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

國共內戰（另稱中國內戰，）是20世紀上半叶中國爆发的内战，也是20世紀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內戰，可分为第一次國共內戰和第二次國共內戰两個階段，是中國現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内战一方为1947年行宪之前由中國國民黨领导的國民政府與行憲后的中華民國政府，另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領導軍隊與政權。中国共产党一方在內戰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获得中國大陸地區的統治權，并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國國民黨则于内战中失利，率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造成今日台灣海峽兩岸政治分立與軍事對峙的局面，雙方至1979年1月1日實現軍事停火，結束武裝衝突。

1925年，主张聯俄容共的國民黨領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与中共以及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導致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出現裂痕。在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并發動针对北洋政府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两党矛盾激化。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上海单方面宣布清党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导致宁汉分裂；同年7月，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跟随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分共，是为宁汉合流，國共兩黨正式決裂。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開始武裝夺权，並先後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及數處革命根据地，與定都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庭抗禮。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北洋政府瓦解，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統一南北後，自1930年起先後五次圍攻共產黨在南方之根據地。1934年，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国軍攻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展開长征，於1935年抵达陕北。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後，國共雙方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中国工农红军編入國民革命軍，中国共產黨統治的陝甘寧邊區則在名義上由國民政府直轄。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将大量地方军阀武装推上抗战前线，而胡宗南等所率之中央军精锐则包围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則以游击战为主，建立大量抗日根据地。国共双方皆指责对方抗战不力，並于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多次军事冲突。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国共两党关系出现短期缓和，双方召开重庆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随后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商讨行宪与建国事宜，然国共之间的矛盾因裁軍、行憲與聯合政府等議題再度凸顯。1946年，国共双方因东北受降区问题而发生军事冲突，战事遂蔓延至关内，而后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承认，内战全面爆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逐漸改稱中国人民解放军；經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會戰後，解放軍在東北與華北取得軍事上絕對優勢。另一方面，國民黨在1947年結束訓政、將以黨治國的國民政府改組為行憲之中華民國政府、將國民革命軍改組為中華民國國軍，頒布動員戡亂令，並以推行金圓券等金融改革措施提振當時尚處戰後疲弱的中國經濟，尝试以改革換取知识分子與中產階級的支持，但改革失敗反使國民黨民心盡失。1949年4月，國共雙方在北平進行停火談判但终告失敗，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發起渡江战役，佔領首都南京、第一大城上海，並漸次奪取絕大部分的中國疆域。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更名後的北京成立，而隨著國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輾轉於1949年12月撤退至臺灣省臺北市。自1955年大陳島撤退後，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範圍限縮在臺澎金馬與部分南海諸島，維持至今。雙方最後的地面戰役為1961年中緬邊境的江拉之戰，而游擊戰則一直持續到1975年。1979年雙方海上衝突停止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建立新政府，与统治中国大片地区的军阀割据，这些军阀阻碍了中央政府的建立。孙中山寻求西方国家援助的努力遭到拒绝后，他转而寻求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飛在上海签署了《孫文越飛宣言》，承诺苏联将协助中国统一。该宣言是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宣言。共产国际特工米哈伊爾·鮑羅廷于1923年抵达中国，协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进行重组和巩固。中共最初是一个学习小组，与国民党共同组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3年，孙中山派遣他的副手蒋介石前往莫斯科进行数月的军事和政治学习。之后，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该军校负责培养下一代军事领导人。苏联为该军校提供了教材、组织架构和装备，包括军需品。他们还教授了许多群众动员技巧。凭借这些援助，孙中山建立了一支忠诚的“党的军队”，他希望用这支军队在军事上击败军阀。中共党员也参与了这所学院的活动，其中许多人成为了教员，包括被任命为政治教员的周恩来。

共产党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的中共规模仍然很小，1922年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也只有1500名。而截至1923年，国民党党员人数已达5万人。

然而，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后，国民党分裂为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国民党担心苏联正试图利用中共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随后，中共开始开展反对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运动，并在一次党代会上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

之后，在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党代会，苏联在会上协助通过了反对北伐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不久，国民党内部就会出现明显的分裂。

上海大屠杀与北伐（1927年）
1927年初，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抗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中共及国民党左翼决定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从广州迁至共产党势力强大的武汉。然而，蒋介石及其军队击败军阀孙传芳后，向东进军江西。左翼拒绝了蒋介石清除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势力的要求，蒋介石谴责他们听命于苏联，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认为，随着蒋介石权力的增长，他对国民党内共产党的容忍度逐渐降低。

4月7日，蒋介石与其他几位国民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上他们提出，共产党的活动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破坏，必须予以清除，国民革命才能继续进行。4月12日，白崇禧将军下令在上海对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进行清洗，数百人被捕并被处决。中共称之为“四一二事件”、“上海大屠杀”和“白色恐怖”的开端。这次事件加剧了蒋介石与国民党左翼领袖汪精卫之间的裂痕。国民党左翼还将中共成员逐出武汉国民政府，随后武汉政府被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恢复了对军阀的镇压，并于1928年6月攻占北京。不久，华东地区基本都处于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南京中央政府迅速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遵循孙中山的思想，宣布了革命三阶段的方案：军事统一、政治教化和宪政民主。

第一次國共内戰（1927年-1937年）
]]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反对武汉国民政府。这场冲突促成了红军的成立。8月4日，红军主力撤离南昌，南下进攻广东。国民政府军迅速重新占领南昌，而留在南昌的中共残余势力则转入地下。8月7日，中共召开会议，确认其目标是武力夺取政权，但第二天，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迅速镇压了中共。8月14日，蒋介石宣布暂时退休，此前分裂的国民党武汉派和南京派再次结盟，共同目标是镇压中共。蒋介石卸任后，汪精卫接任国民党领导人。

此后，中共曾试图攻占长沙、汕头和广州。由前国民革命军士兵和武装农民组成的红军控制了中国南方多个地区。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实施镇压。9月，汪精卫被迫离开武汉。9月还爆发了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但以失败告终。10月，鲍罗金经蒙古返回苏联。11月，蒋介石前往上海，邀请汪精卫前往苏联。12月11日，中共发动广州起义，并在第二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2月13日，在张发奎将军指挥的反击下，广州失守。12月16日，汪精卫逃往法国。当时中国有三个首都：国际公认的首都北京、中共及国民党左派的首都武汉，以及国民党右派的首都南京，南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直是国民党的首都。

