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契亚语（Dacian language）是一种已灭绝语言，一般认为属于印欧语系，曾分布在喀尔巴阡山脉一带。在公元1世纪，它可能是达契亚和默西亚 (罗马行省)及周边地区的主要通行语言。达契亚语大约到7世纪时灭亡。
人们一般认为达契亚语属于印欧语系，但其具体地位有争议：

• 是色雷斯语方言，或相反，色雷斯语是达契亚语方言。如、。
• 是与色雷斯语关系密切的语言，都属于一个“色雷斯-达契亚语支”。
• 达契亚语、色雷斯语、波罗的语族（Duridanov还加上了佩拉斯吉语）自成一语族，如Schall （1974）、Duridanov （1976）、Radulescu （1987）、Mayer （1996）。
• 达契亚-默西亚 (罗马行省)语是阿尔巴尼亚语的前身，与色雷斯语关系紧密，且不同于伊利里亚语。Vladimir I. Georgiev（1977）支持此说。

达契亚语不同于拥有约200份铭文的弗里吉亚语，只有一份铭文可确证属于达契亚语。几种药用植物的达契亚语名称可能幸存在古文献中，包括迪奥斯科里德斯记录的约60种植物名称。还有约1150个人名和900个地名可能也是达契亚语来源。现代罗马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中可能有上百个词汇源自达契亚语等古巴尔干语言。运用比较语言学手段可以从地名中构拟出约100个达契亚语词汇，不过到1982年其中只有20–25个获得了广泛承认。

起源
学界一般认为，达契亚语属于印欧语系。而印欧语系又是从一个共同的原始印欧语分化开来的，这分化可能发生在高加索地区（坟塚假说）或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安纳托利亚假说）。两种理论都认为原始印欧语人群在不晚于2500BC时就抵达了喀尔巴阡山脉地区。事实上，有相当充足的论据可证达契亚语在公元前3千纪于喀尔巴阡地区演化出来，但其具体过程仍未有定论。

据其中一个假说，青铜时代原始色雷斯语人群是红铜时代土著人群与印欧化时代的入侵者相互融合的后代。铁器时代，原始色雷斯语人群演化为罗马尼亚的达契亚/北色雷斯人，以及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人。

据Georgiev，达契亚语从喀尔巴阡的部落传播到多瑙河以南，2000–1000 BC左右抵达巴尔干半岛中部，1000-300 BC进一步向南扩张（如特里巴利人）。据古地理学家斯特拉博，达契亚-默西亚人还向东进入小亚细亚并形成默西亚语。

资料
，藏于于泰库奇镇博物馆]]

达契亚语的许多特征都不明，这主要是因为达契亚语没有长文本出土，只有地名中零星的反映与部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的记录。迄今没有发现成文的达契亚语铭文，只发现了少量以希腊或拉丁字母写的人名。目前已知的材料有：

• 地名、水名、人名，含王名。KOΣON金币的刻字可能也是人名，可能是发行此种钱币的国王。金币。正面：政务官 (罗马)与刀斧手。刻字ΚΟΣΩΝ、（中左）交织字母BR或OΛB。背面：鹰持桂冠。可能由色雷斯或格塔国王（科提索？Koson？），或罗马高官（布鲁图？）委托，为纪念他人铸于希腊黑海殖民城市（奥里维亚？）。公元前1世纪末]]
• 希腊、罗马文献中约有50个达契亚语植物名称，词源只有一部分确凿。
• 罗马尼亚语约有400个来源不明的词汇。可能来自达契亚语的有：balaur“龙”、brânză“奶酪”、mal“河岸”、strugure“葡萄”等。但罗马尼亚语底层词汇作为研究达契亚语的资料来说价值并不高，因为它们也可能不来自达契亚语。这可见《罗马尼亚语解释性词典》（Dicționar Explicativ al Limbii Române/DEX），其中给出这些词的许多可能词源。

也有许多词可能就不是“底层词”，可能有别的对应的拉丁语词源。毕竟罗马尼亚语是拉丁语而不是达契亚语的后代，如melc“蜗牛”来自拉丁语limax/原始罗曼语*limace（参意大利语lumaca），经过m与l的音位变换。

可能有些来自达契亚-默西亚地区其他不知名古代语言：如伊朗语支斯基泰语，或突厥语系潘诺尼亚阿瓦尔语，保加尔语或库曼语，甚至还可能是某种未知前印欧语。后一种可能即“前印欧底层假说”，如伊比利亚语/巴斯克语在西班牙语中残留的词汇，如zorro“狐狸”，来自巴斯克语azeri而不是原始罗曼语*vulpe。数个罗马尼亚语词汇被假设是前印欧来源，如balaur、brad“枞树”。

罗马尼亚语约有160个与阿尔巴尼亚语同源的底层词。如罗马尼亚语brad/阿尔巴尼亚语bradh“枞树”。Duridanov构拟的达契亚语词是*skuia。

与保加利亚语词汇同源的罗马尼亚底层词可能来自色雷斯语，与达契亚语可能不是一种语言（下详）。

部分文献认为Balaur“龙”词源不明。据DEX，balaur的来源还可能是：前印欧语遗留；来自拉丁语belua或beluaria（“野兽”，参意大利语belva），或古希腊语pelorion“怪兽”；或阿尔巴尼亚语buljar“水蛇”的同源词。DEX认为这些词源除了阿尔巴尼亚的都缺乏根据，但也不如balaur来自达契亚词那样离谱。另一种可能是，balaur来自凯尔特语，参爱尔兰语神话巨人巴罗尔（a.k.a. Balar），他的口中能放出毒气，一只眼睛可以放出闪电，若被他的眼线射中，不论人、神，都将立即死亡。

