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也被稱作西安兵變、雙十二事變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間一場國民革命軍西北軍與東北軍發動的軍事政變。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總司令的东北军將領張學良、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军將領楊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长蔣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背景
日本侵华
国民政府之動向
1932年2月3日，蔣抵洛陽，會商對日抗戰計劃，2月5日由洛陽往鄭州，行經黑石關以東至汜水之間，觀察地形。
為遏止日本勢力擴張，取得蘇聯政府援助，蔣採納宋子文、孔祥熙等意見，於1932年底恢復中蘇邦交。
绥远抗战
1934年11月7日，蔣在綏遠會見榮王、德王、潘王等蒙人與黨政人員，並對各主席和邊外將領指導一切。11月2日，蔣視察洛陽橋工程，11月12日遊少林寺。美國國務卿科德尔·赫尔發表文告，稱美國對於日本策劃「華北自治運動」不能熟視無睹。12月，張在南京開完會後，曾到上海找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負責人聯繫，又找杜重遠商談抗日救國之道；中共中央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爭取張和東北軍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北方局聯絡局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之代表劉仲容父親有統戰關係，並可利用他們電台發報；1936年8月底，李宗仁、李濟深之代表錢壽康經西安到達保安，要求與中共訂立抗日救國協定；中央表示同意，協定經過修改後，由錢壽康帶回廣西；西安事變發生後，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通電表示支持。
1935年11月2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鄭重提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之指示，並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到洛川談判；2月10日，周指示李克農按照瓦窰堡會議精神，先談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問題。
1936年3月，張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對其他問題談得很順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唯獨在對蔣態度問題上雙方意見相左，誰也沒有說服誰是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得悉張提出入黨要求後，迅即討論並決定擬許其入黨。
1936年8月，從莫斯科返國之潘漢年來到陝北，匯報鄧文儀在莫斯科主動找王明談國共合作抗日；明確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該是逼蔣抗日」，往弔黃花崗與朱執信、鄧鏗、胡漢民等之墓。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陽。
12月4日，為部署新之「剿共」內戰，蔣從洛陽再次來到西安。又説東北軍將士抗日情緒不可壓制；他表示對蔣一貫忠誠，面臨國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據理力爭，希望委員長慎重考慮；兩人爭執很久。楊見蔣態度無法挽回，便返回西安黃昏，学生們才返回西安。
12月10日，張、楊商妥行動計劃蒋又召開軍事會議，同陈诚、蒋鼎文、张、杨等商議「剿共」計劃，明令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並決定在12月12日發布第六次圍剿紅軍之命令。張、楊對蔣兵諫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進行抗日。东北军到临潼华清池捉蒋，蔣守衛武力阻攔，東北軍開槍還擊，雙方激戰。蔣在侍衛攙扶下向後牆奔跑。
12月12日上午，張、楊向全國各地和南京國民政府發出通電。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之愛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已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待命之至！張學良、楊虎城、朱紹良、馬占山、于學忠、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何柱國、馮欽哉、孫蔚如、陳繼承、王以哲、萬耀煌、董英斌、繆澄流叩。文。」当天，张、杨、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通电全国，阐明扣蔣之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获得国人理解、同情和支持。張、楊為爭取各地方勢力和中國國民黨元老派支持，分別致電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鄧寶珊、李烈鈞、閻錫山、宋哲元、傅作義等，說明真相，徵求意見。張、楊多次公開講話，對外國記者談話，説明兵諫之目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在對剿匪總司令部職員講話中説：「如果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的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行得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對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劉湘等地方勢力，也分別發電説明事變動機和目的，以爭取同情。根據張指示，成立「設計委員會」，成員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純、應德田、王炳南、王菊人等，以高崇民為召集人，實質就是以「共產黨和紅軍為政治領導，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參加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三、調整軍事指揮機構何應欽主張堅決地以武力討伐。