这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武装斗争开始，这场斗争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十年内战”。十年内战以西安事变告终，蒋介石被迫组建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0年，国民党内部爆发了中原大战，由冯玉祥、阎锡山和汪精卫发动。随后，国民党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争，旨在清除残余的中共势力。第一次和第二次包围战失败，第三次包围战则因九一八事变而中止。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爭（1932-1933年）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蒋介石的军队在试图深入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中华民国腹地时遭遇重创。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纵队迅速突袭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但很快就被广袤的乡村包围，无法巩固阵地。

在1934年末，蒋介石发动了，其策略是用防御工事包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防御工事战略的部分设计和实施是由新聘的纳粹德国顾问完成的。与以往一次性深入敌后不同，这一次国民党军队耐心地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每个工事之间相隔约8公里，以此包围共产党控制区，切断其补给和粮食来源。

长征
1934年10月，中共利用包围圈中碉堡的缺口（这些碉堡并非由国民党正规军把守，而是由蒋介石的军阀盟友把守），突破了包围圈。军阀军队因担心损失兵力而不愿与共产党军队对抗，因此并未积极追击中共。此外，国民党主力部队当时正忙于歼灭张国焘的军队，其规模远大于毛泽东的军队。共产党军队的大规模撤退持续了一年，据毛泽东估计，撤退路程达12500公里（25000里；7800英里），史称“长征”。

此次撤退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目的是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或攻击。这场撤退行动由一系列行军组成，期间南方众多共产党军队向北、向西撤退。在从江西撤退的过程中，由经验不足的军事委员会领导的第一方面军几乎被蒋介石的军队全歼，因为蒋介石的据点就在江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挥下，共产党军队“采取迂回撤退的策略，向西、向北撤退，据报道，这一撤退历时370天，行程超过9000公里。”撤退路线穿越了中国西部一些地形最为险峻的地区，先向西行进，然后向北前往陕西。“1935年11月，毛泽东在陕北定居后不久，正式接替周恩来担任红军的领导职务。经过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毛泽东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和邓小平担任副主席。”这标志着毛泽东确立了其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长征最终在中共抵达陕西内陆时结束。张国焘的军队（红四方面军）取道西北，与中共军队不同，但遭到蒋介石及其穆斯林盟友马家军的重创。沿途，中共军队没收了地方军阀和地主的财产和武器，并招募农民和贫民，巩固了其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从苏维埃中华民国出发的9万至10万人中，只有约7000至8000人抵达陕西。张国焘的残余部队最终在陕西与毛泽东会合，但由于其军队已被歼灭，即使作为中共的创始成员之一，张国涛也再无力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从本质上讲，长征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

国民党利用康区武装（这些武装人员曾是土匪）与红军作战，并削弱那些为了保存实力而拒绝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地方军阀。国民党在四川招募了300名“康区土匪”加入其慰安会部队，作为中央政府渗透和瓦解刘文辉等汉族地方军阀行动的一部分。政府试图对边境地区实行全面控制，以打击军阀势力。刘文辉为了保存兵力而拒绝与共产党作战。慰安会部队也曾与红军作战，但最终因其宗教领袖被共产党俘虏而战败。

大元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战争之后成为中华民国的领导人]]

日本的扩张主义和统一战线谈判
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尽管日本的扩张主义对内战双方都构成了明显的威胁，但起初并未导致停战。相反，蒋介石认为“日本人是皮肤病，共产党是心病。”他命令满洲的将领不要抵抗日军，而是集中精力继续在南方进行内战。他称这一政策为“攘外必先安内”。中共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他是日本的傀儡。他们将与国民政府的斗争视为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呼吁“抗日抗蒋”。

对于中共而言，在进行内战的同时抵抗日本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早在1932年末，满洲的共产党游击队就开始与国民党游击队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向中共施压，要求其通过谈判结束内战。苏联关注欧洲局势，尤其是德国崛起，希望共产党与温和派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这一政策于1935年夏季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表了《八一宣言》，阐述了如何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他们建议建立一个由所有希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政党组成的国防政府。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仍然认为蒋介石是日本的“走狗”，因此他们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一提议。

中共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正值长征，与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中断。其领导人于1935年11月得知了大会的决定。次月，在瓦窑堡街道召开会议，讨论这项新的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他们发表的《瓦窑堡宣言》标志着他们对其在内战初期所持强硬立场的重大让步。宣言呼吁建立“最广泛的全国统一战线”来抵抗日本，并宣布中共愿意为了跨阶级合作而暂停阶级斗争。然而，他们并不打算让中国工农红军投降于国民党。相反，他们抵抗日本的计划的核心是将红军扩充到100万人，并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面积。

1935年末，随着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扩张政策，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蒋介石担心日本即将全面入侵中国，因此希望获得苏联的物质和外交支持。他还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公众压力，要求他积极抵抗日本；例如，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1月，蒋介石派遣使节前往莫斯科，就军事互助条约进行谈判。然而，作为缔结条约的前提条件，蒋介石希望苏联命令中共服从国民政府。苏联大使告诉蒋介石，虽然苏联希望中共同意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指挥，但蒋介石必须直接与中共进行谈判。这令蒋介石感到不安，他担心如果苏联不愿命令中共停止战争，一旦停火协议破裂，苏联可能会支持中共采取进一步的革命行动。谈判进展停滞不前，在蒋介石考虑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消息泄露给媒体后，他叫停了谈判。

前夕，中国东部地图：

]]

与此同时，中共与包围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单独谈判。他们成功与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司令杨虎城签署了秘密停战协议。这两位将领对蒋介石将内战置于抗日之上感到不满。另一位军阀严锡山也与共产党签署了秘密协议，尽管他与共产党的联系不如张学良和杨虎城紧密。西北联盟的成员们虽然都渴望抗日，但在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的细节上存在分歧。共产党支持一项计划，即利用苏联的支持，占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并将西北地区变成张学良东北军基地，以此来抗日并对抗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和严仍然致力于说服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在继续谈判的过程中，他们对联盟保密，甚至上演假军事演习以消除南京政府的疑虑。

