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倒退

民主倒退()是威權化的表現形式之一。所謂威權化,是指政府結構向威權主義轉型的過程。政治權力的行使在此過程中逐漸失去制衡,且權力行使愈發專斷、政治壓迫就日益加劇。民主倒退特指以民主制度為起點的轉變,這個過程通常會壓縮政府選拔制度中的公共競爭與空間。具體而言,民主倒退涉及民主體制的削弱(例如權力和平過渡、受阻),或是對支持民主的個人權利(特別是言論自由)受到侵害。因此,民主倒退可視為民主化的反面。

民主倒退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由一系列體制衰退的事件串聯而成。這種轉變往往不是突如其來,或是充滿戲劇性,反而通常會依循法律程序來逐步將民主體制侵蝕。非官方、非營利跨國界的學術與政策協作網絡"民主侵蝕聯盟" (Democratic Erosion Consortium)將這些侵蝕事件歸類為:前兆、症狀、對抗倒退的抵抗行動,以及引發動盪的關鍵事件。

目前學界提出的民主倒退成因,包括經濟不平等、失業、文化戰爭、文化保守主義對社會變遷的反彈、民粹主義或是個人崇拜政治,以及來自強權政治的外在影響。在21世紀,經濟不平等與民主倒退密切相關,即使在富裕的民主國家中也不例外。此外,如果領導人在緊急狀態出現的期間實施與危機嚴重程度不成比例的威權規則,或者在情況改善後仍繼續維持這些權力,也會導致民主倒退。

民主倒退在冷戰期間最常透過政變發生。但冷戰結束後,民主倒退更多是透過選出個人主義領導人或是政黨,隨後由其在體制內拆解民主制度的方式來呈現。在二十世紀末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許多體制尚不健全的新興民主國家建立,這些政權最易受到民主倒退的衝擊。這波自2010年大衰退後持續至今的"第三波威權化浪潮",正發生在自由民主國家中,且數量處於歷史高峰的時期。不過,在1900年至2023年期間的所有威權化事件中,有超過一半呈現"迴轉"軌跡,亦即威權化之後,緊接著發生民主化,兩者表現出密切的相關性。

近年來,民主倒退不僅在新興或體制尚不健全的國家中,而在歷史悠久的民主體制中也越來越常出現。根據V-Dem研究所(民主多樣性研究所,一獨立的全球性學術研究機構,總部設於瑞典哥特堡大學政治學系)發佈的《2026年民主報告(Democracy Report 2026)》,全球在2025年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國家正在經歷威權化,其中包括歐洲和北美的幾國。此報告還強調全球對民主質量下降,以及媒體和記者所面臨壓力日益增加的擔憂。

具體表現
當民主的核心要素受到威脅時,就會發生民主倒退。常見的跡象包括:

*自由且公平的選舉遭到削弱、與結社等自由權利下降,而削弱政治反對派挑戰政府、對其追究責任並對現有政權提出替代方案的能力、法治的削弱可能會產生不確定性,進而導致社會各界產生自我審查的效應、
*過度強調國家安全,以此作為對恐怖主義行為或預期敵對勢力的回應。正如兩位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的學者與在其共同撰寫的作品中所強調的,很難精確指出某個政府不再民主的具體單一時刻,因為這種衰退過程表現得"非常緩慢,處於幾乎察覺不到的微小步驟中" 。李維茲基和齊布拉特與胡安·林茲(西班牙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共同開發並確立他們的"試金石",其中包括他們認為屬於威權主義行為的四個關鍵指標 - 拒絕(或微弱承諾)系統的民主規則、否認政治對手的合法性、容忍或鼓勵暴力,以及隨時準備限制對手的公民自由(包括媒體)。瓦羅爾將操縱誹謗法、選舉法或"恐怖主義"法作為針對或抹黑政治對手的工具,以及利用民主言論來分散對反民主行徑的注意力,描述為隱蔽威權主義的表現。奧地利政治學家及學者也警告說,為削弱民主而採取的一些措施,可能會以更持久的方式轉移或集中權力,這在下一次選舉中可能不容易被扭轉。