底层词也用于对照、修订对应的构拟词，如达契亚语balas“白”（来自人名Balius），罗马尼亚语bălan“白发的”。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也无法断言罗马尼亚语该词是来自达契亚语还是来自其古斯拉夫语同源词belu。

地理范围
语区
]]
达契亚语可能一度是东南欧的主要语言之一，分布在多瑙河、北喀尔巴阡、德涅斯特河、巴尔干半岛及黑海海岸之间。历史学家们称，古代学者斯特拉博、卡西乌斯·狄奥、特洛古斯、阿庇安、老普林尼等的著作中都提到了盖塔人和达契亚人语言的相似性，当代史学常用“盖塔-达契亚人”指喀尔巴阡山、Haemus山脉、黑海、德涅斯特河、北喀尔巴阡和多瑙河中游间的民族。斯特拉波给出的信息更具体，称“达契亚人说的语言和盖塔人的一样”。希腊地理学家记录的信息可再据其他文学、语言学、考古学证据补充。相应地，盖托-达契亚人可能占据了西部和西北部从摩尔多瓦、多瑙河中游西南直至今日塞尔维亚、向南直至巴尔干山脉的地带。盖塔-达契亚人分布的东部边界可能是黑海海岸与德涅斯特河，可能一度远至西布格河，北界乌克兰西端及波兰南部的跨喀尔巴阡地带。
《地理学指南》（c. 140 AD）中世纪抄本的达契亚地图]]
后来，盖塔-达契亚地区的外围被其他民族影响，如西部的凯尔特人、西南方的伊利里亚人、东边的希腊人与斯基泰人、东北方的巴斯塔奈人。无论如何，据部分学者所言，多瑙河（西）、Haemus山脉（南）（S）、黑海（东）德涅斯特河（东北）及北喀尔巴阡的范围内，盖塔-达契亚的主导地位得到长期维持。据保加利亚语言学家Georgiev，达契亚-默西亚区域含达契亚（约为今日罗马尼亚、蒂萨河以东匈牙利）、默西亚和小斯基泰（今日多布罗加）。

年代
公元前1世纪
53 BC，凯撒称达契亚人的土地始自海西森林的东缘。这对应82-44 BC达契亚在布雷比斯塔治下扩张到极盛，西可至今日匈牙利的多瑙河中游河谷，东、北达今日斯洛伐克的喀尔巴阡山，南抵今日乌克兰西南部德涅斯特河下游河谷，西过黑海海岸至阿波罗尼亚。此时，达契亚人可能在斯洛伐克、乌克兰、罗马尼亚等地建立了许多山地要塞。据Shchukin （1989），Zemplin似乎是凯尔特人和达契亚人的边界，Patissus河及其上游似乎也是。据Parducz （1956）、Foltiny （1966），达契亚文化的考古发现沿蒂萨河两岸都有分布。据Mielczarek （1989），除斯洛伐克一部分可能并入布雷比斯塔治下的达契亚之外，盖塔-达契亚在东南波兰也有影响。波兰语言学家Milewski Tadeusz（1966、1969）认为波兰南部出现了北波兰罕见的地名，可能就与达契亚语或伊利里亚语有关。有人认为在出现这些地名的喀尔巴阡、塔特拉山脉地区曾分布着与现代阿尔巴尼亚人祖先有关的达契亚部落。

另外据Nicolet （1991），普林尼曾称维斯瓦河是达契亚的西界。据Mielczarek，公元前4世纪盖塔-达契亚人的分布北界在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且大致与今日摩尔多瓦国境线重合。

据Müllenhoff（1856）、Schütte （1917）、Urbańczyk （2001）、Matei-Popescu （2007），玛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作的注也提到，维斯瓦河是达契亚的西界Urbańczyk （1997）据阿格里帕的注提出质疑，阿格里帕的地图（12BC之前）中，维斯瓦河分隔了日耳曼尼亚和达契亚。该地图早已亡佚，内容也不明了。后来的罗马地理学家，如托勒密（AD90– c. AD168）和塔西佗（AD56–AD117）都认为维斯瓦河是日耳曼尼亚和萨玛提亚欧罗巴之间的界线。

1世纪
AD 20前后，斯特拉波《地理学》提到了达契亚人分布的地区。在此基础上，Lengyel&Radan （1980）、Hoddinott （1981）、Mountain （1998）认为盖塔-达契亚人在凯尔特波伊人兴起前、被达契亚击败后都分布在蒂萨河两岸达契亚人对多瑙河和蒂萨河河间地区的掌握似乎很脆弱。匈牙利考古学家Parducz （1856）认为蒂萨河以西的达契亚人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布雷比斯塔时代。据塔西佗（AD 56–117），达契亚人在东南部与日耳曼人接壤，而萨尔马特人在东部又与日耳曼人接壤。

