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瑞徵

茅瑞徵（），字符儀，一字伯符，號五芝，自號苕上愚公、澹泊居士、清遠居士，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民籍，明朝政治人物、史學家。茅元儀從兄。

生平
早年经历
茅瑞徵，《双林镇志》有载：

其解官后自号苕上愚公，又称澹泊居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茅瑞徵“号苕上渔父”，误。据《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进士履历》载“（瑞徵）丁丑四月初一日生”，则其生年当为万历五年（1577），又按《双林镇志》记茅瑞徵卒于崇祯十年，据此可考瑞徵生卒年应为1577年-1637年，卒年六十一岁，《双林镇志》所记瑞徵卒时“年六十三”，或当为积闰享寿。

据《双林镇志》的记载可知，茅瑞徵少时应也曾受到茅坤教导，而其母沈氏家门亦十分热衷于文人雅集与讲学活动，《双林镇志》便有载茅瑞徵外祖沈尧龙“轻财任侠，座客常满，构西园，延何心隐讲学其中，高谈雄辩”之事。沈家生活富足，其轻财重义与好文之家风亦当对茅瑞徵的教育有一定影响。优渥的生活条件与良好的家庭环境，加之本人的聪颖力学，茅瑞徵二十一岁中举，二十五岁进士出身，其仕宦生涯就此展开。

仕途生涯
万历三十一年，茅瑞徵出任山东泗水知县。不过一年即调任湖北黄冈知县，期间颇有政绩，《黄冈县志》赞其“事凡保甲、赋役、水利、邮传备极经画，大有功于民焉”。也正是在任黄冈知县期间，茅瑞徵与同官于楚地的董其昌相识，称意气交，董其昌更是为其父茅一皋作传。

因其斐然的政绩，茅瑞徵被擢升为兵部职方主事，转郎中，历任福建右参政、湖广右布政等职，累官至南京光禄寺卿，因丁父艰归，自此退隐。瑞徵官职方时，便于边务兵事等方面展露长才，“公于夷虏之情形、山川之阨塞、九塞之虚实、将吏之勇怯无不了然胸中，诸所陈奏擘画，皆切当机宜,国外得奉为司南，大司马实倚公为重”，所著《皇明象胥录》《万历三大征考》《东夷考略》等，字里行间足见其为国家军政建言献策的雄心壮志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虑。至于茅瑞徵辞官的原因，《乌青文献》虽载“（瑞徵）不能承当事意旨，辄赋归来”，但茅瑞徵在朝为官时亦当遭到了宦官与同僚的排挤，《归安县志》便记有“瑞徵官职方郎中时，欲黜一副将，不遂，反为所，又御史姚永济、韩浚皆有所请，瑞徵不从，遂合力排挤之，去”之事，后“天启辛酉时叙平苗功复起，避巨，外转福建参政，迁湖广布政，与蔡继善同拒挡祠”，茅瑞徵廉洁奉公，不愿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传舍间有以请谒问遗，至面辄发赤反走”，故其虽有民誉，却为通人所不乐，《四库全书总目》又评“其人蓋亦铮铮者”，《静志居诗话》亦赞其“历官有廉吏之目”，当所言非虚。《双林镇志》则称其“性赣直，与乌程相国温体仁为姻家而不通一札”。温体仁，字长卿，号员峤，湖州府乌程县人。茅瑞徵与温体仁同在万历丁酉年中举，而温体仁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瑞徵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在乡同榜，加之宦途经历的重叠，自是关系匪浅，茅瑞徵在《拟赤壁赋》中呼之为“齐安友人温太史长卿”，后更是将一女嫁子温体仁再从弟，二人自此结为姻家。崇祯三年六月，温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参预机务，不过三年便升任首辅，崇祯十年因致仕离阁。作为明思宗在位期间在阁时间最长的阁臣，亦是连续任期最久的内阁首辅，温体仁在任期间圣眷隆重，至崇祯九年时便已四次加衔进阶，崇祯十年时又加太保、左柱国，荣宠独冠群辅。茅瑞徵于崇祯初隐退，而此时的温体仁正是仕途如日中天，两人既为姻亲，茅瑞徵却能与其“不通一札”，其为人可以想见。

归隐生活
官宦打压，壮志难酬，茅瑞徵自此便罢去不愿返，解组归田后以诵读耕钓自娱，“初服读书伊吾，与儿曹声相互答，或劝公仕，抱膝长啸不为对”，尝作《苕上愚公传》，自叙云：“炙手不知炎，下石不知险，脂膏不知润，轩冕不知荣，胸无机械，意无好丑，殆天下之至愚人也”，其能在壮年时从容选择归隐，又有如此淡泊真率的性情，与其自幼成长的家庭背景密不可分。