是晚，鄧文儀在南京明瓦廊召開力行社全體幹部緊急大會，到會30餘人，迅調南京附近陸軍前往陝西救蔣。
12月13日晨，力行社常務幹事干國勳奉命飛往武漢，組織「討逆赴難」指揮部，協助和支持武漢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濬部署落實應變措施，穩定武漢局勢。孔認為張給他私人發電，表明「尚有轉圜餘地」，又考慮蔣在張、楊手中，此時「不能遽閉談判之門」
宋美齡初聞蔣被扣留消息，「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名」。宋美齡如坐針毯，坐臥不寧，急欲知蔣之生死。
會面
12月14日，張敦促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到西安談判。郭增恺认为西安事变解决是蒋「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周恩來。……兹愿负责任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藏了许多事实，也是在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完全是蒋先生事后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训话。……至于蒋先生所谓对张、杨‘时加爱护’的善意，在他的日记中，倒没有片言只字的表示。有之，只有在某某两日的日记中，无头无尾的写着‘东北军问题’‘东北军问题’十个字而已。我不知道张汉卿看到这几个字时有什么感想。但我确知若干东北军将领则曾为这几个字而发生惊惧的行动，而更觉得蒋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阴谋。」在張公館，張向蔣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等八項和平解決事變條件，並明確告訴他有共產黨和紅軍參加其間。
12月14日上午，孔根據宋美齡要求召開高級會議，研討在武力討伐前如何和平救蔣；出席會議者有五院院長、陳果夫、陳立夫、葉楚倫、何應欽、張群、黃紹竑等，大多數贊成和平救蔣，何應欽不公開反對。
12月15日，端納到西安後，張請他勸蔣接受西安方面主張，鄭重表示只要蔣答應抗日，就立刻釋放他，張還表示將親自送他回南京，繼續擁護他為領袖。蔣委託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轉交遺囑給宋美龄：「-{余}-決為國犧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決不愧對-{余}-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余}-靈。但-{余}-妻切勿來陝。」。書信完成後，蔣為黃仁霖再三朗讀，恐張扣留此信，不令攜去，即可使黃回京時口述於宋美齡。
交伐
12月16日，國民政府頒布討伐令。蔣拒不同張、楊對話，拒絕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決事變之條件，加之南京政府討伐大軍壓境，逼迫張12月17日同意在內戰爆發，南京政府圍攻西安前對蔣「行最後手段」。這使得張絕不贊成殺蔣，也同意周提出：「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
12月18日，南京中央政府曾派飛機在西安空投天津《大公报》，由總編輯张季鸾撰写社評〈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說：「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空氣。醞釀著、鼓盪著，差不多一年多時間，才形成這種陰謀。……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你們趕快去見蔣先生謝罪吧！……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一定陪你們痛哭，安慰你們，因為他因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大更多。我們看他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夠……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
12月19日下午，孔召開會議，出席者有孫科、居正、何應欽、宋子文、宋美齡、葉楚傖、王寵惠等，經過激烈爭辯，決定「准宋委員子文以私人資格即日飛赴西安，營救蔣公」。張告訴宋子文，西安方面已擬好條件，準備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周抓住時機，通過隨同宋子文來陝之郭增愷説服宋子文和他面談，否則也要把中共方針轉他，即：這次事變中共未曾參與，對事變主張和平解決，這是中共團結抗日方針的繼續；望宋認清形勢，權衡利害，勸説蔣改變政策，為國家作出貢獻。蔣看到此處，不禁落淚，一再叮囑宋子文不要讓宋美齡來。郭增愷向宋子文轉達周意見，宋大感意外，對中共方針十分贊賞；他回南京後，到處宣揚蔣很安全。宋子文匆忙返京，向宋美齡、孔匯報。宋子文、端纳與之同行。走下飛机后，宋美龄冷淡而有禮貌地向张問好，然後轉向海關官員，命令他們不要检查行李，因為不能容忍弄皺方衣服，蔣要求宋美齡等與張、楊談判時，不要「簽訂某種文件」。宋美齡会见张，批评张「性太急切，且易衝動」，行动「躁急」；张向她申明兵諫「動機確係純潔」，絕無「傷害委員長之意」，表明「不要錢，不要地盤」，唯一目的是要蔣答應抗日，至於簽不簽文件均可；以上六項要蒋接受並保證實行，中共和紅軍贊助他統一中國，一致抗日；張、楊同意周提出之六項主張，並主張以它作為談判基礎；宋子文表示個人同意，並答應轉達蔣宋子文堅決請求西安方面信任他，表示他願意負責談判商定之各項內容，要求蔣、宋美齡在12月25日離開西安回南京；宋美齡也要求在聖誕節離開，「取個吉利」；張表示同意，並願意親自送蔣走；周同意條件，只是認為走以前還須有一個政治文件來表示，並不贊成蔣在12月25日就走和由張親自送去
