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其中的“支左”是核心工作，即支援“左派群众”对各级党政机构进行夺权。“支左”和“军管”使得军队势力急剧膨胀，成为“文革”的主导力量。

经过
1967年1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军队开始积极介入全国各地的夺权运动。3月19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簡稱「三支兩軍」決定）。指示军队内部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暂告一段落，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从此“三支兩軍”成为军队的重要任务。

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期间，参加 “三支两军” 的军人均在90万人左右。其中最多时为1968年上半年，全军参加 “三支两军” 的人数达到95万多人。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及各地局势的缓和，“三支两军”的人员逐渐减少。到1972年上半年，参与“三支两军”的军人数量在27万左右。
九一三事件之后，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此后，持续了五年多的“三支两军”工作随之结束。

支左
1967年1月，由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开始，全国掀起了“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浪潮，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激烈，为了保证全面夺权的胜利，毛泽东决定动用军队的力量支持“造反派”。

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转述了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的要求：在斗争省委书记李葆华等人的会议中派军队警卫，以防止对立派的冲击，“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省军区二十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此前军队也已介入了山西省的“造反派”夺权过程。在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双方尚可避免直接的冲突，但“支左”的命令下达后，矛盾开始尖锐化，包括：青海省军区部队屠杀“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现役军人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总数的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山西省占95%等。出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一、二把手的军队干部有5193人，军队事实上掌握了各地的领导权。

支农
1967年初，文革的混乱局势影响到了农业生产。为此，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23日又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要求所有干部和战士都积极投入到春耕生产中，要积极配合、协助当地农业生产。周恩来也在与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要求各省、地、县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此外甚至出现了军队对军队单位实行军管的奇特现象。

军训最开始是为了保证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时的安全，特意派驻京部队专门来对外地来京串联的人员，进行接待和组织工作，维护社会秩序。到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军训的内容却从原来比较单纯的军政训练，演变成了军队全面介入到各个学校的运动。

领导部门
1967年4月3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了加强“三支两军”办事机构问题。决定在军委设立3个办公室，即支左办公室（萧华负责）、支工支农办公室（杨成武、邱会作负责）、军管工作办公室（叶剑英负责），军训工作由总参、总政分管，不另设办公室。全军师以上机关都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列入编制。这样，全军上下“三支两军”领导机关的建立，从组织上确保大批军人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政治人物
江青在九大前曾对林彪发脾气：“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

毛泽东曾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到：“现在苏修攻击我们……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做‘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伯达呀这批‘官僚’。”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曾说：“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啊。”

吴法宪：“通过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军队全面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结果，显然是和林彪以前的想法相左的。”

邱会作：“群众组织打内战的时候没有军队稳定不了形势，因此‘三支两军’是有功的，现在成立了党委，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军队在搞经济计划、管理生产方面不如原来的地方干部。加上运动中陷进了派性的更出不来。‘三支两军’已面临新形势，继续搞下去不利了。现在有些厂子生产上不去，把军队干部换下来，原来的老干部上去，生产就上去了。”

邓小平：“三支两军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部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部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部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

纪登奎：“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军队干部，派出去一批，提拔起来一批，再派出去一批，又提拔起来一批……。三支两军结束了，军队干部都从地方上回来了，军队干部自然就多了，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有一条，我们还不如苏联，苏联军队的政治影响力，还主要在中央；我们的情况，军队在地方上也乱搅和，搞得党政部门过不成日子。文化革命，三支两军，把事情搞坏了……三支两军的干部，又在军队任职，又在地方掌权，弄得谁也管不了他。“

研究者
邓礼峰：“毛泽东要“三支两军”人员既要支持造反派夺权，又要稳定局势；既要支持左派打倒老干部，又要保护他们出来工作；既要抓革命（大批判、大字报、大游行、整天突出政治搞学习），又要促生产；既要支持左派，又要搞“大联合”，等等，这些非常自相矛盾的理论与实践，其结果必然使“三支两军”功过兼有。”

唐少杰：“军权所营造的‘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社会状况，把文革变成一场通向‘准军事共产主义’的革命。军权的作用和影响，化解了文革群众运动和八面威风的群众组织……军权打败了群众，军人专政战胜了群众专政。最终，军权不仅给党权、政权带来巨大的尴尬和创痛，给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带来致命的伤害，也给军权自身带来不可消解的冲撞和危机。”

杨继绳：“毛希望军事官僚支持造反派，从而实现整治官僚集团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随着秩序的恢复，文革实力不断消弱，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不断坐大最终必然造成军事官僚集团和毛泽东的冲突。其结果两败俱伤：以林彪为首的军事官僚集团覆灭，毛泽东的身心和他的文革受到重创。”

图集
注释
参见

• 军国主义
• 先军政治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