伊阿居格人于1世纪开始定居在达契亚西部的多瑙河-蒂萨河平原上，参部分学者对老普林尼记载的解释：“多瑙河和赫西尼亚森林（黑森林）间的高地，直到卡农图姆的潘诺尼亚冬季驻地，以及那里的日耳曼边境的平原和平地，都被萨尔马特伊阿居格人占领，而被他们赶走的达契亚人则占据了远至Theiss河的山区和森林。”考古证据说明，当地的凯尔特-达契亚人群将其特征保留到了3世纪。据Mocsy，考古发现则可以定年于罗马征服后的公元2世纪，说明在那时部分Iazygian公墓瓶受强烈达契亚文化影响。M. Párducz （1956）、Z. Visy （1971）报告了Cris-Mures-蒂萨地区及多瑙河布达佩斯熔合区发现的达契亚风格集中。这些新发现的地图今天仍然有效，但它们已被更多的发现所补充，覆盖了更广泛的区域，特别是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河间地区。然而，这种解释已被20世纪末的考古学发现所推翻，萨尔马特人的定居点和墓葬遗址遍布蒂萨河两岸的匈牙利平原，例如匈牙利东南部的Gyoma和东北部的Nyiregyhaza。《巴灵顿地图集》显示，伊阿居格人占据了蒂萨河的两岸。（图20）

2世纪
105–106 AD罗马帝国征服达契亚的几十年后，托勒密《地理学指南》 给出了达契亚地区的精确边界。学者们一致认为托勒密所指的达契亚是蒂萨河、多瑙河、德涅斯特河上游和锡雷特河之间的地区。主流的历史学家接受了这种解释，如Avery（1972）、Berenger（1994）、Fol（1996）、Mountain（1998）、Waldman Mason（2006）等。托勒密还给出了今日波兰境内维斯瓦河上游盆地的达契亚地名：Susudava、Setidava（有手稿作Getidava。这可能是布雷比斯塔扩张的结果。据Schütte （1917）、Childe （1930），达契亚语向北扩张至维斯瓦河的进程一直持续到170–180AD，日耳曼哈斯庭吉人将一个达契亚群体从这个地区驱逐出来为止。Schütte （1952）将这个达契亚人群与具有特定达契亚语后缀“-dava”的城镇联系起来，即Setidava。也认为以前的达契亚人的存在随着哈斯庭吉人的到来而结束，他说哈斯庭吉人汪达尔人“”图控制以前属于自由达契亚人群体的土地，称为Costoboci”。喀尔巴阡山脉北坡的几个部落也被提到，一般认为是色雷斯达契亚人，即Arsietae（维斯图拉河上游）、Biessi/Biessoi、Piengitai。Schütte （1952）将达契亚部落Arsietae与Arsonion镇相联系。文献说明在维斯瓦河上游波罗的-斯拉夫地区有以达契亚语-dava“城镇”结尾的地名。Biessi人住在喀尔巴阡山脚下，在托勒密的地图上，它位于德涅斯特河和锡安河的上游，这是维斯图拉河的喀尔巴阡山右岸支流。Biessi （Biessoi）可能将他们的名字留在了Bieskides山，它向北与喀尔巴阡山相连（Schütte 1952）。托勒密（140）在维斯图拉河两岸只列出了日耳曼或巴尔托-斯拉夫部落名称，都没有达契亚人，（ref: II.10; III.7）《巴灵顿地图集·图十九》也如此。

马科曼尼战争（166–180）之后，罗马达契亚以外的达契亚人群开始迁徙，“来自罗马达契亚附近的1.2万名达契亚人被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送走”。他们的家园可能是上蒂萨行省，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地方。

罗马帝国统治早期（30 BC–AD 100）的达契亚语区
历史语言学概览
主流学者认为，达契亚语早在1000 BC之前就已经成为多瑙河以北达契亚的主要语言，而在500 BC之前，达契亚多瑙河以南的默西亚也成为主流语言。

c. 400 BC开始，凯尔特人群离开了他们在日耳曼南部/高卢东部的拉坦纳文化核心区，渗透并定居在欧洲东南部，一直分布到黑海和安纳托利亚。到c. 250 BC，今日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大部分地区、比萨拉比亚和默西亚，都受到凯尔特人的文化影响，并且可能在许多地区建立了政权。这一迁徙过程将凯尔特人的物质文化，特别是先进的冶金术，带到了伊利安和达契亚部落。在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平原、特兰西瓦尼亚、贝萨拉比亚和色雷斯东部，发生了特别密集的凯尔特人定居，拉泰纳型墓地的集中就是证明。据Batty，特兰西瓦尼亚中部似乎成了凯尔特人的飞地或统一王国。很可能在凯尔特人统治时期，达契亚语被凯尔特语特兰西瓦尼亚方言所取代。在多瑙河以南的默西亚，也有广泛的凯尔特化。一个例子是古代历史学家蒂托·李维记载的上默西亚Scordisci部落，不仅讲凯尔特语，其文化也显示出凯尔特人的特征。

到60 BC，凯尔特人在该地区的政治霸权似乎已经崩溃，整个地区的本土达契亚部落似乎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和政治独立。这一过程可能部分归功于盖塔王布雷比斯塔（ca 80 – 44 BC在位）的事业，他似乎在他的领导下凝聚了几个格蒂克和达契亚部落。很可能在这一时期，达契亚语在特兰西瓦尼亚重新获得了它以前的主导地位。

