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是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省宁都县城北东山坝镇小源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军权，毛泽东自此被迫“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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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王明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处理富田事变，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久，中共苏区中央局向中央报告，请求撤消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1931年10月，该任命获临时中央批准。毛泽东上台后，在处理富田事变的过程中，与王明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立场保持一致，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的“反革命行动”，并大批处决红二十军干部。中共中央随即将处理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各苏区肃反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人被杀。富田事变的处理及苏区肃反扩大化，引起了中央苏区部分领导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后，所辖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并且统称为中央红军。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随之取消，但毛泽东仍参加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193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3月江口会议后，毛泽东随军指挥，但继续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6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迫使毛泽东在会上承认了自己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31年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时，正在因为此前与瞿秋白一道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中共“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没将之说成路线错误而只说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从而招致共产国际不满。被戴上“调和主义”帽子，处境艰难。在共产国际主导下，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确立了王明派全面掌握中央大权，周恩来虽被留用但属于犯错误者。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虽然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是苏区最高领导人，但同时也有政治包袱。，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象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该电报显示了身为军事最高会议主席的周恩来与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相处不睦。周恩来乃在该电报中提出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专责问题，并强调“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电报提出了“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为召开宁都会议作了铺垫。

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收到电报后，在宁都会议前单独向周恩来提出了撤换毛泽东的动议，并表示要对所有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开展“无情的打击”。宁都会议之后，1932年11月12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就宁都会议的经过与争论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称，“关于召回泽东同志问题，是因为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过去名义上恩来虽负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实际上并不能起领导专一的作用，显然非有彻底解决办法是于战争领导极为不利的。会议前我们即将召回泽东的意见告诉恩来。他亦不表示一定意见。”黄允升认为上限为10月4日，下限为10月10日。后来流行的观点认为，会期是从10月3日到10月8日。1932年10月21日，由苏区中央局起草的送前方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征求意见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发出，由于宁都会议未留下记录和决议，所以该简报是仅有的保留至今的苏区中央局有关宁都会议的一手文献。

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期间，见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二人长谈，意见渐趋一致。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抵达中央苏区时，途经长汀，罗明劝博古去看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博古回答：“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还汇报了照毛泽东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很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来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实际上是整肃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受牵连者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博古对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连，长期管理文件的妻子贺子珍改任收发，弟弟毛泽覃被撤职，并遭到开除党籍的威胁，毛泽覃的妻子贺怡被撤消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做过更多检讨的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期间，1943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中表示，自己是“以事务主义的作风与布尔塞维克毛主席的作风互不兼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5月23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发言称，宁都会议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1972年6月10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周恩来在《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发言中历数自己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其中将宁都会议列为自己“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表示当时“执行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而且自己在宁都会议后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即毛泽东临别时对周恩来所说的“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自己当时“怕掉乌纱帽，所以有些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到了宁都会议掌军权，那就不是怕掉乌纱帽而是抢人乌纱帽的资产阶级个人私心膨胀了。”这里说的抢人乌纱帽即抢了毛泽东的职位。

直到1932年10月27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仍表示对宁都会议情况一无所知，要求临时中央详细汇报中央苏区的意见分歧。但很快便通过埃韦特负责的远东局转发的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来往电报、埃韦特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王明主持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函及报告这三个途径了解到宁都会议的争论。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总体同意临时中央的处理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远东局总体支持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及临时中央是必然的，因为宁都会议批判毛泽东是基于临时中央推行的进攻路线，而进攻路线受到过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赏。

埃韦特在致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转述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同毛泽东的矛盾时，将之描写为进攻路线同防御路线这两条政治路线间的矛盾，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的进攻路线政治上正确，毛泽东的防御路线错误。但到1933年3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围剿，共产国际不再强调红军攻占中心城市，埃韦特还建议红军不要包围强攻设防严的城市，他解释说：“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夺取敌人设防的城市，因此应该再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但不是每天，不是任何时候，而要视情况而定。另一方面，自然必须采取措施，以使必要的和临时的战术改变不被毛泽东等人的错误路线用来只进行游击战。”

尽管总体同意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及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均反对把毛泽东调离红军指挥职位。埃韦特在致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认为毛泽东仍是有威望的领袖，为实施正确路线而与毛泽东斗争时须谨慎，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职务。

1933年3月，一直很重视毛泽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在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同意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处理意见，但明确要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必须最大限度克制并施加同志式影响，为毛泽东提供充分机会在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又谈到用红军的机动性开展游击战及诱敌深入的必要性，反对红军盲目同优势敌人决战并冒险进攻城市，“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

埃韦特负责的远东局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发出的该指示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赞成临时中央正在执行的进攻路线相矛盾，可能造成党和军队的思想混乱。而且作为对临时中央1932年10月给苏区中央局指示的答复电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该指示电报直到1933年3月才发出，当时毛泽东早已被撤销军职，而且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刚获大胜，临时中央和远东局都认为此胜是红一方面军排除了毛泽东防御路线而执行进攻路线获得的胜利成果。所以埃韦特代表远东局向临时中央转发该电报时，特别说明：“至于共产国际最近的一份电报，我们认为，当前它不应该对我们的军事战术作出根本性的修改。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胜利，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一如既往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始终尽最大努力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

埃韦特负责的远东局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该指示，也是因认为诱敌深入战术已经无法有效保卫苏区。中央苏区当时的局面比上海埃韦特负责的远东局描述的困难更多。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曾经是毛泽东领导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的有效战术。但自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便放弃了过去分兵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改采堡垒战术，缓慢蚕食苏区。因此诱敌深入战术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小。远东局以及红军不少指战员都已认识到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没料到自己的军事指示会受到埃韦特负责的远东局激烈批评。1933年4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埃韦特，表示上述电报指示并非是指任何情况下都取防御，在有利条件下自然可实施进攻。该电报俄文稿里本来还有一句：“在敌人优势兵力进攻的情况下，应使用诱敌深入到我们地区的战术。”但在发给埃韦特时删去此句。此后直到长征前给中共临时中央、远东局的电报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基本不再提诱敌深入战术，尽管仍多次重申红军用机动性开展运动战的必要性。

会议旧址
宁都会议旧址，名为“榜山翁祠”，位于宁都县东山坝镇小源村，现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