蒋介石与中共的谈判于1936年末正式开始。蒋介石继续尝试以军事手段解决内战，但仍然认为与中共谈判解决内战是最后的手段。10月中下旬宁夏战役的结果令他备受鼓舞。在那次战役中，红军第二军和第四军北上，试图接收苏联在蒙古空投的补给，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黄河对岸。他们被国民党军队的回族骑兵击溃。蒋介石开始筹备第六次包围战，并指示张和杨参战。11月初，陈立夫向潘汉年提出了一系列极其苛刻的条件。潘汉年拒绝了，称这些条件是“投降的条件”。11月下旬，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队（胡宗南的右路军）向共产党首都宝安发起进攻。在随后的山城堡之战中，东北军保留了大部分兵力，没有参与进攻。这使得红军得以伏击并几乎全歼了胡宗南的第78团。这扭转了外交局势：陈立夫缓和了条件，但中共于12月10日将潘汉年从南京召回。

1936年末，张学良意识到自己多次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已无济于事。在他看来，尽管日本入侵的威胁日益加大，但蒋介石仍要继续内战。于是，他听从杨虎城的建议，决定采取极端措施。1936年12月12日，心怀不满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密谋绑架蒋介石，迫使其与中共停战。这一事件史称西安事变。双方停止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集中力量抗击日本侵略。

中国抗日戰爭（1937年-1945年）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装备精良的军队击溃了中国北方和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守军。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中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

期间的日本帝国海军]]

第二次国共合作名存实亡。与国民党不同，中共摒弃了正规战争，转而对日军进行游击战。二战期间，国共之间的实际合作与协调程度极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双方仍在“国统区”（即未被日本占领或被伪满洲国等日本傀儡政权统治的地区）争夺控制权。汪精卫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内部的分裂。汪精卫政权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由汪精卫（曾是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领导，名义上统治着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

1940年末至1941年初，局势达到白热化，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1940年12月，蒋介石要求新四军撤出安徽和江苏两省，理由是新四军在这两省挑衅和骚扰国民党军队。在巨大的压力下，新四军指挥官服从了命令。次年，他们在撤退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伏击，导致数千人丧生。这也终结了此前为抗击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随着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加剧，美国和苏联等国试图阻止一场灾难性的内战爆发。新四军事件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派遣特使劳克林·居里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会谈，表达了他们对两党敌对关系的关切。柯里指出，内战的唯一受益者将是日本人。与中共关系更为密切的苏联于1941年向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紧急电报，警告说内战也会使日本军队的处境更加有利。由于国际社会的努力，出现了暂时的、表面上的和平。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宣传文章《中国的命运》，质疑中共战后的能力，而中共对此予以强烈反对。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遭到抨击，他称其政权为法西斯政权，试图以此塑造负面的公众形象。

1944年，随着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国战场局势急剧恶化，国民政府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与美国在军事指挥和战时协调问题上的关系也日益紧张。

当时，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它敦促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重组，并通过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寻求更大的作战权力。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内部也正就军事主权和控制权问题展开辩论。此外，美国官员还通过“南方使团”与中国共产党展开试探性接触，这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新评估。这些事态发展与国民政府控制区日益恶化的战场局势和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同时发生。

总的来说，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局势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因为其游击战术赢得了日占区民众的支持。在日占区，共产党建立了军事和政治基地，并以此为据点开展游击战。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民众支持，将土地归还给贫苦农民，降低农民的租金，并武装民众。到1945年春季，中国共有19个共产党统治区，居住着9500万人。1945年秋季，共产党军队拥有127万人，并得到268万民兵的支持。由于国民党是合法的中国政府，它不得不抵御日本的主要攻势，这对蒋介石及其军队来说代价惨重。1944年，日本发动了对国民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号作战”，导致国军被严重削弱。中共通过游击战术遭受的损失也较少。

战后初期冲突（1945年-1946年）
入侵满洲]]

战争末期，延安的共产党电台和重庆的国民党电台分别发出相互矛盾的指令，要求日军向他们投降。这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争相控制原先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

根据盟军规定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条款，日军应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得向也驻扎在部分占领区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投降。然而，在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满洲，日军向苏联投降。蒋介石提醒日军坚守阵地迎接国民党军队，但共产党军队很快开始接受日军的投降，并与抵抗者交战。美国陆军将领阿尔伯特·魏德迈对事态发展感到担忧，希望派遣七个美军师前往中国，但喬治·馬歇爾将军回应说，中国不应优先于日本和朝鲜。

战后首次和平谈判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在重庆举行，蒋介石和毛泽东均出席了此次谈判。蒋介石在会谈中占据优势，因为他此前不久刚与苏联签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共产党仍在一些地方迫使日军投降。毛泽东由美国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陪同，赫尔利虽然忠于蒋介石，但鉴于两位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他也希望确保毛泽东的安全。谈判最终以签署《双十协定》而告终。双方都强调和平重建的重要性，但会议并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双方的战斗在和平谈判进行期间仍在继续，直到1946年1月达成协议。然而，中共与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大规模战役和全面对抗暂时得以避免。1945年11月26日，赫尔利辞职，他认为蒋介石违背了他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1945年12月，赫尔利的职位由马歇尔接任。在二战的最后一个月，苏联军队对驻扎在满洲和中蒙边境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满洲战略进攻。这次进攻仅用了三周时间就摧毁了关东军，到战争结束时，苏联占领了整个满洲，驻扎在该地区的70万关东军投降。同年晚些时候，蒋介石意识到，在苏联按计划撤军后，他缺乏足够的资源来阻止中共接管满洲。因此，他与苏联达成协议，推迟苏联的撤军，直到他将足够多的精锐部队和现代化物资调往该地区。然而，苏联拒绝国民党军队穿越其控制的领土，并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系统地拆除了满洲庞大的工业基地（价值高达20亿美元），并将其运回苏联。随后，国民党军队由美国空运至华北地区的重要城市，而农村地区已被中共控制。1945年11月15日，国民党发起了一场阻止中共巩固其强大基础的运动。然而，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复辟也带来了普遍的贪污腐败，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评论说，唯一的赢家是共产党。

1945年-1946年，约瑟夫·斯大林命令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将缴获的大部分日军武器交给中共。

国军于1945年11月26日推进至锦州，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随后，共产党在山东半岛发动攻势，并取得了显著成功，除美军控制区外，整个半岛均被共产党占领。1946年6月，停战协定破裂，国共双方于1946年6月26日爆发全面战争。中国随后陷入长达三年多的内战。

，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

全国性内战（1946年-1949年）
的農民]]
兵团从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进攻]]

1945年8月起開始的第二次國共内战，中國國民黨稱為“動員戡亂”或“抗共衛國戡亂戰爭”，中国共产党則称为“解放戰爭”，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兵力背景和部署
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已大大增强：主力部队增至120万人，加上200万民兵，总兵力达320万人。1945年，共产党拥有19个“解放区”，占全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城镇。此外，苏联将缴获的日军武器和大量自身物资移交给共产党，中共也从苏联获得了中国东北地区的部分控制权。

