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車大遷徙（，，）是指南非的荷蘭語定居者向東部地方遷移，他們從1836年開始在開普殖民地乘坐牛車前往現代南非的內陸，尋求脫離在開普的英國殖民統治。開普的原始歐洲定居者（統稱為布爾人）與大英帝國的農村後裔之間的緊張關係促使了牛車大遷徙的出現。該場遷徙也反映了個別布爾人社區越來越希望從開普敦發展中的行政復雜性中尋求孤立主義和半游牧生活方式的趨勢。參與牛車大遷徙的布爾人認為自己是“先民”（Voortrekkers），在荷蘭語及南非語中意思是“開拓者”、“探路者”。
牛車大遷徙直接促使南非共和國（亦簡稱為德蘭士瓦）、奧蘭治自由邦以及納塔利亞共和國等幾個自治的布爾共和國建立起來。這些國家是使北恩德貝萊人流離失所的原因，也是影響祖魯王國衰落及崩潰的幾個決定性因素之一。不少東印度公司僱員均會於服務合同結束後留在荷屬開普殖民地境內，結果在短短幾十年內，開普敦已成為擁有大量“自由人”（Vrijlieden）的地區。由於當時開普敦定居點的主要目的是為荷蘭船隻提供庫存，因此東印度公司會在僱員願意種植穀物的條件下向他們提供農田補助，並將這些僱員從合同中解除，以節省工資。這些人為已婚的荷蘭公民，東印度公司視他們具備“良好品格”，且“自由公民”需承諾在非洲大陸度過至少二十年的時間。結果在1691年，殖民地內超過四分之一的歐洲人口都不是荷蘭人。然而，透過通婚，歐洲人口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同化，而他們亦幾乎普遍採用荷蘭語。在社會及經濟方面，分裂更有可能發生；從廣義上來說，開普殖民者可分為直接在邊境定居的貧窮農民布爾人，以及更富裕、主要生活城市內的。
繼法蘭德斯戰役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巴達維亞革命之後，法國在荷蘭土地上協助建立了親法的附庸國巴達維亞共和國。1820年代末至1830年代初期，在官方強制執行英語的情況下，布爾人對英國行政人員的怨恨持續增長。許多布爾人，尤其是那些從事糧食與葡萄酒生產的人，都依賴奴隸勞動；例如當時在斯泰倫博斯附近的94%白人農民都擁有奴隸，其奴隸規模大小與他們的產量息息相關。
牛車大遷徙在定居者中也並非普遍受歡迎的。有12,000人左右參與了遷移，這人數只佔當時殖民地內約五分之一的荷蘭語白人。此外，開普荷蘭人的城市化程度也更高，因此不太可能容易像在農村的布爾人那樣有著同樣的不滿與考慮。
探索遷徙到納塔爾
1832年1月，安德魯·史密斯博士（英國人）和威廉·伯格（布爾人農民）將納塔爾視為潛在的解決方法。在回到開普之後，史密斯非常熱情，而伯格對影響布爾人的討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伯格聲稱納塔爾是一片農業品質優良、灌溉良好，而且幾乎沒有居民的土地。
1834年6月，和格拉罕鎮的布爾領導人討論成立一個Kommissietrek或“遷徙委員會”來訪問納塔爾，並評估其作為開普布爾人的新家園的潛力，他們不再對英國在開普敦的統治抱有幻想。被選為遷徙領袖。1834年8月初，揚·格里森從格拉夫-里內特出發前往220公里外的格拉罕鎮，為期三週。1834年8月下旬，揚·班傑斯到達格拉罕鎮，與烏伊斯接觸並作出介紹。
1834年6月，在格拉夫-里內特聽說探索遷徙到納塔爾港，在父親伯納德·路易斯·班傑斯的鼓勵下，他向烏伊斯表示有參與這次偉大探險的興趣。班傑斯希望幫助重建布爾人相對於荷蘭人的獨立性，並擺脫在開普的英國法律。班傑斯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能說流利的荷蘭語和英語，在該地區廣為人知。由於這些能力，烏伊斯邀請班傑斯加入他。隨著旅程的展開，班傑斯的寫作技巧在記錄事件時是非常重要的。
1834年9月8日，包括二十名男子、一名女子和一名有色人隨從的Kommissietrek，分別乘坐14輛馬車從格拉罕鎮出發前往納塔爾。他們穿過東開普省，受到與鄰近祖魯國王丁岡·辛贊格科納有爭議的科薩人歡迎，他們毫髮無傷地進入了納塔爾。
遷徙避開了沿海路線，保持在較為平坦地形的內陸裏移動。Kommissietrek從和伊索波穿過和的上游區域前往納塔爾港。由於地形崎嶇，加上夏季的雨量使許多河流的水位達到最大值，導致旅途緩慢。需要幾天才能找到最適合的道路。最後，經過數周令人難以置信的辛勞後，一小群人穿過康格拉河和沿海森林進入海灣地區，並抵達納塔爾港。他們從格拉罕鎮出發，總行程約650公里。這次旅程使用行駛緩慢的牛車，需要大約5個月至6個月才能抵達。他們尚未發現通過來進入納塔爾德拉肯斯堡的路線。
經過漫長而疲憊不堪的旅程後，他們於1835年2月抵達納塔爾港悶熱的海灣。在那裡，如詹姆斯·科里斯等少數英國獵人和象牙交易員很快便對遷徙張開雙臂歡迎，英國皇家海軍艦船Clinker的前指揮官——半無效牧師決定在此開設一個宣教站。在布爾人與英國雙方進行交流後，該一群人決心定居並邀請成為他們的嚮導。
布爾人選擇在現今德班地區的建立了他們的湖泊營地，因為這裡適合放牧牛和馬，而且離海灣裡覓食的河馬很遠。
參見
- 南非歷史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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