文学活动
茅瑞徵少而好学，渔猎经史，旁弋诸子百家之书，成进士后曾受知于冯琦，益肆力于古文辞。冯琦其人，虽英年早逝，生前又为馆阁重臣，为国事鞠躬尽瘁，但在文坛亦颇负盛名，其年少时便以文才与山左名家公鼐并称“齐地二彦”，时人更言明神宗时词馆中以冯琦与于慎行“文学为一时冠”。冯琦认为文学应“吟咏性情”，体恤民生，针砭时弊的主张，也对茅瑞徵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有诗如《彭城怀古》《过孔子问津处》《过弘化庵四首》《送薛驾部还陕》等，朱尊彝《静志居诗话》中评其诗“真率自喜”。茅瑞徵去官后潜心著书论述，因家学渊源与仕宦经历，谈兵嗜好亦是不减，其著作大抵可归为三种，今列如下：

茅瑞徵一生著述颇多，其史部著述其中以《万历三大征考》最受学界重视，他者如《象胥录》《东夷考略》等今亦有出版。
除此之外，茅瑞徵亦喜藏书、刻书。明代私人刻书业主要兴起于明中叶后，以万历时最为兴盛，而随着越、蜀等传统刻书中心的衰落，湖州地处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当地刻书业的迅猛发展使其作为新兴刻书中心逐渐崭露头角，谢肇淛曾言：“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剖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吴兴即指湖州，其时刻书质量丝毫不让当时独占鳌头的苏州与常熟两地。湖州刻书事业的典范当首推闵、凌、茅、臧四大望族，而茅氏一族既以桑蚕业起家，在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族后，简单的财富积累已然无法满足家族长远发展的需求，是以茅氏子弟亦纷纷投入到文化产业的经营之中。茅氏三代十四人，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刊行著作数十种，其中茅一桢凌霞山房万历八年所刊《花间集》更是湖州地区最早的朱墨套印本之一。茅瑞徵所刊书籍多为自己编撰的著述，经、史、集三部皆有涉猎，其现存著作中如《禹贡汇疏》《东夷考略》《皇明象胥录》《万历三大征考》《澹朴斋集》《芝园秘录初刻》者，便是由茅瑞徵亲自参与刊印的。茅瑞徵所刊印的书籍以墨本为主，主要有浣花居与芝园刻本两种，浣花居刻本多在扉页注有“浣花居藏板”，如《万历三大征考》《东夷考略》，或在目录及正文版心有“浣花居”三字，如《芝园秘录初刻》；而芝园刻本则于目录及正文版心处有“芝园藏板”字样，如《皇明象胥录》。茅瑞徵从事编刊活动，非只为立名留言，晚明国势陵夷，边事告急，其所刊刻的《皇明象胥录》《万历三大征考》与《东夷考略》等书，无一不关注边防、筹划边计，不仅很好地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更是与士大夫主张经世致用的时代风气相投。当地刻书之风大炽，催生了一批民间藏书家，瑞徵的从祖茅坤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茅坤有藏书楼名“白华楼”，号称明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归安县志》援引《湖录》称茅坤藏书“甲海内”，其在练市的藏书楼中藏书之丰富，“至于充栋不能容”。而茅瑞徵自幼得受茅坤教导，耳濡目染之下，虽“自先世事力”，却“独酷嗜书”，“当其坐拥残帙伊吾自喜，辄私谓‘天壤间，虽有它乐，吾不以易也’”，其藏书规模虽不如茅坤，亦是小有所成。茅瑞徵有藏书楼名“约斋”，藏书印有“伯符”“约斋”等。
按茅瑞徵万历辛丑年进士出身，作为茅艮长子，能取得如此成就对本支来说可谓意义非凡，至其崇祯初退隐还乡，宦海浮沉三十余载，领枢曹时，“退食余暇博综参讨，及职方，讲画周详，实见诸行事”，其人品端方，在官时“殚精职业，绝不解以官为”，又敢于为民谋利，直言无畏，为百姓所称。壮年即辞官，赋闲于乡，由虹桥迁居乌镇，自谓“苕上愚公”，喜治史、谈兵，情耽吟咏，著述颇丰，崇祯十年卒，享年六十三，亦算得善始善终。茅瑞徵能够在明末风云诡谲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又并未影响家业发展，足见其亦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而背靠茅氏一族，家业之余裕亦使其能够守正不阿、官清似水，不必如寒门士子般委曲求全，是以茅瑞徵摘冠归隐未尝不是一种权衡利弊后的人生历程选择。