承諾型政變
現任的民選政府在承諾型政變中受到罷免,而這些政變領導人聲稱是為捍衛民主,並承諾舉行選舉以恢復民主。政變發動者在這種情況下強調其干預的暫時性和必要性,以確保未來的民主。

這個過程包含民選行政首長所做出的一系列體制變革,以削弱政治反對派挑戰政府與追究責任的能力。行政擴權最顯著的特徵在於,這些體制變革全都是透過合法管道進行,使其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該民選官員獲得民主授權。
發表支持《德國1933年授權法》(賦予阿道夫·希特勒不經議會同意、直接頒佈法律的至高權力)的演說。魏瑪共和國隨後瓦解,並質變為納粹德國,這無疑是民主倒退歷史上最為人熟知的典型案例。 |260x260px]]

傳統的"主動型政變"(指奪權者或少數群體訴諸武力,暴力推翻現有政府)與 "自我政變"(指自由當選的行政首長直接廢除憲法,藉由迅速的行動集權)隨著時間演進,已經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行政擴權(Executive aggrandizement)現象日益增加。行政擴權的核心特徵在於民主軸線出現失衡,其中包括體制性(或稱水平監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以及行政(或稱論述責任制(Discursive accountability)。

立法威權主義
立法威權主義"是指執政者利用民選的立法機關來鞏固權力並破壞民主問責制,同時在外表上維持形式頂替的民主程序。近年來,追求民主倒退的政府不再選擇繞過國會,而是越來越依賴立法機關來制定法律,藉此限制反對派的參與、侵蝕監督機構,或鞏固執政黨在政治體系中的權力。這類策略的具體做法包括:迅速制定複雜法律、限制國會辯論時間、削弱少數黨權力,以及重組立法委員會以偏袒執政聯盟。

由於立法威權主義完全透過合法程序運作,並維持著民主治理的外在表象,學者指出這在識別上特別具挑戰性。然而這些行動隨著時間終將削弱立法權對行政權的制衡,並使國會失去作為政治辯論自主論壇的功能。這種形式的體制侵蝕,最常出現在漸進式的民主倒退案例中,而非源自突然的政權更迭。

於智庫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服務的憲法評估與制度設計專家瑪德琳·羅傑斯(Madeleine Rogers})提出,議事程序在民主倒退中主要以六種方式被操弄利用。由於這些手段具備高度的技術性,且缺乏公眾關注,因此往往很難加以反對:第一是"快速通關程序"、第二是"辯論時間限制"(例如在波蘭曾將發言限制在30秒內)、第三是使審查、反對或修正變得極為困難的"替代立法程序"、第四是"削弱反對派權力"(例如透過操縱委員會的席次比例)、第五是"濫用懲戒措施"、第六則是"議長濫用其應有的中立角色"。羅傑斯對此提出方法,她主張,透過在議事規則中設計防禦性機制 - 例如提高修改議事程序的表決門檻、強化少數黨對特殊法案的否決權,並建立獨立的議事中立監督機制 - 將能使議事程序在面對威權蠶食時具備更強的穩固性與抗衡能力。

漸進式選舉顛覆
貝爾梅奧將這種形式的民主倒退稱為"戰略性選舉操縱",其核心在於顛覆自由且公平的選舉。常見手段包括封鎖媒體管道、取消反對派候選人的資格,以及壓制選民的投票率。這種倒退通常在選舉投票日之前便已展開,並以更隱蔽、漸進的方式進行。由於體制變更過程極為緩慢,其反抗難度大增。媒體與機構也更難察覺這些看似微小、實則關鍵的不當行為,進而難以揭發其所產生的累積效應。

民粹主義
於哈佛甘迺迪學院與雪梨大學任教的政治科學學者認為,以下兩種"雙重力量"對西方自由民主政體構成最大威脅:其一是本土境內零星且隨機的恐怖襲擊,嚴重損害社會大眾的安全感,其二是民粹威權勢力的崛起,它們正寄生在這些恐懼之上。

