和将军离开敖德萨后，舒尔金认为，自己作为邓尼金将军的代表继续留在敖德萨有失体面，遂于1919年3月31日——距法国人宣布撤军仅三天前——乘船离开敖德萨他在其中看到了适合管理现代社会的机制。法西斯主义中的纪律和民族主义元素尤其令他赞赏。1923年6月，舒尔金在给彼得·司徒卢威的信中写道：“在您的‘祖国与财产’口号之上，我愿再加上‘纪律’。若愿意，纪律既可理解为政体形式……也可理解为管理形式。关于后者，我日益倾向于意大利式做法……”。在舒尔金眼中，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并无本质区别：“斯托雷平主义、墨索里尼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少数统治’体系，即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基础之上”。据历史学家巴布科夫的观点，舒尔金曾一度成为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1927年，舒尔金参与了欧亚联盟和君主主义者联盟下属的“法西斯主义学派”的工作，并已确信无疑地宣称：“我是俄国法西斯主义者”。舒尔金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主旋律是：为了战胜“红色分子”，“白色分子”必须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并借鉴其战术。他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组织为例，指出这是能够战胜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典范。舒尔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推广法西斯主义思想，并提议像苏联共产党人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那样建立俄国的军事化团体。

舒尔金对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在侨民群体中引发了矛盾反应。一部分流亡者指责舒尔金（这个“黑色狂人”）企图在俄国复辟君主制，为此不惜走上“红色狂人”——共产党人的道路，在俄国建立镇压民主的军事化团体。但也有人支持他的理念（例如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对“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宣扬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在那个时期，舒尔金已然察觉到法西斯主义内部潜藏的危险：不同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者会谋求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来壮大本民族。他写道：“各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无法超越他们狭隘理解的自身国家利益。……法西斯主义……本身蕴含着某种威胁整个运动巨大危险的因素。换言之，法西斯主义倾向于在相互争斗中自我毁灭。”1925年，在为俄国法西斯主义政党制定纲领时，他提议：“切勿像德国人那样断言……‘祖国高于一切’。祖国高于人类所有其他概念，但上帝高于祖国。当你想‘以祖国的名义’无故侵犯邻国人民时，请记住，在上帝面前这是罪孽，当以上帝的名义放弃你的意图。……要‘如同爱自己一样’爱你的祖国，但不要将她奉若神明，……切勿沦为偶像崇拜者。”

此后，法西斯主义主题在舒尔金的《三个首都》和《我们不喜欢他们的什么》两书中得以延续，但后来的托拉斯行动不仅使舒尔金本人名誉扫地，也使其理念——包括“俄国法西斯主义”思想——蒙羞。的身份再次秘密造访苏联，旨在与所谓的反苏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并试图寻找失踪的儿子。舒尔金后来回忆道：

舒尔金自1925年12月23日至1926年2月6日期间在苏联境内。在此期间，他访问了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本想前往文尼察寻找儿子，但未能获准前往。“托拉斯”方面据说派人去过那里，但未能找到舒尔金的儿子（彼时他已去世）。舒尔金归来后对在俄国的所见所闻印象极为深刻——他以为布尔什维克政权随时会被推翻。“托拉斯”的组织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舒尔金认为，他终于有机会从事实际工作了——他准备将自己位于波兰境内、毗邻苏维埃俄国边境的庄园交由“托拉斯”支配，用作该组织特工（伪装的“走私者”）的中转基地，甚至试图在庄园里开办一家肥皂厂以掩人耳目。

在离开苏联前，舒尔金与“托拉斯”领导层会面时，对方建议他将对新经济政策的印象写成书。于是便诞生了《三个首都》一书。舒尔金毕竟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他在书中记述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尽管“出于保密考虑”，他的交往范围和到访地点受到限制，但他仍见识和听闻了相当多的情况。而且，他所获得的关于苏联民众情绪和苏联生活状况的信息，要么来自“托拉斯”成员，要么来自苏联报刊。因此，尽管书中不乏反苏反列宁的言论，但舒尔金笔下展现的，总体上仍是新经济政策繁荣时期新俄罗斯的正面图景。

为确保反苏地下组织不致“暴露”，决定将书稿寄往苏联进行“审校”，之后再在西方付印。这一流程得以执行：书稿在莫斯科过目后返回，未作重大改动（仅删除了描述越境技术细节的片段，甚至连关于列宁的尖锐批评都原封未动）。