1946年3月，尽管蒋介石多次请求，但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仍继续拖延从中国东北撤军，而马利诺夫斯基则暗中指示中共军队从后方推进，最终导致东北地区全面战争爆发。这些有利条件也促成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诸多变化：主张全面军事接管中国的激进强硬派最终占据上风，击败了谨慎的机会主义者。在将控制权移交给共产党领导人之前，苏联外交官于3月27日请求与国民党在满洲开展工业开发合作。

尽管喬治·馬歇爾将军声称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中共接受苏联的武器装备，但中共确实取得了大量日军遗弃的武器，包括一些坦克等重武器。当大量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士兵开始倒戈加入共产党军队时，中共逐渐取得了物质和军事优势。中共最有效的政治改革是土地改革。这项改革使中国农村地区大量无地且贫困的农民加入了共产党。这一战略使中共获得了大量的人力，用于作战和后勤；虽然中共在战争的许多战役中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但人力仍在不断增长。例如，仅在淮海战役中，中共就动员了543万农民帮助解放军作战。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迅速将国民党军队调往原先被日本占领的地区，以防止共产党接受日军的投降。美国从中国中部空运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哈里·S·杜鲁门总统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他所谓的“利用日本人来牵制共产党”的做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国民政府的商业利益集团以“接受日本投降”为借口，占领了此前被日本帝国陆军没收的大部分银行、工厂和商业地产。他们还加快了从平民中征兵的速度，并囤积物资，为与共产党再次开战做准备。这些仓促而残酷的准备给上海等城市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失业率飙升至37.5%。

与此不同的是，阎锡山成功说服投降的日军加入自己。随着这一安排的消息传到华北等地，更多投降的日军前往太原，为阎锡山效力。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保住了对太原周边大片工业区的控制权，还保留了几乎所有此前受雇于日军的管理和技术人员。鼎盛时期，阎锡山的日军“特种部队”约有15000名士兵，另有一支由前日本军官组成的独立部队分散在阎锡山的部队中。

在美国积极遣返日本人员并取得部分成功后，这支部队的规模缩减至约10000人。在随后的内战中，阎锡山招募的日军积极协助他防御山西北部的大片地区，阻止该地区（当时国民党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落入共产党之手，直到南京陷落后太原被攻占。

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们的工资失去购买力。这导致了腐败和物资的挪用，这些物资流入了物物交换的经济体系。普通国民党士兵经常营养不良，逃兵现象十分普遍。

美国大力援助国民党。在“圍攻者行動”中，约有5万名美军被派往河北和山东守卫战略要地。美国为国民党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并将日本人和朝鲜人运送回国，帮助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并遏制共产党控制区。据威廉·布鲁姆称，美国的援助包括大量的剩余军需品，以及向国民党提供的贷款。中日战争结束后不到两年，国民党就从美国获得了44.3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军事援助。共产党强调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认为美国是在挑起内战，并将这场内战定性为反对国民党的民族革命，以及反对美国殖民和侵略的革命。

战争爆发
：国民党失去南京后，先后撤至广州、重庆、成都，最终于1949年撤退至西昌，并最终撤退至台北]]

中进入北平]]

由于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战后谈判失败，双方内战再次爆发。1946年7月20日，蒋介石率领113个旅（共计160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共产党控制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由于深知自身在人力和装备上的劣势，中共采取了“被动防御”战略。他们避开国民党军队的据点，并做好放弃部分领土以保存实力的准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周边农村和小城镇早在城市之前就已落入共产党控制。中共还试图尽可能地消耗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这一策略似乎取得了成功；一年后，力量对比开始向中共倾斜。他们歼灭了112万国民党军队，而他们的兵力则增长到约200万人。

1947年3月，国军攻占中华苏维埃首都延安，取得了一场象征性的胜利。共产党随即发动反击。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后，国民党改变了策略，从全面进攻转向集中攻击重点目标，包括山东和陕西的共产党控制区。这一策略也以失败告终。3月15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主持，出席中央委員146人，候補中央委員46人，列席各地黨部及三青團書記長68人；蔣致开幕词，称“中共全面叛乱......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为捍卫国家统一，保障人民安全，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我敢断定，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

1948年8月上旬，蔣介石召開南京軍事會議，決定實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並準備撤出東北，確保華中，企圖收縮戰線，集中兵力，依托戰略要點之堅固陣地堅守防禦，同時組成強大兵團機動作戰，以攻為守；為此，裁並綏靖區，減少機關，擴大機動兵團，並在大後方加緊二線兵團編組訓練。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期间，爆发了内战中最重要的三场共产党军事行动：辽沈战役（中国东北）、淮海战役（中国东部）和平津战役（北京-天津）。

辽沈战役于1948年9月12日打响，由林彪指挥，战役的主要目标是攻占锦州。10月14日，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24小时内攻占锦州。国民党军队在这场战役中伤亡9万人，其中大部分被编入解放军。10月19日，国民党守军投降，长春围城结束。11月2日，解放军占领长春和沈阳，辽沈战役结束。到1948年底，中共通过决定性的辽沈战役控制了东北地区。

俘获大量国民党部队为中共提供了坦克、重炮和其他诸兵种合成装备，使其得以在长城以南发动进攻。到1948年4月，洛阳陷落，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与西安的联系。经过一场激战，中共于1948年9月24日攻占济南和山东省。潍县战役是中共解放山东的重要战役，中共控制了交济铁路，切断了济南和青岛的联系。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的淮海战役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了中东部的控制权。这是内战中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大量国民党士兵在冲突中叛逃并倒戈。这些战役的结果对内战的军事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平津战役的时间为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在攻占张家口、天津以及大沽和北平港口和驻军的过程中伤亡惨重。共产党从东北调集了89万兵力对抗约60万国民党军队。仅在张家口一战，共产党就伤亡了4万人。在平津战役中，他们反过来击毙、击伤或俘虏了约52万国民党士兵。1949年1月，北平通过谈判易手，傅作义率领的国民党军队在未交战的情况下投降。国民党在平津战役中的失败使其失去了在大陆进行大规模有效作战的能力。

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中共歼灭了144个国民党正规师和29个国民党非正规师，总计154万人。