蔣回到南京時，市民歡聲雷動，在街頭互相傳達這一消息，甚至鞭炮聲也響個不停。
各方反应
中国共产党
中國共產黨沒有策劃與發動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擁護及支持張、楊之行動。
周、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兩人2日才到保安）等中央領導同志整日都在毛澤東石窯洞裏開會，商量處理西安事變方針政策；毛親自起草中央軍委致紅軍各軍團電報，告知蔣已在西安被張、楊扣留，各軍加緊準備，待命行動；周起草中共中央致張電，建議以可靠部隊守衛蔣，以防意外；應全力團結好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紅軍即南下向東北軍、十七路軍靠近，以應付各種事變；周又起草毛、周給張、楊覆電：「恩來擬到西安面商大計。」。
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確定和平解決事變，並協調西安和南京和解
12月1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致電主持中國共產黨北方局工作之劉少奇，提出中國共產黨「擁護張、楊之革命運動」；黨面臨之任務是把蔣與國民政府分開，爭取南京及各地政權中之抗日派；穩定CC派、黃埔派，推動歐美派及元老派；揭發蔣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民眾與強迫其部下堅持內戰之罪狀，號召人民要求南京罷免蔣，交人民審判。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負責對中國國民黨統戰，說：西安事變具有革命意義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發言說：根據情況的變化，有可能逼迫蔣-{介石}-與我們聯合，我們的原則是在抗日目標下逼蔣抗日；周發言中，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種力量之間的矛盾，提出要努力爭取馮玉祥及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孤立何等親日派，黨應準備走上政治舞台，要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和群眾運動，同時要注意地下黨的艱苦工作；張聞天説，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之方針，主張盡量爭取南京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政治上採取進攻；會議肯定西安事變是革命的，推動抗日的；決定採取不與南京對立的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的政權，力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逼蔣抗日；中央決定派周、博古、葉劍英組成代表團去西安工作，電告張派飛機到膚施來接，並派李克農、羅瑞卿和杜理卿（許建國）等分批去西安工作，當晚周與張會談。中國共產黨得知西安事變後，要求將蔣押至保安交由人民公審處以死刑，但蘇聯強烈反對：「克里姆林宮的戰略家深知，蔣是亞洲大陸足以發動抗衡力量，以阻止、防禦日本進攻的唯一東方軍事領袖。因此他們愛惜蔣的性命。」甚至不惜以斷絕雙方關係要脅中共，斯大林下令限十日內釋放蔣。毛澤東對斯大林不殺蔣的電令「怒氣填胸」。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最後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
12月18日下午，周會見楊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報告，會議經過討論正式確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方針，會議通過公開發表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及黨內發布之《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
蔣脫險後，認為「內亂癥結仍在共黨」，決心不准張學良再回西北，並從行政上取消“三位一體”的依據，1937年1月5日，以顧祝同、孫蔚如等取代張學良、楊虎城。東北軍將領則同意中央題案調往河南省、安徽省，三位一體宣告解體。
1937年2月6日，周等中共人員退出張公館，搬進七賢莊紅軍招待所，留機要科長童小鵬主持紅軍聯絡處。12月14日，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就西安事變發表社論，稱張之行動足以破壞中國抗日力量之團結，這次事變「不獨為南京政府之危險，抑且威脅全中國」，希望中國用和平方式解決。晚上，日本外務省召集堀內次官、桑島東亞局長、東鄉歐亞局長及天羽情報部長等討論西安事變，決定如下：「關於張學良之叛變，日政府不僅須等待正確之消息，且亦不應採取中國亂事而為日本圖謀或易滋誤之任何行動，故日本目前應止於靜觀事態之演變，而避免積極行為。」。1937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同胞、同志書稱，經過西安事變，「實足以證明吾國家之統一基礎，確已穩固；全民族之集體力量，確已形成；吾全國同胞對於國事之關懷及對於本黨領袖之擁護，亦已為世界所共認」。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發出指示稱，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紅軍及地方部隊應停止向中央軍及馬鴻逵軍之進攻，並請國軍亦勿再有攻擊行動。淞滬會戰之增援部隊多受到內亂剿共牽制，渡江困難、步行途中，而無法限期支援上海，錯失時機。
