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汉口市党部

中国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是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市的组织。

历史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筹备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全国各地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改组或建立了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根据中共三大和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的精神，1923年12月，中共武汉区委委员刘伯垂、项英等人在汉口秘密成立汉口市党部筹备处。刘伯垂任主任，廖乾吾(中共)、李慎广任副主任。其主要工作是秘密组建国民党汉口市党部。1924年1月，国民党全国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双重党员刘伯垂、李立三分别代表湖北省和汉口地方的国民党组织出席会议。随后召开一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汉口执行部。1924年3月，汉口执行部成立，汉口市党部筹备处结束，指挥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5月13日，机关遭直系萧耀南当局的军警破坏，多人被捕，汉口执行部终止。汉口执行部原本的领导人张知本、覃振因为对容共问题的疑虑，积极主张停办汉口执行部。

1924年冬，反共右派郭聘伯同《大汉报》社长马逐尘、祝润湘等等人另行组织汉口市党部筹备处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备处，推胡石庵为主任委员。1925年初，中共刘伯垂经营救出狱，立即将郭聘伯等组织汉口市党部筹备处一事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第75次会议决议汉口市党部筹备处“属不合法之组织，本会决不承认，应由刘芬同志(即刘伯垂)重新组织特别市党部”，于是由刘伯垂等人重新组织特别市党部。1925年3月，孫文死後，国民党湖北临时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临时市党部成立“追悼孙中山大会筹备处”。3月22日，在武汉中学举行“公祭孙中山大会”，到会者500多人。陈潭秋（中共）发表了演讲。

5月21日，刘伯垂等人成立汉口特别市临时党部，由刘伯垂、向忠发、谭仙芝、李汉俊组成临时党部执委会，直属国民党中央，辖汉口、汉阳和武昌徐家棚。国民党右派则不经广州中央同意，另行组织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以张知本为指导员。两派针锋相对。反共派要求取消容共的湖北省、汉口市党部，重新登记党员，并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青年团武汉部等组织。双方不断发表文章、宣言和通电互相抨击。容共派汉口市、湖北省党部还要求国民党中央速开二大，对付“叛党党员”，惩罚西山会议派。

1925年5-6月间，国共在汉口的组织领导汉口香烟厂、染织厂工人的罢工，汉口市党部同时创刊《武汉工人》。上海五卅事件后，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临时党部联合成立“援助五卅运动临时指挥部”，号召全省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的国共“反帝斗争”，此后又参与了汉口六一一事件。事件发生后，市临时党部负责人在被通缉的情况下发出声讨萧耀南的宣言和电文，散发传单，指责萧耀南当局镇压“爱国运动”，谴责“英帝国主义”，幷积极宣传国共的革命主张。

7月，国民党湖北省、漢口市党部决定从9月5日起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发动民众，举行各种“反帝国主义”的活动，散发《告国民》传单，出版“反帝国主义运动专号”。

1925年10月10日，国民党湖北省、漢口市党部召开3000人大会，通过了反对国民代表会议、反对关税会议和反对沪案重查各案，会后举行了大游行。11月7日，6000多名学生在武昌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关税自主运动大会，议决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随后举行游行示威，并选举产生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中包括中共党员刘伯垂、刘一华、向忠发、秦怡君、陈定一、黄立三、许之桢、张继渠、谭仙芝以及国民党左派刘蔚如、张素吾等，陈定一任组织部长，张继渠任宣传部长，向忠发任工人部长，秦怡君任妇女部长，刘蔚如任青年部长。汉口市党部实行执监委员制，直属国民党中央领导，下辖7个区党部和30个区分部，共有国民党员737人。

到1926年4月，市党部共有区党部11个，党员1124人，其中工人占63%，商民占9.5%，同时成立工会23个。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开展工人运动，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1926年6月，硚口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市党部发动支援，又组织纪念五卅事件和六一一事件一周年，组织游行示威。