北部战役结束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以中共胜利告终。尽管共产党在战争后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国民党军队仍在一些重要城市和据点继续抵抗。此时，山西省省会太原仍有十万余名国民党守军，他们直接受时任总理阎锡山的直属部下指挥，阎锡山本人虽已南撤，但仍在顽强抵抗，拒绝投降。到1949年，阎锡山麾下的日军也因伤亡惨重而锐减至约3000人。

1948年10月5日－1949年4月25日，解放军在太原战役中对太原守军发动了最终总攻，攻克了这座省会城市，结束了漫长的围困，也攻克了北方最后一块孤立的土地。太原战役持续了六个多月，被中共官方史书认定为中国内战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围攻战。

4月24日清晨，在1300多门火炮的持续炮击下，解放军第20军率先突破城墙，随后第18军和第19军也相继进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上午9点30分，解放军占领了山西省省长官邸。上午10点，太原守军全军覆没。中共官方记录显示，国民党守军被击毙超过13万人，中共士兵阵亡4.5万人，缴获3400多门大炮、3.2万多支枪械以及大量军需物资。

在太原城彻底陷落前的最后时刻，包括山西省代理省长梁化之、总理严惠卿的堂妹阎惠卿（阎惠卿在家族中被视为妹妹）以及麾下日军指挥官今村方策在内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集体自杀。山西省统计局局长、特警队司令徐端和山西第一区行政长官尹尊当率领部下进行抵抗，阵地被攻陷后集体服毒自焚身亡。太原市公安局局长石泽成率部抵抗，杀害妻儿后自尽。太原平定司令部特勤营营长赵连奎率部进行最后抵抗，在耗尽所有抵抗后，全队销毁武器，集体投掷手榴弹自杀。阎惠清服毒自杀前夕，起草了《遗书》。经山西省秘书长吴绍之润色后，送交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全文如下：

太原战役后，彻底终结了国民党在北方最后一座防御工事坚固、顽强抵抗的城市，也摧毁了国民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后一个城市中心。太原战役中的集体自杀，后来被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尊称为“太原五百完人”。20世纪中国大陆史学界仅确认约46名政府官员自杀，并有证据佐证。而包括“五百人”在内的更高数字，则被视为国民党（KMT）的宣传捏造，而非历史事实。然而，中华民国官方记录，包括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蒋介石总统文稿草稿，记载了山西省官员当时估计的约120至130人。此外，其余未经核实的名字中，一部分可能指的是化名自杀的日本士兵。总而言之，关于实际自杀人数的争议在官方叙述、公共话语和民间记忆中一直存在。

随着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防御崩溃，斯大林最初倾向于在战后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并试图说服毛泽东阻止中共军队渡过长江，进攻江南的国民党阵地。毛泽东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并于4月20日发动了渡江战役。4月23日，他们攻占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广州（今广州市），直到10月15日；之后撤退到重庆，直到11月25日；然后撤退到成都，最终于12月7日撤退到台湾。到1949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南方追击国民党残余部队，只剩下西藏。在北塔山事件期间，国民党派遣一支中国穆斯林回族骑兵团——东安第十四骑兵团——攻击边境沿线的蒙古和苏联阵地。

国民党曾多次孤注一掷地试图利用康区军队对抗西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制定了一项计划，由班禅喇嘛协助三个康巴师对抗共产党军队。国民党情报部门报告称，一些藏族土司首领和康巴苏永和控制着四川、青海和西藏的八万兵力。他们希望利用这支军队对抗共产党军队。

向南推进
1949年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电：「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在漢口北，引者）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暂时不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4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陈伯钧等电报：“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城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李宗仁代表黄啟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並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伯承）李（达）张（际春）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並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採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係改变为交朋友关係，对张轸亦是如此。”4月5日，國共雙方和談代表於懷仁堂舉行全體會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都设在北京。同年12月，解放军攻入四川省后，蒋介石率领约两百万国民党军队撤退至台湾岛。大陆仍有零星的国民党抵抗力量，但随着1949年12月11日-27日成都战役后，大部分抵抗力量瓦解，只有南部一些地区仍有抵抗。

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夺取中华民国控制的金门岛，但在1949年10月25日-27日的金门戰役中失败，解放军向台湾的推进也因此受阻。1949年12月，蒋介石宣布台北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并继续宣称其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

1950年，共产党的其他两栖作战行动更为成功：1950年3月5日-5月1日的海南岛战役中攻占海南岛，1950年5月25日－8月4日攻占广东沿海的万山群岛，1950年5月攻占浙江沿海的舟山岛。

国民政府重组与持续内战（1949年–1965年）
退守台湾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彻底失败。1949年12月10日成都失守后，中华民国政府对其军事和政治机构进行了系统性的重建。在1951年5月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正式抵达之前，蒋介石招募了一支名为“白团”的秘密日本军事顾问小组，该小组由包括冈村宁次将军在内的前日本帝国陆军军官组成，旨在帮助重组中华民国的训练和动员体系。1950年至1952年的国民党重建运动清洗了不称职的指挥官，并重组了党的组织结构。1949年至1953年间，一项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佃农，以解决普遍认为是由于失去大陆而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正式确立了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广泛军事援助，中华民国军队的规模已发展至约60万人。美国驻台大使卡尔·兰金在1957年称其为美国在亚洲的第二大盟军。

对于大约200万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的大陆人，包括军人、公务员、教师、学生和平民有着返回家乡与大陆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他们强大的动力。许多人毫无预警地离开了家乡，并不知道这意味着永别；有些人是被父母送走的，父母希望跟随国民党军队能让子女有机会活下去。信件无法寄送，消息也无法传到海峡对岸。许多人真心相信解放大陆、使其摆脱共产党统治的使命，这种信念支撑着民众对蒋介石收复中国的既定目标的支持。

1951年至1954年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中华民国非正规军从中华民国控制的离岸岛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发动沿海袭击。1961年4月1日，蒋介石正式启动“國光計畫”，这是一项以对厦门进行两栖登陆为核心的秘密多阶段入侵计划，其辅助行动包括特种部队渗透和针对福建、广东的空袭。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促使中华民国重新评估大陆的脆弱性，蒋介石再次寻求美国支持其进攻行动，但遭到拒绝。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战办公室被撤销，正式的大陆反攻计划就此终止，与此同时，蒋介石因健康状况恶化而逐渐退出政治。