諾里斯將民粹主義定義為"一種具備三大核心特徵的執政風格":

#在修辭上,強調"合法的政治權力必須建立在人民主權與多數決的基礎上"、
#在立場上,反對並挑戰現有"政治、文化與經濟權力"掌握者的正當性、
#在領導上,由特立獨行的"體制外局外人"率領,他們聲稱自己"正為大眾發聲並為平民百姓服務"。

德裔美國政治學家與學者喬丹·凱爾(Jordan Kyle)在2018年共同發表的一項分析報告中,將民粹主義與民主倒退作連結。該研究指出自1990年以來,"全球共選出13個右翼民粹主義政府,其中有5個導致顯著的民主倒退。而在同一時期內,選出15個左翼民粹主義政府,其中同樣有5個帶來顯著的民主倒退"。

於2018年12月發佈的報告指出,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民粹主義執政,都會帶來顯著的民主倒退風險。研究人員檢視民粹主義對民主三大核心面向的衝擊:總體民主質量、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制衡,以及公民實質參與政治的權利。結果顯示民粹主義政府對民主制度造成破壞的機率,是非民粹主義政府的四倍。此外,超過半數的民粹主義領袖曾修改或重寫國家憲法,且手法通常著眼於侵蝕對行政權的制衡。最後,民粹主義者也會打壓個人權利,例如新聞自由、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

從全球趨勢來看,不少公民正親手用選票放棄他們聲稱捍衛的民主制度。學者提出證據,顯示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一種"防禦心理" - 選民深信對手會先下手為強來破壞民主。然而在實驗研究中,當研究人員向特定黨派人士透露,其政敵對民主規範的承諾其實比想像中更堅定時,這些黨派人士自身維護民主規範的立場也隨之轉趨堅定,且不再傾向投給違反規範的候選人。這項發現表示潛在的威權野心家往往會透過指責對手顛覆民主,來煽動並加速民主倒退。相對地,若能讓各黨派理解彼此對民主制度的底線承諾,將有助於促進民主體制的穩定。

不過,"民粹主義"的用語本身也面臨不少學術批評,部分學者認為這個詞彙帶有誤導性,容易模糊排外主義以及政治精英蓄意推動威權主義等現象的本質。

經濟問題
許多政治經濟學家 - 例如美國的達龍·阿傑姆奧盧與英國的詹姆士·艾倫·羅賓遜 - 曾深入探討收入不平等對民主瓦解的衝擊。匈牙利是另一類似案例,該國大量的失業人口(尤其是在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之後)促成民眾對國家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

制度變革
最近針對拉丁美洲的研究顯示在危機期間所引入的制度改革,有時反而會加劇民主倒退。這類目的在強化總統權力或回應公眾不滿的改革措施,往往可能導致政治版圖碎片化,進而使民主政體更容易受到政局不穩與民粹主義壓力的衝擊。

孤獨感
在社會結構中邊緣化、缺乏人際支持,進而產生長期疏離與挫折感的個體(尤以年輕男性為典型研究對象)可能與對威權主義的支持存在關聯。

個人主義
於2019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提出個人主義對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產生不利影響,指出:"那些掌控組織結構微弱政黨的總統,較領導具備獨立領導層與制度化官僚機構政黨的總統,更傾向於集權、破壞水平監督並踐踏法治。"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中東,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土耳其,其政權持續向自2003年起便掌握大權的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個人集中。

COVID-19疫情
COVID-19疫情在民主運作中造成斷層,全球許多國家政府因而推遲、延期或取消國家與地方層級的各種民主選舉。

根據V-Dem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全球僅有39%的國家在應對COVID-19疫情時,能做到完全未違反、或僅輕微違反民主標準。學者印戈·凱利茨(Ingo Keilitz)指出,威權領導人與者皆利用這場大流行,"對大眾有關隱私與公民自由的敏感度,進行全面且恐難以復原的根本性重塑"。凱利茨更將此現象視為對司法獨立的重大威脅。