29–26 BC，默西亚被罗马人征服并吞并。随之而来的是密集的罗马化进程。多瑙河作为帝国的新边疆和罗马军队的主要河道补给线，很快就布满了堡垒和补给站，由数个罗马军团和许多罗马辅助军团驻守。出现了许多罗马退伍军人的定居地。征兵导致大量的非达契亚移民，如士兵、家属、工人和商人，从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特别是从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涌入默西亚。很可能在图拉真入侵达契亚时（101-106），默西亚达契亚语已基本被拉丁语取代。

征服达契亚后，多瑙河以北也出现了类似的罗马化进程，到200 AD，在罗马人长期占领的地区，拉丁语可能占主导地位。此外，在达契亚战争之前或期间，达契亚地区一些未被占领的地区似乎被萨尔马提亚部落所占领；例如东瓦拉几亚，68 AD被罗克索拉尼人占领。到200 AD左右，达契亚语的分布很可能限制在自由达契亚群体所占据的dava区，可能只相当于喀尔巴阡山东部。

奥勒良在位（270-275）期间，罗马人从他们统治的达契亚地区撤出了一部分行政及军事力量，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因而这个地区后来的语言状况是有争议的。传统的罗马尼亚历史学认为，拉丁语人口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形成今天罗马尼亚语居民的基础。但此说缺乏证据（例如，除了进口的罗马硬币/文物上的拉丁文铭文外，该地区没有任何275年后的拉丁文铭文）。可以肯定的是，到了300年，整个北多瑙河地区已经落入讲日耳曼人的统治下，这种霸权一直持续到500年左右：哥特人掌握了总体霸权，而在他们之下，还有泰法利人和格皮德人等较小的日耳曼部族。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该地区的语言在这一时期变成了日耳曼语。至少瓦拉几亚一块地方可能在600年之前已经开始讲斯拉夫语，因为当时的拜占庭编年史家经常将其称为Sklavinía（希腊语“斯拉夫人的土地”）由于完全缺乏文献资料，这一时期达契亚语的存续情况无法确定。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语言在600年之前就已经灭绝了。

达契亚与默西亚：以-dava结尾的地名
。但斯特拉波的观点在现代语言学家中存在争议：巴尔干山脉以南没有dava地名，只有一个例外（详见下文达契亚语#与古代语言的关系一节）。]]
罗马帝国时代开始时（30 BC），达契亚语可能在达契亚和默西亚地区占主导地位（可能包含一些凯尔特语、日耳曼语岛）。斯特拉波说，默西亚人、达契亚人、盖塔人都说同样的语言，这与托勒密《地理志》中证明的地名分布相一致，这些地名带有达契亚后缀-dava（“镇”或“堡”）。一般来说，这个名字表示一个部落中心或一个重要的定居点，通常还有防御工事。

许多城市名称是由一个基础词（常是部落名）加一个-dava、-daua、-deva、-deba、-daba、-dova（a**

PIE *é开音节中变为ye，闭音节中变为ya

长元音

PIE *ē>ā

双元音

PIE **oi>ai**

PIE *ei>i偶见，有的不变

PIE **wo>wa**

PIE **wy>vi**

PIE **ow>aw**

辅音

*dh>d

*gh>g

*bh>b

PIE *ḱ>ts

PIE *ǵ>dz

PIE kʷe/i>t̠ʃe/i，其他时候变为k，PIE复辅音kw同此。

PIE gʷ（h）e/i>d̠ʒe/i，其他时候变为g，PIE复辅音gw同此。

注释：在达契亚语的不同步演化过程中，k和g的腭化似乎发生在前元音之前，具体过程如下

• k>>，如：ker（s）na反映为Tierna（波伊廷格古地图）；Dierna（铭文、托勒密）；Tsierna于Tsiernen[sis]台，AD 157；Zernae（《百官志》）；Zernensis（乌尔比安）
• g>，如：Germisara反映为Γερμιζερα，变体有Ζερμιζίργα、Ζερμίζιργα

语言系属分类
达契亚语是一种印欧语系语言。Russu （1967, 1969, 1970）认为其音系，也就是其假定的色雷斯-达契亚语的音系，与原始印欧语音系比较接近。

一些语言学家将达契亚语归为咝音语言：如Russ、Rădulescu、Katičić&Križman等。在Crossland看来（1982），色雷斯语和达契亚语都具有主要的咝音特征之一，即*k、g>s、z。但其他特征的咝音变化在色雷斯语中值得怀疑，在达契亚语中也没有证据。在任何情况下，曾被认为是印欧语划分基准的腭－咝音之分，现已不再被主流学者认为是历史语言学中的重要内容。现在人们认识到，它只是印欧语众多同言线中的一种；语言可以同时表现出两种类型，而且在一种特定的语言中，这些类型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关于达契亚语在印欧语系统树中的地位有很多争议。根据一种过时的观点，达契亚语源自达契亚-色雷斯-弗里吉亚语族（或“古巴尔干语族”）。今日，弗里吉亚语不再被广泛认为是以这种方式与达契亚人和色雷斯人相联系。

