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件等,是日本关东军1931年9月18日突襲中國瀋陽的軍事行動,是其1931年武力占领東三省全境(國際上稱滿洲)的開端。對陣双方是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和日本关东军。該事件被認為是由日本關東軍在未獲日本政府授權的情況下策劃,加劇了日本當時在國際上的孤立,並被認為啟動了一系列最終導致二戰爆發的國際事態發展。

9月18日,日本駐中国東北境內的關東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條溝地區橋梁一段,稱中國軍隊有意破壞,當日夜間突然炮擊瀋陽,同時進攻吉林、黑龍江當時兩人意圖為何至今仍眾說紛紜,但最終東北基本上只有王鐵漢做出有限的抵抗。而國民政府以何應欽為代表出動,出面與日軍談判簽署塘沽協定,並且簽署協議當中陸續在華北發動長城戰役與熱河戰役進行邊打邊談的摩擦局面,日本佔領至南部邊界後,代用溥儀的名義,在今天东北三省範圍將满洲国獨立建國。

蒋介石寄希望於“国际公理之判断”,向国际联盟行政院发起了申诉。日軍在東北軍缺乏有效帶領的抵抗下就佔據了東北,但由於顧及外交與處理「滿蒙問題」的主張,并未将中国东北地区像朝鲜半岛一般併吞,而是於1932年3月1日扶植溥儀政權。国际联盟受理中国的申诉后,早在1931年9月30日國聯即做出决议,認定日本需立即停止侵略,日本則辯稱自衛,指待協商後就會撤兵。于10月24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又通过投票表决,再次要求日本立即撤军,12月又派出李顿调查团赴满洲调查,但仍考慮與日本繼續進行貿易。1932年9月15日,日本外務省正式宣布承認「满洲国」,並與該國的政府建立大使關係,但實際上是受制於其的傀儡國家。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國際聯盟。日本遭到國際抵制後,國內的法西斯運動日盛。

九一八事變爆发前後,日本也正受到經濟危機影響,首相犬养毅遭少壮派军官暗杀,中日內部矛盾激化,日本國會和以總理大臣(首相)為首的溫和派不是被刺就是下台,使內閣權力下降,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日本随后不久即进军佔领熱河省,并将其编入新成立的满洲国,同时开始渗透华北地区。9月18日被國民政府及现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國恥日」。现每年9月18日瀋陽、大連以及全国各地都会鸣防空警报以警醒后人。

名稱
又稱瀋陽事變;歐美稱奉天事變盛京事變()。其中盛京、奉天爲瀋陽舊稱,Mukden為滿文的转写,音譯為謀克敦,意譯為天眷盛京,簡稱盛京,或譯奉天;日本稱滿洲事變(),其中“滿洲”即中國東北;或又稱柳条湖事变

背景
日俄爭霸東北
義和團運動期间俄国大幅增加了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北京议定书》签订后因俄軍不退引發日本強烈不滿和警惕。1903年底俄国不仅没有完全撤军,反而又向满洲增派了军队,终在1904年爆發为日俄战争。击败俄罗斯帝国后,日本从俄国获得了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與俄方競爭,日本政府积极主张建设铁路支线。清朝瓦解后,東北的統治者奉系領導人张作霖起初为获得勢力平衡,与日本保持着合作关系。但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张作霖逐渐试图限制日俄影响力,计划自行修建铁路以打破列強垄断。

1920年代国民政府又发起收路运动,加剧了中、蘇、日之间的紧张关系。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發生,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殺。日本炸死張作霖,阻止張學良易幟。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日本关东军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大佐、參謀石原莞爾中佐主張借機佔據滿蒙,為濱口內閣所阻止。中原大战爆发後,张学良於9月率领其主力进入山海关,支持蔣介石中央军,关外防備空虚。東北軍入關後,東北三省駐兵減弱,張學良長期留在北平注意關內,日本軍人認為此時能輕易奪取東北。