強權政治
大國轉型對民主倒退與威權主義的蔓延帶來深遠影響,其作用途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威權大國的突然崛起會引發由擴張征服所驅動的威權化浪潮,而這同時也受到自身利益、甚至是對威權體制崇拜的推波助瀾,例如1930年代的法西斯浪潮,或1945年後的共產主義浪潮。其次,民主霸權的突然崛起雖會催生民主化浪潮,但這類浪潮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過度擴張並最終崩潰,進而導致民主鞏固失敗與體制倒退。"

威權主義價值觀
全球民主程度的差異,主要源於民眾對威權主義價值觀與解放價值觀的支持度不同,自1960年以來,每年跨國間約有70%的民主落差可由此因素解釋。根據全球性研究項目世界價值觀調查的評估,隨著經濟繁榮增長,全球的解放價值觀(強調個人自主、選擇自由與平等機會)正持續上升。

美國學者教授與政治心理學家指出,國際研究顯示,相較於經濟不平等,"對社會文化威脅的感知"(例如族群多元化上升及對LGBT群體的包容)更能有效預測民主國家是否會走向威權化,他們亦將全球化與新興族群繁榮等經濟威脅納入考量。史登與史坦納表示,西方國家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更傾向支持同質社會、服從權威與強人領導,而非多元與自由。

德國政治學家克里斯蒂·韋爾策爾認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某些國家超出對民主的需求。韋爾策爾將當前的威權化趨勢視為一種體制回跌的修正現象,但他預期,隨著全球價值觀的長期轉變,這股威權化的逆流終將再次反轉,重新走向民主。

兩極分化、錯誤資訊、漸進主義與多因素解釋
V-Dem研究所發表的《2019年年度民主報告》指出全球民主面臨的三大挑戰:第一是政府對媒體、公民社會、法治和選舉的操縱、第二則是日益加劇的惡性極化,其特徵包括社會分裂為互不信任且相互對立的陣營、政治精英之間對對手的尊重降低、理性事實推論與社會參與度減少,以及政治領導人越來越常使用仇恨言論、第三為主要透過數位管道進行的境外惡意虛假訊息攻勢,其影響特別集中在部分民主國家及後蘇聯國家。

根據兩位美國學者與的說法,通常有四種特徵會單獨或交織出現,進而催生民主倒退:包括政治極化、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經濟不平等以及過度的行政權力。美國比較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學者史蒂芬·哈格德(Stephen Haggard)與羅伯特·考夫曼(Robert Kaufman)則強調體制倒退的三個關鍵成因:極化帶來的有害影響、促使民選威權者得以奪取立法權力的政黨體制重組、以及體制損害的漸進性質,這會讓反對派陷入分裂並失去制衡的立足點。於202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極化現象與民眾支持非民主政治人物之間存在顯著關聯。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在強烈的政治極化背景下,反而可能加劇民主倒退。美國政治學家在1997年就曾提出,公民社會並不一定能鞏固民主。她指出,一個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當年正是削弱並協助破壞20世紀最關鍵的民主實驗 - 威瑪共和時期的德國。柏曼在2021年進一步指出,公民社會當時透過兩種方式削弱威瑪共和國的民主體制:首先,這些社會並未消除社會分歧,反而加劇社會分裂與敵意,其效果等同於現代網路時代的迴聲室效應、其次,這些公民團體的組織網絡與基礎設施,後來遭到納粹黨滲透與利用,成為其奪取選舉權力的工具。柏曼認為2021年美國公民社會所面臨的政治極化,在性質上與當年的威瑪共和國相似。因此她建議美國關心民主前途的人們,應該設法推動能夠跨越並消除當前社會分歧的網絡與團體。

