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國性交易產業

在孟加拉国,卖淫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管。 根据该国法律,只有成年女性在法庭上作出声明后,才能合法从事职业性工作;然而在孟加拉国数十万性工作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成年人。一般来说,孟加拉国的性工作者分为三种类型:在酒店寻找客源的、在公园和花园等公共场所流动的性工作者,以及常驻妓院的。尽管在20世纪和21世纪有多家妓院遭到拆除,但截至2020年,孟加拉国仍有14家合法注册的妓院。虽然女性从事职业性工作是合法的,但男性从事该工作则属于非法行为,尽管这种情况在多地依然存在。研究显示,孟加拉国目前约有20万名性工作者,其中有1万到2.9万人是未成年人。

称呼
在孟加拉国,字典里通常将性工作者称为 dehoposharininagorbodhubeshyarokhkitakhankijarinipunshcholiatitwarigonikakultabaronbonitakumbhodashinotirupojibi 等等。 此外,字典中还有诸如 khankimagichhinalchenalgonikagonerukadehopojibininotinotinibaranganabarbodhubarbilasinipatitabeshyabhrashtajounokormirandirupopojibinihattobilasini 等词汇。在孟加拉语中,大约有300个词汇被用来指代职业性工作者,其中包括 beshyapatitagonikabondhokibaranganakhanki 等。 由于现代社会倡导择业自由,如今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不再被使用带有贬义色彩的字典词汇称呼,而是被客观地称为“职业性工作者”(professional sex workers)。

“那些由于贫困、受骗、遭胁迫、无助以及其他不利条件,为了金钱或礼物而从事性活动——从而卷入这种违背道德的职业的人”,将她们统称为“社会残障女性”(socially disabled women)。

历史
公元前300年写成的《政事论》(作者考底利耶)中曾提到性工作者,记载她们的年收入为1000“帕那”(panas)。根据同期的著作《欲经》所述,在古代,性工作被认为是一门高度发达的艺术形式。然而,尽管这是一项得到国家认可的职业,它并不总是被视为光荣的行业。根据《摩诃婆罗多》的记载,如果一名性工作者本性善良,她可以在来世转生到更高的社会阶层。这种观点在佛教中也有体现。在古时候,女性的舞蹈表演也是性服务的一部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被称为 notinigonikanartaki

在《》的《杜尔迦法》(Durgapuja Paddhati)一书中,普罗比尔库马尔·查托帕迪亚(Probirkumar Chattopadhyay)描述道,在使用的十种粘土中,必须要有取自职业性工作者家门口的泥土,因为传统认为性工作者净化了社会。

纳瓦卜时期
“”或“塔瓦伊夫”(类似于歌舞妓或交际花)的文化最早在17世纪初的东孟加拉开始流传,当时正值省督的统治时期(1608年–1613年)。那些表演歌舞的人被称为 kanchani。这些“拜吉”主要通过演唱诸如、、、加扎勒等歌曲,以及跳来娱乐宾客。据萨蒂安·森(Satyen Sen)所述,“拜吉”们通过舞蹈动作以及手部、面部、眼睛、鼻子和嘴唇的神态,将歌曲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聚会通常被称为或。在聚会中,她们身穿传统服饰,脚踝上系着精致的。她们有专属的经纪人(safardar)负责打理事务、演奏乐器以及招揽客源。

后来,在统治时期——包括努斯拉特·姜(1785–1822)、沙姆斯达乌拉(1822–1831)和卡姆鲁达乌拉(1831–1836)——以及(1846–1896)和(1896–1901)统治时期,这种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许多来自加尔各答和印度北部的“拜吉”开始在达卡定居,并在该市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拜吉社区。 在18世纪,诗人在他的史诗《》中用大篇幅生动描绘了性工作者的厨艺。