舒尔金并不知道，为他“审稿”的其实是格别乌，也不知道契卡人员策划让这本书成为宣扬“等待苏维埃俄国蜕变”理念的宣传品，最终目的是削弱白俄流亡者的活动积极性，并在其队伍中制造分裂（由于该书出版，弗兰格尔与他断绝了关系）。

书中声称：“俄罗斯并未死亡，她不仅活着，而且正在汲取力量”，如果新经济政策沿着“应有的方向”发展，它将摧毁布尔什维主义。作者还断言，希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境外俄国势力，必须与怀有同样目标的俄国国内力量协调行动。多年后，舒尔金这样评述当时的处境：“除了作者的署名，即‘瓦·舒尔金’之外，这本书下面还可以读到一行无形却无法磨灭的批注：‘准许付印。费·捷尔任斯基’。”该书于1927年1月面世，在俄国流亡者群体中引起了混乱。

“托拉斯”成员向舒尔金灌输道，除了出版书籍，他还应在拟于1927年4月召开的俄国流亡者大会上就其苏维埃俄国之行所见所闻作报告，以“使其（指大会）按预期方向发展”。舒尔金或许曾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但最终未能成行。不过，在大会开幕前几天，他与大会组织者之一、将致开幕词的彼得·司徒卢威进行了会面。这次谈话或许影响了后者的报告内容。

此次秘密之行及随后的出书，一度使舒尔金和“托拉斯”在侨民圈中的声望颇为高涨——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都明显对其青眼有加。然而就在这时，一件事彻底打乱了契卡的计划。1927年4月，“托拉斯”领导人之一从苏联逃往国外，随即供出了契卡的这次骗局。根据他的供述，于1927年5月发起了一场揭露行动，侨民圈由此得知：“托拉斯”组织是苏联特工部门建立的；舒尔金的此次苏联之行、全部行程及会面均处于格别乌的监控之下，他所接触的所有人都是特工人员。舒尔金的处境因以下事实而雪上加霜：尽管他通过亚历山大·库捷波夫早于侨民报刊报道之前就已得知契卡的这些行径，但库捷波夫禁止舒尔金采取任何先发制人的公开举措——显然，要么仍指望保守秘密，要么出于某些“被视为更为重要的利益”。舒尔金只得服从，在公众知晓“托拉斯”真相之前，未采取任何措施挽救自己的声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
舒尔金传记研究者指出，这一时期舒尔金的生活在其生平中属于“空白点”，研究者仅掌握舒尔金本人的回忆录及其被捕后审讯时的供词。根据已解密的舒尔金侦查卷宗，可知一部约写于1936年的名为《猎户座腰带》的著作，其中舒尔金论证了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俄罗斯必须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结盟——这三个国家如同星座中的恒星，构成猎户座中的“腰带”，而俄罗斯的解放应由德国通过其历史性的东进运动来实现。作为摆脱布尔什维主义的代价，俄罗斯将向德国割让部分边境领土供其殖民，但仍将保持国家独立，并保留乌克兰。据舒尔金称，他撰写此作是为了呈递给纳粹德国某位领导人，并已将其内容告知亚历山大·古契科夫、伊万·索洛涅维奇和伊万·伊里因；伊里因批评该作品，认为舒尔金向德国人许诺的太少，因此德国人不会同意进行谈判。

在此时期，舒尔金并非唯一寄望于德国的人——许多俄国侨民（如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季娜依达·吉皮乌斯、伊万·伊里因、、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德国法西斯性质政党的上台，解释为对共产国际理念的回应，并将其与可能终结俄国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外国干涉联系起来；他们同时认为，希特勒不会是俄罗斯民族的敌人，他与共产主义政权斗争的目标与白卫运动是一致的。

舒尔金对德奥合并表示赞同，并在《德奥合并与我们》小册子中公开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历史学家布德尼茨基称这种立场是部分俄国流亡者的“典型”态度。在这篇短文中，舒尔金将德奥合并描述为德意志离散民族的重聚，称之为纳粹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的首次实际践行，并将其与相提并论——他认为后者是统一的俄罗斯民族的重聚。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舒尔金开始意识到民族社会主义对俄罗斯民族利益构成了威胁。1941年4月南斯拉夫沦陷后，据他本人所述，他拒绝与德国当局进行任何接触，视德国人为敌，但既不号召反抗，也不主张与纳粹德国结盟。舒尔金回忆道：“……整个战争期间，我没跟任何一个德国人说过一句话。”1944年夏，他在波兰从事公路建设的儿子德米特里给他寄来了前往某个中立国的证件，但舒尔金没有使用——因为在申请书末尾必须写上：“希特勒万岁！”，而舒尔金“出于原则”，无法这样做。