司法獨立與民主韌性
一項於2011年發表的學術報告檢視司法獨立在防止民主倒中所扮演的角色。該研究在分析1960年至2000年間全球163個國家的案例後指出,歷史悠久的獨立司法機構能有效阻止民主體制走向威權化。然而在那些法院新成立的國家中,司法機關的存在反而與政權崩潰呈現正相關。此外,2020年代初期針對V-Dem民主指數的相關研究也證實,司法干預對於提升民主韌性具有關鍵作用。

心理影響
針對民主倒退的心理效應研究,突顯出政治事件與個人福祉之間的複雜關係。於2020年,一項針對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後"川普抑鬱"現象的多重方法調查顯示,民眾主觀感受到的心理病理症狀與實際情況存在落差。雖然自由派公民在直接受訪時,宣稱大選後自身抑鬱感顯著上升,但透過Google搜尋趨勢、Twitter(現已更名為X)言論以及抗抑鬱藥物消耗量的大數據分析卻發現,整體的臨床抑鬱指標並未相應增加。研究學者指出,這類關於"政治抑鬱"的陳述可能反映一種"概念蔓延(concept creep)"現象,即個體將負面情緒重新解構為心理疾病,或者藉由表達這種情緒來彰顯自身的群體認同。

隨後在2025年川普第二任總統任期初期進行的研究,則檢視在一個明顯充斥著民主倒退與廣泛行政命令的時期裡的大眾福祉狀況。研究發現美國共和黨人所報告的生活滿意度與幸福感均高於民主黨人的,且隨著時間,共和黨人的幸福感持續上升,使兩黨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很重要的一點是較高的幸福感與支持政府行動呈現正相關。反之,反對政府行動則與較低的幸福感相關。究結論指出,雖然認同威權化的執政者能讓個體因"順應環境"而獲得心理安慰,但挺身抵抗民主倒退卻必須付出心理代價。所幸反對者的心理福祉並非持續低迷,他們最終通常能適應變局並逐漸恢復心理健康。

盛行率與趨勢
根據V-Dem研究所發表的"V-Dem民主指數"分析顯示,全球民主國家的數量已從2011年的100個,微幅下滑至2017年的97個。雖有部分國家在這段期間內邁向民主,卻也有其他國家逐漸背離民主。這項研究的核心數據相當龐大,累積包含超過1,800萬個與民主相關的數據點(data points)。截至2016年底,已針對全球174個國家、多達350項高度具體的指標進行評估。V-Dem研究所發佈的"2019年年度民主報告"指出,全球的威權化趨勢仍在持續,且"目前有24個國家受到已被確立的'第三波威權化浪潮'的嚴重影響",其中包括"巴西、孟加拉國和美國等人口眾多的國家,以及幾個東歐國家"(特別是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自由之家語2019年發表的《世界自由度報告》(題為"倒退中的民主")顯示言論自由在過去13年間每年都在惡化,且自2012年起降幅更為劇烈。
每兩年定期發佈一次的全球政治與經濟轉型評級指標 - 2022年《》全球趨勢報告。]]

學術界在2010年代的研究,詳細指出各國不同形式與程度的民主倒退現象,其中包含匈牙利、波蘭、捷克、土耳其、巴西、委內瑞拉、以及印度。學術界對民主倒退概念的普遍認同,反映出對過往觀點的反思與翻轉。早期觀點認為"民主制度一旦在相當富裕的國家建立,就會成為長久不變的常態"。兩位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學的學者與在一篇共同具名的學術論文中指出,"在戰後時期,共有25個不同國家出現37起民主品質顯著下降的案例(但並未演變成完全的威權政權)",其中也包含數個"看似穩固且相當富裕"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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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由福斯坦-阿爾尚熱·圖瓦德拉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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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繁榮黨,由阿比·阿邁德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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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喬治亞夢想-民主喬治亞,尤其是在伊拉克利·科巴伊澤領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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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由奧班·維克多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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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印度人民黨,由納倫德拉·莫迪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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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以色列聯合黨,由班雅明·納坦雅胡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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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由薩德爾·扎帕羅夫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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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方向—社會民主黨,由羅貝爾特·費佐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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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正義與發展黨 (土耳其),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領導
|2009年至2019年間民主化程度最高的10個國家是突尼西亞、亞美尼亞、甘比亞、斯里蘭卡、馬達加斯加、緬甸、斐濟、吉爾吉斯、厄瓜多和尼日。而2009年至2019年間威權化程度最高的10個國家是匈牙利、土耳其、波蘭、塞爾維亞、巴西、孟加拉馬利、泰國、尼加拉瓜和尚比亞。由於各個民主指數所採用的民主概念與測量方法各有不同,因此其顯示出近年全球民主衰退的程度也存在差異。