19世纪
在19世纪的东孟加拉,特别是在像达卡和纳拉扬甘杰这样的水运城市,职业性工作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根据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所著的《达卡地形与统计概略》,以及阿什维尼·塔姆贝博士(Ashwini Tambe)撰写的关于殖民时期孟买欧洲卖淫状况的分析著作,由于当时在印度的英国士兵中有60%感染了性病,英国当局在1864年的《兵营法》下开始推行性工作者登记制度()。曾于1835年至1885年担任达卡民事外科医生的泰勒指出,早在18世纪上半叶,达卡就已经存在有组织的卖淫活动。

在印度教社区的期间,富有的商人们经常在家中举办聚会。从1875年阿卜杜勒·加尼获得纳瓦卜头衔开始,直到19世纪末,每年一月都会有歌手和舞者在沙阿巴格的纳瓦卜宫殿表演,并且由纳瓦卜庄园按月给她们发放薪水。

在那些曾到达卡登台表演的拜吉中,比较著名的有玛尔卡·詹(精通多国语言的音乐天才,创作了106首加扎勒歌曲)、(玛尔卡·詹的女儿,她开创了在舞蹈表演间隙换装的先河,并对加尔各答的文化圈产生了深远影响)、努尔贾汗、悉达什瓦里、詹基·拜、贾丹·拜(玛尔卡·詹的徒弟,也是印度电影女星的母亲)、科依诺尔和因杜巴拉等。

在《妓院内部:红灯区秘闻》一书中,博士提到,作家曾在日记中记录过光顾妓院的经历。神秘主义诗人和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也曾前往红灯区。性工作者苏库马里·杜塔更是引起了的极大关注。

政策与法律
在孟加拉国,卖淫在法律层面是合法的,但受到极为严格的监管。在全球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孟加拉国是极少数允许18岁或以上女性合法从事性交易的国家之一。 然而,《孟加拉国宪法》中明确表达了对职业性工作的排斥。宪法第二部分第18条规定:“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卖淫和赌博活动。”

尽管宪法呼吁抵制并采取措施取缔卖淫,现行法律却又允许任何年满18岁的女性通过法庭声明,自愿选择性工作作为其职业。 孟加拉国也因此成为法律上“卖淫既合法又被宪法限制”的国家。

在“国家诉孟加拉国人权实施组织(2000)”一案的判决中,法院进一步澄清,宪法赋予公民的生命权、谋生权和法律保护权同样适用于性工作者,剥夺她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是非法的。高等法院还明确指出,虽然根据1933年的《禁止不道德交通法》(又称《卖淫法》)和1860年的《刑法》,经营妓院和让未成年人从事性工作是明令禁止的,但从事职业性工作本身并不违反现行法律。

注册登记
有意向从事性工作并希望获得合法身份的女性必须进行登记。在登记过程中,她必须亲自出庭,并通过公证人向一级地方法官提交一份宣誓书以获取许可证。在该宣誓书中,她需要声明自己无法找到其他工作,缺乏其他生活来源且无人依靠,因此完全是出于自愿选择该职业。此外,她还需声明并未受到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或强迫。 尽管警方偶尔会从妓院解救未成年女性,但对于在街头流动的性工作者,当局较少进行干预。在许多情况下,执法部门对于性工作者的18岁年龄底线监管不力,甚至涉嫌默许她们使用伪造的年龄信息进行登记。虽然妓院中存在大量未成年性工作者,但非法雇佣她们的经营者却鲜少面临法律追责。

  • 第364A条 – 凡绑架或拐骗任何十岁以下儿童,目的是使其沦为奴隶或遭受性剥削者,将被判处死刑、终身监禁,或处以最高可达14年但不少于7年的严厉监禁。
  • 第13条 - 任何人若在街道、公共场所,或从房屋/建筑物内,通过言语、手势或不雅的身体暴露来吸引他人注意以进行卖淫活动,即被视为犯罪。一经定罪,将面临最高3年的严厉监禁,或不少于20,000塔卡的罚款,或两罪并罚。