1926年7月27日，因陈独秀、鲍罗廷决定接受《整理党务案》，中共湖北地委指令中共党员刘伯垂、许之桢、黄立三、秦怡君、许白昊退出汉口特别市党部执监委员会。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正式进行。在北伐战争酝酿期间，董必武代表湖北省、汉口市党部赴湖南长沙策动湘军唐生智和驻湘鄂军夏斗寅倒戈参加北伐。北伐军进军武汉时，市党部发动和组织支持则，又编印各种宣传北伐的小册子，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策应北伐军。8月中旬，湖北省、汉口市党部派董必武等人组成湖北各界代表团，秘密前往长沙欢迎北伐军。汉口市党部执行委员耿丹（中共）等人分别联络直系汉阳驻军刘佐龙和汉口驻军陈尧鉴，争取刘、陈倒戈。期间，党员人数大量增加，到8月底，市党部共有区党部11个，区分部42个，独立区分部2个，特别区党部6个，党员15000人。其中工人13500人，占90%。武汉工人代表会、汉口商民协会、汉口学生联合会、汉口妇女协会等60个国共团体隶属特别市党部。

北伐军进入汉口后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原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楚光日報》移交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主辦。

1926年11月，汉口特别市第二次全市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第二届执监委员会。执行委员有刘伯垂、宛希俨、丁觉群、李国瑄、耿丹、詹大悲、唐爱陆、李午云、李星亚、黄慕兰、许白昊、李有渠等，监察委员有林幼湘、向忠发、林蔚如等。丁觉群任工人部长，詹大悲任组织部长，宛希俨任宣传部长，黄慕兰任妇女部长；增设商民部，部长唐爱陆。随着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国共的活动走向高潮，武汉成为国共革命的中心。汉口市党部积极开展大量工作。

11月25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和漢口特別市黨部再共同創辦了《民國日報》，仍以董必武為主辦人，編輯方針係由瞿秋白、蔡和森領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報社員工共20餘人，其中多數為共產黨人，先後擔任主編的宛希儼、高語罕、沈雁冰等人亦皆為共產黨人；《民國日報》每日出版對開三大張，遇有革命紀念活動時，加出特刊。汉口市党部在自己主办的《汉声周报》、《楚光日报》等刊物上，大量宣传工人罢工，又与湖北省党部联合创办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共产党的工人运动骨干力量。

1927年1月，汉口英租界发生一三事件。汉口市党部代表宛希俨（中共）、李国瑄（中共）与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徐谦等立即赶赴现场。其后，汉口市党部与湖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等20多个团体、组织在汉口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组成“武汉市民对英外交委员会”，决定提出“赔款、惩凶、撤军、道歉”等8项对英办法。1月5日，国共组织武汉30万群众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声讨“英帝国主义”，汉口市党部执委李国瑄任大会主席。会后，国共组织的示威者进占了汉口英租界。此后武汉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收回汉口英租界。

随着国民党内的裂痕加深，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加剧。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15日在汉口普海春饭店宴请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及国民党省市党部代表。宴会上，汉口市党部执委宛希俨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武汉。2月15日，宛希俨又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要“克服一切困难，打破一切障碍，扩大党的权威，严肃党的纪律，拥护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在中共推动的恢复党权运动中，汉口特别市党部召开会议，要求国民党中央速开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内一切问题。1927年2月，湖北省、漢口市国民党党部在武昌召开了国民党员大会，1.5万党员出席，呼籲“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召开三中全会”以和蔣介石抗衡。并以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盂余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提高党权运动的领导机关。会后会议上，董必武提出：“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这个意见得到与会的共产党跨黨黨員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不久，国民党湖北各级党部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以“提高党权”为中心的武汉国民党员大会，到会党员15000余人。董必武主持大会并作了报告。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汉口市党部与湖北省党部及武汉三镇全体国民党代表提出11条党务问题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

1927年4月，武汉国民党中央改组汉口特别市党部，成立以詹大悲、李国琅、李午云、唐爱陆等人组成的新的执委会。6月，湖北省党部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第一次省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制定了針對國共關係變化紧急措施。

