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自治运动

浙江自治運動，又稱浙江省憲自治運動

辛亥革命之後，軍隊勢力抬頭，許多軍事要員都由於軍功主持地方民政，是故地方都督常常獨掌大權，雖然袁世凱在1914年下令分設巡察使為地方民政長官，但由於軍人擁兵自重，軍事民政一直難以分離。另一方面，出於外官改制的影響，各朝“本地人不得任本地官”的任官迴避（又稱籍貫迴避）制度被打破，一時間“浙人治浙”成為風潮，地方主義甚嚣尘上。

聯邦主義思潮
在中国实行联邦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清末不论革命派还会改良派都提出过建立联邦国家的构想。辛亥革命中，例如贵州等一些省份的约法中已经开始提出建立联邦制度国家，而孙中山1911年11月在巴黎（註：此時孫中山在趕赴上海南北議和途中）时也演讲称中国新政权应该采用联邦制度而不是中央集权；随着辛亥革命胜利，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为了尽快达成南北统一，中央集权制度的呼声盖过了联邦制的主张；当袁世凯凭借其势力接管政权后，地方的革命党又开始主张各省分权的联邦制以抵御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在护国战争中许多宣布反袁独立的省份都提出了联邦制的构想；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分崩离析，相互为战，民众苦不堪言，时人皆罪于中央集权制度，国民党的张继（河北滄縣人）则率先提出了“联省自治”主张，将制定省宪、组织联省作为救世良方，得到了不少省份的响应，浙江省也继湖南省之后第二个制定了自己的省宪。

历史
浙人治浙
浙江是清末立憲運動最为活跃的地区。立宪派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谘议局，自1908年11月开始筹建，宣传“公民”“国民”以及选举相关概念，并在次年4月、6月分别进行了议员的初选和复选，无论地方当局还是各界舆论都对谘议局议员予以厚望。谘议局在政治上，格外主张向清廷争取立法權、行政權、监督之权利（另見孫中山主張的五權憲法），追求地方自治权；在经济上，力求革除地方官员之政治腐敗和陈规陋习，保障地方经济利益，不惜领导地方保路运动与中央政府抗衡；在与民众关系方面，虽然谘议局属于王朝的咨询机构，但却体现了士绅、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体察民情、关照下层人民，凸显了民权意识。

浙江的革命派早在1907年由徐锡麟在安徽安慶起义，但后来由于计划败露，起义失败，革命派领导人秋瑾在浙江紹興被捕。浙江谘议局成立后，不少革命党也参与其中。在杭州响应辛亥革命以前，革命派就开始考虑建立军政府，由于陶成章、章太炎等革命派声望者俱在海外，最终褚辅成推举当时的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出掌军政府，以他的名望号召省内响应革命。虽然汤寿潜曾经参与秋瑾案，在革命党中颇有争议，受到了蒋介石等人的质疑，但1911年11月5日杭州起义当天汤寿潜在革命党人的邀请、催促之下担任了浙江都督的职位，总理浙江军政府。立宪派名义上执掌军政府，但实际上革命党占据了政府实权。然而由於蒋尊簋政府意图专权，引用前清官員，以兵法加緊了管束，導致了同盟會的不滿，最終軍界成立軍人維持會與同盟會相抗衡。袁世凱任命浙江將領朱瑞為新總督，而蒋尊簋也急於退任催促對方，朱瑞於是開始於1912年8月21日開始主政浙江軍政。中央研究院教授李國祁認為自此浙江進入軍人政治時期。