相比之下，达契亚-色雷斯语族一说，有许多追随者，如Russu 1967、、Georg Solta 1980、Vraciu 1980、Crossland 1982、Rădulescu 1984、1987、Mihailov （2008）、Trask 2000等。达契亚-色雷斯语族一说最终是基于几位希腊-罗马学者的字句：尤其是罗马帝国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他认为达契亚人、盖塔人、默西亚人和色雷斯人都说一种语言。希罗多德说“盖塔人是色雷斯人中最勇敢和最公正的人”，这将盖塔人，也就是达契亚人与色雷斯人联系起来。一些学者还在卡西乌斯·狄奥、特洛古斯、阿庇安、老普林尼的作品中看到了色雷斯语和达契亚语间有密切联系的证据。

但自1960年代以来，达契亚-色雷斯语族理论受到了保加利亚语言学家Vladimir I. Georgiev及其追随者的挑战。Georgiev从语音、词汇和地名学的角度来看，色雷斯语、达契亚语和弗里吉亚语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各自是独立的印欧语分支，不存在诸如达契亚-色雷斯-弗里吉亚语族或达契亚-色雷斯语族之类分类单元。Georgiev认为，达契亚语和色雷斯语之间的距离大约与亚美尼亚语和波斯语之间的距离相同，这两种语言完全不同。在阐述达契亚语的语音时，Georgiev使用了《药物论》和伪阿普列乌斯手稿中确凿的达契亚语植物名称，使用这些学者提供的希腊语译文来确定其字面意思，进而确定其词源。以这种方式推出的达契亚语音系与色雷斯语音系非常不同：元音变化o>a再现，k声经历咝音语言特有音变。至于色雷斯语音系，Georgiev的原则是，现代语言中可理解的地名很可能译自古代地名。

Georgiev （1977）也认为现代阿尔巴尼亚语是达契亚语的后裔，特别是来自他所说的达契亚-默西亚语，即达契亚语默西亚方言，但这一观点未在学者中获得广泛接受，而且遭大多数阿尔巴尼亚语言学家拒绝，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语属于伊利里亚语族。Polomé接受阿尔巴尼亚语是伊利里亚语后裔的观点，但认为证据不确定。

与其他古代语言的关系
色雷斯语
一般认为达契亚语和色雷斯语都是印欧语系语言；它们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何则存在着广泛的分歧。

达契亚语是与色雷斯语略微不同的北部方言，或者色雷斯语是达契亚语的南部方言，发展相对较晚。语言学家用达契亚-色雷斯语或色雷斯-达契亚语来表示这种假定的达契亚和色雷斯共同语言。根据这种观点，这些方言间可能具有高度相互理解性。

达契亚语和色雷斯语是不同但相关的语言，都属于假设的印欧语达契亚-色雷斯语族。一种说法是，达契亚语与色雷斯语的分化可能发生在1500 BC之后。这种情况下，两种语言可能只拥有有限的相互理解性。

达契亚语和色雷斯语是相关的，构成了独立的印欧语语族。他们共享大量词汇，这些词是由于长期的地理接近而相互借用的。但两种语言间无法互通。

Georgiev （1977）、Duridanov （1985）认为，这两种语言的原印欧语的语音发展明显不同。

注释：星号表示构拟的原始印欧语音素。∅为空集符号，表示此音消失。

Georgiev、Duridanov认为，上述语音差异证明，达契亚语和色雷斯语（按Georgiev的说法还包括弗里吉亚语）不可能是印欧语同一分支的后代，必须各自构成独立的分支。然而，由于音变构拟的材料存在根本性缺陷，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受到了质疑。由于古代巴尔干语言从未发展出自己的字母，古代巴尔干音素（主要是地名和人名）只能通过其希腊语或拉丁语转写才能获知。希腊语和拉丁语没有专门的符号来表示诸如č、ġ、ž、š等音素，如果色雷斯语或达契亚语包含这样的音素，希腊语、拉丁语转写就无法准确表达。正因如此，对达契亚语、色雷斯语语音和演化有不同的假设，甚至相互矛盾。这可以从Georgiev和Duridanov上面提出的不同音变中看出，尽管他们都同意色雷斯语和达契亚语是不同的语言。此外，Georgiev提出的一些音变也受到争议，如原始印欧语T（清）>色雷斯语TA （清送气），M（浊）=T：有人认为在这两种语言中，原始印欧语MA（浊送气）变为M，T不变。Georgiev声称原始印欧语*o在色雷斯语中变为a，但Russu对此提出异议。

对Georgiev和Duridanov构拟的两种语言中含义相同的词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它们共享一些词，但还有许多词是不同的。然而，即使接受这种重建是有效的，每种语言中构拟出的词数也不足以确定它们是没有关系的。

据Georgiev （1977），达契亚地名和人名与色雷斯的地名和人名完全不同。然而，Tomaschek （1883）、Mateescu （1923）认为，达契亚和色雷斯地名和人名中存在一些共同词素，但Polomé认为，到1982年，现有研究已能证实Georgiev所说的色雷斯语和默西亚/达契亚语间存在明显的本体论分野。

Georgiev强调了达契亚/默西亚与色雷斯地名后缀间的显著差异：达契亚-默西亚地名一般带-dava后缀（变体：-daba、-deva等），意为“城镇”或“堡”。但色雷斯本土的地名，即巴尔干山脉以南的地名通常以-para或-pera结尾，意为“村庄”或“定居点”（参梵语pura=“镇”，后来派生出印地语城市后缀-pur'，如Udaipur=“Udai之城”）。Georgiev认为，这种地名上的分歧使得色雷斯语和达契亚语是同一种语言的说法不可信。然而，这一观点也受到了质疑：