1931年5月,汪兆銘、李宗仁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派遣陳友仁赴日本接洽援助,並策動石友三叛變、出兵北伐同時以武器資助江西南部的紅軍。日本軍人復認外在形勢於日本有利,廣州、南京之爭方急,江西紅軍勢張,長江水災嚴重,歐美經濟恐慌,確為對東北行動之少有機會。

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
1931年5月东北军取消了军和师的编制,以旅为最大编制,分国防军和省防军。国防旅每个旅辖3个步兵团,及炮兵、骑兵、通讯兵各1个连;省防旅辖2个团。

共有国防军步兵25个独立旅另一师(3个旅),骑兵6个独立旅另一师(相当旅),炮兵3个独立旅;省防军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另有空军5个航空队、飞机260架;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共有大小舰船20多艘,总吨位约3.22万吨,海军陆战队3个大队。总兵力约30万人。

1931年6月,由于日本策动石友三在河北省倒戈,东北军调步兵6个旅、炮兵2旅,约6.5万军队进关讨伐石友三。连同中原大战时入关留在华北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的兵力约为11.5万人,在关外的兵力近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7.5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2万人,热河驻军1.5万人。

  •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驻沈阳)

** 司令长官 张学良
** 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 长官张作相(驻永吉),秘书长张燕卿少将
** 驻江副司令长官公署 万福麟(驻龙江), 参谋长张文涛
*** 卫队团少将团长徐宝珍

  • 国防军独立步兵旅

** 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驻沈阳)
** 独立第八旅旅长丁喜春(驻打虎山)
** 独立第九旅旅长何柱国(驻山海关)
** 独立第十旅旅长刘翼飞(驻兴城)
** 独立第十一旅旅长董英斌(调关内)
** 独立第十二旅旅长张廷枢(驻锦州)
** 独立第十三旅旅长李振唐(调关内)
** 独立第十四旅旅长陈贯群(调关内)
** 独立第十五旅旅长姚东藩(调关内)
** 独立第十六旅旅长缪-{徵}-流(调关内)
** 独立第十七旅旅长黄师岳(调关内)
** 独立第十八旅旅长杜继武(调关内)
** 独立第十九旅旅长孙德荃(调关内)
** 独立第二十旅旅长常经武(调关内),代旅长陈德才
** 独立第二十一旅旅长赵芷香(驻宁安)
** 独立第二十二旅旅长苏德臣(驻双城),参谋长张春霖
** 独立第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驻长春)
** 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驻依兰)
** 独立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调关内)
** 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驻哈尔滨)
** 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吉兴(驻延吉)
** 独立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驻长春)
** 独立第二十九旅旅长王永盛(调关内)
** 独立第三十旅旅长于兆麟(调关内)
** 独立第三十一旅旅长富春(驻围场)
** 第三十六师师长汤玉麟(兼)
*** 第一〇六旅旅长张从云(驻水源)
*** 第一〇七旅旅长董福亭(驻凌源)
*** 第一〇八旅旅长刘延春(驻隆化)

  • 国防军独立骑兵旅

** 独立骑兵第三旅旅长张树森(驻哈尔套街)
** 独立骑兵第四旅旅长郭希鹏(驻通辽)
** 独立骑兵第五旅旅长李福和(调关内)
** 独立骑兵第六旅旅长白风翔(调关内)
** 独立骑兵第七旅旅长常尧臣(驻农安)
** 独立骑兵第八旅旅长程志远(驻满洲里)
** 陆军骑兵第一师师长张诚德(驻黑龙江)

