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

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时与军队对峙]]三一八惨案，又稱三一八事件，发生於1926年3月18日，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武力镇压國共兩黨領導的示威群众的事件。

1926年初在國民軍馮玉祥西北軍（正式名稱「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期間，日艦與國民軍相互開炮（相互指責對方首先攻擊），國民軍並在大沽口佈置水雷，日本、英美等國認為此舉違反《辛丑和約》，對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大沽口事件”）。

此後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委会领导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在北京發動示威。學生進入天安門抗議帝國主義，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通过拒绝八国最后通牒、驱逐“帝国主义公使”、立即撤退驻天津的外国军舰、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会后，同批示威者举行游行请愿，在执政府门前遭段祺瑞的卫队開槍射擊。次日，执政府下令查封国民党市党部和中俄大学，通缉李大钊、徐谦等50人。

關於衝突爆發的過程和原因，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說法和執政府的說法以及部分在華外媒的說法有出入。

背景
北京政变與國共兩黨的活動
對2月“反英討吳國民大會”的報導]]
1924年3月，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北京翠花胡同八号成立。组成人员有执行委员李大钊、于树德、于右任、王法勤、丁惟汾，候补执行委员韩麟符、路友于、傅汝霖。此後根據中共三大的方針，北京大部分共产党员也加入了国民党，隨即開展党务活动，並在此後几年發動支持馮玉祥國民軍和廣東國民政府，反對北方奉直各軍以及北京當局的活動，中共形容國民黨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成员“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完全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完全贯彻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

1924年10月21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大总统曹锟，逐清末帝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并欢迎孙中山北上。然而冯军只有不足4万兵力，北临张作霖入关，南面吴佩孚反击逼近北京，不得不采取张作霖意见，联合皖系，让既无军隊又无势力的前国务总理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在此期間，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曾多次組織反對北洋當局，反對“帝國主義”的示威集會活動。1925年11月28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發動了意图武力推翻北京段祺瑞政权的未遂起事“首都革命”。主要发起人是李大钊。计划原本联络冯玉祥的国民军配合武装政變，但是国民军临时改变主意。因此最后转为一场游行示威行动。示威中还发生火烧发表反苏言论的《晨报》馆事件。根据马叙伦后来的记述，“首都革命”后“不可轻侮的革命力量已向群众里发展，因为已经给予段祺瑞政治信用上的大打击。到了隔年——十五年，也不断有较小的运动，无非威胁段氏。直到三月十八日，乃有更大规模的运动，我们自己称为第二次首都革命”。

在國民黨北京黨部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925年12月31日、1926年1月14日、31日，天安門连续三次举行大规模的“国民反日讨张示威大会”，反對日本和奉系張作霖。2月27日，北京4万多人在天安门召开了“反英讨吴国民大会”，反對“英帝國主義”和直系吳佩孚。國共黨員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表讲演，批判“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号召拥护广东国民政府，並就省港大罷工中的粵海關封關事件抗议“英帝国主义”。大会亦支持蘇聯支持的馮玉祥国民军繼續對抗英日支持的奉直聯盟。

2月28日，國共在北京的各团体代表在琉璃厂师范大学集会，成立“国民讨伐张吴大会”，并议决：“(一)发宣言宣布张吴祸国罪状;(二)宣布英日援助张吴延长中国内乱，实行侵略之罪恶;(三)电促全国组织民军，讨伐张吴;(四)组织讲演队，广为宣传;(五)组织在军队中之前敌宣传队，向民众宣传;(六)组织慰劳伤兵团，慰劳讨伐张吴之伤兵;(七)组织检查英日货物团，切实抵制”，在宣言中号召：“全国民众应一致奋起，讨伐张吴，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1925年5月18日，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亲自下令：“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斯大林还有令：“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萬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萬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萬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萬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甚至许诺给冯2，000万卢布的外汇。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等。1925年3月17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加入驻北京外交团，并出任该团领袖。

