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特·阿圖爾·本諾·司徒登（，1890年5月12日—1978年7月1日）是一位納粹德國空軍將領，最高軍階為大將，也是德國空軍空降部隊空降獵兵的主要締造者，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長期擔任其最高指揮官。
司徒登出身布蘭登堡省的普魯士少年軍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福克單翼機飛行員身分擊落6架敵機。戰間期間，司徒登以秘密身份參與空軍重建工作，並於1920年代赴蘇聯觀摩紅軍航空隊演習，由此形成空降作戰的戰術構想。1938年出任德國第一支空降獵兵師第7航空師師長後，司徒登確立以DFS 230滑翔機與傘降聯合實施「垂直包圍」的作戰教義，奠定了德國空降兵的組織與訓練基礎。
1940年德國西線攻勢中，司徒登策劃並指揮、鹿特丹與埃本-埃美爾要塞等首批大規模空降作戰，為此獲頒騎士鐵十字勳章。期間司徒登在鹿特丹街頭因流彈傷及頭部，康復後又於1941年5月指揮「水星行動」對希臘克里特島實施空降作戰，儘管最終德軍佔領全島，但空降獵兵部隊折損慘重，令希特勒從此不再批准大規模空降作戰。1943年9月，司徒登策劃以滑翔機突擊大薩索山解救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並於同月獲頒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戰爭後期，司徒登任第1空降軍團及H集团军群司令，於市場花園行動中組織反擊、阻止盟軍奪取阿纳姆大橋。
戰後，司徒登於1946年5月在英軍於吕讷堡設立的軍事法庭受審，被以虐待及槍決英軍戰俘等三項罪名判處五年徒刑，惟判決始終未獲上級確認機關核准。1948年因審判中的有利證詞獲釋後，司徒登於莱姆戈定居，至1978年逝世。
早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司徒登於1890年5月12日生於布蘭登堡省新邊疆區（）的比爾克霍爾茨（），出身小地主家庭；父親奧斯卡·魯道夫·萊因哈特（）為莊園主兼地方法院官員，母親為克拉拉·卡羅琳·奧古斯特（）。司徒登是家中第三個兒子，原有志學醫，但因家境無法負擔學費，11歲時於1901年進入波茨坦的普魯士皇家少年軍校就讀；1905年15歲時轉入位於利希特費爾德（）的普鲁士王家中央军官学院，1910年3月3日以候補軍官身分加入約克·馮·瓦爾滕堡伯爵步兵團第1營，1911年3月20日晉升少尉。
1913年，司徒登於完成陸軍航空部隊的飛行員訓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其於執行偵察任務。1916年7月6日，司徒登於附近擊落一架法國紐波特11戰鬥機，取得首次確認空戰勝利；同年8月1日和8日又分別在沃（）和北方擊落一架科德龍式和一架紐波特機。
1916年10月，司徒登出任中隊長，在指揮期間再取得3次空戰勝利，分別於1917年3月16日、8月22日凡爾登304高地上空與11月1日南方。1917年5月2日的一次空戰中其負傷，至1918年3月卸下中隊長職務。戰爭結束時，司徒登累積6次空戰戰果，成為「王牌飛行員」，並於1918年6月晉升上尉。1917年10月，司徒登與格特魯德·畢爾（）結婚；兩人育有一子漢斯-迪特里希（），其於二戰中陣亡。
威瑪時期、發展航空與空降部隊