尽管许多性工作者拥有合法的选民身份,但她们几乎难以享受到平等的公民福利。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的生活往往陷入困境。 在选举投票时,她们有时会被特殊对待,被迫在单独的队列中参与投票。 历史上甚至曾有规定禁止性工作者穿戴鞋履。 随后的纪念祈祷活动吸引了超过400人参与。然而,主持该葬礼的当地清真寺伊玛目戈拉姆·莫斯塔法(Golam Mostafa)遭到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最终被迫宣布今后不再为性工作者主持葬礼。

孟加拉国的性工作者普遍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妓院区普遍缺乏政府设立的医疗保健设施,主要依赖孟加拉国计划与实施援助组织(PIACT Bangladesh)等民间机构提供服务。当性工作者前往正规医院就医时,往往被迫隐瞒真实姓名和身份以避免歧视。

规模扩散
在孟加拉国,性工作者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在酒店寻找客源的、流动的性工作者(即“流莺”),以及常驻妓院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数据显示,有1万名儿童被迫卷入职业卖淫产业。

性工作者网络组织指出,许多从业者实际上并未满18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迫卷入该行业的。尽管法律规定成年女性必须在法庭上宣誓自愿方可入行,但这一规定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真正按法律程序办理的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人口贩运者常将未成年人伪装成成年人出庭,而部分执法人员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参与其中。

儿童卖淫
儿童卖淫在孟加拉国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大部分遭受剥削的儿童被困于妓院内,少数则在酒店客房、公园、火车站、汽车站及出租屋中面临性剥削。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04年的评估中指出,孟加拉国约有1万名未成年少女正在,部分机构的评估数字甚至高达2.9万人。

许多在工厂做童工或从事家政服务的女孩,不仅未能获得报酬,反而遭到性侵或剥削;这些女孩因社会舆论的偏见而受到排斥,为了逃避虐待,许多人选择了离家出走。然而她们往往发现,除了为了维持基本生存而出卖身体(即)外,几乎没有其他出路。而一旦踏入该行业,她们便会在社会边缘愈陷愈深。

在孟加拉国18个合法登记的红灯区中,有超过两万名儿童在那里出生和成长。男孩成年后往往成为从事第三方介入活动的皮条客,女孩则被迫继承母亲的职业从事性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女孩在不到12岁时,便已开始被迫提供性服务。

被安置在社会机构中的残障儿童,以及因自然灾害(如洪水)而流离失所的儿童,也极易成为商业性剥削的受害者。

对于合法从事性工作的18岁年龄门槛,官方的监管往往不够严格,部分人员仅凭伪造的年龄记录便可通过登记;而针对诱导未成年人从事该行业的妓院经营者及中介,政府也很少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

一些通过中介公司前往黎巴嫩或约旦从事保姆工作的女性,亦遭到转卖至叙利亚,成为性贩卖的牺牲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商业性剥削活动中,同样存在孟加拉国妇女和儿童受害者的身影。

自2017年8月以来,近70万罗兴亚人为躲避冲突从缅甸进入孟加拉国,使得孟加拉国目前收容的无合法身份罗兴亚难民超过100万(包括早期进入的人员)。由于缺乏国籍和合法工作权利,罗兴亚人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极易受到人口贩子的剥削。有报告指出,一些罗兴亚妇女和女孩最初被招募离开难民营为私人住宅或酒店提供家政服务,最终却落入性贩卖的陷阱。部分罗兴亚女孩不仅在孟加拉国境内被转卖至吉大港和达卡,甚至被跨国贩卖至加德满都和加尔各答被迫从事性服务。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已将孟加拉国列入“”行列。目前正致力于解决这一严峻问题。

红灯区
虽然职业卖淫在孟加拉国具有一定合法性,但为便于管理,性工作者必须实名登记,且被限制居住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这些集中住宿区在当地被称为 NotiparaBeshyapara,或直接称为 Nishiddho Palli(禁区)。目前,孟加拉国共有14个获政府认可的合法注册妓院或红灯区。 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政府曾向其中11个红灯区发放基本生活物资和救济金,但多方认为这些援助并不足以应对危机。