舒尔金在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服刑，与他同监的狱友包括、哲学家、公爵、生物学家、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国防军将领以及日本战俘。1953年3月5日夜，舒尔金做了一个梦：“一匹骏马倒下了，它后腿跪地，前蹄撑在鲜血浸染的土地上。”起初他将此梦与即将到来的亚历山大二世逝世纪念日联系起来，但很快便得知了约瑟夫·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舒尔金未作任何让步，影片旨在表明“白俄流亡领袖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斗争失败了，‘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事业取得了胜利”这一目标未能实现；该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影院仅放映了三天：尽管观众反响热烈，影片还是立即被停映。据克格勃将军菲利普·博布科夫（他代表该部门监督影片制作，并与整个创作团队密切沟通）评价：“舒尔金在银幕上表现得极为出色，而且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着自我。他没有迎合对手。他是一个顺应了环境但未被击垮、也未放弃信念的人。舒尔金的高龄既未影响他的思维活动，也未削弱他的气魄，更没有减少他的讽刺意味。他那位年轻的对手，被舒尔金尖刻而辛辣地嘲讽了一番，在他身边显得苍白无力。”1968年7月27日，舒尔金的妻子去世。安葬妻子后，他搬到弗拉基米尔附近的墓地旁居住，在新坟边守了四十天。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诺夫写道，据他所知，从1966年起直至去世，舒尔金一直在撰写一部题为《神秘主义》的日记体著作。

对神秘主义的痴迷，源于瓦西里·舒尔金对自己参与革命、实际上成为皇室悲剧同谋的感受日益加深。“我与沙皇和皇后的生命将紧紧相连，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尽管他们身处彼岸世界，而我仍在此岸苟活。这种联系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反而与日俱增。如今，在1966年，这种羁绊似乎已达到了顶点，”舒尔金写道。“前俄罗斯的每个人，只要想起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必定也会想起我舒尔金。反之亦然。如果有人与我相识，五十年前将退位诏书托付给我的那位君主的身影，必然会在他的脑海中浮现。”舒尔金认为，“无论是沙皇，还是斗胆请求他退位的臣民，都是那个时代无情而不可抗拒的境遇的牺牲品”，他写道：“是的，我接受退位诏书，是为了防止沙皇像保罗一世、彼得三世、亚历山大二世那样被杀害……但尼古拉二世终究还是被杀害了！正因为如此，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没能拯救沙皇、皇后、他们的子女和亲属。没能！我仿佛被裹进一卷带刺的铁丝网中，每一次触碰都令我鲜血淋漓。”因此，舒尔金遗言道：“必须为我们祈祷，为我们这些罪孽深重、软弱无力、意志消沉、无可救药的糊涂虫祈祷。我们被困在这个世纪悲剧性矛盾交织的蛛网之中，这一点或许不能为我们开脱，但或可减轻我们的罪责。”……

1973年1月，“口述历史”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之一用录音带记录了与舒尔金的四次谈话，总时长610分钟，舒尔金在其中讲述了自己在流亡期间的生活。这些录音的文字稿部分由研究者D·B·斯波罗夫于2007年发表在《侨民：新材料》文集中。
逝世
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于1976年2月15日，在这一天，因心绞痛发作在弗拉基米尔逝世，享年九十九岁。据最后几年与他同住并照料老人的柳德米拉·马里宁娜回忆：“……他一直感觉良好，但一月份得了流感……2月15日夜里，他感到胸痛，服用了治疗心绞痛的药片，随后早上七点半去睡觉，他通常夜里坐着，白天睡觉，我就去了商店……等我回来时，他已经躺着，去世了……”

