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又称「五十天」、「五十天路线错误」（指工作组从决定派出到撤销的时间约为50天），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的一次政治运动。1966年6月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取得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意后，向北京市各教育机构、文艺单位派出指导文革的开展的工作组。文革工作组延续了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等中共过去的政治运动的作法，大量中共干部在运动中被撤职。工作组在运行期间基本取代了所在单位的原党委，在所在单位进行群众运动，为干部和群众划成分、开批斗会。北京的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地党委效仿。

大规模派工作组随即引起了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1966年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授意前往北京各校表达对造反学生的支持；在毛泽东的批评下，7月29日，北京召开「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会」，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

196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将刘少奇批评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革工作组成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高级干部在文革中失势的直接导火索，对工作组的批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红卫兵运动。

背景
四清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认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况」，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四清前十条”），决定在农村以「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为方针开展「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四清运动。同年9月，由刘少奇主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四清后十条”）经毛泽东同意后下发；随后，四清运动基本由刘少奇所主导。

1964年9月，刘少奇负责修改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简称四清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决定派出大量工作组取代原先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运动主导权，让「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支持工作队以领导蹲点、扎根串连最终找出一批有问题的基层干部进行审查批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就是工作队运动方式的典型代表。但是毛泽东对工作队不以为然，在1964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批评刘少奇，随后中共中央于1965年1月下发了反对工作队的《二十三条》。

四清运动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矛盾扩大化的开始，也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学者童小溪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根本分歧在于「毛澤東主張群衆自己起來展開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所開創的先例；而劉少奇則慣于依靠黨的官僚機器來展開運動，即向基層派遣工作組、工作隊，它們在基層就代表黨，可以以黨的名義、以運動的名義打擊一切敢于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群衆只是爲他們壯大聲勢的侍從。」。

经过
派出工作组
根据中共多次政治运动的惯例，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干部决定以派出工作组的方式开展文革。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碰头会决定，先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该方案得到毛泽东的电话同意。6月2日，张承先率工作组入驻北大，同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被人民日报全文转发，各学校掀起学生造反潮，很多学校党委陷于瘫痪。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常委会，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以外的各单位也派驻工作组，并批准了李雪峰提出指导工作组运动的「八条规定」，其中包括「不准打人、污蔑人」「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但是这些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6月5日至6月中旬，北京新市委陆续向在京的51所高等院校和304所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中共高层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工作情况，此时毛泽东对如此迅速、大批的派工作组不以为然，认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然而此时已有大批工作组被派出。

在北京，工作组实际代行各单位原党委领导，由于没有明确指示和行动方针，工作组的立场并不统一，有的工作组支持学生向原党委造反，在校内大规模整肃原党委干部和教师；有的肯定原党委而压制造反学生；也有的在本存在分歧的学校中分化派别，加剧各方矛盾。总体上，文革工作组会像四清运动一样在各单位进行群众运动，包括但不限于为师生划成分，组织大规模的辩论会、斗争会以及组织师生集训。

作为工作组最早开展运动的单位，北京很多学校地处中共权力核心，吸引大量中共高干子女就读。有些负责工作组的高干也会通过子女获取校内情况，间接向工作组下达指示。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北京师大女附中是其中的典例：

• 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6月9日，勾德元等人负责的工作组进驻刘少奇女儿刘平平就读的北京师大一附中，刘平平就成为了刘少奇和工作组之间的传话人，协助工作组「揪出」了原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被刘少奇亲自下达命令定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将校内90%以上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并斗争了超过77%的班主任。6月17日，刘平平加入了工作组。工作组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6月20日，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贴出了批评工作组「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産階級左派和革命群衆」「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的大字报，刘少奇于当天接见了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称「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并指示工作组批斗造反学生，工作组在6月24日至30日组织了三次针对造反学生的「斗争会」，将陈永康、何方方宣布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全校又有150名师生在会中被打为「反革命」，使这些师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
• 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6月4日，工作组入驻邓小平女儿邓榕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通过女儿了解学校的运动情况，在邓小平的指示下，负责北京西城区文革的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将师大女附中当成「运动重点」，工作组宣称「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綫， 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大量师生被批判斗争，6月17日，有的师生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根据胡启立在1967年的指控，6月20日，邓小平和胡启立、胡克实谈话，指示「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只有十九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一下」，工作组开始在校内组织辩论会，大量师生在会上被围攻。直到7月，女附中的干部全部被「靠边站」，6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中5个被斗争，37个班主任中32个被斗争，7月23日开始，这些干部、教师还被「集训」，精神受到巨大摧残。