案例研究
亞洲
民主倒退也正在亞洲的部分地區發生。根據Our World in Data(用數據看世界)提供的資料顯示,亞洲地區的平均民主得分在2014年至2024年的十年間下滑0.45分,跌幅高於同一時期全球平均的0.38分。COVID-19疫情普遍被認為加劇這波惡化趨勢。許多國家的民選領導人利用"將社會議題上升至國家安全層面(將社會問題安全化)"的手段,將抗疫擴大解釋為一場"戰爭",藉此為其威權行徑及限縮公民權利的作法進行辯護,將這些權利的犧牲視為抗疫的必要代價。其中最顯著的案例,便是中國所實施的"動態清零"(Zero-COVID,參閱)政策。

該地區因民主倒退而導致的威權政體擴權與強硬化,通常被歸咎於各種外部因素。包括中國等威權國家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美國及其他民主陣營國家推動民主的力道下滑,以及社群媒體助長全球假訊息傳播與政治極化等現象。然而部分學者認為,內部因素在因果關係上更具關鍵性。不論成因為何,自2010年代中期至今,東亞地區已顯著出現多種形式的民主倒退。

菲律賓、印尼與韓國都出現顯著,但具體形式各異的行政權擴張。菲律賓前總統羅德里哥·杜特蒂所發動的"毒品戰爭" ,即被視為一種"怨恨驅動型非自由主義"(grievance-fueled illiberalism)的特定擴權形式,導致行政權與警察權力的過度膨脹。杜特蒂當時強調毒品犯罪的威脅,並抨擊既有建制未能懲治罪犯,最終憑藉著確保毒犯受到嚴懲的承諾而勝選。與此同時,佐科·維多多也擴大了印尼的行政權力與軍方影響力,以至於其執政風格常被拿來與印尼過往惡名昭彰的獨裁者蘇哈托相提並論。而在2024年12月3日,時任南韓總統尹錫悅宣布戒嚴並企圖解散國會,則是一起被具體稱"投機型威權主義"的行政擴權事件。

2021年緬甸軍事政變則是"既得利益報復主義"的典型案例,亦即在國家民主轉型過程中失去既得利益的集團,採取非民主手段企圖奪回權力。

中國政府在2010年代與2020年代逐步修改選舉規則,為香港選舉的候選人設立審查標準,使其大幅偏向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人士。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之後,新實施的規則顯著削弱香港的民主體制:2020年頒布的《香港國安法》"實際上將任何異議聲音入罪化" ,而2024年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預計將產生寒蟬效應。

中東歐
學術界在2010年代逐漸達成共識,認為中東歐地區正面臨民主倒退,其中以匈牙利和波蘭最為顯著。於羅格斯大學任教的政治學家指出,歐盟的體制反而促成一種"威權平衡",甚至可讓具備威權思維的領導人更易蠶食民主。這主要是由於歐盟內部的政黨政治體系導致各方不願干涉成員國內政、倒退中的政權得以挪用歐盟資金,以及人員自由流動政策讓不滿現實的公民選擇移居他國。後者在無形中削弱國內的反對派力量,反而鞏固威權政權的統治。