扫荡与拆除
在20世纪中叶,当时的东巴基斯坦就曾发起过针对红灯区的取缔行动。孟加拉国独立后,自1980年起,多个红灯区被相继取缔,包括达卡的库马尔图利(Kumartuli)、甘加贾里(Gangajali)和帕图阿图利(Patuatuli),以及纳拉扬甘杰的坦巴扎尔、马古拉(Magura)、马达里普尔(Madaripur)、坦盖尔和富尔塔拉(Phultala)。 在这些清理行动中,纳拉扬甘杰坦巴扎尔、达卡英国路、马达里普尔、库尔纳富尔塔拉和坦盖尔等地的性工作者,在被强制驱逐的过程中常遭受暴力对待。有报道称,部分行动涉及地方利益集团与行政部门的违规操作。大量性工作者被转移至流浪人员收容所,更多人则被迫流落街头。杰马勒布尔(Jamalpur)、帕图阿卡利(Patuakhali)、迈门辛(Mymensingh)、法里德普尔的C&B河坛与罗特克霍拉(Rothkhola),以及巴盖尔哈德(Bagerhat)等地的红灯区,也屡次面临被拆除的威胁。 杰马勒布尔等地的从业者持续面临居住区域被强拆及人身安全的担忧。外界指控指出,部分以社会治理为由的拆除行动,其实际动机可能涉及商业土地开发。部分被拆除的红灯区原址如今已建成了现代商业建筑。与此同时,极少数红灯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终得以重新营业。

1985年,未成年少女沙卜梅黑尔(Shabmeher)在坦巴扎尔红灯区被杀害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导致当时针对该红灯区的拆除计划暂时搁置。1991年10月,由于政治派系之间围绕坦巴扎尔红灯区利益分配产生冲突,导致另一次拆除计划流产。有指控称,坎杜帕蒂的学生领袖西藏(Tibet)、巴尼桑塔的劳工领袖阿尤布(Ayub)以及坦巴扎尔的性工作者杰斯敏(Jesmin)的死亡案件背后,均牵涉到复杂的政治与利益纠纷。 在孟加拉国独立前,吉大港的法兹卢尔·夸德尔·乔杜里(Fazlul Quader Chowdhury)为了在政治竞争中击败地区穆斯林联盟主席拉菲库丁·西迪基(Rafiquddin Siddiqui),曾煽动民众彻底摧毁了里亚兹丁市场(Riazuddin Bazar)区域的红灯区。

吉大港县
吉大港萨赫布帕拉(Sahebpara)那座临近卡纳普里河的妓院,拥有约300年的历史。历史上,这座港口城市的妓院主要集中在目前的里亚兹丁市场一带。市场建立后,该区域曾聚集了1500至2000名性工作者。当船只靠岸时,水手们便会上岸光顾妓院。在巴基斯坦统治时期,该区域的妓院遭到取缔,随后在马吉尔加特(Majhir Ghat)区域重新出现,但如今这些场所均已不复存在。

库尔纳县
在库尔纳县达科波(Dakop)乌帕齐拉的巴尼桑塔(Banisanta)妓院,目前约有90名性工作者。2020年的数据显示,该区域还生活着65名儿童及70名成年男性。这座妓院建在波舒尔河(Poshur River)畔,靠近蒙格拉海港,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2019年,当地初级教育部门为妓院内的50名儿童提供了服装、学习用品和生活补贴,以协助其接受基础教育,并为此在当地学校举办了特别的家长联谊活动。 2020年安芬飓风袭击期间,妓院内的多数房屋遭到了严重破坏。