Papazoglu （1978）、Tacheva （1997）反对这种依不同地名后缀划分不同语言的方式{sfn|Papazoglu|1978}}（尽管在一般历史语言学中，地名后缀的变化被认为是通行语言变化的潜在有力证据）。一个可能的反面证据是，在色雷斯的两个地区，-para不是标准的后缀：色雷斯东北部，地名通常以-bria（“镇”）结尾，而在色雷斯东南部，-diza/-dizos（“据点”）是最常见的结尾。按Georgiev的逻辑，这将表明这些地区说的不是色雷斯语。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例如，色雷斯东北部是凯尔特人密集定居的地区因此，凯尔特语可能保留到罗马帝国时代。另一方面，如果不同后缀仅仅是由于色雷斯语地区性方言的变化造成的，那么dava/para的划分也可能是如此。

Papazoglu （1978）、Fisher （2003）指出，色雷斯本土发现了Pulpudeva、Desudaba两个-dava地名，这与Georgiev的地名划分相违背。然而，据Georgiev（1977）的说法，在奈斯托斯河、乌斯库尔河形成的一条线以东，即色雷斯本土的传统西部边界，Pulpudeva是唯一已知的-dava型地名，Georgiev认为它在语言上没有意义，因为它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一个不相干晚期要塞（菲利波波利），它的-dava是默西亚语的影响。

奈斯托斯河-乌斯库尔河线以西，dava/para的分界线似乎被打破了，那里的Desudaba等-dava地名与-para地名混杂在一起。这并不一定能证伪Georgiev的论点，因为这个地区是罗马上默西亚行省和色雷斯行省间的交界地带，混合地名后缀可能也反映了人口的混合。

Georgiev的论文没有获得普遍接受：色雷斯-达契亚理论在语言学家中仍有大量支持者。Crossland（1982）认为，假定的原始色雷斯-达契亚语分化并不明显，不足以将南北两组方言列为独立的语言。据Georg Solta（1982），达科语和色雷斯语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Rădulescu （1984）承认达契亚-默西亚语有一定程度的方言性，但认为达契亚-默西亚语和色雷斯语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Renfrew（1990）认为，毫无疑问，色雷斯语与今日罗马尼亚被罗马人占领之前使用的达契亚语有关。然而，由于缺乏两种语言的证据，所有这些论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测。

Polomé （1982）认为，Georgiev和Duridanov提出的证据虽然很多，但仍不足以确定达契亚-默西亚语和色雷斯语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还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默西亚语
Moesi用在多瑙河边，位于色雷斯西北部。正如一些现代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古代作者推测地使用Moesi这个名字来指代Triballians以及Getic和Dacian社区。

伊利里亚语
据Rădulescu，伊利里亚语、达契亚语和色雷斯语可能是同一种语言的三种方言。但Georgiev（1966）认为伊利里亚语是一种与威尼托语和弗里吉亚语密切相关的语言，杂有某种达契亚-默西亚成分。{sfn|Poultney|1968}}威尼托语和弗里吉亚语是腭音语，可能促使Georgiev及其他古语言学家也将伊利里亚语归为腭音语，并与达契亚-默西亚语混合。Georgiev提出，阿尔巴尼亚语是一种咝音语言，从咝音的达契亚-默西亚语演化而来，与伊利里亚语无关。但由于缺乏证据，无法对这些古代语言进行任何确凿的腭/咝音分类。Renfrew认为，腭/咝音分类不能确定语言间的关系，因为一种语言可能同时包含腭音和咝音的特征，这些特征及它们之间的平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与现代语言的关系
罗马尼亚语
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达契亚-默西亚语构成了现代罗马尼亚语的主要底层，据Georgiev，现代罗马尼亚语是一种新拉丁语（罗曼语族），AD 300–600间从东巴尔干罗曼语支演化而来。达契亚-默西亚语对现代罗马尼亚语可能的残留影响仅限于少数的单词和一些语法特征。 据Georgiev （1981），罗马尼亚语中约有70个词与阿尔巴尼亚语有确切对应关系，但这些罗马尼亚语单词的语音形式非常特殊，不能解释为借自阿尔巴尼亚语。这些词在罗马尼亚语中属于达契亚语底层，而它们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的对应关系是由达契亚-默西亚语继承的。

和其他罗曼语的情况一样，有人认为罗马尼亚语是通过一系列内部语言变化，并在后罗马时代受达契亚语或北部色雷斯语的影响，从通俗拉丁语中衍生出来。这种影响便于解释罗马尼亚语-色雷斯语底层与法语-凯尔特语、西班牙语-巴斯克语、葡萄牙语-凯尔特语底层。罗马尼亚语没有主要的方言，这可能说明它起源于一闭塞山区，交通不便但内部交流方便。罗马尼亚语历史大抵都基于猜测，从300 AD罗马人撤出，到1300 AD左右蛮族入侵结束，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书面记录。

许多罗马尼亚学者对现代罗马尼亚语的达契亚语底层进行了研究，目前仍没有足够的确凿证据。已知的几个达契亚语单词（主要是植物名称）和从地名中构拟的达契亚语词在罗马尼亚语中都没有具体的对应词（与其他几种印欧语中的情况相反）。DEX没有提到任何达契亚语的词源，只提到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短语。一些学者认为其中大部分源自达契亚语，但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它们是。某些情况下，它们也可能是前印欧语（即真正的来自石器时代的喀尔巴阡本土语言），如果是明确的印欧语来源，也可能是萨尔玛提亚语来源–但这也没有证据。

