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洛伐克人组织的一次抵抗纳粹德国和斯洛伐克法西斯统治的武装起义，参与这次起义的主要包括民主党人、社會民主黨人和共产党人。起义在1944年8月29日发起于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則以斯利亞奇機場作為的主要基地。起义者试图对抗駐守斯洛伐克的纳粹德国军队及斯洛伐克軍隊并推翻约瑟夫·蒂索领导的傀儡政权。虽然该次起义最后被镇压，但是后续的游击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苏联红军、、将斯洛伐克法西斯政权打败。
战后，许多政治团体（主要包括共产党在内）试图“绑架”此次起义，使之归功在己方名下。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宣传该起义是共产党军队发动的，而斯洛伐克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此次起义是针对斯洛伐克民族的一场阴谋，因为起义的目标之一是推翻斯洛伐克国、建立捷克斯洛伐克，从而使斯洛伐克人受制于捷克人。
背景
政治环境
1939年3月14日，在第三帝国的强大压力下，斯洛伐克议会宣布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独立，并宣布成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在接下来的六年里的政治发展是由其作为第三帝国“保护国”的地位决定的。在1939年3月23日缔结的《保护条约》中，斯洛伐克努力与第三帝国“密切合作”实施其外交政策和军队建设，并在该国西部设立一个“保护区”，供德国国防军建立军事设施和驻军。在另外缔结的“经济和金融合作保密议定书”中，德国还确保了其对斯洛伐克经济的利益。作为回报，第三帝国努力“保护斯洛伐克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然而，在国家成立时，斯洛伐克的独立还远未得到保障。独立后不久，当斯洛伐克被匈牙利军队入侵，随后不得不将斯洛伐克东部领土割让给霍尔蒂的匈牙利时，第三帝国在保护义务方面的灵活性变得显而易见。柏林在这场冲突中没有给予斯洛伐克任何保护，只是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事实上，在斯洛伐克国成立后的几个月里，德国领导层仍然不清楚其是否继续存在，并将其视为与匈牙利和波兰谈判的筹码。由于只有德国政府才能保证独立国家的存在，因此斯洛伐克政客的日常秩序是良好的行为和顺从，以免危及第三帝国的保护。"
斯洛伐克共和国由独裁的斯洛伐克人民党一党政权统治。历史学家有时将其归类为法西斯主义，或者——参照政府与天主教神职人员之间的密切关系——教权法西斯主义，但也简单地归类为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1939年7月的斯洛伐克宪法更多地模仿了萨拉查的葡萄牙和陶尔斐斯的奥地利的宪法，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独裁统治。1939年至1942年，斯洛伐克的国内政治局势是由国家总统兼政党领袖约瑟夫·蒂索与总理兼外交部长沃伊捷赫·图卡之间的权力斗争决定的。图卡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钦佩，与第三帝国建立了自愿的教学关系，而蒂索则努力保护斯洛伐克社会免受德国的影响。然而，作为回报，蒂索准备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在军事上参与对波兰和苏联的战争，并驱逐斯洛伐克犹太人。1942年，通过引入领袖原则，蒂索得以推翻图卡及其激进党派，随后建立了总统独裁政权。
协作机制
自1925年以来，执政党人民党（赫林卡）已经是斯洛伐克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从未获得超过三分之一的斯洛伐克选票。1938年秋，他们接管了斯洛伐克自治政府，到1938年12月，实行一党专政，只剩下德国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政治代表。其他公民政党被迫与人民党统一，左翼和犹太政党被禁止。引入了新闻审查制度，并在伊拉瓦为实际或所谓的政权反对者设立了一个集中营。通过其组织——赫林卡卫队和赫林卡青年——它直接主导斯洛伐克的所有生活。斯洛伐克国的出现被许多人民党支持者视为斯洛伐克民族解放愿望的完成，尽管宪法存在缺陷和局限性。。然而，新教教会的代表和成员尤其对政府不满。他们约占斯洛伐克人口的17%，传统上以捷克斯洛伐克人为导向，并感到被天主教主导的人民党政权视为二等公民。自1938年12月以来，斯洛伐克议会中只有四名路德教徒，只有一名新教徒，即国防部长费迪南德·察特洛什进入政府并继续担任人民党的主席。
斯洛伐克人民不满的原因是斯洛伐克与波兰和苏联等同为斯拉夫人国家进行了非常不受欢迎的战争，斯洛伐克带着自己的军队参加了这些战争，以及在斯洛伐克各部委设立了德国顾问职位，片面倾向于希特勒的德国和夸大的民族主义
1942/43年冬天，战争形势开始对轴心国不利，斯洛伐克国内的动荡加剧。1943年，德国连续失利（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意大利退出战争）和德国即将全面战败的重大消息传到了全国。在红军胜利的印象下，也在纳粹战争罪行在苏联蔓延的消息的影响下，斯洛伐克社会掀起了一股亲俄和亲斯拉夫的浪潮。因此，在1944年春天，斯洛伐克表面上呈现出“和平绿洲”的形象，但内部各阶层人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情绪的根本变化。然而，尽管民众中的反德情绪日益高涨，斯洛伐克的政治状况直到1944年中期才发生变化（由于欧洲所有战区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民族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
抵抗组织和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成立
跟其他国家类似，斯洛伐克国内也有两个主要的政治抵抗运动团体——共产主义派和非共产主义派。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早在1938年被取缔，被迫转入地下。在斯洛伐克国成立之后，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建立了单独的斯洛伐克共产党（KSS）。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层流亡到了莫斯科。