在联俄容共和中共积极扩展国民党组织的背景下，在七一五分共前夕，汉口市党部共辖区党部25个，党员人数达数万人，主要成份为工人、农民和小商人。

新桂系-新鄂系时期
1927年10月，宁汉战争和桂唐战争爆发。11月16日，新桂系军队占领汉口，要求改组委员会停顿工作。南京特委会命令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程潜任主席，桂系第19军军长胡宗铎任武汉卫戍司令。随即，南京特委会派党务整理委员会来湖北，准备接管湖北省、汉口市党务工作。但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采取抵制措施。11月17日，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在汉口三新街宁波同乡会馆召开执、 监委员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外变内不变的策略，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举行选举，产生新的汉口特别市党部领导机构，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整理党务临时委员会”，张敷、胡兰畦、鲁民三、黄植文、陈雨苍、李芳园等当选为整理党务临时委员会委员。

11月20日，汉口特别市整理党务临时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常会， 推选张敷、陈雨苍、鲁民三为常务委员，推唐爱陆任商民部长，邱致泽任宣传部长，李星亚任青年部长，洪本桑任组织部长，胡兰畦任妇女部长。21日，在第四次常会上，推李芳园任工人部长，黄炘为书记长。22日，在与桂系有矛盾的程潜支持下，湖北省、汉口市改组委员会、市党部整理党务临时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增补唐爱陆为整理党务临时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议“改组委员会常务委员执行党内日常事务，对内对外，仍以改组委员会名义行之”，“整理委员会在改组委员会指挥之下，执行党内一切事务”。同时积极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市代表大会，产生正式的市党部执监委员会，使其 “名正而言顺”。

1927年12月3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第三次全市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召开。会议推举张敷、鲁民三、胡兰畦、熊红昭、李芳园、王运桢、敖长焕组成大会主席团，推举刘平、程澄、何荫福、范均和等11人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推举谢月峰、刘平、黄炘、罗挺、包一心、洪本桑、刘养浩、郑震宇、钮玉书为起草委员会委员，推举吴煜章、方立刚、章培元、龙希文、王德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预备会议通过了有关决议与文件，会期3天。12月4日， 在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程潜的支持下，国民党汉口特别市第三次全市代表大会在程潜军部驻地汉口总商会开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程潜、陈嘉佑派代表出席会议。省党部代表孔庚、省政府代表李书城、卫戍司令部代表邹海清及省学联、省工会、省农会、武昌市党部，省、市店总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通过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全市代表大会选举及组织规则以及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 监察委员选举法等文件，在原改组委员会和整理党务临时委员会的基础上选举产生汉口特别市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有范予遂、郑震宇、洪本桑、胡兰畦等。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各地党务案，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面对汪派与程潜联合的局势，桂系和其扶持的新鄂系一方面打击汪派势力，处决李汉俊、詹大悲，逮捕湖北元老孔庚、 李书城，致使汉口市党部执行委员被迫离汉，市党部名存实亡，另一方面排挤程潜，逐渐控制武汉。

1928年4月，蒋介石中央派李翌东、孙绳、陶钧、严重、涂允檀、洪本桑等人成立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5月21日宣誓就职。同月，由桂系组成汉口特别市党部指导委员会。5月14日，指委会选举陶钧、李翌东、涂允檀为常务委员，李翌东兼组织部长，涂允檀兼宣传部长，孙绳兼训练部长。李翌东不久调离，由广西指导员麦焕章充任，洪本桑调往国民党中央党部，由林逸圣接任。指委会重新选举陶钧、涂允檀、林逸圣为常务委员，由麦焕章任宣传部长，涂允檀任组织部长，孙绳仍任训练部长，并组织成立民众训练委员会。此外，湖北各地办理了党员总登记，进一步清除共产党的影响。胡宗铎、陶钧等亲新桂系的新鄂系人马举办了湖北省暨汉口市党务人员训练所，通过党训所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这一时期，汉口市党部组织形式频繁变化导致基层组织的频繁调整，党员人数锐减。1928年初，党员人数由近3万人减到5000余人，区党部由25个减到11个。

