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

“一二八”事变（）是大日本帝國在1932年1月28日在中華民國上海市發動之戰爭。進攻主力是上海派遣軍，守軍主力是由廣東調來的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

1931年7月，萬寶山事件後，大日本帝國朝鮮總督府開始壓迫朝鮮華僑。1931年7月13日，上海各界群眾召開反日援僑大會，揭開上海反日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上海商界抵制中日貿易，中華民國沿海和長江一帶日本的航運業遭受打擊，尤其「日清輪船公司」輪船全部停航。上海日本商人從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期間損失總額高達41,204,000日元。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進口總額29%來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決定由外務省向國民政府提出強硬之警告，至派艦問題，由外相與海相主持之」。

背景
滿洲國的成立轉移視線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在國際上引起反響。国际联盟理事會作出三次決議，要求日本撤軍，大多數會員國對中國表示理解。板垣從關東軍特務經費中提取20,000日元交給田中使用。

國聯決定組成調查團派往中國和日本作實地調查。川島芳子及其助手憲兵大尉重藤千春指使下，5名持極端民族主義及軍國主義觀點的日本日蓮宗僧侶（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後藤芳平、黑岩淺次郎、藤村國吉）于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一帶舉行巡遊宗教儀式，並沿途高叫反華口號，途經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時毛巾厂门前，遭被激怒的工廠工人群毆。田中深信「這樣一來，日華之間必然起衝突」。下午，日僑又開會，在北四川路一帶示威，搗毀商店。日本政府開會，「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機處置之」「如中國政府不解散各處抗日團體，及取締各處抗日運動，即將採用平時封鎖辦法，將海口及長江各埠封鎖。」1月23日，日艦陸續到滬，上海氣氛極為緊張。

政府交涉
1月23日，蔣介石談到對日方針時說：「作最大努力之抵抗。」蔣、汪精衛和孫科再次商討對日政策，「蔣、汪兩氏咸主先行安內，方可攘外」。當時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及十九路軍的蔣光鼐、蔡廷鍇主張應付日軍挑衅，而國民政府則主張忍讓，同時也開始對上海周邊非租借區發布戒嚴令，並構築防禦工事預防意外發生。

1月23日、24日，由日本吳軍港向上海派出的巡洋艦「大井號」和第十五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一特海軍陸戰隊457人和大批軍火抵達上海京滬防禦與軍政部署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全力守南京；何應欽留守南京，所有黨政軍留守機關人員歸何指揮}}，表示绝不屈服。此電發表後，影響甚大，「人心士氣，為之大振」。自该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开始迁往洛阳（年底才迁回），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

2月1日，日本軍艦砲轟南京；2月4日，國民政府召集各界領袖，在洛陽舉行國難會議，惟軍政負責人仍留南京，至12月政府正式遷還。

日军增援
1月31日，日本第三艦隊開抵上海，有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俞济时致電蔣要求將所部調上海增援。罷工堅持兩個多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撥款萬餘元支援上海工人抗日鬥爭。國民政府提出對一二八事變「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要在略作抵抗後，請美英等國出面調停，以對日妥協。

然而，當時以上海周邊作為主要基地的中華民國海軍在整場戰爭一槍未開，面對友軍要求增援完全無動於衷，因此在整場戰爭中沒有受到日軍攻擊也沒有損失。這種詭異的狀況遭輿論指責，而後監察院介入調查，是為海軍彈劾案。

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后，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被调到福建剿共，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最初取得一些胜果，占据部分的红军根据地。但后来与彭德怀的部队交战失利。蔡廷锴等将领鉴于中日戰爭步步紧逼，不愿再打内战，在前线与共产党展开和谈取得停火。而陈铭枢则联络桂系、广东的陈济棠等，商议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以大军镇压。由于闽变未取得其他势力支持，十九路军内亦有反对意见，在双方实力悬殊下终告失败。最后十九路军主力被中央军击破，部分则向中央军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军军官到广西投靠李宗仁重组，其余被收编之部队中级以上军官全被更换，十九路军番号亦被取消。

第五军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一二八事件解決後取消番號。

中共反应
反政府宣传和行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于1月31日即公开发表声明：“国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以血的屠杀镇压反日运动来献媚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即进行革命战争，要求革命群众“将缴到敌人的枪械分给工人义勇军纠察队！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号召“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不抵抗的长官，同武装民众团结一致，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

2月4日，红军在江西发动赣州战役，猛攻赣州城，使陈诚的第十八军被牵制，无法增援上海。事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

对日宣战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宣战。4月21日，该宣言被刊登在《红色中华》报。

十九路军闽变前夕与中共联合
1933年10月26日，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取得停火。1933年11月20日，闽变正式爆发。

战后
日軍證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於此次事件一貫將責任推給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十九路軍對日軍的敵意發動的陰謀。然而在東京審判時當時任少校職派駐日本陸軍駐上海武官輔佐的田中隆吉少將在法庭上對此事件作出證言：所謂的「慘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託其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校製造事端，實際執行則委託憲兵上校重藤憲史與田中之情婦川島芳子雇用殺手攻擊在上海的日蓮宗僧侶。日軍的任務就是在背後不斷的釋放假情報搧動日本僑民情緒製造混亂，並適時的發動攻擊引發此次事端。
紀念與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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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于1931年至1935年间于南京灵谷寺旧址建立国殇墓园，定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祭堂内61至67块石碑上刻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将士名单；在公墓内建立“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由于阵亡将士之多，公墓没能全部容纳，采取以师为单位，用抽签方法，从每一军阶将士中抽一名代表安葬。现为南京市“抗日战争历史教育基地”。

民间纪念：1933年，为纪念在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将士，在广州市沙东路由华侨捐资建成一座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1990年更名为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当年蔡廷锴将军的卫士曾晖，抗戰後他回到增城；在整个抗战期间，曾晖曾身负九枪却幸免于难。曾晖多次向廣州市民政部门申请生活补贴，但都杳无音信；虽然政府为老人办理了最基本的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但报销额度十分有限，每个月能领取的补贴并不多（养老金100元、低保290元和高龄津贴300元人民幣）。2010年9月，国家为抗战老兵派发一次性生活补贴3000元，但派发范围僅包括1937年7月7日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部队老战士，并不包括国民党军人。廣州市民政局优抚处处长许永明向记者解释道，“政策对原国民党军人一直以来没有说法”。2012年9月12日2时50分，广州最后一位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的十九路军抗战老兵曾晖因病去世，享壽102岁。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号建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用以纪念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的淞沪会战两场战役。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 鄭浪平：《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ISBN 0-939083-54-X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關於《1932年上海中日武裝衝突》的備忘錄
• 俞濟時：《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經緯回憶》
• ［日］堀幸雄 著，熊达云 译：《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 Fenby, Jonathan (2003).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ISBN 0786713186.
• Jordan, Donald (2001). China's Trial by Fire: The Shanghai War of 193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ISBN 0-472-11165-5.
• 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2nd Ed., 1971. Translated by Wen Ha-hsiung, Chung Wu Publishing; 33, 140th Lane, Tung-hwa Street,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外部連結
*[http://ww2db.com/battle_spec.php?battle_id=114 WW2DB：第一次上海戰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