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

温州人是指籍贯、出生地或居住地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下辖县市区的人。在海外，由于青田在历史上曾经隶属温州，温州人和青田人往来密切，因此温州人的概念往往也包含青田人。溫州人大部分是漢族，主要使用溫州話。

溫州人以行商做生意聞名，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受温州本土的永嘉学派影响，商人在温州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1980年代，温州人率先通过本地小商品生产，再借由外地温州人血缘、地缘纽带，在全国范围内兜售温州生产的轻工业品而获利。1990年代以来，温州人由轻工业生产转向全国范围内的投资，温州商品的生产逐步外移，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在外温州人聚落，如北京的浙江村。1990年代以来，向外移民的温州人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到大中城市经商，并以商会组织相联络，对外广泛进行投资。2023年，海外温州人有将近70万人，分布在130个国家和地区；175万温州人在中国各地经商，建立起268个地级市以上的温州商会。

改革开放后，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温州，到2000年代已经有近300万之众。自2005年起，以“新温州人”指代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说法逐步流行起来，如2005年起举办的新温州人歌手大奖赛等。新温州人群体中，男性居多，大部分都从事体力劳动，另有一部分是高学历、高技术人才。温州市对此出台政策，帮扶新温州人群体，以促进族群融合。

歷史
瓯越先民
远古时期的温州地区经历了多次海侵与海退，东部平原地带曾经四次经历浅海到陆地的更替变迁。距今最近的一次海侵发生在约5000年到3000年，由于当时的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温州东部平原沉入海底。温州境内以山海交错的峡湾、溺谷为主要地形；“岐”在闽语中意为水边突出部或坡地，温州、福建一带都遗留下大量包含“岐”的地名，如蒲岐。

远古时期的居民可能就居住在这些被称为“岐”的沿海的河谷或岙口，因此既可以从山中采集捕猎，也可以到海中获得渔产，物质相对丰饶，无冻饿之忧。但由于气候潮湿温润，地形狭隘不利稻作，因此难以积蓄食物，故而难以承载大量人口，限制了军事和政治组织的发展。浙南山区一向有采集薯蓣的传统，可能也与其在当地数量丰富、常年不腐有关。由于粮食不能自给，先民们可能不得不从事工商，较早地使用舟楫进行海上贸易。

浙南地区内石棚墓文化遗址、悬棺葬文化遗址、土墩墓文化遗址共存，说明可能有多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部族同时居住于浙南地区，逐步交融，以适应本地山海交错的地理环境，最终形成了瓯越人。公元前138年，闽越王围攻东瓯，汉朝出并制止，事后东瓯举国迁移到江淮之间。少数未迁移的瓯越人，与后来外来移民不断融合，逐步形成温州人群体。

汉族移民
晋末之后，北方动荡开启温州作为避乱地的北方汉人迁入潮，移民开始明显增加。唐末到五代，北方战乱带来的迁徙达到高峰，温州出现“多杂姓”的格局。两宋之际，宋室南渡过程中，大批官员家属与流民随行东迁，部分在温州定居繁衍。

宋朝以来，福建逐步形成地少人多的格局，促使福建居民移民温州。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温州发生严重水灾，灾后福建人口移入。明洪武年间起，沿海受到倭患压力，人口锐减。嘉靖晚期到乾隆时期，由于人口锐减，地方招民垦荒，形成持续数百年的福建移民入温高潮，以闽南移民为主。迄今历代移民到温州的人口中，80%来自福建省，大部分都是普通劳动者。

移民给温州的经济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移民们来到温州，不仅需要防备原住民的袭击，与不同族裔抢夺资源，还需要兴修水利灌溉设施，应对不同自然灾害。以祠堂、家谱、族田、家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宗族制度由于移民拓殖的需要，得到了强化，而温州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又为聚族而居、世代繁衍提供了条件，故而温州有大量聚族而居以及同姓村的记载。

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及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人口过剩问题。温州的人口亦由1755年的195,056户增长到1820年的369,823户，近乎翻倍。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受战事波及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在内的五省，人口几乎减半。温州受到战事波及较小，并成为战后浙江省十一府中唯一人口增加的地区，因此人口压力并未减小。

对外移民
第一波移民潮
新北金瓜石金泉寺的金瓜石礦山溫籍礦殤祭祀碑背面]]
鸦片战争后，沿海各地被辟为商埠，温州亦在1876年开埠。外来商品涌入致使本地小农经济解体，山区居民首先开始迁移到沿海平原谋生，因此大量青田人携带青田石雕来温州贩卖销售，并在随后将市场拓展至中国沿海地区。随着青田石雕推向日本、南洋、欧洲、美洲等地区，石雕艺人也开始走出国门，再加上一战期间两千多青田劳工滞留海外，海外形成青田华侨群体。