汉口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争体现了蒋桂矛盾。国民党中央又另派王建五等人任汉口市党务指委会委员，但遭桂系排挤而被迫辞职。为了完成改组工作，汉口市党务指委会制定规章制度，如党员登记办法、党员审查条例、区党部、区分部执委选举暂行条例及规则等，向各个区党部派出区党部指委会委员，另派湛化文、柯常青、张绥五等27人为常务干事，协助对全市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又与湖北省党务指委会联合创办“党训班”。1928年8月20日，党务指导委员会完成全部登记工作。在此基础上，重建汉口各区党部和区分部，共有区党部11个，特别区党部2个，登记党员人数6665人。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积极配合新桂系制定《消弭共产党办法》，与湖北省党部合作成立“反省院”，施行“感化教育”瓦解、破坏武汉共产党组织。中共汉口要员向警予、夏明翰等均被处决。

1929年初，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第187次常务会议，决定以指派和圈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排斥反对派，规定汉口、天津二市及一些省选举加倍人数，并且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圈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圈定涂允檀、潘宜之、胡国亭、李四杰、李慎安、孙绳为汉口市代表出席大会。新桂系坚决反对和抵制，表示中央党部指派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与民主精神相抵触”，阻止涂允檀等出席会议，故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无汉口特别市代表。蒋桂间的矛盾围绕汉口市党务愈发尖锐。

蒋桂战争后的派系矛盾
蒋桂战争后，1929年3月26日，中央军入驻汉口，4月，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会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违反纪律为由，明令解散省、市党部，全市党员重新登记分别去留，又成立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直属中央。

1929年4月22日，国民党中央以第二号训令命邱鸿钧、官全斌、蒋坚忍、陈希平、王怡群、查光佛、蔡受之、曾集熙、王芸圃组成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由邱鸿钧、蔡受之、曾集熙等5人任常务委员，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秘书处常务委员为查光佛、王芸圃、邱鸿钧，组织部长王怡群，宣传部长查光佛，训练部长陈希平，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蔡受之，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怡群，同月，临时整委会接收市党部。在第6次整委会上，又分别为汉口特别市总工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联合会推出整理委员36人。临时整委会还整顿、改组汉口全市国民党基层组织，清洗新桂系和改组派。在整顿和党员登记的基础上，重建区党部和区分部。1929年，国民党在武汉有11个区党部，154个区分部。

1930年，邱鸿钧等人因受排挤而去职，国民党中央派单成仪、黄文初、闻钧天接任。1930年前后，整委会调整内部机构，改部为科，训练科主任杨冰，干事彭开智、原士才、刘文柱、周小溪、顾丹华、倪元、杨怡心、饶振常、韩方成、方承炎、傅德寄、袁昌炽、李实清;组织科主任萧原清，干事左振新、高朗、陈之光、陈敏灵、周绍文;宣传科主任周介天，干事童晔、陈康民、林荣葵、聂克刚、刘景放。书记长蔡树中。整委会实行常委制，直属国民党中央。

1930-1931年，市党部又两次对各区党部、区分部进行改选、裁撤与合并，至1931年11月，全市共有区党部8个，直属区分部2个，党员5612人。通过整改，蒋介石稳固了嫡系对武汉的统治地位。1931年8月，有党员5612人，区党部8个。1933年有党员5136人，其中正式党员仅3791人(如果不含属于军队系统的两个直属区分部的党员，正式党员仅3000余人)，调整为8个区党部和2个直属区分部。

1932年11月，汉口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上报国民党中央，拟于1933年1月进行全市党员选举产生新的执监委员会，获国民党中央第51次常会同意，定于1933年1月20日选举，规定汉口市党部执监委员职数，同时派方觉慧、曾扩情为监选员监督选举。

1933年1月，在选举中，汉口市党部内部矛盾激化。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监选员方觉慧与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负责人单成仪等人有矛盾，因而怂恿、支持受排挤的原整委会委员邱鸿钧、蔡受之等人操纵选举，排斥市党部临时整委会。结果，邱鸿钧、刘翔、戴经尘、吴企云、单成仪、陈绍平、江述之7人当选为市党部执行委员，熊文略、钱云阶、蔡树中、李翼中、汪樾当选为市党部候补执行委员，任汉臣、李经世、蔡受之、周小溪、王河清5人当选为市党部监察委员。原市党部临时整委会委员大多落选。市党部选举被中央指“操纵选举、徇私舞弊”，宣布选举无效。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把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改为汉口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另派整理委员李范一、贺衷寒、陈希曾、吴绍澍、彭绍贤5人前来武汉接收汉口特别市党部。