从一开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就是斯洛伐克的主要抵抗力量，因此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
非共产主义抵抗团体中最重要的是斯洛伐克的农民党人（，RSZML），其中大多数是新教徒。然而，由于流亡政府坚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统一的理念，斯洛伐克农民党人和贝奈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这一立场是农业党人无法接受的
然而，斯洛伐克军队并没有成为人民党政权可靠的权力支柱。总的来说，斯洛伐克军队以西方为导向，前捷克斯洛伐克军官受到了第一共和国民主传统精神的教育。共产主义和对苏联的倾向被拒绝，共产党对军队、警察和宪兵几乎没有影响力。。军事总部的起义计划和察特洛什的政变计划原则上都依赖于利用东斯洛伐克军队开放喀尔巴阡山的边界，以及红军进入斯洛伐克领土。名游击队员是假设的最大人数。
游击队与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并不理想。尽管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和军事总部一再警告说，斯洛伐克军队正在为一场大规模起义做准备，需要所有可用的通信线路，但游击队仍在继续摧毁公路、铁路和桥梁。他们还袭击了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国人，以及活跃在人民党和国家机器中的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警告称，此类行动可能导致德国占领斯洛伐克，从而导致起义过早爆发，但游击队没有理会。，第二天早上，他们都被起事的政府军按照韦利奇科的命令全部枪杀。根据伦敦流亡政府的建议，起义军领导层早在8月30日就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其部队是捷克斯洛伐克武装部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月7日，美国、苏联和英国正式承认这一地位。
在政党政治方面，起义军的公民民主阵营组织成了民主党，而社会主义阵营则组织成了斯洛伐克共产党。
犹太人作为起义军的士兵和军官，以及各条战线上的游击队成员作战。参与战斗的一支部队完全由犹太人组成，他们是从诺瓦基集中营的250名前战斗准备就绪的被拘留者中招募来的。他们的游击队（“诺瓦基集团”）成为起义军第四战术集团的一部分。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空降到起义区的英国军事使团的四名成员在参加斯洛伐克起义的犹太战士中占据了特殊地位。他们所有人以前都住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并完成了降落伞课程。起义爆发后，四人立即自愿加入英国最高司令部打算派往斯洛伐克的军事委员会。特派团的任务是在英国陆军司令部和起义的斯洛伐克最高司令部之间进行协调。德国军队占领起义中心后，巴勒斯坦犹太伞兵撤退到山区。四名士兵中有三人死于起义。公开处决、大规模枪击、驱逐到灭绝营和集中营以及焚烧社区和村庄现在是斯洛伐克日常的一部分。大多数行动是由H别动队组织的，该行动在起义爆发后不久被派往斯洛伐克，并且经常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进行烧杀。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但许多罗姆人、被捕的游击队和起义者及其支持者也未能幸免。
伤亡数据
据估计，从起义开始到解放期间，被杀害的起义士兵和游击队员总数，以及阵亡的德国士兵人数，目前估计约为7500名士兵和2500名游击队员，其中斯洛伐克起义者在民族起义期间损失了约3000人（主要是士兵，但也有游击队员），另有约1000人在被俘期间死亡。通过斯洛伐克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约1500名受害者。
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纳粹占领斯洛伐克政策造成的伤亡数据大多在4000至5000人之间，其中约2000人是犹太人。
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对起义记忆的国家化再也无法停止。1968年，媒体自由讨论了之前保密的起义的各个方面。自1948年以来，民主抵抗运动的代表首次出现在当地周年庆典的看台上。苏联的占领和随后所谓的正常化结束了多元记忆。1969年后，历史学家对起义唯一有约束力的官方解释是古斯塔夫·胡萨克在1964年的回忆录中提出的“民族共产主义”解释。
现代斯洛伐克的评估
共产党权力的垮台结束了神圣记忆，催生了自由讨论的可能。1991年4月，在斯洛伐克历史学会第10次会议上，专家们提出了如何评估起义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人接受了持不同政见者和历史学家约瑟夫·雅布洛尼茨基的概念，他在1990年以《没有传说的起义》一书的形式提出了这一概念。其目的是强调非共产主义公民抵抗的重要性和军队的作用，同时不否认共产党和游击队运动的重要性。1989年和1993年后的斯洛伐克政府接受起义为国家传统。1994年8月，六位总统参加了起义50周年纪念活动。1993年1月成立的斯洛伐克军队承认了这一传统。从那时起，外国参与者的兴趣也有所增加：2006年有15个外国大使馆参加了庆祝活动，到2013年已经有27个了。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有人试图建立将1939年至1945年的斯洛伐克国视为当今斯洛伐克的前身和参照点的解释。这些观点首先以新人民党（卢达克）史学（斯洛伐克流亡历史学家和斯洛伐克文史学会的一些历史学家）为代表，认为抵抗运动是“反民族的”，起义开始的那一天是“灾难”和“难以置信的阴谋”。它们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但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拒绝。斯洛伐克历史学家伊万·卡梅内茨在民族起义爆发70周年之际接受采访时解释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与斯洛伐克民族问题之间的关系：
起义并没有否定斯洛伐克的国家地位，只是否定1939年后存在的国家形式——也就是说，由于纳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的压力下建立了一个不民主的政权。当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爆发时，它宣布了自己的目标，其中之一是重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但不是慕尼黑（协定）之前或1920年宪法之后存在的形式，该宪法提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明确要求斯洛伐克在新共和国中享有平等地位。