两校的整肃经验随后成为了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工作组运动的「样板」，对各地师生影响深远王友琴认为「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六一八事件、《九号简报》与反干扰
6月6日，在康生代表的中共中央指示下，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由于在月初将几十名写大字报的师生开会批斗，被江苏省委停职反省。6月12日，南京大学举行了万人大会批判匡亚明，随后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了汪冰石为队长的工作隊。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以及支持学生造反的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人民日报的社论激起了首都大学生的造反热情，作为全国工作组最早入驻的单位，北京大学的群众、原党委和工作组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学生认为时任校长陆平比匡亚明问题严重得多而计划批斗陆平，但由于陆平此时已被工作组隔离。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趁工作组开会之时揪斗了几十名校内人员，期间多人被施加暴力，还有女性遭到性骚扰，该事件被称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工作组于当天中午将六一八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暴乱」，并于当晚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起草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称九号简报）递交中央，将六一八事件视为「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北大工作组的处理得到刘少奇的支持。6月20日，刘少奇将九号简报转发给全国并加了按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一分析也得到卜伟华的认同。7月21日，王力、关锋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蒯大富；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前往北京大学。

7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文革情况时说：「我考慮了一個星期，感到北京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甚么作用？起了阻礙作用」首次表达反工作组的态度。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首次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没有邀请刘少奇、邓小平）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对工作组正式批评并提议撤销

而与之对立的则是主张对中共干部的普遍冲击的「少数派」，少数派通常出身较为普通，反对血统论并仇恨特权思想，其中很多就是受过工作组迫害的大学生。8月开始，两派红卫兵的冲突愈演愈烈，多数派会通过血统论指责少数派「成分复杂」、「右派翻天」，少数派则回敬多数派「保皇」、「走资派的御林军」。「接連進行了三次秘密會談」，随后决定支持张敏。全校119名教职工中，仅有张敏在内的11人被工作组列为「依靠对象」；31人为「团结对象」；剩下77人全部被工作组孤立打击。工作组运动期间，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师生都被围攻。7月29日凌晨，张敏在「七·二九」大会召开前提前得知工作组要撤销的消息，组织党员回校占领校内书记室、校长室等各机关，并从工作组处接过工作组整人的材料。随后连续三天开会，为了保党支部，在校内部署「揪牛鬼蛇神」运动，组织批判大量「黑帮」，在师生中制造分化。。

评价
中共内部

• 戚本禹（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在回忆录中批判工作组「压制群众」，「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学者

• 童小溪（童庆炳之子，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個文革歷史的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五十天的意義，不僅是長期以來官方政治運動方式的內在矛盾最終不可調和的總爆發，而且，也深刻影響了文化大革命後來的發展趨向。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産生了少數派、多數派、造反派、保守派這些政治派別劃分，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動者最初沒有預想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字典裏也從未有過的；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也和上層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聯繫在一起，構成了文化大革命發展的主要綫索。搞清五十天的來龍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關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實，而這些最基本事實，出于某種原因，在一些地方被模糊甚至顛倒了。需要說明的是：在北京各個校園內，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結束了，然而，全國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謂『資産階級反動路綫』）却仍然延續著，工作組和黨委粗暴壓制群衆、壓制不同意見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嚴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義。」
• 宋永毅：「时下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这显然违背了史实……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整肃干部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之外，还表现出了他领导下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
• 王友琴：「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在笔者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不但在北京，连遥远的云南边疆思茅专区，交通落后，学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学教员都翻山越岭召集起来，集中居住，不准回家，命令他们『交代问题』。」
• 杨继绳：「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決心按照1957年的方式，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如果說1957年是第一次反右的話，那么，這是第二次反右。第二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更兇猛。」

参考资料
书籍
期刊
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