1920年起，青田周边的温州文成、瑞安、永嘉、瓯海等县居民，受到已经出国的青田亲友提携，纷纷向海外移民。由于日本降低了中国的签证要求，再加上到日本的船票费用远低于前往欧洲的费用，大量温州人转而移居日本。1920年至1923年春，青田、瑞安、永嘉三县区交界地带有五千多人到日本以青田石雕等谋生。1922年，在日温州人在5000人以上，占在日华人三分之一左右。。从1922年到1923年间，被拒绝入境或者入境后被驱逐的温州人占在日华人的多数2023年，海外温州人有将近70万人，分布在130个国家和地区；175万温州人在中国各地经商，建立起268个地级市以上的温州商会。

文化
异地商会
1901年，温州成立温州府商会，是较早出现的近代商人组织之一。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成为早期商会正式法律依据，并概括商会当时的主要职能，包括支持个体商人申诉、调解仲裁商事纠纷、承担一定行政管理职权，以及参与工商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等。改革开放后伴随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行业商会大量涌现，但其发展也受到法律地位不明确、与政府关系不平等等因素制约。

温州人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异地温州商会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异地商会组织。温州商会强调行业自律、利益协调与互助合作，其合法性既来自为会员提供服务的能力，也来自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功能。同时，温州商会的发展深植于温州民营经济传统与商帮文化，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与网络性，其运作取决于政府政策空间。在职能结构上，温州商会职能可分为代表、协调和服务三大类。代表功能表现为为会员企业争取利益、参与政策沟通；协调功能包括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协调行业内部关系、制定行业标准；服务功能则包括提供信息咨询、组织展会、开展培训、推动品牌建设等。在组织结构方面，温州商会逐步形成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但在现实运作中仍面临资源不足、能力有限与制度支持不充分等问题。

温州人同时依靠非正式与正式两套联结机制来维系与放大社团网络效能。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是“亲缘、地缘、业缘”，通过共同语言、习俗与价值观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建立非正式信用机制，促成融资与合作，并以群体内部的商业道德约束交易、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使初到侨居地且语言受限的移民能够在族群内部获得就业与生计，但也可能导致行业同质化与对外互动受限。在此基础上，章程化、制度化的社团构成了更可见的“桥梁”，既强化海外网络内部节点的联结，也把海外网络与国内侨乡网络重新连接起来，为投资、贸易与信息对接“修桥铺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新移民适应侨居地、维护权益与参与当地活动。与此同时，网络边界呈现出对侨乡开放、对侨居地相对封闭的双重特征：与国内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互动频繁，而与侨居地社会的交流往往更多停留在经济层面，语言障碍与经济竞争容易加深隔阂，但侨二代、侨三代正更倾向突破封闭性，尝试进入更广泛的当地社会领域。。根据202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末，温州市常住人口为985.2万人，较上年增加9.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全年出生人口5.4万人，出生率5.6‰。死亡人口6.1万人，死亡率为6.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6.0%。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温州在2000年和2010年曾是浙江省吸纳省外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到2020年则被杭州、宁波取代。

在浙江省内，温州商会从1999年嘉兴设立首家省内商会开始，逐步向杭州、湖州、舟山、宁波、金华、丽水、绍兴、衢州、台州扩展，最终完成全省布局。

浙江省外
1990年代，随着温州本地商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本地市场已难以满足扩张需求，温州商人开始全国布局，形成“温州街”“温州商贸城”等集聚现象。温州民营企业家数量迅速增加，2002年在外温州民营企业家约154万人，2011年达233.54万人，占户籍人口约30%，庞大的在外群体需要组织化平台来协调利益、维护权益，这推动了商会制度化发展。温州人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与创业规模迅速扩大，相继成立大量异地温州商会。1995至2001年，商会在云南昆明、西安、武汉、天津、成都、银川、厦门、通化等地相继成立。2002至2008年，以已成立商会城市为中心，温州商会向周边城市扩散，例如以哈尔滨向大庆、吉林扩展，以呼和浩特向乌兰察布扩展等，形成区域内部连片增长。2009至2019年，以多个中心城市为节点向周边辐射，温州商会的空间网络更加密集。