东北军整编
1937年1月1日，蔣決定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處理陝甘軍政善後問題。同日，西安各界10餘萬人舉行慶祝大會，楊主持閲兵式，聲言決與紅軍「聯合起來，為抗日救亡而奮鬥」。周隨後到新城和楊商議。据宋子文日記记载，宋子文對蔣說：「如果你把張學良槍斃了，我就把你的事情都抖出來。」。1月4日，林森主持召開第二十二次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決定對張特赦，發佈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管束」令宣告張從此失去自由，過著被幽禁之生活。
陳誠：「此舉名為抗日，實則脫離中央而走聯俄投共之途徑，較之兩廣問題，更為嚴重。」
中國共产党方面评价
周恩來：「歷史應該公斷，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逼成的。」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
1956年12月24日，蔣叫劉乙光帶一本《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給張，劉說這是蔣親手寫給他，張說：「接受之下，不覺淚下。」
1990年6月1日，张90岁生日晚宴里（台北圓山飯店12樓崑崙廳），中国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羅，對在場採訪的記者說：「古人說虛度，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
張在口述歷史中，亦承認周說他是共產黨之「救命恩人」。張在口述歷史中說：「蔣先生討厭我極了，所以來生不能讓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張抗日，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勞都是我的。換句話說，我是他的一個大敵手，政治上的大敵手。」。
唐德剛認為，張基於對國難家仇之義憤發動事變。他反對內戰，主張槍口向外。
畢萬聞認為，蔣、張所以如此「對立」，不僅是某些群體或黨派推動結果，更有其深刻社會原因
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軍隊不夠三分之一，大部分向德國訂購之軍事設備尚未運回，库存只有不足三分之一、可供半年作战的糧草、彈藥。西安事變前，蔣計畫訓練三十六個師，希望以此作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變使整套計畫受到破壞，一切國防计划、經濟建設等因此而延緩或停頓，使日本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國。
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蔣介石先生領導下之八年抗戰在世界歷史裡罕見突出，以前曾未有以一个农村社会作基幹，不具備实质上之统一，衣食未周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業先进国家之先例。”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感到航空汽油及滑潤油亦待從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製的窘迫。甚至一架飞机缺乏合適之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週，损耗了八十五个师的兵力，整个防线暴露在敵海军炮射程内，傷亡官兵三十三萬餘人，可算既英勇又愚拙，亦即是以上決心的表現。……徐州战役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的辦法迟滞日军。……”
參見
*西安事变旧址、西安事变纪念馆
*1935年中国、1936年中国
*張學良、楊虎城
*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
参考文献
研究書目
- 蒋介石：《西安半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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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奎松：《[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007014040/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ttg/0489_xasb/002635.htm 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华东师范大学网
- 何扬鸣：《[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2008/0803/15.pdf 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5月
外部链接
- [http://www.people.com.cn/BIG5/tupian/70/20021212/886271.html 歷史上的今天：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
- [http://www.people.com.cn/digest/200107/03/xw110304.html 鲜为人知：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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