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珲春东界约

中俄珲春东界约，是1886年清朝同俄国签订的勘分中国珲春以东边界的界约。

背景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规定：中俄东段边界之东南段“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且遵天津和约第九条议会绘画地图，内以红色分为交界之地，上写俄罗斯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等字头，以便易详阅。”1861年，中方代表成琦与俄方代表卡札凯维奇（又译“卡扎克维赤”）签订《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在成琦与卡札凯维奇签订的《自乌苏里江至海的边界地图》上，也标明耶、亦、喀、拉、玛、那、倭、帕、啦、萨、土、乌12个俄文字头的界牌。其中，乌字牌定在图们江入海处的江口东岸、日本海边，图们江下游东（北）岸至日本海沿岸的罕奇海岸仍归中国，中国通过罕奇海岸将俄国和朝鲜两国隔开。

影响
此次中俄重勘珲春东界的成果，全都记录在《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的六段交界记文里。六段边界，从图们江口“土”字牌到白稜河口“喀（К）”字牌除了重新补立或增立石质界牌外，还增立界标26处：
*第一段：自“土”字牌到长岭天文台，界牌一座（土字牌），界标8处（第一至第八记号）；
*第二段：自长岭天文台到蒙古街“啦（Р）”字牌，界牌两座（萨字牌、啦字牌），界标8处（第九至第十六记号）；
*第三段：自“啦（Р）”字牌到瑚布图河口，界牌一座（帕字牌），无界标；
*第四段：自瑚布图河口至“那（Н）”字牌，界牌两座（倭字牌、那字牌），界标4处（第十七至第二十记号）；
*第五段：自“那（Н）”字牌至“玛（М）”字牌，界牌一座（玛字牌），界标3处（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三记号）；
*第六段：自“玛（М）”字牌至“喀（К）”字牌，界牌两座（拉字牌、喀字牌），界标3处（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六记号）。

1861年最初树立的界牌中，土字牌、那字牌、倭字牌变动了位置；在土字牌和帕字牌之间设置石质萨字牌、啦字牌；在那字牌和拉字牌之间补设玛字牌。除新增设的石质界牌外，原木质界牌全部换成石质。

《中俄珲春东界约》第七条规定：“现在新立石牌十一处，各牌相距甚远，中间道路纷歧，山林丛杂，或有界限不清之处，自应另作记号，或挖小沟，逐段分别明白，以补界牌之不足。所立记号，编作一、二、三、四等字样。”中俄边界珲春段实际共设立记号十六处，其中第八记号以长岭天文台为标志，其他记号以土石墩和小石牌为标志。中方在第八记号长岭天文台处还设立了铜柱。

此外，《中俄珲春东界约》第四条还确认了中国船只沿图们江航行的权利。

此次中俄重勘珲春东界，将吉林兴凯湖至图们江段的中俄边界详细勘定。中方争回黑顶子地方，但未能争得树立乌字牌并收回罕奇海岸的领土。而中国恢复图们江口行船权利，只是使珲春本地商船、渔船可自由出入，不必向俄国取照，这种所谓航行权仅止于地方官相互约定，约无明文，所以俄国可以随时废弃承诺，禁止中国船只使用该段航道。

吴大澂此次仅勘明自图们江口土字牌至兴凯湖的中俄边界，而自“喀（К）”字牌经兴凯湖至乌苏里江口段的水路边界，因为吴大澂“未能亲往履勘”，导致后来出现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是黑瞎子岛问题。1861年，依照成琦和卡札凯维奇“应立界牌，各差小官竖立”的约定，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与俄方官员吉成克设立的“耶（Е）”字牌，自始便为日后的“黑瞎子岛问题”埋下隐患。当时设立的木牌因“江口地址低洼”，故未按照条约规定的地点设立。吴大澂此次重勘边界，俄国在乌苏里江口补立“耶（Е）”字牌时，负责将界牌由木质换立为石质的俄方官员勾结俄籍华人纪凤台等人，声称在通江子（靠近中国侧连接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水道，又称“抚远水道”）流入乌苏里江处的卡扎凯维奇沃“发现木牌，乃就该处换立石牌”。根据后来俄国出示的“耶（Е）”字牌换文记录，“文尾署名中国方面勘换界牌官员，竟为协领顺凌、通事佟敖三、纪凤台三人”。此后“耶（Е）”字牌又遭“俄人由乌苏里江东岸移至华界乌苏里镇，旋不知去向”。“耶（Е）”字牌失踪后，“中俄双方均不承认对方所指立界处所”。国际法规定，两国以江河划界时，应以主航道划分，中俄边界经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中国侧，应当是中国领土。但俄国指“乌苏里镇为立界处所”、“通江子为乌苏里主流”，为后来侵占中国黑瞎子岛、控制中国船只前出乌苏里江口制造了借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