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十三個西安救亡團體，是指1938年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表通告解散當時在野的中國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安十三個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事件。
背景
西安事变后，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中共陕西省委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恢复成立。1937年初，国民政府派重兵进驻西安，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迁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泾阳县云阳镇。
通告发表后，民先西安队部同其他被要求解散的抗日救亡团体一道，在中共领导下及各界支持下，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公开组织群众性救亡活动。1938年4月，民先队总部在西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订民先队章程。到1938年6月，全中国的民先队员发展到五万多人。1938年5月间，以柯乐满为团长的世界学联代表团到达西安，民先西安队部同西安其他抗日救亡团体一道，公开参与组织欢迎活动。民先队员及青年3千余人，在于志远、朱平的率领下，打着民先队的旗帜列队到机场迎接。在机场上欢迎队伍还同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展开了争夺民先队队旗的斗争。随后，民先与学联在西安师范学校举行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座谈会，并邀西安各界各团体代表参加。
1938年5月17日，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重申前令，解散民先、西青救等十三个西安救亡团体。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指这些抗日救亡团体是“不法青年团体”。这激起了民先队员、青年及各界人士的反对。在前后两次斗争中，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西北》周刊于1938年2月22日、6月20日先后两次发表社论及署名文章，对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十三个西安救亡团体表示抗议，指责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救国团体、逮捕爱国青年是违犯抗战建国纲领、破坏抗日团结、分裂抗战力量，要求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给予各救亡团体合法地位。冯文彬代表西北青救会20余万青年在报刊上发表谈话提出抗议。西安的斗争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界人士的关注。1938年5月下旬，陕西省当局出动军警，搜查民先西安队部的常用活动地点北大街平民坊五号以及民先全国总队部、西北队部驻地西安师范学校。1938年7月，先后逮捕民先西安队部队长于志远、西青救西安办事处的何志诚、新文字促进会员负责人蔺克义、民先西北队部队长李连壁、西青救办事处负责人陈宇。此即逮捕“西安五青年”事件。该事件震动了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界纷纷表达抗议。在中共领导下，掀起了抗议取缔十三救亡团体，营救爱国青年的运动。每天有数百到上千名民先队员及青年，轮流到监狱探望于志远等被捕五青年，大学生们在监狱门前抗议示威。中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各界人士也纷纷来函、来电、签名、发文，声援西安的运动，慰问被捕的五青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中共代表林伯渠亲自出面同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交涉，实际指导营救行动。1938年9月初，周恩来路经西安时，亲自给西北行营主任程潜打电话，要求程潜释放“爱国五青年”。1938年9月4日，五青年获释。
影响
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陕西省军政当局开办了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以实现“全党特务化”（即中國國民黨特務化）的口号；為了控制青年运动，大量發展中國國民黨青年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团”。根据當時陝西省的形势变化及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部署，陕西省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在领导群众鬥争中，在群众中建立广泛、公开、合法的各类小型组织，例如在学校和学生中成立学生自治会、教师联合会、读书会、学术研究会等；在农民中成立夜校、自乐班、冷娃团、孝义会、识字班等。在斗争方法上抛弃了过去一些过“左”的方法，注意从群众关心的问题入手，逐步引导群众参加政治活动。根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年起，陕西省各地中共党组织领导的较大的群众鬥争共50多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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