朱瑞、屈映光二人積極支持袁世凱稱帝（又曰洪憲），隨著護國戰爭爆發，朱瑞向袁世凱申請增派兵力，當時由於浙軍將領和本地客商擔心外來客軍入省傷害本身利益，於是極力反對。1915年4月10日，革命黨和浙江各家壓力下，雖然朱瑞还是没有表态支持獨立，但作為民政長官的屈映光表示願意配合——次日浙江军界宣布獨立，接任朱瑞的屈映光騎牆自保，暗地裡同袁世凱私通暗合，浙江獨立後不久袁世凱便任命屈映光為地方長官，引起各界尤其軍界譁然，軍界再度譁變，吕公望出任浙江督军，重新宣布浙江独立，但浙江省内政治暗流涌动。。卢在1921年6月通电全国，痛斥政党政治和野心家主张中央集权的“盗国肥私”，倡导各省制定省宪分权自治，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国家宪法保障统一。此电一出，众省响应，浙江几乎成为了联省自治风潮的中心，为国人瞩目。卢本人也称中国当下分裂，应该先有分裂过渡到分治，由分治达成统一。1921年6月16日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以王正廷为委员长；30日，形成草案初稿；7月4日，草案付诸大会讨论；7月12日，草案及其施行法三读通过。7月23日，宪法大会开幕；27日，召开第一次正式大会；8月12日，通过《浙江自治宣言》；13-28日，进行宪法会议正式会议，讨论修正草案；9月7日，浙江省宪法获得一致通过，随后又通过宪法施行法；9月9日，宪法及其施行法发布，世称“九九宪法”。由于制宪过于仓促，没有经过公民表决，制宪成员主要来自于省议会，宪法又有了省议会包办之说——同期省议会选举原定于7月1日开始，选举与否又成为舆论争论的焦点，于是10月新议会产生后就以新宪法“错漏甚多”为由暂缓施行。1922年，省议会又成立新的宪法审查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分为激进、缓进、保守三类，最终表决时又将宪法草案分为红色、黄色、白色三色予以公布，这就是所谓的“三色宪法”。三色宪法相比九九宪法虽然有所进步，但动机只是为了反对“九九宪法”没有什么诚意可言，故舆论反响平平，新任省长张载阳又以预算等问题搪塞提案，宪法最终不了了之。卢永祥又提出“应先定国宪，再定省宪”，对后来的自治也反应冷淡。192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出于时局变动考虑，省内激进派希望从速宣布宪法，而另一些主张先行自治，然而时至8月江浙战争早已是蓄势待发，虽然地方各界通过“自治大纲”，成立省自治法大会，仍对省宪自治念念不忘，但浙江局势即将大变，自治运动也不得不停歇一段时间。。他在占领浙江以后，在杭州召开茶话会，向省内各界宣布实行军民分治、浙人治浙，维持浙军编制，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安抚人心。不久冯玉祥倒戈，直系统帅吴佩孚大败，奉系入驱北京，掌握全国政权的奉系率领军队南下直指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为了安定人心，孙传芳一方面多次宣布自己决意保境安民，支持江浙两省的自治主张，1925年12月浙江省议会顺利通过了《浙江省自治法》及《浙江省自治法施行法》，另一方面仍是从事战争，最终取得了东南苏浙闽皖赣五省的政权。但五省之中各省问题不断，他所保举的浙江省省长夏超虽然身处高位，却处处受制于孙传芳，心有怨愤

分析与影响
宪政民主理想
浙江省的宪政主义运动一直从清末延续到國民革命軍北伐，历经清末制宪派、革命派、新青年等几代人的尝试，却几乎没有抵抗就在北伐胜利中销声匿迹。在立宪制度失败后，浙江省就是革命派影响力最为强大的地区，仅仅在辛亥革命的数月之间就开始尝试民主政治，为各省之先，极大程度導致了后来浙江省的分权局面。现实的混乱中，中央无力制衡地方，浙江人又开始寻求自治和自保——在制定省宪中，既希望能够促成国家的真正统一，又希望保障浙江省的和平安宁，还寄托着促进民主的愿望。省制本來作为历朝历代的外派地方的行政机构，具有着地方和中央双重属性，在近代的潮流中开始和西方的联邦制度接轨，而浙江省经济实力的发展也促进了浙江人对于省权的意识，自1926年北伐军占领浙江之前，浙江省自治自立的趋势从未改变，而省宪主义和联邦主义也成为了中国宪制史上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

无论是辛亥革命中的《省约法》，还是《省宪法》《省自治法》，都无一例外契合当时的民主思潮，浙江人都积极参与到草案的制定当中，提出的草案文本达到了100多部，即便这些宪法文本没有被施行，也极大增強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成为了民主发展的动力，促进政治和社会进步，也加速了整个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相關條目
*浙江历史
*中国宪法
*省憲自治
*湖南省憲法
*中華聯邦制
*上海自治运动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