武夷宮的《遊武夷九曲記》碑刻，天啟甲子年賜進士第中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分守建南道右參政茅瑞徵書]]
家世
茅瑞徵，为归安望族花林茅氏之后。

家族起源
花林茅氏祖籍山阴，其先祖宋元间治篾为生，元末茅麓由山阴迁湖州埭溪，“东往市海上经华溪，饭而沉其碗，以为祥，曰‘天使我饭于此乎’，遂舍篾而家华溪”。

明中叶以前的湖州，其市镇经济的发展尚且较为滞后，虽在北宋时即有施渚、大钱、东林、乌墩、练市等一十六镇，不过规模较小，仅设监镇以掌管火禁与酒税而已，而自明中叶以来，湖州逐渐成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其市镇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经济之繁荣已远非昔日可比。考湖州蚕桑丝织重心的发展转移情况可知，宋代湖州的桑蚕丝织重心尚且位于长兴县，元时移至南岸的德清，至明则为东南的归安与乌程二县。而茅氏一族恰是乘着湖州丝织业发展之东风，以经营农桑产业发家，进而通过投资丝织业、刻书业等其他产业成为地方巨富的典型。

“华溪之有茅氏，实自池州公始云。一再传而为得闲公孟麟，得闲生澹庵公刚，刚生爱梅公珪，珪生迁。”按茅氏先祖茅麓，又名骥，字千里，行三，元文宗时曾召为池州路总管，故曰“池州公”。元末至正间，白莲教起，天下大乱，骥知事不可为，弃官隐去。茅氏于宋元时并非地方显贵，不过以治篾为生，后茅骥自埭溪之凤凰山徙花林，于是地买田，力农起家，八传至茅迁，始自发家。然其间昭穆未明，是以茅迁以上可证考者恐仅有茅孟麟、茅刚、茅珪三人。

曾祖茅迁
花林茅氏一族的发展当奠基于茅迁曾祖茅孟麟时期，其在土地开发上已有所斩获，至茅刚、茅珪时，便“世以诗书农桑相督课”，对文化活动亦略有涉及，可见当时的茅家在土地经营上已经产生识字方面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经营规模的逐渐扩大。祖辈数代积累至茅迁，便由耕作转向更有经济效益的栽桑：

茅迁善于经营，种桑规模已达万余，兼之性格豪爽、有侠义心肠，其“岁入粟千余，悉分赈人”，又能割田以衣食族人，足可见当时茅氏发展已经迈入地主经济阶段，家境饶富，至其去世时，已有家财万金、田产一千六百亩。

伯祖茅乾与茅坤
茅迁育有三子，茅乾、茅坤以及茅艮。茅乾，迁长子，字健甫，别号少溪。据祝世禄《南宁判少溪茅公暨配郭安人墓表》及李维桢《判广西南宁府事茅公墓碑》载：乾少时跃弛不羁，以其侠名显，弟坤举乡进士后例罢督赋，寻操赀出游，累数千金而归。入费为郎，卒业于国子监。庚戌间，虏犯京河，为大将军上客，指画虏情，多奇中。丙辰时倭寇东南，为督府胡宪宗走留都，谒大司马张鳌，陈东南厉害，尽白其冤，后选授广东都司经历，政绩卓著，升广西南宁府通判，乞归，居花林，纵情山水之间，著有《晚吟汀草》六卷。后以子一桂贵，累赠中宪大夫、黎平知府。茅坤，乾次子，字顺甫，号鹿门，《明史·文苑传》曰：

茅迁三子中，仲子茅坤以文见长，又以军功显于世。作为明代唐宋派领袖，其博采唐宋散文之长，主“情”求“至”、反对盲目拟古的文论，即便在前后七子标榜“复古”的明代亦十分超然卓越。也正是自茅坤始，茅氏一族自此科第蝉联，文运昌隆，无愧江南望族之列。茅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落职后，茅坤孜孜治生，家业益饶，于双林镇北置田宅、起市廛，人称为“赛双林”，其时“旗亭百队，环货喧阗”，而其年九十时仍来往于花林间亲自督租。