境外分布
温州华侨规模庞大，分布全球，三分之二集中在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职业结构经历从早期苦力、小贩向餐饮业、皮革业、制衣业、加工制造业、商贸业乃至房地产、外贸出口等多元行业转变。文化程度整体明显提升，第一代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第二代初高中为主，第三、四代普遍受过中学以上教育，并出现留学生与高学历专业人才。同时，温州华侨通过侨汇、侨资企业和公益捐赠与家乡保持紧密联系，侨汇规模巨大，侨资企业在地方经济中占重要比重，公益捐赠遍及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

温州华侨内部差异明显，主要体现在区域来源、移民方向与职业传统三个方面。文成玉壶，瑞安丽岙、塘下虽同属温州重点侨乡，但移民起始时间不同：玉壶和塘下始于1905年，丽岙始于1929年。移民方向亦各有侧重，玉壶镇侨胞集中于意大利和荷兰，丽岙镇集中于法国，塘下镇集中于意大利。职业结构存在地方传统差异，玉壶镇侧重餐饮与加工制造业，丽岙镇侧重制衣业，塘下镇侧重皮革业和商贸业。此外，不同世代之间在文化水平、社会融入方式与产业拓展能力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代际分化的结构特征。

法国
温州人是法国最具历史代表性的华人移民群体之一。在巴黎的温州移民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4至1918年英法在中国招募约14万华工支援前线，战后大多数人返回中国，但约有2000至3000人选择留在法国，其中多数来自温州、青田一带。他们之所以得以留下，与在巴黎结识早已定居并从事经商的同乡有关。正因如此，青田人作为最早的在法华人移民群体之一，其早期商业活动为后续温州移民赴法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30年代，青田周边的温州移民陆续来到巴黎，而二战爆发前夕外来移民基本全面中止，二战期间温州人赴法几近消失。二战结束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来自温州的移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低迷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移民赴法重新活跃，通过家庭团聚、非法偷渡等多种途径进入法国。如今华人移民群体尤其温州移民主要集中在大巴黎地区，同时也开始向里尔、里昂、马赛等大城市，以及普瓦提埃等中小城市扩散。

早期海外华侨华人往往以菜刀（餐饮业）、剪刀（制衣、裁缝业）和剃刀（理发业）谋生，故称“三把刀”。温州人长期以“三把刀”起步，并随后转型。20世纪30年代，巴黎三区与四区交会处“工艺-庙街”一带有法国商人从事皮革加工并丢弃皮革废料，温州移民群体回收这些废弃物再加工成小钱包、小皮夹等皮具兜售，受到法国顾客欢迎，一部分人由此完成早期资本积累，甚至成为手工作坊老板。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外贸经济发展，服装生产和皮革加工等生产性华人经济活动受到祖籍国经济影响，带有“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大量出现在华人经营的批发店铺中。餐饮业则在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但在2000年前后出现调整：一方面是以中国菜为主的餐饮市场趋于饱和，加之部分中餐馆曾因被当地媒体曝光公共卫生事件而导致中餐形象受损，部分餐馆在菜品上走向多样化，既扩展到越南、泰国乃至日韩风味，也提供适配其他移民族群的特色菜，并出现面向大众口味、以健康养生为卖点的夏威夷盖饭等；服务方式也从传统堂食逐步演变为快餐外卖、自助或现场炒锅等流行形式。例如在巴黎歌剧院区域，过去是日本人经营餐饮的集中区，但近二十年来华人经营的日餐馆越来越多，并扩散到大巴黎乃至法国各地中小市镇。与此同时，温州人及其他移民群体也进入建筑装潢、物流、通讯技术、旅游、房产、媒体、会计、美容业、语言学校等新领域。

与其它欧洲国家不同，大多数意大利的华人移民都属于新移民，绝大多数在意温州人属于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意大利逐渐成为欧洲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其中绝大多数华人来自温州及其周边地区。这种高度的地域集中性，使温州人成为意大利华人社会的主体力量。在移民动因方面，温州人移居意大利通常带有明确的经济期待，希望改善生活条件、赚取更多收入，并通过家族纽带实现移民团聚。普拉托是欧洲华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也是温州移民的重要聚居地。在意大利的温州移民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造业与家庭作坊。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以及意大利社会对外来移民的警惕甚至歧视态度，温州人群体在社会互动中呈现出相对封闭的特征。移民之后，温州人报告出更强的民族身份认同感，移民并未明显削弱其传统价值观取向，随着在意大利居住时间延长，温州人对亚洲价值观的坚持略有下降，但幅度不显著。由于面临欧洲金融危机、意大利经济停滞以及移民政策不稳定等现实困境，虽然最初的经济期待未必实现，但家庭团聚和亲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整体生活满意度。