在弗拉基米尔监狱旁的墓地教堂举行了葬礼祷告仪式，他曾在此监狱度过十二载。他被安葬于弗拉基米尔的。出席葬礼的有十到十二人，其中包括、伊利亚·格拉祖诺夫。葬礼过程中，有克格勃人员从一辆“嘎斯”车里监视。他被安葬在妻子身旁。两座坟墓均保存至今。墓上立着一个简洁的黑色十字架，安放在不大的基座上，上面镌刻着姓名与生卒年份。因此被判三个月监禁，但凭借杜马代表的身份得以豁免。尽管舒尔金本人并不掩饰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观点，但他对“犹太人问题”、“乌克兰问题”和“俄国问题”的态度却充满矛盾，并且在他生命的不同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

尽管舒尔金自称反犹主义者，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或许是其世界观中最矛盾的一点。舒尔金区分了三种反犹主义类型：1）生物学的，即种族式的；2）政治性的，或者如他所说，文化性的；3）宗教性的，即神秘主义的。舒尔金从未是第一类反犹主义者，他秉持的是第二类“政治反犹主义”，认为“犹太人的过度影响”可能对帝国的原住民构成危险，因为后者可能丧失自身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舒尔金要求犹太人“自愿放弃……参与俄国的政治生活”。然而，据的证词，舒尔金在生命末期对犹太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原因在于他被关押在古拉格、欧洲犹太人的浩劫，以及与一位正统派立陶宛犹太人的友谊。舒尔金与列宁之间于1917年5月发生的那场间接辩论，在1965年执导的电影《历史的审判》中被演绎了出来。片中，舒尔金在与布尔什维克的争论中捍卫自己作为爱国者和主张继续对德作战的立场（而布尔什维克则坚持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他宣称：“我们宁愿做乞丐，但要在自己的国家里做乞丐。如果你们能为我们保住这个国家并拯救它，那就把我们剥光吧，我们不会为此哭泣。”对此，列宁（借苏联“历史学家”谢尔盖·斯维斯图诺夫之口）反驳道：“不要吓唬人，舒尔金先生！即便我们掌权，我们也不会‘剥光’你们，而是会给你们提供好衣服和好食物，条件是你们要干完全力所能及且习惯的工作！吓唬人的把戏只能对付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你们是‘吓不倒’我们的！”

这部电影中未收入列宁的另一段话：“试想一下，一个布尔什维克走到公民舒尔金跟前，准备把他剥光。他要是把这种指控指向部长，倒更有道理些。我们从未走得那么远。”苏联参考资料来源中刊载的关于舒尔金的信息往往有失客观。

美国历史学家称舒尔金为“杰出人物”，他在1977年出版的《南俄内战，1919—1920：白军的失败》一书中写道：

到了后苏联时代，舒尔金其人及其在历史事件（主要与两个事件相关——贝利斯案和尼古拉二世退位）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常受到批评，而且既有来自自由主义立场的，也有来自保守主义立场的。例如，从右翼君主主义立场评价舒尔金活动的研究者维克托·科贝林这样写道：“正派人都不屑于跟舒尔金握手。”曾去弗拉基米尔探望过舒尔金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他革命前所做的一系列反君主行为毫无悔意感到震惊，他离开这位“俄国命运攸关岁月的92岁见证人时，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苦涩。”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作家在其2004年出版的“反思小说”《瓦·维·舒尔金的悖论》的注释中，对他做出了如下不客气的评价：“他是狂热的君主主义者，却从尼古拉二世手中接过了退位诏书；他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却保护犹太人免受反犹骚乱和迫害；他是十足的亲俄派，却憎恨和鄙视自己的人民；他是‘白卫运动’的思想家，却对其进行批判；他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却未曾对他们拿起武器；他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却在被其摧垮后为其效劳。”他还将舒尔金的回忆录描述为“虚构”、“幻想”、“谎言”甚至“胡言乱语”。与此同时，作者并未为自己的论断提供任何证据，他那本关于舒尔金的书也包含大量事实性错误。历史学博士瓦尔福洛梅耶夫则指出，舒尔金因反对基于反犹主义的指控版本而遭到了当局的迫害。

舒尔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由于他对贝利斯的支持，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曾为他祈祷。

在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舒尔金的观点和人格引起了众口一词的批评。一些乌克兰历史学家称舒尔金不啻为“乌克兰人中的仇乌者”、“仇乌者”、“君主主义的仇乌者、好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领袖之一”、乌克兰国家体制的敌人等等。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称瓦西里·舒尔金为沙文主义者，而乌克兰政论家伊万·久巴则称其为“仇乌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经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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