戰後，德國威瑪國防軍因《凡爾賽條約》限制而不得擁有空軍，因此1920年至1928年間司徒登於國防部技術顧問部門（），參與秘密的空軍重建規劃；依其傳記作者沃夫岡·施密特（）的記載，此一研究工作包括以飛機投擲化學武器的實驗。1921年11月21日，司徒登於倫山的滑翔活動中失事受傷，因此在盖斯费尔德療養近一年，至1922年11月底離開，期間司徒登協助促成倫山滑翔俱樂部的成立，還捐贈了一架雙翼滑翔機供訓練之用。1924年，司徒登以上尉身分出任航空技術部門主管，開始主持滑翔機訓練課程。1924年至1928年間，司徒登多次赴蘇聯觀摩紅軍航空隊演習，首次接觸大規模空降作戰的構想，成為日後推動德國空降部隊的思想起點。1928年回任約克·馮·瓦爾滕堡團，取得野戰部隊指揮資歷。1930年晉升少校。
1933年，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出任總理執政，赫爾曼·戈林將司徒登調入新生的空軍，負責航空技術訓練學校。1934年晉升中校。1935年8月，司徒登晉升上校，並出任雷希林試飛裝備試驗中心（）主任。1938年晉升少將。
1938年初，司徒登奉派出任籌建中的第7航空師師長，師部設於明斯特。司徒登曾於1937年親眼目睹蘇聯紅軍一次投放1,500名傘兵的演習，與其副手發展出空降兵應以大規模集群而非小規模破壞任務運用的理論。1939年1月，司徒登並獲任命為空降與空運部隊總監（）。第7航空師則早於1938年7月在施滕达尔組建，師部則設於滕珀爾霍夫。
司徒登就任總監前，德國已有兩支獨立發展的傘兵單位，分別為戈林由柏林警察建立的空軍傘兵分隊以及陸軍另行籌建的傘兵營。隸屬軍種不同使空降作戰的運用觀點自始分歧：陸軍視為戰略性兵種，主張以大規模傘降或機降部隊在敵後製造主攻重點（）；空軍則持戰術觀點，倡導「滴油戰法」，將小股傘兵分散投放、登陸後合流並擇潛力最大者擴張為主攻方向。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最終折衷裁定，凡與陸軍聯合作戰、傘兵僅承擔局部任務者，空軍負責空降階段的準備與執行，傘兵與陸軍主力會合後即轉歸陸軍指揮。司徒登在組建第7航空師時，特別重視灌輸傘兵作為「不可征服精英」的精神信念，於各級指揮中貫徹其所謂「傘兵精神」（），作為建軍核心。
1936年初，空軍於施滕達爾成立傘兵訓練學校，次年進行首次滑翔機實驗。在作戰思想方面，司徒登確立以傘降與滑翔機聯合實施「垂直包圍」的作戰教義，1938年9月1日宣告第7航空師已具備作戰能力。司徒登並積極推動DFS 230滑翔機的研製；該型滑翔機可搭載9名全副武裝士兵與1名飛行員，為德國唯一可由Ju 52運輸機拖曳的滑翔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空軍已配備50架DFS 230。至1939年9月二戰爆發時，第1空降獵兵團與第2空降獵兵團兩個營已完成編組，第2團第3營亦近於完備；師內並編有一個步兵團與配屬野戰砲及反戰車砲砲兵單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
西線戰役
1940年4月的威瑟演習行動中，自第7航空師分遣出的傘兵營負責奪取丹麥奧爾堡機場、挪威斯塔萬格與奧斯陸周邊機場，以及丹麥沃爾丁堡橋樑。
5月10日清晨德軍發動西線攻勢，司徒登同時指揮對荷蘭與比利時兩個方向的空降作戰。在荷蘭方向，6個連的傘兵分別空降於海牙周邊的艾彭堡、奧肯堡與三座機場，以供第22空降師後續空運登陸。
在比利時方向，1939年10月27日，希特勒召司徒登至總理府，出示埃本-埃美爾要塞地圖並親自建議以滑翔機載兵直接降落於要塞頂部，同時首次向司徒登展示新研發的空心裝藥武器（），包含12.5公斤與50公斤兩種規格。司徒登於24小時後回覆確認計畫可行，任務代號定為「花崗岩」（），攻擊要塞本體一隊由中尉率領。1940年5月10日晨，搭載突擊隊的11架DFS 230滑翔機靜默降落於要塞頂部，以空心裝藥摧毀裝甲砲塔，次日下午守軍即告投降。戰後司徒登評論此役：「這是一次示範性的大膽行動，具有決定性意義。」