荷蘭
荷蘭是目前是歐洲第三大華裔溫州人聚居的國家。荷兰华侨华人的最早历史可追溯至1911年，当时因荷兰海员罢工，船务公司从伦敦雇佣华籍海员进入荷兰，此后1918年前后又有来自广东的华人迁入。二战期间及战后，又有印尼、苏里南等地华人迁入荷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部分温州人经香港辗转进入欧洲，再迁至荷兰；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量大陆华人通过亲属网络合法或非法进入荷兰。印尼和苏里南华人因历史殖民关系，会讲荷兰语，社会融入程度较高，多从事医生、工程师等职业；而来自大陆与香港的华人多集中在中餐业，与主流社会交往较少，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在荷兰华侨华人中，来自青田、文成、瑞安等地农村的温州人占多数。据内部估计，约85%的华人从事中餐业，全国约有2600多家中餐馆，占荷兰餐饮业总量的二十分之一。近年来因竞争加剧，部分华人开始转向商贸及高科技行业。但经济地位的提升并未同步带来社会与政治地位的提升。特别是80年代后移民的大陆华人，经济融入较快，但社会文化融入滞后，仍生活在内部社会圈中。。

经济结构方面，华人以创业型经济为突出特征。2015年登记为“自雇个人老板”的人数47,312人，占华人总数23.89%，劳动年龄人口中约三分之一为老板。中餐成为西班牙华人经济的重要产业，并逐渐规模化。华人社团在1984到2000年间低速发展，仅45个社团；2001—2019年为高速增长阶段，社团总数达到429个社团，2015年后出现井喷式增长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日温州人进入新阶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赴日人数快速增长。1989年在日中国人超过10万，1994年超过20万，2008年超过60万，2018年超过76万（第3页）。在日温州人具体人数缺乏官方统计，但根据访谈资料，目前约2000人，主要分布在东京、横滨、静冈、长野、名古屋和大阪等地。1984年石卷市与温州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并开展互访与研修生交流计划，这一制度化联系为温州人与日本地方社会建立稳定互动渠道，增强了两地间的人员往来与经济联系。进入21世纪后，在日温州人以留学生和创业者为主体，呈现年轻化和高学历特征。行业分布广泛，包括贸易、餐饮、不动产、IT、环保建筑技术和动漫等。企业遍布日本47个都道府县，尤以首都圈和近畿地区为多。2000年5月7日，日本温州总商会在横滨成立，并与日本商会及其他华商团体开展合作。日本浙江总商会成员中温州籍占一半以上，显示温州人在日本华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温州商会不仅服务在日华人，也承担招商引资、对接项目等职能，成为连接家乡与日本的重要平台。

2000年代后出现的生活驱动型移民，主要出于资产全球配置、追求更优居住环境与更“宁静”的生活方式。由于温州城市拥挤、工业密集、气候不适等与洛杉矶低密度、地中海气候、空气与生活空间优势形成对比，不少温州富裕阶层把洛杉矶作为首选定居地。2006年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签证相对放松，加州高校密集且对中国学生较友好，温籍研究生、本科生数量不少，部分人毕业后通过H1B等途径留美定居，一些家庭为孩子获得更宽松多元的基础教育与未来升学优势而选择家庭迁移陪读。EB5因门槛相对明确且被认为能同时解决子女教育问题而受到温州人青睐，L1则因手续便利、可携家属而在早期更常见。2000年前后已有温州人赴加纳从事服装贸易并迅速完成资本积累，随后转入矿业投资。温州人在非洲的早期阶段普遍面临严峻的生存风险与环境冲突，非洲社会治安问题、疾病风险、基础设施落后等，都构成现实挑战。部分早期移民多次感染疟疾并死亡，后来才逐步形成商会救助机制和疾病应对经验。此外，温州商人进入非洲市场时往往语言不通、制度不熟，需要学习当地语言，掌握专业术语，实现文化适应。部分成功企业家通过慈善捐赠、参与地方社会活动等方式改善族群形象。例如在加纳投资矿业的温州商人承诺拿出利润支持当地慈善事业，并聘用当地人员参与管理，从而增强与当地社会的信任关系。当前温州人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呈现多元化趋势，从早期百货贸易、服装批发，扩展至矿业、进出口、加工制造等领域，同时形成明显的跨国循环结构，即在非洲积累资本，再回流中国投资，例如将非洲盈利资金投入国内粮食产业或制造业。

參考文獻
参阅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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