1933年3月27日，整委会接收汉口特别市党部，4月1日正式对外办公，推单成仪、吴绍澍、杨舆勤3人为常务委员，郭衡任书记长，杨鸾和任秘书。同年吴绍澍、杨奥勤辞职，改梅公任、江述之为常务委员。1934年，陈希曾辞职，以陈乐三、周炜方为整委会委员。整委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训练4科。分别由陈之光、林荣葵、刘文柱等人任科主任，周绍文、王禅、殷学渊、廖应钟、胡摩尼、吴寒丘、何梦雪、邹勋、郭子清、韩方成、范永炎任干事。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成立后，即着手改建区党部、区分部，全市共辖8个区党部和2个直属区分部，每个区党部下辖10个区分部，每个区分部党员人数约在30~50人之间。基层组织改选从6月开始，先改选区分部，后建区党部。为了顺利改选，市党部整委会制定了《党员审查条例》、《党员登记办法》、《区党部、区分部执监委员选举条例及规则》、《市党部执监委员选举条例及规则》。1933年8月14~18日，市党务整委会派员分赴各区党部协助各分部选举出席区党部代表。21~24日，由各区分部代表选举产生本区党部执监委员会。市党部派出监督员分赴各区党部监督选举，产生新的区党部。

在施政上，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开展征求党员运动，计划发展1万名党员，限期6个星期完成，创办党义讲演所，建立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展全市性的党义知识竞赛。在群众团体方面，市党务整委会共控制、管辖农会8个，会员494人;工会(含筹备和整理数)48个，会员66825人;同业工会158个，12444人;学生会11个，会员793人;妇女会2个，会员155人;公益团体40个，会员12681人;文化团体24个，会员1763人;宗教团体5个，会员5146人;慈善团体1个，会员280人;救国团体2个，会员55人;自由职业团体8个，会员1085人。在媒体方面，汉口市党部会同武汉警备司令部逐日审查新闻，检查邮件，并同军警机关联合密查书店，并积极推行“新生活运动”，成立湖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汉口市分会。

1934年7月，汉口市党部电请国民党中央，要求将6个月完成的征求党员运动延期1年。运动中，有4095人报名入党，经市党部核定，将其中的3212人上报国民党中央审查，最后核准登记的有2814人。至1936年1月，全市共有国民党员3795人，预备党员1297人，共计5092人。其中工人，店员占60%以上，教师、警察、工商业资本家占一定数量，军队系统的国民党员占10%。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激化，抗日怒潮高涨，国民党开始调整某些政策。汉口特别市党部整理委员会也相应开展了提倡国货运动、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开展禁烟运动。并发起成立汉口市体育促进会。

1936年3月，汉口特别市党部设计委员会成立。4月1日，正式接收党务整理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实行特派委员制，特派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原河南省党部常务委员陈泮岭担任，设计委员江述之、胡国亭、陈乐三、周炜方、陈希曾、谢澄宇、谢承炳，书记长郭衡。其后，相继增补张以焜、陈独真、范春阳、叶楠、胡越、林尹等人为设计委员。设计委员会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民训四科。总务科长范鸿渐，组织科长陈之光，宣传科长林荣葵，民训科长刘文柱，妇女会指导员李学蕴。