  • 国防军独立炮兵旅

** 独立炮兵第六旅旅长王和华(调关内)
** 独立炮兵第七旅旅长乔方(调关内)
** 独立炮兵第八旅旅长刘翰东(驻锦县)

  • 省防军

** 黑龙江陆军第一旅旅长张殿九(驻扎兰屯)
** 黑龙江陆军第二旅旅长苏炳文(驻海拉尔)
** 黑龙江陆军第三旅旅长马占山(驻黑河)
** 热河骑兵第九旅旅长崔兴武(驻开鲁)
** 热河骑兵第十旅旅长石文华(驻赤峰)

  • 东北宪兵司令部

** 司令陈兴亚(驻沈阳)
** 副司令邵文凯陆军中将(兼北平警备司令,北平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部司令)
** 副司令李润(驻山西)

  • 东北海军司令部

** 司令张学良(兼)
** 司令沈鸿烈(驻青岛)
** 东北海军第一舰队队长凌霄
** 东北海军第二舰队队长袁乔方
** 江防舰队队长谢刚哲、尹祚乾海军少将、曹秉深海军少将

  • 东北航空司令部

** 司令张学良(兼)
** 副司令张焕相(代)
** 副司令徐世英(驻沈阳)、尹升日空军少将

  • 镇守使

** 东边镇守使于芷山(驻山城镇)
** 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驻洮南)
** 滨江镇守使丁超(驻住哈尔滨)
** 延吉镇守使吉兴(驻延吉),参谋长吴元敏
**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驻宁安)
** 吉长镇守使李桂林(驻长春)
** 依兰镇守使李杜(驻依兰),参谋长姜全我
** 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驻黑河)
** 哈满警备司令张殿九(驻扎兰屯)
**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驻海拉尔)
** 临绥驻军司令部司令于学忠(驻山海关)

日本关东军
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國东北的军事行动。九一八事变时,日军驻中国东北部队有陆军驻扎师团(第二师团)近5000人,独立守备队4000多人,旅顺重炮兵大队,宪兵分遣队500多人,飞行队240人等。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日本武装警察3000多人。

  • 关东军司令部(驻旅顺,后移驻沈阳)

** 司令官 本庄繁中将
** 参谋长 三宅光治少将,
** 第二师团(驻辽阳)
*** 师团长 多门二郎中将
*** 参谋长 上野良亚大佐
*** 步兵第三旅团(驻长春)
**** 旅团长 长谷部照倍少将
**** 步兵第四联队
**** 步兵第二十九联队
*** 步兵第十五旅团(驻辽阳)
**** 旅团长 天野六郎少将
**** 步兵第十六联队
**** 步兵第三十联队
*** 师团直属部队
**** 骑兵第二联队
**** 野炮兵第二联队
**** 工兵第二大队第二中队
** 独立守备队(驻公主岭)
*** 队长 上森连中将
*** 第1守备大队(公主岭)
*** 第2守备大队(奉天)
*** 第3守备大队(大石桥)
*** 第4守备大队(连山关)
*** 第5守备大队(铁岭)
*** 第6守备大队(鞍山)
** 旅顺重炮兵大队
** 关东军宪兵队

  • 第二遣外舰队,其任务主要担任长江以北的及东北沿海的警卫。

** 司令官 津田静枝少将
** 旗舰“球磨”在青岛
** 第十六驱逐队“刘置”、“芙蓉”、“朝颜”等舰。在旅顺。

经过
柳条湖事件
的軍帽、一支步枪、两根被炸的枕木]]
關東軍在各方面都按計劃完成準備後,預定在奉天策動事變。九一八事变本來要被東京本部的當局阻止,但軍令受到各方拖延下,因而讓關東軍得以突擊行動,使得本應該於較晚(原訂九月二十八起事)的計畫提前發生。1931年9月18日下午,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抵達瀋陽。駐軍因長官正滯留於關內,聞變無法應付,奉命取不抵抗主義,日軍遂佔領北大營、東大營,以及兵工廠。至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东北军自发反击。9月20日,關東軍佔領长春,9月21日佔領吉林省城。同日,吉林省政府主席熙洽投降,日軍遂不費一彈,進入吉林永吉,佔領吉林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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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日軍進至新民。