5月14日，司徒登親赴剛陷落的鹿特丹協助處理荷軍投降事宜。其在港區街頭頭部右上方中彈，貫穿眼後組織；各方來源對射手身分記載不一：歷史學家卡勒姆·麥克唐納（）稱為「步槍子彈」，約翰·哈克特（）稱為「狙擊手子彈」，理查·布雷特-史密斯（）則明確指為武裝親衛隊士兵誤擊；英國軍事史家詹姆斯·盧卡斯（）則記述司徒登當時於用作臨時司令部的房屋內聽聞槍聲走向窗邊時被一發子彈擊中，並指長期以來相信兇手為親衛隊狙擊兵。經送往平民醫院緊急手術後倖存；依哈克特的敘述，其傷癒至同年9月晉升中將後方恢復勤務，頭部重傷在此後亦使其言語表達留下後遺症，戈林曾向希特勒解釋司徒登「獨特、異常緩慢的說話方式只是一種習慣，並非愚鈍」。司徒登於1940年獲頒騎士鐵十字勳章；傷癒後於同年晉升。
克里特島戰役
1941年1月1日，司徒登重返現役出任新編軍長。1月25日，戈林偕同司徒登赴貝希特斯加登晉見希特勒，研商可能的空降目標，包括直布羅陀、馬爾他、賽普勒斯、克里特島與蘇伊士運河。德軍於4月底征服希臘與南斯拉夫後，司徒登向希特勒力陳以空降兵獨立攻佔克里特島的構想；依麥克唐納的論斷，司徒登之所以積極推動此案，是出於「強烈的職業野心」，期望驗證其對大規模空降作戰的主張和在軍中鞏固自身地位。4月25日，希特勒發布第28號訓令批准「水星行動」：全案由第4航空隊司令亞歷山大·勒爾上將統籌，司徒登的第11航空軍負責空降主攻，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的以約570架飛機提供空中支援。
司徒登於雅典的設立第11航空軍指揮所，其規劃以傘兵分別空降於馬萊邁、哈尼亞、雷西姆農與伊拉克里翁四個方向，各自奪取機場以供後續空運師團降落。5月20日，德軍向克里特發動大規模空降作戰。依比弗的統計，22,040名德軍面對42,460名英軍、澳軍、紐西蘭軍、希臘軍與克里特非正規軍。傘兵於各著陸區均遭遇激烈抵抗、傷亡慘重，僅馬萊邁方向一個營即折損近400人；比弗估計第一日德軍陣亡達1,863人。
入夜後，前線指揮官多認為作戰已告失敗。里希特霍芬、勒爾與駐希臘的威廉·利斯特元帥均主張中止行動，僅有司徒登在雅典力排眾議，將剩餘兵力孤注一擲投入馬萊邁方向。布雷特-史密斯記載，儘管司徒登的作戰計畫已被紐西蘭守軍繳獲，其仍堅持集中一切力量攻奪馬萊邁，最終獲得成功；作為統籌的勒爾未允許司徒登本人親赴克里特。戰後司徒登承認，那幾個小時是「我一生中最漫長的時刻」，當時已隨身備妥手槍，準備在形勢不可挽回時自裁。5月21日，紐西蘭守軍放棄馬萊邁機場高地，德軍得以空運山地部隊登陸，戰局急轉直下。5月25日司徒登親抵馬萊邁視察戰局；至6月1日英軍完成撤退，克里特全島落入德軍之手。
勝利代價慘重。德國德国历史博物馆統計德軍約6,500人陣亡或失蹤，絕大多數屬傘兵部隊。比弗據德方資料估算德軍傷亡計3,986人陣亡或失蹤、2,594人負傷，並損失350架飛機，其中包括151架Ju 52運輸機，約佔司徒登運輸機隊的三分之一。希特勒在頒授戰役勳章的午宴上對司徒登斷言：「傘兵時代已經結束。傘兵作戰完全仰賴奇襲，但奇襲因素至此已耗盡。」，從此德軍再未授權任何大規模空降作戰。司徒登日後回憶，克里特之役令其「留下苦澀的記憶」：「我錯估了這次攻勢，它讓我失去太多寶貴的傘兵，也標誌著我親手創建的德國空降部隊的終結」。
期間開槍處決克里特島平民的德軍空降獵兵士兵]]
5月31日，司徒登簽發「示範性恐怖」（）指令，以回應克里特平民涉嫌虐待德軍傘兵屍體的指控；命令中列出槍決、罰款、焚毀村莊與「滅絕涉案地區男性人口」四項措施，並言明前兩項無需軍事法庭審判，該命令原檔存於弗賴堡聯邦檔案館軍事部（檔號 BA-MA RH 28-5-4b, Bl. 412）。司徒登卸任後不久，德軍傘兵於康多馬里村槍決村中平民，行刑由中尉率其所部營級單位執行；比弗記載約60人遇害。國防軍戰地記者在現場拍下行刑過程並暗中保存底片，戰後於紐倫堡就該屠殺提出書面證詞。翌日6月3日，德軍焚毀坎達諾斯村以報復25名德軍士兵被殺。比弗記載，自德軍入侵至1941年9月9日，共有1,135名克里特人遭處決，其中僅224人經過軍事法庭審判。德國歷史學家評論，克里特的報復措施「帶有迄今僅在斯拉夫地區（波蘭）施行過的嚴厲程度」。