战斗也持续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约3000名国民党士兵在李密将军的指挥下，拒绝投降并撤退到缅甸。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持下，泰缅孤军在云南省开展游击战。1953年，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求助后，美国向中华民国施压，要求其撤军；到1954年底，约有6,000名士兵撤离到台湾。然而，仍有数千人留了下来，中华民国继续秘密进行补给行动数十年，在中国周边保持前沿军事存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残余部队最终被空运到台湾。

后果
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国民政府最终会因人民解放军即将入侵台湾而垮台，美国最初也不愿全力支持蒋介石进行最后的抵抗。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会介入任何涉及台湾海峡的争端，也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攻击时进行干预。杜鲁门试图利用中苏交恶的可能性，效仿铁托主义，在其《美国对台政策》中宣布，美国将遵守《开罗宣言》将台湾认定为中国领土的规定，不会援助国民党。然而，共产党领导层并未意识到这一政策转变，反而对美国日益敌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后，局势迅速发生变化。这导致美国政策发生变化，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作为遏制共产党扩张政策的一部分。

，上面刻有蒋介石的书法，象征着收复故土]]

1949年6月，中华民国宣布关闭中国大陆所有港口，其海军试图拦截所有外国船只。关闭区域从福建岷江以北至辽宁辽河。由于中国大陆铁路网络不发达，南北贸易严重依赖海上航线。中华民国海军的活动也给中国大陆渔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期间，未能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被留下来与共产党进行游击战。国民党残余势力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全国大剿匪运动”中被消灭。根据1954年的官方统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至少有260万人被捕，约129万人被监禁，71.2万人被处决。被处决者大多是国民党前官员、商人、西方公司前雇员以及忠诚度受到怀疑的知识分子。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并在1951年末控制了除金门和马祖岛以外的整个大陆。但大约3000名国民党中央军撤退到缅甸，并在西南剿匪和中緬邊境作戰期间，继续向中国南方发动游击战。李密从中华民国政府领取援助，并被授予云南省省长的名义头衔。最初，美国支持这些残余势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1953年，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求助后，美国开始向中华民国施压，要求撤回国民党军队。到1954年底，近6000名士兵撤离缅甸，李将军宣布解散军队。然而，仍有数千人留守，中华民国继续向他们提供后勤补给和指挥，有时秘密增派援军，以控制靠近中国大陆的基地。

二战结束后，。1949年，随着内战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支持越南獨立同盟會对抗法国。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并根据1950年4月1日的协议开始向其提供军事装备。到当年年底，越盟已控制了越南北部偏远地区和中越边境沿线地区。这种领土控制使得物资和武器能够流入越南，并有利于训练营和基地的建立。中国的军事援助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越盟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它东方阵营国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也促使美国和西方集团承认越南国，以此作为制衡共产党的力量。1949年12月，随着中国共产党军队接近全面胜利，越南民族主义革命家武鴻卿从中国出发，率领一支由越南人、山区少数民族和国民党士兵组成的部队前往谅山，试图攻击越盟和法国军队。在被双方击败后，他越过边境进入越南国。数千名国民党士兵被送往富国岛进行临时拘留和遣返，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在岛上种植胡椒，同时指挥着岛上的民兵。

在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支持中国共产党后，联合国大会于1952年2月1日通过了第505号决议，谴责苏联的行为。

最终，在1945年至1949年的战争阶段，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伤亡人数为130万人：26万人阵亡，19万人失踪，85万人受伤（不包括非正规军）。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了国民党军队在同一阶段的伤亡人数：正规军545.27万人，非正规军225.88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列为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基于诸多因素，包括始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百年國恥的观念、美国在国共内战期间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革命派与反动派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反共运动的关键战场。作为应对措施，并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采取了积极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共产主义革命的外交政策。

台湾海峡紧张局势
尽管美国视福建周围的岛屿为军事负担，但中华民国认为这些岛屿对于未来击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复中国大陆的战役至关重要。1954年9月3日，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中华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1955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一江山群岛，导致中华民国于次月放弃大陈岛。1955年1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1955年台灣決議案》，授权总统保卫中华民国的离岛。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于1955年5月1日结束，解放军停止炮击。危机在万隆会议期间结束。

第二次台海危机始于1958年8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军队之间爆发了空海冲突，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金门和中华民国对厦门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并于同年11月2日结束。解放军巡逻艇封锁了台湾岛，阻止中华民国的补给船进出。尽管美国拒绝了蒋介石轰炸中国大陆炮兵阵地的提议，但迅速向中华民国提供了战斗机和防空导弹。由于一艘沉没的中华民国海军舰艇堵塞了港口，美国还提供了两栖攻击舰进行补给登陆。9月7日，美国护送了一支中华民国补给船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开火。

台灣海峽飛彈危機发生在1995年7月21日至1996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以及美国承认李登辉为台湾代表的回应是举行军事演习。这些演习也旨在阻止台湾选民在1996年大选中支持李登辉；李登辉最终赢得了选举。危机期间，美国部署了两艘航空母舰；这两艘航母没有遭到攻击，局势随后缓和。

第四次危机始于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于2022年8月访问台湾，引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她原计划于2022年4月访问台湾，但由于新冠疫情被推迟。她将此次访问重新安排在8月，作为其更广泛的亚洲之行的一部分。据报道，白宫最初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合适性存在分歧，但后来确认了她访问台湾的权利。因此，解放军宣布将在台湾周边六个区域进行史无前例的实弹演习，这些区域位于最繁忙的国际水道和航空航线上。演习后来延长至七天。针对这一宣布，中华民国官员抱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弹演习侵犯了台湾的领土，并直接挑战了台湾的空域和海上航行自由。这只是中国在随后几年围绕台湾进行的多次大规模军事演习中的第一次。

政治后果
展出的洛克希德U-2侦察机残骸（飞行员張立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并驱逐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曾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民国的代表拒绝承认其作为中国代表的资格，并退出了大会。随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其他成员国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开始通过外交关系缓和敌对状态，此后两岸贸易和投资持续增长。1991年，中华民国正式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尽管敌对状态已经结束，但双方从未签署任何协议或条约正式结束战争。毛泽东认为，在继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有三种方法可以“在短期内阻止帝国主义干涉”。第一种方法是迅速完成军事接管，并展现出抵御“外国势力在其边境挑战新政权的企图”的决心和实力。第二种方法是“与苏联正式建立全面军事同盟”，使苏联能够直接保卫中国免受其敌人的侵害；鉴于冷战的开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政权必须“铲除国内反对派：秘密社团、宗教团体、独立工会或部落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通过摧毁国内反动势力的根基，就能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传播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

