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共谈判

1937年国共谈判是1937年国民政府暨中国国民党方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主要有五次。谈判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一次：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中正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须继续督促和逼迫蒋中正实现其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中国工农红军（以下简称“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的团结，使陕西省、甘肃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停止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1937年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安剿匪总司令部。]]
中共中央研究了周恩来有关下次会谈的方案，在4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制定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讨论了吴亮平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草案）》。周恩来就纲领细则做了说明，指出统一战线须承认中共的独立性、国际性、阶级性；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以共同纲领作为行动准则；建立联合组织；若蒋介石承认该纲领，中共可承认蒋介石为领袖；联盟的组织原则是：各党派各革命团体都可参加；联盟中各个组织保持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等等。

蒋介石还提出，中共先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3个师的番号，人数4万5千人；但蒋介石改变了杭州谈判时的许诺，表示3个师以上不再设总司令部，改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并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陕甘宁边区政府仍须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人士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南方游击队应由中共联络，“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对杭州谈判时谈到的“允许共党适时公开”，蒋介石不再谈，仅表示中共可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不以共党名义出席”。6月8日、9日的蒋介石日记记有：“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立总机关，此决不能允许也”，“共党尚设军事总机关，余严拒之”，坚持红军改编后仅设政训处，要求朱德离开红军。

周恩来表示，蒋介石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须请示中共中央后才能决定；红军改编后不应设政治训练处，而应设总司令部或者总指挥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不合理。周恩来还同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会谈，表示红军改编以后，3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该用军事名义而不应以“政训处”代替。当时周恩来与蒋介石争执激烈，虽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从中调解，谈判仍难以进行。6月17日，蒋介石日记同意“对沈等之处置，宜早解决”（即同意早日解决被关押的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问题）。

6月18日，周恩来回延安，中共中央听取其汇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谈判方案。新方案虑及蒋介石的意见，“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因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故中共中央准备1937年7月中旬发表宣言，其内容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次交给蒋介石的方案为根据，“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陕甘宁边区将于1937年7月开展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举一人出任边区行政长官，中共方面由林伯渠任副长官。

国共谈判中最难的是改编后的红军指挥部问题。6月22日，周恩来在延安分别致电蒋介石、宋美龄、顾祝同、张冲等，重申中共中央的意见。当天周恩来致电蒋介石特别谈到军事指挥机关问题，表示中共可再让步，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的名义指挥，但朱德应为该机关主任。同时周恩来告诉顾祝同、张冲：“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进言，朱不离军队。”6月26日，顾祝同致电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指对中共的意见难以同意，蒋介石要求中共体念他的处境，不必计较这“区区小枝节”。6月29日，南京方面又向延安来电，表示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

此时蒋介石决定开庐山谈话会，请社会各界共商国是。庐山谈话会未邀请中共参加。1937年6月26日，南京电催周恩来赴庐山谈判。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之后再去谈判。中共中央让周恩来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该方案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以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的共同行动事项，但是不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都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均各自保持组织独立性以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其中提出中共奋斗的三项总目标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重申了中共的四项保证。

第四次：庐山谈判
1937年7月4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西安。1937年7月7日，他们一行飞抵上海，当天夜间北平卢沟桥事变发生。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中国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这是日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二十九军作持久战准备，严禁与日方妥协。