國民軍和奉直軍的戰爭與大沽口事件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隶滦州发动兵变，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回师关外，直逼沈阳。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次日张作霖下令将其處決，然后率令奉军南下入关，挺进京津。

1926年，張作霖檄調敗退山東之李景林和張宗昌「直魯軍」攻其南；張作霖更遣專使与直系吴佩孚釋嫌修好，1926年1月初，奉直雙方达成了谅解，決定一致“討赤”，對付“赤化”的國民軍。直、奉联合後，直系将领齐燮元曾在北京对中外记者指直奉妥协的政策是 “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 期施行全国之刷新。”張作霖約吳佩孚自武漢北攻馮軍於信陽，並誘引阎锡山出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面受敵。

游行队伍按计划，沿东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进发。原定的游行总指挥徐谦因病发未去，临时改由共产党员王一飞代替。遊行隊伍包括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担任指挥、联络、散传单、贴标语等工作。游行者一路高呼“打倒勾结张吴的英日帝国主义”、“驳回列强的无理通牒”、“废除辛丑条约”、“驳逐八国公使出境”等口号，并高唱《国民革命歌》。
清华大学一年级生韦杰三下腹部被枪伤四孔，三日后去世；大学部学生、学生会评议部长、清華劇社社長、曾任《清華周刊》總編輯何鸿烈，於同年十二月傷病復發去世。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北京的防卫主要由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的鹿钟麟的军队负责。

后续发展
有來源称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也有來源稱三一八當天段祺瑞沒有去現場，後來也沒有出現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與称段祺瑞长跪悼念遇难学生的史料時間不符。段政府又称示威学生为“暴徒”。有回忆者称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后在家中也吃荤，在其他场合吃素只是与信佛有关。

强大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槍擊案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字林西報的報導稱事件發生後不同學校的學生反映各異，有人指責群眾集會和示威活動的組織者“在自己逃往安全地方的同時，將無辜的年輕人置於危險之中”，也有人認為“政府當局而非徐先生應該為這起悲劇負責”。報導描述“學生們神情呆滯、意志消沉，而激進領導人則四處躲藏。各階層民眾對煽動者完全沒有同情心……中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警衛不應承擔責任，而應懲罰那些利用學生作為掩護，讓武裝僱傭者襲擊內閣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為了抗議槍擊事件，學生團體計劃再次舉行群眾集會，迫使商家關門歇業，號召工人罷工，停止繳稅。然而，由於共產黨的核心人物已經完全消失，這項計劃似乎難以實現”。1926年5月13日，之前于1924年倒台的顏惠慶內閣宣佈復職，並依法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此不复存在。

各界反应
學生韋杰三君死難紀念碑]]

中國國内
目击三一八事件的世界日报记者张友渔到世界日报馆上班时诉说了事件的情况，力主新闻安排到头版。次日，《世界日报》头版全版报道事件的情况，大字标题《段政府果与国民宣战矣》。并一连五天，该报均以一版全版报道事件，同时刊登刘和珍等人的遗照，引发社会巨震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事件後，全國“輿論沸騰”：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高悬“先烈之血， 革命之花”大幅标语。大会由共产党员陈毅主持。陈毅在会上抨击段祺瑞，并阐述了事件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重大意义”。大会议决：“(一)通电全国定3月18日为废约纪念节;(二)在天安门建立三一八殉难烈士纪念碑;(三)筹备三一八烈士国葬典礼”：