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解除了对退伍军人前往大陆探亲的禁令，使得两岸家庭自1949年以来首次得以团聚。对于许多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大陆的退伍军人来说，这次团聚来得太晚了；许多人在等待中去世。

在新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领导下，1991年5月废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从而终结了国民党收复大陆的企图。1999年7月，李登辉宣布建立“特殊外交关系”。中国大陆再次感到愤怒，但921大地震迫使军事演习停止。这是这场内战的最后一个紧张时刻。

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这是国民党以外的政党首次在台湾赢得总统职位。新任总统并不认同国民党和中共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导致双方关系一度紧张，尽管贸易和其他联系，例如2005年中國國民黨和平之旅，仍在持续加强。

2008年，亲大陆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当选，台北和北京的关系显著回暖，两国半官方外交机构之间也开展了高层交流，例如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尽管台湾海峡仍是潜在的冲突地点，但双方于2009年开通了定期直航。

分析
共产党战胜国民党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令人瞩目的起义胜利之一。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列举了诸多因素，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功动员群众支持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缺陷。

蒋介石的回顾性分析
蒋介石在其日记、公开演讲和已出版的著作中留下了大量对战败的回顾性分析，这些分析借鉴了多种有时相互矛盾的解释。在20世纪50年代初于台湾革命研究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劳埃德·伊斯特曼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蒋介石对自己的政党进行了严厉的道德谴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从来没有一个革命政党像我们今天这样衰败堕落；也没有一个政党像我们今天这样缺乏精神、缺乏纪律，更缺乏是非标准。”在他1949年1月辞去总统职务后的日记中，他写道：“执政二十年，我们没有为社会改革和人民福祉做任何事”，而且“我们从未建立起一个新的、稳固的组织。”

然而，在回忆录《苏联在中国》（1957年）中，蒋介石将主要原因归咎于苏联的欺骗行为。他记录了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该协定在未与中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给予苏联满洲特权；日本战败后，苏联系统性地拆除满洲工业基础设施，据美国大使埃德温·保利估计，其价值约为20亿美元；以及苏联违反1945年《中苏条约》，将缴获的日本武器秘密转移给中国共产党，而斯大林曾根据该条约正式承诺只承认国民政府。柯博文等学者认为，这一记述在识别苏联干预方面是准确的，但在转移人们对蒋介石自身领导失败的注意力方面却有失偏颇，特别是他对经济管理的疏离、对包括龚海燕和宋子文在内的亲信腐败的容忍，以及他在满洲的战略失误。安德鲁·J·内森指出，蒋介石的日记遵循新儒家道德修养日志的传统，作者在其中既是忏悔者又是严厉的审判者，这使得他的自我批评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自欺欺人。

国民党政府治理不善
几乎所有关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研究都指出，恶性通货膨胀是导致政府垮台的主要因素。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文职人员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普遍的腐败和盗窃。几乎没有资金流向应征入伍的士兵，他们通常营养不良，装备简陋。逃兵现象普遍存在。

历史学家芮納·米德写道，随着国民党政府日益被视为“腐败、报复心强，并且对在其统治下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整体愿景”，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度逐渐下降。蒋介石在1948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开封陷落后，我们的处境更加恶化，也更加严峻。我这才明白，我国历史上屡次崩溃的主要原因，并非外敌拥有绝对优势，而是内部的瓦解和腐败。”

历史学家奥德·阿恩·韦斯塔德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赢得内战，是因为他们在军事上犯的错误比蒋介石少，而且蒋介石在寻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过程中，得罪了太多利益集团。此外，他的党在抗日战争中实力削弱。与此同时，共产党则将目标转向不同的群体，例如农民，并争取他们的支持。1945年后，中华民国经济因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政府价格管制和金融改革的失败而崩溃；1948年末，金圆券大幅贬值，导致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将国民党描述为“腐败、反动且无能”。他认为，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不佳，而且“其军事指挥能力之差，前所未见”，而共产党“并非造成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而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局面带来的机会。

共产党的群众动员和凝聚力
共产党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发展了其对村民的支持和动员能力。共产党继续推行土地改革，赢得了农村民众的支持。这是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数百万通过这场运动获得土地的农民加入了人民解放军或协助其后勤工作。据历史学家布莱恩·德马雷所述，土地重新分配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将北方和东北部农民的利益与共产党的成功联系起来。最终，共产党获得了近代史上任何起义中最广泛的民众支持。

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最高领导层内部的“非凡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仅使其在困难时期免遭叛逃，而且促进了“高层战术沟通和辩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型领导风格造就了国民党所缺乏的“目标一致”和“指挥统一”。除此之外，中共还精于操纵地方政治以谋取自身利益；这也得益于其宣传技巧，而中共的宣传也成功地分散化，将对手描绘成“所有中国人民的敌人”，将自身塑造成“国家和人民的捍卫者”（鉴于抗日战争的背景）。

情报渗透和大规模叛逃
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共产党情报人员系统性地渗透到国民党最高指挥层级的作战计划中。郭汝瑰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部部长，在1947年至1949年的关键战役中，几乎所有重大作战计划都向中共传递，包括淮海战役和长江防线的作战细节。除了被动地传递情报外，郭汝瑰还起草旨在削弱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命令，并发布误导性报告，掩盖中共军队的调动。在淮海战役期间，据报道，国民党野战指挥官杜玉明和邱庆泉识破了郭汝瑰作战部署的恶意，但未能阻止这些部署通过官方渠道被采纳。熊向辉于1937年被周恩来招募，当时年仅十七岁。他担任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胡宗南将军的秘密副官长达十余年，同时暗中向中共汇报情况。熊东健最重要的贡献发生在1947年3月，当时他在胡宗南率领20万大军进攻延安前两周向中共领导层发出预警，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和党的领导层得以安全撤离。毛泽东后来评价熊东健的贡献相当于几个师的兵力。

1948年至1949年的辽申、淮海和平津三场决定性战役的特点是大量士兵叛逃，反映出国民党军队士气的全面崩溃。在这三场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因被俘、投降或叛逃而损失约154万人。1949年1月，在傅作义将军的斡旋下，北平和平投降，约20万军队在未发生战斗的情况下落入中共控制。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计划有条不紊地培养叛逃者，这些计划使投降的士兵在新秩序中获得经济利益，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对战俘给予相对人道的待遇，并对被俘部队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历史学家戴安娜·拉里认为，到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士气实际上已经崩溃，士兵们都在计算继续抵抗已经取得压倒性作战优势的敌军的合理成本。