7月13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抵达庐山。随即开始了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人的会谈。会谈中，周恩来等人转达了中共方面的新提案：原则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承认蒋介石依照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在具体问题上，提出准备7月中旬发宣言；要求蒋介石同意红军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朱德任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是非到适当时机不去；陕甘宁边区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中共派林伯渠任副长官。7月1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给蒋介石。中共应先发宣言是上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提出的要求，但当《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来后，蒋介石认为其中部分内容须修改，遂未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宣言。蒋介石表示，对于中共所拟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纲领可以讨论。中共中央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国防。”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直接指挥红军各师，红军设政治机关负责中间联络），不再提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代行指挥权，周恩来对此难以接受。7月16日，周恩来致信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同时周恩来认为，蒋介石的意见同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张闻天、毛泽东来电指示周恩来：“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在7月17日的谈判中，蒋介石提出主任由周恩来或林伯渠担任，甚至提到可由毛泽东任副主任。周恩来根据上述张闻天、毛泽东来电指示的精神，就谈判问题拟出12条意见，7月18日经宋美龄转交蒋介石。这些意见主要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公开表示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刊可以公开发表；迅速发表陕甘宁政府名义，自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择一人任正职，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辖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别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并传达国共合作方针，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准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蒋介石对周恩来所拟12条意见未作任何回应，仅重申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任；政治主任仅转达人事和指挥安排，可以周恩来任主任、毛泽东任副主任。周恩来当即表示，中共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上述意见。谈判再陷僵局，周恩来等人离庐山到上海。1937年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求周恩来、林伯渠暂留上海，等待谈判重开。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向全国各界代表百余人发表“最后关头”谈话（即庐山声明）称：“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随着华北局势危急，全民抗战已成定局。周恩来在上海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建议应先行开展红军改编工作，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万5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1937年7月27日，周恩来等人抵达西安，当天在同蒋鼎文会谈时，即得蒋介石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周恩来请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同意改编，同意开拔，但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回延安后，周恩来参加了中央关于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会议，会上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的同意，将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改编，编足4万5千人，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以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7月29日、30日，日军先后占领北平、天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周恩来、秦邦宪立即赴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举行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红军改编及出动抗日的问题，并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商定了红军改编中分布、编制、干部配备等问题。

这时，叶剑英自西安发电报给周恩来称，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将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国防会议。周恩来认为中共也将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乃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中共应派员参加，以争取公开合法地位。1937年8月1日，毛泽东转来张冲的急电称，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赴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周恩来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为谈话会，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张冲即复电告知是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

第五次：南京谈判
總書記黃琪翔的寓所合影。右起：朱德、周恩來、黃琪翔、黃琪翔夫人郭秀儀、葉劍英、張群。]]
南京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红军改编和出动抗日。8月4日，周恩来、朱德、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讨论后，向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次日，周恩来收到张闻天、毛泽东的复电称，红军担负“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遵照“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兵力”。

周恩来、朱德等人抵达西安后，得知红军西路军1,000多被俘人员关押在西安，便当即派孔石泉前往了解。在确认属实后，周恩来随即赴西安行营同蒋鼎文交涉，要求释放。当天30名西路军干部获释，随后又有210多人获释。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在南京期间，他们多次同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人会面，中共终得以公开活动。

在国民政府军政谈话会上，周恩来重申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抗战的意见，指出当前须培养可独立持久的战斗能力，正面防御不可停顿于一线及数线阵地，而应从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并要采取游击战。朱德也做发言。周恩来、朱德的意见获与会者好评，对国民政府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影响。在讨论国共合作具体问题时，蒋介石仍对中共提出了若干意见。7月已交予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一直不予发布，周恩来重提此事时，蒋介石让康泽出面告诉周恩来，中共宣言不宜提“民主”，而应一律改为“民用”；应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中共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等。

康泽和周恩来会谈的次日，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周恩来即向中共中央请示，在随后的谈判中应争取达到如下目标：（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

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简称“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于8月22日正式发表文告。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及人事任命问题就此获得解决。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多次同国民党谈判，表示八路军可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在总战略方针下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八路军充当战略游击支队，执行通过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和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八路军的战略任务确定以后，周恩来、叶剑英即致电毛泽东等人，表示仍以部队迅速开拔为有利，提出“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毛泽东当天复电彭德怀、任弼时表示“同意恩来提议”。红一军团作为先遣部队即日出动。自8月下旬起，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先后从韩城等处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至抗日前线。

红军主力改编问题刚落实，周恩来便考虑同蒋介石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及中共合法机构问题。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同周恩来商谈具体问题，何应钦同意中共派人赴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且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后简称“新四军”）。经此次谈判，国民党准许在南京、上海等地设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后又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设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机构。

谈判中，周恩来要求国民党释放被关押的中共党员。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中共党员，经交涉，当天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获释。随后陶铸、刘宁一、钱瑛、帅孟奇、张琴秋等人也获释。

在庐山谈判时，周恩来便提出中共在南京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再次磋商该事时，迅速收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批文。周恩来立即和朱德去拜望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于右任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名。

十多天的南京谈判解决了国共之间的若干根本问题。1937年8月21日，周恩来为了参加即将在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离开南京赴西安，谈判中尚待解决的问题交由叶剑英等人继续交涉。

1937年9月22日，中央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性，公开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