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共產黨（）是1927年至1930年活動於英屬馬來亞和暹罗的共产主义政党。其前身為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解散後成員則大多轉入马来亚共产党。
中國共產黨介入以前共產主義在馬來亞的發展
無政府主義
與中国的情形相同，在马克思主义傳入馬來亞前，無政府共產主義首先傳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胡篤初、范章甫在新加坡成立了無政府主義社團「真社」，並在凡尔赛和会後，為了抗議日本取得德國在山東特權一事，在新加坡鼓動日資工廠工人罷工。胡、范兩人隨即因此遭到英國官方驅逐出境，並終生不得入境。
1918年移民到吉隆坡的吳鈍民，隨即進入了當地國民黨知識份子與商人的人際網絡中，並在其支持下成立了《益群報》。吳鈍民一邊辦報，一邊從事反日活動。1919年11月，吳鈍民與另外五名社會主義者被遣返中國，吉隆坡華人社群稱此事為「六紳士事件」。此後《益群報》的編輯由潘四存擔任，隨後又改由劉師復之弟劉克非接手。。董方成，湖北人，在1922年移居吉隆坡後，隨即到鄰近吉隆坡的文良港中華學校擔任校長。文良港中華學校與Pheng Man夜校為掩護共產主義者活動與傳布思想的基地，董方城藉此與當地共產黨員以及中國共產黨保持緊密連結，因此被英國官方視為當地共產黨活動的指導者。此外，董方城是目前可知馬來亞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1923年7月，董方城的教師證遭英國官方吊銷，隨即離開馬來亞前往仰光，又在1924年回到廣東，並加入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鮑慧僧，湖北人，1921年抵達新加坡，1923年前往吉隆坡加入《益群報》，並同時在由共產黨員建立的Nan Ning夜校與Pheng Man夜校任教，並擔任《南洋評論》的新聞編輯。與董方成相同，鮑慧僧也是中國共產黨員、並且是中國共產黨在馬來亞的特務。《南洋評論》社群是馬來亞第一批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透過中華學校、Nan Ning夜校、Pheng Man夜校與《南洋評論》組織青年、學生以及勞工。
1926年2月七名特使與此時已遭英國官方禁止的新加坡國民黨支部、學生團體、夜校、工會接觸。聯合會在新加坡的活動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官方視其為「馬來亞第一個共產黨組織」。1926年2月28日，聯合會在Chi Main夜校的會議遭到警方突襲，警方逮捕了45人，當中包括七名特使中的四名。41名海南裔與會者入獄、被捕的四名特使Liau Bun-pin、Song Siang-pin、黃德裕、Ho Wee-neng遭到遣返，另外三名特使Sing Ju-kwog、Li Tong-chiang、Sau Tun-teng則逃回中國。聯合會的13名臨時委員會委員（皆為海南裔），也有數名在1927年到1928年間遭到逮捕。
1927年3月12日，新加坡的國民黨溫和派在英國官方的同意下，於歡樂園（Happy Valley）舉行孫中山逝世兩週年紀念活動。一年以前南洋華僑各公團聯合會也曾舉行孫文逝世紀念活動，卻遭到警方突襲，並有多名領導人遭到逮捕或潛返，因此對於共產黨員來說，此次的活動是表達其抗議的絕佳機會，他們到場演說，並發動遊行，這違背了官方國民黨溫和派與官方約定沒有演說、遊行的條件。遊行隊伍在牛車水警局前與警察發生衝突，警方開槍鎮壓，造成六死14傷，官方稱此事件為「牛車水事件」（Kreta Ayer Incident），而中國共產黨則稱此事件為「南洋三一二慘案」。事件後共產黨員在新加坡發起對新加坡電車公司的抵制，另外在北柔佛、馬六甲、芙蓉市的工會也在事件後組織起來。
此外，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意圖建立國際聯盟、海外分支，並擔任領導位置，顯示兩者都認為中國應在東南亞領導反殖民運動的發展。1927年國共分裂實施清黨後，許多黨員前往馬來亞，結合移民東南亞的華人社群在當地宣傳反殖民運動、共產主義。在此意識引導下，南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有極深的華人色彩，並維持前身作為中共支部的結構，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的聯絡與指導。
然而，南洋共產黨的成員仍以華人為主，其活動範圍亦限於馬來半島的華人社群。根據1920到30年代多份統計馬來亞共產黨員的資料顯示，華人依舊占黨員人數的絕大多數，募集馬來人、印度人入黨的活動成效不彰。
多民族合作的嘗試
李立三曾在1929年批評南洋共產黨於馬來半島發起的是華人（Chinese）革命，只宣傳了中國民族主義。「華人革命」在馬共文件中多指反日活動、工人運動、和反對英國干涉華文教育的活動。他除了批評國民黨在華人社群中提倡愛國主義的政策外，也提出「南洋革命」之概念，作為「民族運動的開始」。中共中央委員會送至南洋臨時委員會的草案中亦可見「我們黨在南洋的革命運動和政策」等類似用語。馬來亞共產黨成立後，第三國際亦曾批評其「將華人革命的手法和標語直接移植到馬來亞」。這些討論顯示當地華人社群開始轉向對馬來亞整體的認同，並以中共或第三國際在馬來亞的獨立機構自居，而與國民黨有所區隔，可見往後以「馬來亞」為認同的馬來亞民族主義開始發展。
南洋共產黨和馬來亞共產黨的主要差異
馬來亞共產黨的成員多來自南洋共產黨，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其成員仍以華裔為主，然而兩者之間仍有相當差異。 在按照第三國際指示、嘗試本土化的過程中，馬來亞共產黨更進一步討論馬來亞整體作為一個民族的可能性。因為在東南亞的反殖民活動、共產主义活動多由華人領導，相關用詞也是以華文傳入當地。在多民族社群中，常可見語言的界線和翻譯產生的模糊性。因為這些特點，使華文中「民族」一詞在形成馬來亞民族主義的論述中佔有重要地位。 英文「nation」一詞在華文被分別譯為「民族」、「國家」，而「民族」又有「ethnic」、「people」、和「nationality」等其他含意。因此，當第三國際要求建立「national party」，在馬來半島上產生的「馬來亞」不僅是國家名稱，也被視為一個民族（nation）。第三國際除了創造馬來亞作為一個區域的概念，也因華文的雙重意義，使「馬來亞」開始成為一個共同體的名稱。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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