斯洛伐克历史学家马丁·拉茨科（2008）还指出，关于民族起义，军事起义源于当地，主要由当地人（经济学家、将军、军官）准备，因此主要是斯洛伐克的事情。自1944年10月以来出现的认为这是“捷克人”或“犹太人”行动的观点是错误的，与事实完全不符。然而，这场起义很难被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民族事业，因为在当时260万斯洛伐克公民中，只有不到8万人武装并积极参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动员的一部分。全国大多数人“没有参加起义，也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人们可以从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政治和道德意义来谈论它的整体民族方面。
在今天的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尤其受到极右翼人民党-我们的斯洛伐克的批评，该党称赞与第三帝国合作的斯洛伐克国领导人是民族英雄。2015年8月29日，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周年纪念日，该党领袖马里安·科特莱巴作为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地区主席在市政办公室升起了黑旗。
国际反响
斯洛伐克历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米切夫（Stanislav Mičev）是班斯卡-比斯特里察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博物馆的馆长，他在2014年70周年之际哀叹道，尽管它几乎与华沙起义同时发生，双方出动了更多的部队，战区也更大，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是一场“基本上被遗忘的起义”。
在德国史学中，1944年秋季的斯洛伐克起义——就这一事件所受到的关注而言——本质上被描述为一场反对德国“保护力量”和教权独裁蒂索政权的民族抵抗斗争。克劳斯·舍恩赫尔认为，这种方法原则上公正地对待了事件，但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忽略了将事件置于中东欧和东南欧整体军事局势的背景下。这是因为——根据舍恩赫尔的评估，这场起义，再加上几天后开始的红军对贝斯基德山前线的袭击，可能会对第三帝国在东南欧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构成重大威胁。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行动仍处于恢复阶段，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红军既不想也不能错过与起义军联合在乌克兰北部和南部集团军后方形成超大桥头堡的机会。
沃尔夫冈·费诺尔在回答1944年的斯洛伐克起义是否能真正算得上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时候表示：
从1943年夏天到1944年夏天的阴谋实际上只是由二十多人组成的一小群斯洛伐克精英的事情，其中大多数是军官。起义本身是由4万到5万名士兵进行的；不算多。但是，斯洛伐克这个小国拥有革命人格的惊人经历，从自己的子宫里诞生了一支英勇战斗的军队，这一切都是在几乎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努力，使1944年秋天的事件成为一个“民族”事件。此外，里赫利克还评论了起义与斯洛伐克国家地位之间关系的主题，这在斯洛伐克史学中经常被讨论。里赫利克强调，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并没有摧毁斯洛伐克国，因为大国已经决定解散它。虽然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确实宣布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复兴，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斯洛伐克国家地位，相反，斯洛伐克的国家地位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框架内得到维护和进一步发展。根据这一定义，赖德认为斯洛伐克内战是没有依据的。诚然，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和斯洛伐克政府都声称在国家内部拥有合法权力，并投入了大量军队参与战斗。然而，德国国防军作为对抗起义军的主力部队的作用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少数斯洛伐克人（乡土卫队、赫林卡卫队）与起义者作战，如果没有德国的干预，内部冲突就不会达到顶峰。此外，德国军队显然不是为了维护人民党政权而战，而是斯洛伐克被一支外国军队占领，这支外国军队只想消灭自己战线后面的危险敌人。
研究
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博物馆]]
虽然从德国的角度对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和随后的苏德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1944年秋季的斯洛伐克起义和同期北乌克兰集团军对喀尔巴阡山口的防御却很少受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学家的关注。
当代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有关的电影有：
- Rozhovor s nepriateľom （与敌人的对话），2006年
- Moje povstanie （我的起义），2014，短集故事片
- [Moje povstanie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hT91FW2qY] （我的起义2），2019，故事片（53分钟）
备注
参见
-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广场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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