3月20日，國共合作的廣州國民政府也發表了《国民政府对时局宣言》，指責段祺瑞“极其媚外用意，非陷中国于永劫不复之地位不止”，重申要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反對善後會議，支持國民會議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以至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声援北京示威者的抗议。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济南、苏州、无锡、厦门、萧山、绍兴、松江、川沙、宿县、 安庆、芜湖、徐州、硖石、张家口、九江、保定、南宁、桂林、琼崖、海宁、汕头、徽州、重庆、杞县、永修等地的国共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举行各种集会、游行，成立后援会，指责执政府。海外的华人和留学生组织各种抗议活动。国共领导的天津各团体集会决定恢复“各界联合会”，为“废约驱段”之运动。3月21日，“天津讨张反日大会”、“讨吴反英大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等团体2万多人举行国民大会，通过十三项提案，包括要求“推翻段祺瑞，组织国民政府;促令国民军逮捕段祺瑞等祸首，置诸法网;国葬死难烈士”等。上海学生从24日起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国共在上海全市164个团体联合组织“上海各界京案后援会”，以“废约驱段、保障民权”为宗旨。3月27日，上海举行追悼“北京惨案死难烈士大会”，由杨杏佛、柳亚子主祭，发表声援通电和宣言，并在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长沙也于25日集会，会后结队游行，并到日本领事馆示威。

以中國青年黨爲首的国家主义者也批评領導者“当众报告，毫无危险，事类欺骗；事变既出，领袖无一人被伤，亦无一人自首者”，“故此辈虽非有意置民众于死地，但见事不明，以人命为儿戏，实罪无可逭”。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則認爲“此次惨案应该负责者”為“一、直接杀人段祺瑞及贾内阁。二、教唆杀人的冯玉祥及冯系军人。三、 盲目煽动群众不负责任的徐谦、易培基等。四、平日滥捧军阀认为冯玉祥为“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且鼓吹赤化促起列强一致结合压迫中国的共产党徒”。

作家陈西滢則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闲话》中，指責运动的领导人有“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晨报》方面批评“临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以救国为手段，以猎官为目的，以青年为壑”；现代评论派也批评“做父兄，尤其是做师长的”不能“脱卸自己的责任”，“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

當時，反對容共政策的國民黨西山會議派黨中央（與堅持國共合作的廣州黨中央互不承認）正在上海召開其國民黨二大會議。會議中經過討論，發出《關於八國通牒釀成北京惨殺事件通電》，指責“軍閥盜執國政、剛愎兇頑、横加屠戮”，並指“市民何罪、救國其罪”、“青年喋血、舉國裂眦”。在討論該電文的初稿時，不同黨員有不同的意見。謝英伯認為事件“主動者全為赤俄”，“是俄以我國之青年學生為試驗品”，並提議在電文中加入質問蘇俄的內容。蔣希曾則認為事件中北京的死者“全為我同志”，因此電文中“只能將軍閥罪狀，宣白天下”，“不必過電責俄”。而沈定一則認為，“此次慘案實為俄人主使，但我人不可通電責俄”，因為會“明為共產黨宣傳”，最終發出的電文終稿并未提及蘇聯。

蘇聯
對三一八事件的報道，並指責段祺瑞試圖取悅“帝國主義者”]]與此同時，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事件中死亡的示威者表達哀悼，並繼續支持國共兩黨和國民軍反對“帝國主義”、段祺瑞執政府和奉直聯軍。真理報指段祺瑞“摘下了面具”。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狄克也在真理報上發表評論，認爲在事件發生前“國民軍虽然控制了北京，但出于国际形势的考量，不得不容忍段祺瑞，但事件的爆發將“激励群众反对国内的反动势力，正如日本驱逐舰的炮火激励群众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一样”：

争议
三一八事件被认为為民國史和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最大慘案”」。

纪念
事件发生当天，国共广州组织正在举办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的活动，也是中国首次举行大规模纪念巴黎公社。事件一周年後，多地國共組織繼續組織紀念活動。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迁到武汉，武汉的纪念活动与巴黎公社纪念一同举办。1927年3月10日，中共湖北省学联在《汉口民国日报》刊登启事：

1927年3月17日，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三一八纪念告民众》的文告，呼吁“记取巴黎公社和北京惨案的流血教训”。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也拟定《“三一八”惨案纪念宣传大纲》与《巴黎公社纪念宣传大纲》。在当天，国共在汉口、武昌、汉阳分别召开了纪念集会，湖北其他县城也有纪念活动。