巴盖尔哈德县
在巴盖尔哈德镇的戈什帕蒂(Ghoshpatti)附近的妓院中,约有40名性工作者。2020年的数据显示,她们的44名子女也生活在该区域内。

达卡县
在达卡历史上的红灯区中,甘加贾里和桑奇班达尔(Sanchibandar)曾是知名度较高的场所。从伊斯兰普尔(Islampur)和帕图阿图利路口延伸至布里甘加河(Buriganga River)的街道(即现在的韦斯加特路),早期被称为甘加贾里。剧作家赛义德·艾哈迈德(Saeed Ahmed)在其著作中回忆,甘加贾里有一栋具有规模的两层建筑,位于迦梨女神庙对面。一楼由年长女佣居住,而著名表演者“拜吉”们则居住在条件优越的二楼。她们的居所布置十分奢华。甘加贾里的拜吉大都是虔诚的毗湿奴派信徒。每日清晨,她们会前往布里甘加河沐浴,这一独特的社会景象曾被赛义德·艾哈迈德和画家帕里托什·森(Paritosh Sen)生动地记录下来。

1985年,在坦巴扎尔妓院发生了一起引发全国关注的案件。一名被拐卖的未成年少女沙卜梅黑尔(Shabmeher)因反抗被迫提供性服务,遭到不法经营者蒙塔兹·米亚(Momtaz Mia)及老鸨使用酷刑和电击残忍折磨。随后她被遗弃在街头,送往达卡医学院抢救无效死亡,此事在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愤慨。 作家伊姆达杜尔·哈克·米兰(Imdadul Haq Milan)以此为背景创作了小说《陀螺》(Top),歌手法基尔·阿拉姆吉尔(Fakir Alamgir)也演唱了诗人鲁德拉·穆罕默德·沙希杜拉(Rudra Mohammad Shahidullah)为此创作的纪念歌曲。伊斯梅尔·侯赛因(Ismail Hossain)还根据贾哈娜拉·阿尔朱(Jahanara Arju)的诗作《为你哭泣,沙卜梅黑尔》(Shabmeher Tomar Jonno)拍摄了一部短片。

拉杰巴里县
道拉特迪亚加特(Daulatdia Ghat)的妓院是孟加拉国规模最大的妓院之一,在南亚地区也具有相当的规模。该区域有大量妇女和儿童面临性剥削,每天为数千名光顾者提供服务。这里常年有约1500名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尽管其作为现代合法红灯区始于1988年,但当地性交易业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法里德普尔县
在法里德普尔市,红灯区分布在哈吉沙里亚图拉巴扎尔(Haji Shariatullah Bazar)附近的罗特克霍拉,以及德里克恰尔(Decreer Char)区域的C&B河坛区。官方记录显示这里有约300名性工作者,但据当地民众及机构反映,实际从业人数远超此数。

坦盖尔县
坦盖尔县戈巴尔布尔(Gopalpur)的赫姆纳加尔巴扎尔(Hemnagar Bazar)曾是该国主要的拜吉聚集地,吸引了寻求娱乐与欣赏歌舞表演的上层人士。

目前,坦盖尔镇的坎达帕拉(Kandapara)妓院是该国第二大红灯区。 该地点曾遭取缔,后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终得以重新营业。目前该地有800多名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其中多为未成年人。该区域环境与贫民窟类似,周围有安保人员看守,基础设施普遍较差。

迈门辛县
迈门辛的甘吉纳帕拉(Ganginapar)有一座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妓院,约有300多名性工作者。根据2020年的数据,甘吉纳帕拉妓院的10栋楼(部分为政府所有,部分为私人产业)内,包括家属在内居住着约1000名居民。

杰马勒布尔县
政府档案显示,在2020年,杰马勒布尔的拉尼甘杰(Raniganj)妓院有97名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50名辅助工作人员及两名安保人员。 但非官方估计从业人数可能超过200人。该妓院共有9栋建筑、174个小单间,每个房间空间极其狭小,仅够一名性工作者勉强起居与接客。

帕图阿卡利县
帕图阿卡利的妓院拥有约200个房间。2020年时,该地约有130名性工作者,加上经营者及家属,该区域共生活着约200人。

艾滋病毒 / 艾滋病
非政府组织多次警告,由于极度缺乏相关的生理卫生常识,且难以获得关于严重危害的宣传教育,性工作者及其光顾者已成为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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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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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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