有可能的是，一些达契亚语单词可能通过该地区主要语言的连续变化而在喀尔巴阡山民的语言中存活下来：达契亚语/凯尔特语（~AD 100），拉丁语/萨尔马提亚语（c. 100–300），日耳曼语（c. 300–500），斯拉夫语/突厥语（c. 500–1300），直至罗马尼亚语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语言。

共通罗马尼亚语的底层
东罗曼语支从原始罗曼语演化而来，又是由巴尔干地区的通俗拉丁语演变而来，这一地区尚未准确确定，但一般认为是以列切克线以北的地区。该地区讲拉丁语或通俗拉丁语的人群与本地古巴尔干语族语言人群间肯定有语言接触，但目前尚不知晓哪种古巴尔干语或哪几种语言构成了东罗曼语的底层。这些语言中的底层元素主要是词汇，许多语言学家认为，约有300个词是源于这个底层的。包括地名、河名，以及大部分词源未知的形式，东罗曼语的底层词数量可能超过500个。近年语言学研究增加了此种本土东罗曼语词的数量。除词汇外，东罗曼语音系、语法特征（参见巴尔干语言联盟）也可能奠基于古巴尔干语言。

年代较早的罗马尼亚语语源词典在许多情况下倾向于假定这些未知来源的词是借词，通常是来自斯拉夫语族或匈牙利语，但语源分析表明，许多时候借词的方向是从罗马尼亚语借到邻近的语言。最近的DEX仍将许多词列为借词，尽管其他语言学家的工作可能表明，其中一些词实际上来自当地印欧语。虽然许多罗马尼亚词的底层地位没有太大争议，它们作为达契亚词的地位是有争议的，有些争议还比其他争议更大，毕竟达契亚语没有充分的现存书面记录，大多数情况下很难验证某个罗马尼亚语词是否真的来自达契亚语。而许多罗马尼亚语底层词都有阿尔巴尼亚语同源词，如果这些词实际上来自达契亚语，就表明达契亚语可能与阿尔巴尼亚语处于同一分支。

罗马尼亚语以外的语言中也有一些罗马尼亚底层词，它们是通过罗马尼亚语（弗拉赫人）方言借入的。例如vatră（家；炉灶），见于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等，不过意思有所变化。另一个例子是Bryndza，是一种产自奥地利东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的奶酪，来自罗马尼亚语表示“奶酪”的词brânză。

罗马尼亚语被部分学者称作“达契亚-罗马尼亚语”，因为它源于晚期拉丁语，叠加在达契亚语底层上，并在AD 106-275间在罗马达契亚殖民地发展起来。现代罗马尼亚语可能包含160–170个达契亚语来源词汇。作为比较，据Bulei，现代法语约有180个凯尔特语来源词汇。法语底层的凯尔特语是确定的，因为凯尔特人的语言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而罗马尼亚语的达契亚语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推测才能得来的。

还有人认为，达契亚语可能构成了共通罗马尼亚语的底层，而它是从以列切克线以北的巴尔干地区所讲的通俗拉丁语演化来的，以列切克线大致划分了拉丁语、希腊语的影响范围。巴尔干罗曼语、达契亚罗马尼亚语、阿罗马尼亚语、梅格伦诺罗马尼亚语、伊斯特罗罗马尼亚语中，约有300个来自达契亚语的词，许多都反映咝音音变。达契亚语是否构成共通罗马尼亚语的底层是有争议的，但这一理论并不仅依赖于达契亚的罗马化，因为达契亚语在默西亚、达尔达尼亚北部也有使用。默西亚被罗马人征服比达契亚早一个多世纪，它的拉丁化也得到了基督教文献的证实。

，是一条穿过古代巴尔干半岛的假想线，它划分到4世纪拉丁语（北）和希腊语（南）的影响范围。此线对于确定巴尔干地区的罗马化区域非常重要]]

罗马尼亚语的达契亚/色雷斯底层常与罗马尼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间共享的词汇有关，这些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反映了共通的语言背景。艾里克·P·汉普、PB.P.Hasdeu、I.I.Russu等语言学家认为罗马尼亚语是一种完全罗马化的达契亚-默西亚语，而阿尔巴尼亚语则是部分罗马化的达契亚-默西亚语。然而，据Van Antwerp Fine，达契亚语和伊利里亚语可能比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的更加相似。

阿尔巴尼亚语
Russu断言，阿尔巴尼亚语和罗马尼亚语共享的前罗马词汇源自色雷斯-达契亚语。他认为，阿尔巴尼亚人是Carpi人的后代，而后者是自由达契亚人的一个部落。Georgiev拒绝了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认同论，称阿尔巴尼亚人起源于现代罗马尼亚或塞尔维亚，他们的语言在4-6世纪发展起来，恰好是当时出现了共通罗马尼亚语。Georgiev进一步假设，从两种语言的语音来讲，达契亚-默西亚语正是现代阿尔巴尼亚语的祖先。根据阿尔巴尼亚语和罗马尼亚语间某些明显的词汇、语法亲缘关系，他还认为原始阿尔巴尼亚语使用者是从达尔达尼亚迁徙到今日阿尔巴尼亚语区的。然而，这一理论遭大多数阿尔巴尼亚语言学家拒绝，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语是古伊利里亚语的直系后裔。Polomé总体上支持这一观点，但认为证据还不充分。其他语言学家认为，阿尔巴尼亚语是居住在罗多彼山脉的色雷斯部落Bessi的直接后裔。