在歐盟候選國與西巴爾幹地區(包括土耳其、阿爾巴尼亞和塞爾維亞),同樣出現對於民主倒退與體制蠶食的擔憂。其核心問題在於行政權過度集中,以及司法與政治機構在運作上的程序性瑕疵。在土耳其,歐洲人權法院(ECHR)裁定多起與"未審先囚"(審前羈押)相關的侵權案件,並在部分判決中指出這類羈押"非法且專斷",同時缺乏合理的犯罪嫌疑,而引發外界對該國正當法律程序與司法獨立的廣泛關切。司法改革的落實進度以及審前羈押的濫用在阿爾巴尼亞也引發質疑。威尼斯委員會(也稱歐洲法治民主委員會)對此指出,廣泛或不成比例地使用審前羈押,恐將削弱無罪推定原則、壓制政治多元化並限縮民主辯論的空間。而在塞爾維亞,分析家指出其民主倒退的因素包括司法獨立受損、媒體受限以及選舉過程出現舞弊。

美國
以下段落內容摘自。

根據多項指數與分析指出,美國在州級與國家層級皆出現民主倒退的趨勢,這類現象主要集中在過去南方各州實行《吉姆·克勞法》進行種族隔離的時期,以及21世紀唐納·川普執政期間。所謂民主倒退,是指"政權向威權主義更替的過程,此過程讓政治權力的行使變得更加專斷與壓迫,並限制公眾競爭的空間以及參與政府選舉的政治參與度"。

在上述的歷史節點中,實行《吉姆·克勞法》被視為民主倒退的典型案例,當時以美國南部黑人群體的權利受損最為劇烈。至於21世紀的民主倒退則普遍被視為由共和黨所主導,並以唐納·川普政府最受矚目。這一時期的核心驅動因素,包括美國最高法院涉及政治獻金與選區劃分的裁決、企圖顛覆選舉、政治權力向極富階層集中、推廣醫療偽科學,以及日益高漲的政治暴力傾向、言論與白人認同政治。學術界對此指出,川普不僅削弱公眾對選舉的信心並助長政治暴力,還透過抹黑主流媒體,將自己塑造成打擊移民且鎮壓抗議活動的鐵腕執法者。

這些發展導致多項指數與專家不再將美國歸類為民主國家。量化國家政體類型資料庫 - 政體資料集在唐納·川普因2021年國會山莊騷亂事件中企圖發動自我政變後,將美國歸類為"無支配體制"(也譯為半民主)。在2024年與2025年,美國的評級被進一步下調,截至2025年10月更被描述為"不再是[...]一個民主國家",且處於"威權主義的邊緣"。成立於2016年的無黨派倡議組織與學術計畫 - 光明線觀察(Bright Line Watch)在2025年9月也發表類似聲明,將專家對該國的評級描述"更接近混合型或非自由民主制,而非完全民主"。在V-Dem研究所於2026年出版、描述2025年情況的民主報告中,美國在50多年來首次被歸類為"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表示這類國家依然保有定期、具競爭性且相對公正的選舉制度,人民還是可以投票換政府。自由民主的核心基石已遭嚴重侵蝕。例如:司法獨立受到政治干預、新聞自由度下滑、反對黨遭到體制性刁難、或是權力制衡機制失效。),喪失其作為自由民主制的地位。

參見

  • 保守主義浪潮

*憲政危機
*金權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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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輪替

  • 滑坡謬誤

註解
引用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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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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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rillo, Edoardo; Luo, Zhaotian; Nalepa, Monika; Prato, Carlo (2024). "Theories of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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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ee, Haemin; Lueders, Hans; Myrick, Rachel (2021). "Towards a unified approach to research 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Democr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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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nutsen, Carl Henrik; Marquardt, Kyle L.; Seim, Brigitte; Coppedge, Michael; Edgell, Amanda B.; Medzihorsky, Juraj; Pemstein, Daniel; Teorell, Jan; Gerring, John; Lindberg, Staffan I. (2024-01-11).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 in Assessing Democratic Backslid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doi:10.1017/S10490965230007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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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zeworski, Adam. 2019. Cris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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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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