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应

彭文应（），中国江西省安福县人。安福三杰（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之一。中国政治学家、政治人物，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是文革后未获得改正的右派之一。

生平
直言之士
1917年，年仅13岁的彭文应考入清华学校，在江西省近2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因他举止温雅，讲话细声，在同学中间得了“young lady（少妇）”的绰号。但他性格较强，思想激进。他擅写政论，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

1925年，彭文应、高士其一同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高士其学化学，彭文应学政治学。自该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彭文应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1932年学成归国，出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1947年12月2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彭文任主任委员，有成員500餘人。

1949年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市，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乃下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 当时，彭文应正躲藏在江西老乡刘之纲开办的申江医院。1949年5月9日黎明，一群便衣特务闯入该医院，当场逮捕院长刘之纲，后来险些将其活埋。彭文应则及时跳出窗口，爬上屋顶，从而免遭逮捕。彭文应的妻子邓世瑢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虽未被逮捕，但因受惊吓而埋下病根。彭文应的三姨（即邓世瑢的姊妹）邓世琳及司机则被特务逮捕，其中邓世琳在狱中受到非人的凌辱。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一直躲藏的彭文应才重新上街。他在街头举起小红旗，和民众一起欢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大右派”
在反右运动中，民盟成为重点受打击对象，遭到严重打击。民盟中委与候补中委59人被打右派，占盟员总数五分之一的6000余名盟员也被打成右派。作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也在劫难逃。与他一同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民盟上海市主委沈志远，副主委陈仁炳，宣传部主任徐铸成。其中两度提到陈仁炳：“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1957年7月19日《解放日报》刊发了张春桥撰写的署名“常孰”的《质问彭文应》一文，攻击彭文应，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1958年张春桥出版《今朝集》一书时，将《质问彭文应》也收入其中。 《质问彭文应》一文发表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应的文章。短短3个月内，除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一文外，仅《解放日报》便发表了近20篇同类型的文章。上述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彭文应反党原形进一步暴露》、《反党好汉彭文应》、《彭文应借视察寻找火种》、《彭文应的“太过”与“不及”》等等。

1957年8月2日，《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印发，其中将彭文应的“严重反党言行”分别编为八类。其中有：

1957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长篇报道，称在上海市人代会上，“上海人民代表舌战彭文应”，“正义的声音粉碎了邪说歪道──一层层透彻的道理，一件件确切的事实，把章罗联盟这个凶恶爪牙驳得理屈词穷。”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潘大逵对彭文应的子女十分关心，并为彭文应落实政策之事奔走。1970年代末，彭文应的子女请潘大逵先生撰写一篇悼念文章，潘大逵遂撰写了《两度同学彭文应》一文，发表于《四川盟讯》1984年第4期，其中披露了1930年代彭文应帮助周恩来之事。潘大逵在文中称，此事系听老友陈新桂介绍。彭文应的儿子彭志一专程自上海抵北京，于1984年6月16日访问了陈新桂，了解此事的全过程。1988年春，上海市有关部门向陈新桂发来外调函，询问并核实当年彭文应出资帮助周恩来搭救被捕革命同志一事。当时陈新桂已患癌症，但仍忍住病痛写下了证明材料，数月后即病逝。

1989年12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礼堂举行了“彭文应同志诞辰85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在发言中称：“彭文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纵观他的一生，虽也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也专程来到上海出席此次座谈会，并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谈家桢等人发表讲话。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