许多学者笼统地认为，包括达契亚语在内的色雷斯-伊利里亚语语族以阿尔巴尼亚语的形式存在。

波罗的语族
有重要证据表明，达契亚语和现代波罗的语族语言间至少有过长期接触，也可能有发生学联系。保加利亚语言学家Ivan Duridanov在他第一份出版物中便称色雷斯语、达契亚语与波罗的海语言有发生学联系下一篇文章中，他做了如下分类：“色雷斯语和波罗的海语（波罗的-斯拉夫语族）、达契亚语、佩拉斯吉语关系密切，形成一语族。它与其他印欧语的关系更疏远，尤其是与希腊语族、意大利语族和凯尔特语族，它们与色雷斯语只有个别语音相似；吐火罗语族、赫梯语族也很远。”

杜里达诺夫构拟的达契亚词的同源词主要出现在波罗的语族中，其次是阿尔巴尼亚语，而几乎没有色雷斯语。平行对应使语言学家能用比较语言学手段破译几个达契亚和色雷斯地名的含义。在Duridanov考虑过的74个达契亚地名中，共有62个有波罗的语同源词，Duridanov将其中大部分都评为“确凿”。Polomé认为，这些相似之处不太可能是巧合。Duridanov的解释是，原始达契亚语和原始色雷斯语使用者与原始波罗的语使用者也许在3000–2000 BC间在地理上长期接近。许多学者，如俄罗斯Topоrov指出，达契亚、色雷斯许多地名与波罗的语族语区–立陶宛、拉脱维亚、东普鲁士（分布过已灭绝但有充足证据的波罗的语——古普鲁士语，中世纪时被德语取代）的地名有许多相似之处。

罗马尼亚语言学家Mircea M. Radulescu编写了一份有相当多平行对应词的水名、人名列表，将达契亚-默西亚语和色雷斯语划为“南波罗的语支”，并提议也对伊利安语进行这种分类。德国语言学家Schall也将达契亚语归为南波罗的语支。和喀尔巴阡山脉两侧，北部的达契亚城镇塞蒂达瓦就是证明。目前还不清楚达契亚语何时灭绝，也不清楚它是否有活着的后代。罗马人对达契亚部分地区的第一次征服并没有消灭这种语言，因为达契亚部落可能直到6、7世纪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东北部地区继续说达契亚语。根据一种假设，达契亚语的一个分支作为阿尔巴尼亚语继续存在（Hasdeu，1901）。另一种假设（Marius A.）认为阿尔巴尼亚语是300 BC前从达契亚语中分离出来的达契亚-默西亚语方言，达契亚语本身已经灭绝。然而，主流学术界认为阿尔巴尼亚语是伊利里亚语的后裔，不是达契亚语的后裔。这样，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的同源词要么是阿尔巴尼亚语获得的达契亚-默西亚语借词，要么（更可能）是罗马尼亚语获得的伊利里亚语借词。

300 BC之前分裂的论据是，继承的阿尔巴尼亚语词汇（如阿尔巴尼亚语motër“姐妹”阿尔巴尼亚语/o/，但阿尔巴尼亚语中所有拉丁语借词都是拉丁语/aː/>阿尔巴尼亚语a。这说明原始阿尔巴尼亚语/aː>o/早在罗马人抵达巴尔干半岛前就结束了。然而，与阿尔巴尼亚语共享的罗马尼亚语底层词则展现与阿尔巴尼亚语/o/对应的/a/，都来自早期的/aː/（mazăre / modhullo/尚未开始。这两种理论之间的相关性表明，假设的前罗马时代达契亚人（后被罗马化）和原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分化发生在罗马人抵达巴尔干地区之前。

灭绝
据Georgiev，达契亚-默西亚语在罗马帝国时代被拉丁语取代，成为两默西亚地区的日常用语，但在其他地区，如今日塞尔维亚南部和北马其顿北部的达尔达尼亚，达契亚-默西亚语尽管受到巴尔干东部拉丁语的严重影响，仍然占主导地位。色雷斯语也被拉丁语取代，在其南部地区被希腊语取代，在偏远地带一直存续到6世纪。色雷斯语在北部也被拉丁语取代，在南部则被希腊语取代，文献记载称其一直存续到500 AD。

另见

• 阿尔巴尼亚语
• 达契亚-色雷斯
• 梅格伦诺-罗马尼亚语
• 色雷斯语
• 古巴尔干语族
• 弗里吉亚语
• 斯基泰语言

注释
脚注
引文
参考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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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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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ly Culturpflanzen und Haustiere in ihrem Übergang aus Asien nach Griechenland und Italien sowie das übrige Europa: Historisch-linguistische Skizzen*. Berlin: Gebr. Borntraeger,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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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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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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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L：拉丁语铭文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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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http://web.fu-berlin.de/phin/phin43/p43t2.htm Evidence for an Italic substratum of Romanian, by Keith Andrew Mass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