克里特之役後，第7航空師遭拆散，分批投入東線、北非與義大利各地的地面戰鬥。該師先以營為單位空運至列寧格勒戰區堵塞德軍包圍圈缺口，至1942年初仍在涅瓦河與米烏斯河一線苦戰；其後司徒登又奉命抽調旅級戰鬥群馳援利比亞，並於盟軍登陸法屬北非後緊急將傘兵單位空運至突尼西亞應戰。
馬爾他計畫與義大利戰場
1942年，司徒登積極籌畫入侵馬爾他的空降作戰，與海軍元帥埃里希·雷德爾及空軍上將京特·科爾滕一樣力主於地中海戰區擴大行動。該計畫歷經數月籌備，但1942年6月希特勒將司徒登召至拉斯滕堡，取消該入侵行動並明令：「我禁止你回到義大利。你將留在柏林。」
馬爾他計畫遭擱置後，司徒登的第11航空軍仍於後方持續整建空降部隊。希特勒此期間對空降兵的興趣已減退，注意力轉向東線；僅僅在戈林支持下維持訓練機制與器材改良等業務。1942年司徒登並出版宣傳性回憶著作《克里特：最勇者之勝》（），將克里特之役塑造為傘兵犧牲精神的典範。
司徒登在此期間提出多項規模龐大的空降構想，但多未付諸實行。希特勒一度規劃自克里米亚發動空降奪取黑海港口巴统附近，以掩護德軍向高加索推進的構想，不過由於第7航空師被抽調至東線當救火隊，行動隨之擱置；最高統帥部之後又另議空降攻佔科拉半岛北部，但經研究後判定不可行。哈克特還記述稱司徒登另有更為宏大的方案，包括空降裝甲師襲擊蘇軍工廠、切斷英軍第8軍團尼羅河谷補給線等；不過司徒登副手特雷特納向哈克特表示，難以相信其真曾提出如此龐大的計畫。
義大利於1943年9月8日宣布與盟軍停戰後，司徒登麾下第6傘兵團第2營（格里克戰鬥群）於9月9日上午空降至蒙特羅通多，目標為佔領義大利陸軍總參謀部，並俘獲包含平民在內的多名人員。司徒登則同時協調羅馬周邊的佔領行動。1943年11月，德軍又對萊羅斯島實施空降作戰，自英軍手中奪回該島。
橡樹行動
1943年7月，義大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遭義大利國王罷黜並軟禁後，戈林向希特勒推薦由司徒登所指揮、當時正於南法受訓的第11航空軍負責營救行動；希特勒憶及1940年埃本-埃美爾奇襲的成功，贊同道：「妙！他正是做這種事的人。」司徒登隨即被召至拉斯滕堡受命，希特勒親自下令「你的特別任務之一就是找到並釋放我的朋友墨索里尼」，行動代號定為「橡树行动」。希特勒同時命令司徒登不得將此事通報阿爾貝特·凱塞林元帥或任何駐義德軍指揮官。司徒登將第11航空軍指揮部與凱塞林的總部同設於羅馬東南的弗拉斯卡蒂，以代號「布魯諾·邁爾」（）掩護規劃工作。親衛隊上尉奧托·斯科爾茲內受親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派遣，隸屬司徒登麾下負責秘密偵察墨索里尼關押地點。
1943年9月11日下午3時，司徒登命令傘兵少校於16個半小時內擬定並執行救援作戰。司徒登原考慮以傘降方式突入，但莫爾斯以山頂風勢強勁、部隊易被吹散為由否決，改採滑翔機直接降落飯店前草坪。司徒登徵用第1空降聯隊第12中隊的12架DFS 230滑翔機至普拉蒂卡迪馬雷機場，並確保部隊配發新式FG42伞兵步枪。在規劃階段，斯科爾茲尼援引希特勒與希姆萊的指令爭取隨行，司徒登最終讓步，同意斯科爾茲尼與17名親衛隊員同行，負責墨索里尼撤離時的護衛任務；司徒登向莫爾斯坦言：「他（斯科爾茲尼）沒有指揮權，僅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9月12日上午9時，司徒登親赴普拉蒂卡迪馬雷機場對部隊發表最後訓話，警告傷亡可能高達80%；並根據克里特島戰役的教訓特別強調「不准任何滑翔機採墜毀降落方式」。當日下午，滑翔機於大薩索山頂的前降落，在無人傷亡的情況下解救墨索里尼；司徒登的私人駕駛格拉赫上尉（）駕駛Fi-156偵察機降落於飯店前草地，親自載出墨索里尼。然而，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掌控的宣傳機器將全部功勞歸於斯科爾茲尼；莫爾斯得知後向司徒登抗議，司徒登「為同意親衛隊隨行一事感到後悔」，對己方空降兵未獲應有榮譽深感憤慨，但因戈林在史達林格勒空運失敗後政治地位衰落，其反擊未能奏效。司徒登事後安排攝影組於兩週後返回大薩索山，讓空降兵重演行動拍攝影片，並為參與空軍人員爭取到多項獎章。司徒登本人因此役於1943年獲頒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