祖父茅艮
茅艮，迁季子，即茅瑞徵祖父，字镜甫，号曰双泉。茅艮于稼穡最精，十余岁时便随父茅迁督农田亩间，且事必躬亲，精耕细作：

艮以田桑佐父起家，累数千金，至兄弟分居异爨后，又能以田桑自为起家，累数万金，其经济规模更胜从前，及至巨富。后纳费入仕，授河南布政司经历，调大宁都司参军。茅艮宦游时颇有声誉，及致仕归乡里，亦以笃厚为井里人表率，时茅乾与茅坤俱罢官归，是以兄弟三人优游山林间，里中人呼之为“三茅君”，曾作《农桑谱》六卷，颁示中州。茅艮生前曾将田产家财分授三子，每人得金殆且万余，至其卒时，仍有“存田八百亩，别属三兄弟之奴者五百五十金，米谷二千五百有奇，他所贮僮仆什器称是，大较犹及五千金而羡”，其时家之富庶，可见一斑。茅艮后以子一皋，赠承德郎光禄寺署丞，以孙瑞徵，赠光禄寺卿。

父辈茅一夔与茅一皋
茅艮有三子，茅一夔、茅一龙及茅一皋，仲子茅一龙早殁，另有庶子二，却并未如前三子分得家产，事迹亦不可考。长子茅一夔，字乐卿，号凤仪，颇有乃父之风，茅艮宦游之时，家业经营一应由一夔照料，故而在管理其支系家族产业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朱长春为其所作墓表云：

其料理家业，凡事亲力亲为，不辞辛劳，不厌其烦，果决而有心计，能细细筹画，是以茅艮支系家族兴旺有其不可磨灭之功。茅一夔居乡十七年，以例贡谒选，得大同参军，后转庆阳别驾，经略郑洛、寺卿王世等扬重其才，荐于朝，寻为忌者所中，竟归乡里，“归置酒大会宗党戚里故人，出其先后储料钱，中可五百金，尽散之”。万历戊子，湖州大饥荒，一夔更捐谷六百斛输县官以赈灾，又以四百斛鬻里中饥民，从弟茅国缙等修建家族祠堂时，亦助之数百金，其疏财重义足以想见。茅一夔时代的茅氏家族，归安华林地区的农桑产业已无人能出其右，此时简单的财货经营积累并非茅家的主要目标，进行地方社会的经营显然更为必要，而这一点在茅艮幼子茅一皋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茅一皋，字明卿，别号星海，即茅瑞徵父。相较于长兄，茅一皋仕宦履历平平，但其设田瞻族、灾浸捐赈之类的善行义举却不胜枚举。学者卜正民指出，晚明士绅通过投资诸如慈善活动以及财富炫示此类花费巨额的地方性事业以积累美名，其动机主要在于将地方士绅身份特殊化、使家族名声具象化，是以在家业有余时，茅一皋不仅积极投身到地方建设活动与公共设施的维护中去，对地方赈捐活动更是不遗余力，使得本支不仅在农桑产业上甲于乡里，更是华林地区有名的“具义之家”。而至茅艮孙辈一代，一皋子瑞徵于万历二十九年高中进士，本支在文化地位取得方面终于有所成效，《湖州府志》卷十六《封荫表》更载：“茅艮，以孙瑞徵赠中大夫光禄寺卿。茅一皋，以子瑞徵封中大夫光禄寺卿。”茅艮一支能够在第三代出现以科甲正途出身的士绅，与其先世的积累与开发亦是密不可分的。

按归安茅氏自茅孟麟起四代传及茅迁，祖辈累世积微成著，此时的茅氏家族已是当地颇具土地资产的耕读之家。迁之三子，各有所长，长子茅乾能于经商，有研桑之心计，仲子茅坤以文名显，更以其正途出身巩固了茅氏一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少支茅艮承袭父业，最善稼穑，虽不如其兄之显赫，却也使其家的农桑事业在地方上日益发达。兄弟三人“各以多财雄乡邑”，其家风“广田畴、丰栋宇、多僮仆”，“然治生有法，桑田畜养，所出恒有裕饶，后人守之”，茅氏一族能够成为明末湖州归安地区望族，不仅得益于明代中后期湖州经济之繁盛，更有赖于家族世代苦心经营。而茅瑞徵作为归安茅氏的重要成员之一，生长于家族如日方中之际，其能成为茅艮一支登科的第一人，与家族的悉心栽培密不可分，与此同时，不但本家支系得以借机提升在族中的地位，茅氏一族整体亦能借此保障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发展。

注释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