辽沈战役：决定性战场
历史学家日益认识到，东北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曾受日本殖民的影响，是决定内战最终走向的关键战场。哈罗德·坦纳的《蒋介石如何失去中国：辽沈战役，1948》（2015）对这场决定性战役进行了最为详尽的重构，记录了蒋介石与其野战指挥官魏力煌之间悬而未决的指挥冲突如何导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瘫痪。蒋介石试图沿锦州至葫芦岛走廊撤军，以保留一条战略撤退路线；而魏力煌则坚持守住沈阳。这一僵局使得林彪得以完成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改造，使其从一支游击队转变为一支能够通过步兵、炮兵和装甲部队协同作战攻占设防城市的正规合成部队。这场战役导致国民党军队伤亡超过47万人，而解放军的伤亡约为6.9万人，并且解放军在战争中首次在所有战区都取得了兵力优势。

苏联在促成这一结果的过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日本战败后，苏联占领军系统性地拆除了满洲的工业基础设施。据美国驻苏大使埃德温·保利估计，拆除的设备总价值约为20亿美元。与此同时，苏联还将缴获的日军武器移交给中共军队，并推迟撤军，以便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占领该地区之前建立农村基地。奥德·阿恩·韦斯塔德的多档案研究表明，尽管苏联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了国民党政府，但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仍然持续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物质支持，这反映了苏联对东北亚缓冲国的地缘政治考量。韦斯塔德同时挑战了对战争结果的决定论解释：他引用俄国、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的第一手资料，论证国民党在1945年拥有真正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但这些优势因领导层的具体决策而被挥霍一空，而且直到1948年末的淮海战役，战争的最终结果仍然充满变数。

美国政策与撤回援助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只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美国在1947年和1948年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共产党将美国的介入纳入其政治论述，并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共产党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中国两派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声称，美国在1945年至1949年间向国民党提供了59亿美元，“以帮助蒋介石”。蒋介石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

美国对国民党的强力支持因马歇尔使团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随后彻底停止，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例如臭名昭著的由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控制的长江开发公司）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挫败。杰伊·泰勒、罗伯特·考利和安妮·W·卡罗尔等历史学家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党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造成的，最显著的是杜鲁门政府拒绝通过撤回援助来支持蒋介石、美国的武器禁运、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缓和政策的失败，以及苏联在中国内战中对中共的一贯支持。训练有素的共产党军队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有助于抵消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陈云说：“他们尽了全力帮助我们，我们得到了苏联和朝鲜的支持。”

暴行
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犯下了大规模暴行，双方蓄意杀害了数百万非战斗人员。

国民党的暴行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的几年里，国民党在反共运动中，以“白色恐怖”为名，杀害了30万至1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在白色恐怖期间，国民党特别针对未缠足的短发女性，认定这些“非传统”女性是激进分子。国民党军队割掉她们的乳房，剃光她们的头发，并展示她们残缺的尸体，以此恐吓民众。

在国民党的反叛乱运动中，酷刑、强奸和集体惩罚是常见的做法。国民党为了更方便地监视共产党的活动，将整个社区连根拔起并迁走。

1946年至1949年，国民党通过中美合作组织逮捕、折磨并杀害政治异见人士。

共产党的暴行
在1930年12月的富田事变中，福田营的领导人发动兵变反对毛泽东后，共产党处决了2000至3000名福田营成员。

1931年至1934年间，在江西福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对平民进行了广泛的暴力镇压，以确保其政策的执行，并阻止民众叛逃至不断推进的国民党阵营，其手段包括大规模处决、没收土地和强迫劳动。据当时江西的一位高级共产党官员李维汉所述，为了应对大量平民逃往国民党控制区，地方当局“通常会派出武装队伍追捕试图逃跑的人，并就地处决，在江西苏维埃境内制造了大量万人坑，这些万人坑后来被国民党及其盟友挖掘出来。”另一位高级共产党官员张闻天报告说，“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已经演变成一场屠杀。”

在长春围城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控制的长春市实施了军事封锁，并阻止平民在封锁期间离开该市。此次封锁导致数万至15万平民饿死。解放军继续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围城战术。

1946年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开始推动恢复激进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反对地主阶级，但同时保护了中农的权利，并明确指出富农并非地主。1946年7月7日颁布的《七七指示》引发了长达18个月的激烈斗争，该指示要求没收所有富农和地主的各种财产，并重新分配给贫农。中共工作队迅速挨家挨户地走访，将人口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无地农民。然而，由于劳动队没有让村民参与其中，富农和中农很快重新掌权。1947年10月颁布的《土地法纲要》加大了压力。那些被定罪为地主的人遭到活埋、肢解、绞杀和枪决。为了应对上述土地改革运动，国民党协助成立了“还乡团”，该团由地主、被强征入伍的农民和共产党战俘组成，他们试图从农民和中共游击队员手中收回被重新分配的土地和财产。还乡团一直对中共和所谓的合作者进行游击战，直到1949年内战结束。

评价
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方面認為：自從1911年推翻清朝開始至1949年，中國政局從未穩定，經受著由軍閥割據、北洋復辟勢力、國共鬥爭、日本侵華而造成連年戰爭災害，可以說中華民國自1912年至1949年間治理時期，一直處於戰亂與動亂。面對清朝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條約，國力衰弱的中國，難有和平穩定的治理時期來證明其統治能力。引發社會弊端叢生，人民生活艱苦，國家積弱，政府無暇顧及百姓民生。不过在此期間，中華民國大致統一中國版圖，並且領導中國在對日抗戰中取得勝利，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及常任理事國。為當時中國的復興，有相當貢獻。

中國共產黨
中共方面認為：在民國時期，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重新夺回权利和土地，成为了人民寻求生存权的最直接，最简单的途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而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動知識份子界，被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视为敌人。

臺灣民間
此外，戰爭造成的結果為中華民國僅能有效控制台澎金馬地區，與其法定的領土大相径庭，造成台灣社會對臺海兩岸現狀的定義、以及在國家或民族認同上逐漸分歧或對立，而出現「一臺一中（一邊一國）」、「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中各表」、「兩個中國」、「一個中華民國」、「憲法一中」等各種論點，莫衷一是，至今仍是敏感話題。隨著時間的流逝，臺灣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對中國的認同有逐漸降低或消失的趨勢，而更加強調與中國大陸無關的臺灣主體意識。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