市場花園、H集團軍與被俘
橡樹行動是司徒登執行的最後一次空降作戰。儘管大規模空降作戰幾近停辦，德國空軍對空降兵的編制卻於1943年至1945年間急速擴張，至戰爭末期已增至11個空降獵兵師（原第7航空師亦改編為第1空降獵兵師）。盧卡斯認為此種擴編「只能視為荒謬」，多數新編傘兵未能完成完整跳傘訓練，亦無大規模空降作戰可投入，根本原因只是戈林希望取得大量陸戰部隊的指揮權。同期空軍總司令部也決定組建空降軍團，由司徒登指揮，下轄由原第11航空軍改編的第1空降軍與新編第2空降軍。
1944年，司徒登晉升大將。9月初盟軍裝甲部隊深入比利時後，司徒登奉命前往荷蘭前線組建第1空降軍團。司徒登日後憶及接掌前線之初的窘境：「無論在西線還是在德國本土，都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可動用預備隊。9月4日，我接掌了西線阿爾貝特運河方向的指揮權。當時麾下只有新兵單位、康復人員，以及一支從荷蘭調來的海岸防衛單位，由一個裝甲分遣隊（25輛戰車與自走砲）支援。」該軍團最終擴張至近16萬人，先後在萊茵河西岸與東岸戰鬥。9月17日盟軍發動市場花園行動，司徒登於司令部目睹大批運輸機群與滑翔機投入戰場，感嘆道：「如果我當年也曾擁有這樣的資源！」。作為空降兵專家，司徒登指揮第1空降軍團對盟軍空降走廊發動反擊，配合德軍其他部隊使盟軍未能於安恆突破下萊茵河。英國官方戰史評述司徒登「展現高度幹勁，動用自己麾下部隊與任何能徵調的單位，建立起其負責區域的連貫防禦」；阿爾貝特·凱塞林元帥亦稱司徒登為「目光清晰的指導性領袖」。
同年10月29日午夜起，司徒登接掌荷蘭西北地區的全部作戰指揮；11月，新組建的H集團軍成立，下轄第1空降軍團與共11個師，駐防從羅爾蒙德到荷蘭海岸的戰線。12月中旬阿登反攻發動前8日，司徒登方被告知有此作戰；其力爭參與並獲配3個步兵師、2個空降獵兵師與150輛裝甲車輛，準備於12月27日向安特衛普推進。司徒登戰後向記者米爾頓·舒爾曼（）表示：「我的部隊預定在迪特里希的親衛隊或曼陀菲爾的軍團抵達阿登的馬斯河的瞬間渡過馬斯河。由於這在新年前未能實現，我被迫放棄計畫。」阿登反攻期間，司徒登所屬一個傘兵團由上校指揮，執行了二戰西線最後一次德軍空降作戰。1945年2月，司徒登H集團軍司令職務由約翰內斯·布拉斯科維茨接替，但保留第1空降軍團的指揮權。
1945年4月，司徒登奉命赴梅克倫堡穩定防線；同月於什列斯威-霍爾斯坦遭英軍俘獲，被押往倫敦由盟軍情報單位偵訊，其後出席多場與戰爭罪相關的審訊。
戰爭罪審判
1946年5月6日至10日，英軍於德國呂內堡設立軍事法庭審理司徒登一案，起訴書列出八項罪名，均關於其擔任克里特德軍總司令期間於1941年5、6月間對英軍戰俘及平民的處置。指控內容包括：驅趕戰俘充當德軍進攻的人盾、強迫戰俘於馬萊邁機場從德國運輸機卸下武器彈藥、因戰俘拒絕執行違法工作而將其槍決、以及下令轟炸有紅十字標記的加拉托斯（）第7總醫院等。