1927年3月18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粤办事处、省港罢工会、香港总工会、广东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州市学联、市商民协会等数十个国共团体以及全市小学生、童子军、纠察队、工人自卫队和警察等在中山大学操场开纪念会。大会通过决议案共四条，最后一条为表示“三一八巴黎公社和北京民众，虽都归于失败，又是从血泊里以求自由，其精神之坚毅，都能够令后死者崇拜佩服，以至于激发参加革命之热诚。我们于三一八纪念大会以后，应一致继续其精神，以达到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之成功”，集会口号包括：

File:武陽夏紀念三一八.png|国民党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武汉三镇纪念三一八与巴黎公社的情形
File:各界紀念三一八巴黎公社大會開會詳情.png|国民党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广州国共团体纪念三一八事件一周年暨巴黎公社56周年詳情
File:巴黎公社与“三一八”惨案 《汉口民国日报》.png|汉口民国日报三一八纪念特刊的社论《巴黎公社与“三一八”惨案》
File:318 Announcement.png|事件一周年後國民黨天津党部的《三一八慘案紀念日告民衆書》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重庆、长沙等地的国共一周年纪念活动都与巴黎公社纪念一同举办，并借机宣传“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等国共思想。据当局统计，事件一周年时国共在各地参加纪念两个“三一八”活动的人数达百万人以上。1929年3月，北平市党部开始筹建“烈士纪念墓”。
File:三一八烈士墓之籌備委員.png|“三一八烈士墓”籌備委員
File:燕京大學學生軍參加三一八烈士安基禮.png|燕京大學學生軍參加“三一八烈士安基禮”
三一八事件发生地，即段祺瑞执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一八烈士公墓
*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
*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
*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
*魏士毅女士纪念碑
*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
*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
*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
2026年3月18日，圆明园管理处、海淀共青团区委、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代表在圓明園三一八烈士公墓舉辦了事件百年祭奠活动。

評價
中国共产党认为三一八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坚强意志，反映了北方地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并指“三一八烈士的鲜血，深深地教育了中国人民，提高了广大群众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一文中所说认为“北京屠杀……暴露中国各社会阶级力量的转移，更明显的更深切的拥出工农联盟的国民革命主力军，并且更紧切的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国民革命的前 途已经放着伟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杀中的血痕。”

中國民間歷史學者劉仲敬認為，“表達自由與意見正確判然兩事”，若北京國共兩黨抗議群眾的訴求成真，“拳民之禍將興”、“國（顧孟餘）共（徐謙、李大釗）兩黨非見不及此，置重負於北府，獨唱高調享虛名於南，無本而萬利，不勞而有獲”。對於對該事件的歷史研究，劉認為儘管對三一八事件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但是“大多數著作對執政府尷尬的憲法地位（這是危機的直接原因）視若無睹”。

另見

• 第一次国共合作
• 北京政变
• 乙丑政變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124333/124344/7418778.html 《中国共产党新闻：废约运动》]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2755/4948166.html 《中国共产党新闻：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323205533/http://blog.ifeng.com/article/640962.html 《马鼎盛: 苏联煽动中日冲突--「三·一八惨案」揭秘》]
*沈志华：[https://archive.today/20130104191612/http://lz.book.sohu.com/chapter-7431-110743595.html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苏联干涉与“三二〇”事变]
*[https://history.news.163.com/08/0901/11/4KOJRE9000011KUQ.html 《冯玉祥一生惟倒戈》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8004158/http://sshtm.ssreader.com/html/15/10121059.htm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8004121/http://sshtm.ssreader.com/html/15/10166896.htm 《碧血溅京华——纪念三·一八惨案六十周年》]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407135731/http://www.china-week.com/html/01440.htm 《记念刘和珍君》]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420233259/http://www.china-week.com/html/00949.htm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420233335/http://www.china-week.com/html/02125.htm 《“三·一八”枪响之后》]
*[https://blog.sina.com.cn/s/blog_48dcce8e01017x6c.html 《一粒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