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是為1940年1月22日中国抗日战争時期發生的叛逃加文書泄密事件。此事件源起汪精衛政府高級外交官——高宗武同陶希圣在對日談判過後，兩人認爲日方要求過於嚴苛，因而決定逃往英屬香港，實名于《大公报》刊信，聯名揭露汪精衛同日本帝國政府的秘密協議；其中包含《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中日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中日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文件及其附件，統稱“汪日密約”。虽尚处于草案阶段，然上述文件一經揭露亦轟動全國，並使當時重慶國府内部的一些和平主義者對日本徹底絕望，決心戰爭到底。
背景
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麿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再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周佛海为重启和谈，向蒋介石建议将与日本相熟的中国外交官高宗武由汉口送往香港，以收集日本情报，实则意在作为秘密谈判渠道。1938年初，高宗武经由蒋介石同意后，前往香港，以“宗记洋行”名义处理商务，暗中操纵国民党宣传部属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及旗下的日本问题研究所，代替蒋介石与日本联络并获取情报。此项活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供每月2000美元的经费。
6月，高宗武并不满足于单纯执行上司之任务，在没有得到蒋介石批准的情况下前往日本，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面对日方要求蒋介石下台的要求，高宗武提出可以以汪精卫为谈判对象。黄群，字溯初，因经商亏本隐居，是高宗武父亲的挚友。在日本期间，高宗武拜访黄群，以温州话密谈，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报告。
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兩人认为日方提出的條件苛刻。陶希圣致信汪精卫与周佛海，请求不再参加谈判，未获允。到了12月，高宗武当着陈公博、陶希圣的面，对汪精卫说：“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权，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这是我最后的忠告。”
1940年1月4日，经由杜月笙安排，两人登上美国轮船，秘密抵达香港。曾资生偷偷返回上海联络万墨林，设法带领剩余的陶家三兄妹一同逃离，于1月22日登上轮船。《大公报》香港版围绕日汪密约，连续发表社评，强烈抨击汪精卫。1月22日当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23日，《大公报》香港版发表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27日，刊登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
后续
香港《大公报》独家刊载汪日密約后，销量大增。22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密约内容在日本占领区以及国内外广泛传播，引发对汪精卫集团之声讨。汪精卫一派对此恨之入骨。当时，汪精卫等人刚乘坐轮船从上海抵达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会谈。得悉消息后，与影佐祯昭商讨对策。汪精卫本人颇为惊慌，陈璧君自称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参与谈判的人都很沮丧，其中周佛海尤其伤心。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消息曝光后，由汪精卫在上海的秘书陈春圃辟谣称高、陶二人未参加后续谈判，所涉及条款已经与事实不符合。1月24日下午，汪精卫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期间称去年11月左右，高、陶二人因形迹可疑不再参与重大谈判事项，并声称两人偷拍的是日本方面一部分人的提案，其所言皆是凭空捏造。战后的文件则证实，高、陶二人公布的文件确实是初步提案，但其内容并非虚构，实际的协议则更加广泛和详细。
事件之后，陶希圣在香港創立了国际通讯社，由重庆国民政府提供资金，收集信息以供重庆政要参考。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2月，陶希圣抵达重庆，经陈布雷和蒋介石安排，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经此事件，汉口《新快报》将黄誉为“抗日耆宿”。黄群去世时，蒋介石亲赠赙仪三十万，由杜月笙转交家属。蒋介石则安排高宗武到美国，并嘱托驻美大使胡适多加关照。高宗武自此隐居华盛顿，直至1994年去世。
書籍
*《"高陶事件" 始末》，陶恆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ISBN 978-721-603-742-6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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