檢方傳喚多名英國皇家空軍士官出庭，描述其如何被德軍傘兵強迫推向紐西蘭守軍陣地、被迫在炮火下修補機場跑道和卸下武器；拒絕執行者當場被帶到其他戰俘面前槍決。對於醫院轟炸一案的指控，司徒登的前參謀長則作證指稱，偵察照片僅顯示帳篷營地而未見紅十字標誌，並稱上司亞歷山大·勒爾曾命令於克里特西部享有指揮自由，轟炸目標應由林格爾直接向里希特霍芬申請。一名的准將亦出庭為辯方作證，指出轟炸當日野戰醫院已因德軍驅離病患而失去醫療機能，並不認為戰俘曾被用作人盾，因為德軍並未在其後實施任何地面攻擊。司徒登在庭前聲明中表示：「在空降作戰中臨時徵用戰俘於戰鬥區域工作，在我看來應另行判斷。這在空降作戰中是不可避免的，安恆一役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辯方主張戰役細節的責任應由下級指揮官承擔，司徒登作為軍級指揮官僅負責綱領性決策，且無任何證據顯示其曾下令廣泛實施犯罪的命令。辯方並指出，八項指控全部集中在馬萊邁至哈尼亞地區，而實際上德軍在四個主要方向投放傘兵（馬萊邁、哈尼亞、雷西姆農、伊拉克里翁），僅約半數部隊涉及指控區域；若虐囚確為全軍政策，為何其他投放點和其他戰俘營未發生類似事件。檢察官則反駁稱，當前已有三起以戰俘為人盾的事件被證實，由此可推論部隊曾接獲指示，「這些行為是在部屬確信上級會予以支持的情況下發生」。
主審法官顧問（）於結辯總結中就傘兵的法律地位提出一項此前未被雙方律師充分討論的觀點。其指出：「傘兵不同於一般士兵。他們須應對困難處境，常以小股兵力獨立行動。法庭應自行判斷，以小股兵力空降敵境的傘兵是否應當與普通步兵攻擊中的士兵適用同一標準。」其同時指出，辯方認為《海牙公约》和國際協定「已經過時」，對傘兵「過於嚴苛」，不應將其納入原本旨在減輕戰鬥員與非戰鬥員苦難的國際法框架。關於司徒登與里希特霍芬的指揮關係，法官顧問認為法庭「會認定在該島上的任何重大行動中，不可能有炸彈在司徒登不知情的情況下投下」，兩軍之間存在「最緊密的聯絡」。
最終法庭就三項與戰俘相關的罪名宣告有罪，其餘五項（含加拉托斯醫院轟炸一案）則宣告無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然此一判決未獲上級確認機關正式核准。紐西蘭陸軍准將為辯方出庭作證，對司徒登有利的證詞被認為是此次審判的一大特色。1948年，司徒登因審判中英方將領給予的有利證詞而獲准提前釋放。
戰後生活與評價
釋放後，其退居西德北萊茵-西發里亞萊姆戈，不再涉入現役軍務。1952年至1954年，司徒登擔任第二任會長（繼赫伯特·盧克納博士之後）。1978年7月1日，司徒登於萊姆戈逝世，葬於巴特薩爾茨烏夫倫城市公墓（第35區18/18B號墓），其妻格特魯德亦合葬於此。
關於司徒登的指揮能力，學界評價分歧。軍事史家阿倫·克拉克（）稱其為「最高水準的指揮官」，認為其結合了「對問題的清新非傳統思路」與「冷靜審慎的風度」兩種難得兼具的特質。然而其屬下傘兵上將則批評司徒登「有宏大構想，卻絲毫不知如何實現」。施密特在《新德意志人物誌》中指出，司徒登在克里特島作戰中犯下「嚴重的規劃與指揮失誤」，其下達的「苛酷、部分具任意性的懲罰與報復命令」，反映出「意識形態驅動下德國戰爭方式野蠻化」的脈絡。軍事史學者君特·羅特（）批評司徒登《克里特：最勇者之勝》一書將克里特之役描繪為傘兵無條件犧牲精神的紀念碑「不符合真相」，將盲目魯莽與無條件服從神聖化。
阿爾滕施塔特空降-空運學校校長弗里德里希·耶舒恩內克上校（）因該校屢次捲入右翼極端主義醜聞，遭陸軍總監中將免職。至1998年秋，聯邦國防部正式宣告司徒登「不具傳統典範資格」（），並將位於舍恩高附近阿爾滕施塔特營區內的「司徒登大將街」（）改名。
主要勳獎
- 二級鐵十字勳章（1914年）
- 一級鐵十字勳章（1915年）
- 騎士鐵十字勳章（1940年，時任第7航空師師長）
- 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1943年）
空戰勝利記錄
以下為司徒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確認的6次空戰勝利：
註解
腳註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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