汉口市党部直接管辖的团体和组织有汉口市国货运动委员会、汉口市戏剧审查委员会、汉口市民众常识指导委员会、汉口市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汉口市青年业余服务团、汉口国货日报、华中通讯社、汉口市童子军等30个团体，控制社会团体数十个。汉口市党部下辖8个区党部和若干个区分部。在中日矛盾的背景下，汉口市党部继续提倡国货运动、发展国民经济运动、推行新生活运动等7大运动。1936年，汉口市党部发慰问电，汇捐款支持傅作义部绥远抗战，并欢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战时发展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战初期，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与中国共产党，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捐款捐物等方面进行了合作。汉口市党部与湖北省党部于8月6日召集各民众团体联合成立武汉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9月10日奉令改组为汉口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向前线将士士兵汇寄慰劳物品。10月，市党部又组织各区抗日宣传队和救护队，积极宣传抗日，救护伤员。同时还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张组织正太、淮南流亡铁路工人建立流亡员工救国工作团和抗日服务团，到汉口商界组织战时服务团，到产业界组织工界抗敌协会。汉口市党部特派委员陈泮岭及其他设计委员也经常发表演讲，号召群众资助出力。针对难民涌入，汉口市党部成立难民收容所以安置难民，并成立汉口难民儿童教育委员会，创办难童学校，制订《难民儿童教育实施计划大纲》，鼓励工商界成立难民生存补助社，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安置难民。在武汉战役中，汉口市党部动员、组织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组织妇女参加护理伤兵工作，动员基层组织和党员参加劝募医药物资用品，慰问前线官兵等活动。在“七七”献金潮中，市党部捐献1000元。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前，中央改组汉口特别市党部，实行主任委员制，主任委员林尹，执行委员杜则尧、潘仲素、王河清、黄石、杨虔州、欧阳良烺、吴芝生、田新安、万启熙、徐远明，书记长先大启。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行动4科。驻地改为汉口法租界，转入地下活动。10月25日，日军进入武汉，市党部转入地下。为了工作安全，市党部设汉口、汉阳两个办事处。汉口市区办事处设在汉正街药帮巷刘剑茶栈;汉阳办事处设在汉阳侏儒山消泗九沟，由市党部执行委员黄石兼任主任，其主要任务是传递消息情报，接待市区郊外往返人员。汉口市党部除管辖汉口市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外，还就近管辖原隶属于湖北省党部的武昌、汉阳两个县党部。

1939年，主任委员林尹慑逃回温州老家。1940年，市党部执行委员、书记长先大启恐身份暴露而逃离汉口。在此前后，市党部其他负责人也多离汉远走重庆或恩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名存实亡。

1941年4月，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朱家骅电催，林尹被迫返回武汉，重建汉口特别市党部，匿居于一元路汉中胡同5号楼上，以其学生周文化为市党部书记长，并兼中统局华中室主任，主持对日伪汪的情报工作;命吴国钦为总务科长，负责管理市党部财务经费;以沈叔君为总务科干事。地下党部建成后， 林尹责成周文化策动被汪政权武汉区逮捕留用的原市党部工作人员齐耀国、富执中、陈炳南潜逃。此事被汪方特务侦悉，周文化被捕随即叛变。不久，林尹、沈叔君等人被捕，重建汉口市党部的企图失败。同年秋，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陈立夫、朱家骅决定再建汉口特别市党部，几经磋商博弈，任命潜伏在鄂城金牛山后的原湖北省党部鄂南办事处主任袁雍为汉口市党部主任委员，任命原湖北省党部鄂东办事处主任陈鹏为市党部书记长，以杨虔州为市党部执行委员兼中统汉口室主任，负责对日汪以及共产党、新四军的情报工作。

1941年冬，朱家骅又派其学生欧阳良烺为汉口市党部执行委员，负责市内交通、传递文件、收发电报等项工作。由于日军控制严密，袁雍等人仍避居鄂南安全地带，不敢进入武汉市内。国民党在汉口市内活动分两条线，一是欧阳良烺从事市党部的实际创建工作，二是杨虔州指挥中统特务对日汪特工进行情报战和刺杀等秘密活动。汉口市党部没有固定据点，欧阳良烺乃与书记长陈鹏商议，筹建市党部汉口办事处，仍以汉正街药帮巷汉川人刘剑开设的茶栈为联络点，任梁筱民、熊泽轩、刘剑为办事处干事。不久， 刘剑变节，向日汪特务机关告密，办事处被查封，欧阳良娘、梁筱民、熊泽轩及办事处其他人员被捕。从地板下抄出大批电文和部分干部代号后，日汪特务机关迅速开展全市大搜捕，再次逮捕一批市党部工作人员。国民党在汉口市区建立党部的活动再次失败。

1943 年，市党部执行委员杨虔州被捕，不久越狱，逃到罗田三里畈电台驻地。从此，汉口市内再无国民党市党部，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不再派人来汉建立正式机关。1944年，欧阳良烺被判处死刑。

战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汉口附近活动的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袁雍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特派员、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汉口军事特派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汉口行政特派员等头衔首先进入汉口市区，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先后接收汪精卫政权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武汉守备司令部以及汪政权在汉口的宣传、文化、新闻机构，并对各行业工会、群众团体进行改组和整顿。袁雍接收以后，将主要力量用在发展国民党组织方面，重点是对在军、政及各机关团体的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大力吸收新党员，恢复区党部及区分部，扩大国民党在汉口的基层组织，发展其势力。在登记过程中，原汪记国民党汉口市的部分党员转为国民党员。

重建后，市党部重新实行执监委员制，辖研口、宝善、汉正、新安、三民、中山、云樵、大智、华景、和平、张公区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袁雍，执委会委员陈鹏、田新安、杨虔州、吴芝生、潘仲素、万启熙、徐远明、黄焕如等，下设总务、组织、宣传3处以及秘书、会计2室。总务处长熊正明，下设文书、事务两科;组织处长胡亦愚，下设组织、训练两科;宣传处长吴芝生，下设宣传、指导两科; 秘书室秘书陈熙平;会计室主任黄治世。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田新安。还成立农工运动委员会，吴芝生任主任委员;妇女运动委员会，张人骥任主任委员;文化运动委员会， 石信嘉任主任委员;财务委员会，邹安众任主任委员，并与汉口特别市政府联合创办武汉市人民团体干部训练班，与武汉行营联合成立武汉特务会报处，主任张家驹。市党部还创办机关刊物《华中时报》(前身为武汉日报)，其直接管辖的团体与单位有《民风报》、 光汉印刷厂、光汉中学、建国戏院、大华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民众乐园等，同时建立调查统计处，处长周仕洲，直属中统局本部领导。市党部机关驻地先在汪政权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原址，后迁至武汉守备总指挥部原址。

1946年4月以前，汉阳、武昌党部为汉口特别市党部管辖，后划归湖北省党部领导。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重建后，积极推动反共活动，转发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电文和指示，攻击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诽谤。1946年7月后，汉口市党部与国民党军警特机关相配合，把捕捉、诱降流散的解放军官兵作为其主要工作之一。大规模国共内战爆发后，市党部利用其控制的宣传工具，攻击共产党是“奸党”，并派出特工人员刺探情报，搜捕中共地下组织。同时也继续扩大组织，发展新党员。

1947年9月，党团合并。国民党市党部与三青团汉口区团合并。合并后三青团汉口区团的各级负责人原则上任同级市党部各级的副职。合并后的汉口特别市党部仍实行执、监委员制，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袁雍， 副主任委员郎维汉；书记长黄宝实，副书记长涂少梅；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田新安、张自竞。市党部下设3处3室。农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芝生，副主任委员周齐平；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人骥，副主任委员程亚兰；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郎维汉，副主任委员李瑞臣；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石信嘉，副主任委员罗梦石；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邹安众，副主任委员林大文；改武汉市人民团体干部训练班为武汉农工干部训练班，主任由袁雍兼任，副主任陈鹏；改特务机构调查统计处为湖北省党政军特种工作会报秘书处，主任黄天云，直接受中统局领导。通过合并及对其内部机构及其人员的调整，国民党C.C系基本控制汉口市的党务实权。由於派系矛盾和斗争，汉口特别市党部为办理党员登记多次发出通知，但登记工作一直难以顺利进行。1947年12月20日，市党部规定，党员登记工作自本月22 日开始进行，全市设立登记处37处。1948年2月22日，市党部鉴于登记工作缓慢，再定登记办法，以促党员速往登记。党团合并完成后，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员人数反而减少。

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汉口市党部人心涣散，大多数党员或脱党，或逃散。1949年5月9日共军进入武汉前夕，市党部主任委员袁雍等徹往衡阳，中央电令任黄焕如为市党部主任委员，执行委员王一之任书记长。但此时汉口特别市党部只剩个空架子，其他执监委员不知去向。黄焕如和王一之商议后决定解散汉口特别市党部，遣散工作人员。国民党在汉口活动的历史宣告结束。

另见

•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执行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