9月24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歪曲事實,表示必不使事件之擴大。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禮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严重挫折,主戰主義在日本佔了上風。

日军攻占黑龙江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初,日本藉口剿匪,不顧英、美、法照會,向錦州進攻,並分兵威脅天津、山海關;張學良之榮臻所部,力量不夠,向關內唐山、灤州、昌黎退却。但张学良對外界都坚稱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12月15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洲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中正电:「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當時的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東北軍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張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張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發出三次请援,內容超乎尋常,目的在給粵方難堪。請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反應激起前線部隊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張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我军牺牲,故置我军于死地”。

諷刺的是,12月25日日軍總攻錦州,張學良撤軍主動放棄。1月2日錦州失守,當日陳銘樞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自12月30日以後就沒有前線消息」。放棄錦州的消息是經由外國通訊社報導傳回中國,當時張學良未向中央提起。

热河沦陷
「一·二八」事變,又稱為淞滬戰爭,是日本在1932年初發動的侵略中國上海之戰爭。是中華民族反對日本侵略的自衛戰爭,史稱「一二八事變」。上海為中國之最大商埠,中國經濟之重心地,杯葛運動一足以號召全國,再則足以制日本人民之死命。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就中國中部及南部「排日運動」商討對策。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6月,日軍全部退回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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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保定會議,張學良辭職照准。因热河失陷,张下野赴欧洲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满洲国成立
1931年,由于受到国际舆论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併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日本人善於利用傀儡,取得東三省後,土肥原賢二把清遜帝溥儀從天津運到旅順在這議定書下,遼、吉、黑三省,就為日本所劫奪,予以「獨立」,成為中國無比之創傷。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以在野身份就一二八事变发表通电:“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

蔣事後在1934年10月檢討:中國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胡適等人甚至不惜主張依據日方所提〈幣原五原則〉進行直接交涉。中國中央政府卻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日本少壯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

王禹廷認為,當中原大戰期間,張學良雄踞東北,舉足輕重,中央政府對他極盡拉攏。

张、蒋与所謂的不抵抗政策
事变前,据隨同張學良在北平辦公的“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在中國大陸1960前後發表的回憶稱,蔣介石於8月16日所謂「銑電」致張學良謂:

還有其它論述張學良所謂一生都帶著蔣中正命令其不抵抗的電報文隨時放在身邊。學者劉維開認為,除了洪鈁的回憶外,包括其他相關人的回憶檔案館庫藏的檔案及蔣中正個人資料等,幾乎沒有其他資料證實此電的存在,而洪鈁的回憶是否正確,則是一個疑問,而考量當時(1960左右)中國大陸的環境,也不能排除洪鈁為了個人利益講了違心之論。

時任東北軍第七旅(東北軍在瀋陽的駐軍)參謀長趙鎮藩载:

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參謀廳(廳長榮臻)副官處處長楊正治(別字安銘)载:

既然是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一定有发文、收文双方存檔及轉發相關軍事主管,然而迄今为止,在一千多页的张学良档案中皆未论及所谓“铣电”,更未见各军事长官间接收到的铣电电文。无论在中央级或地方级的档案馆都无人见到过这封所谓铣电,所以不能排除這些回憶錄是抄來抄去,真實性存疑,需進一步查證:“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東北步兵第二旅旅长何柱國称:
{{Quote|“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zh-hans:里;zh-hant:裡}-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过于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而由蒋秘书编纂的蔣中正《事略稿本》記載在12日蔣的行程為:

9月12日上午,蒋中正在官邸批阅公文与会客,中午与親友前往南京郊区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持覆电来见,晚上覆陈铭枢等人电报。当时全国最快的京沪快车是6小时行程250公里,至于汉口到石家庄距离850公里,以当时速度至少要十多小时,请问蔣中正怎能在上、下午各六小时的空隙中去石家庄会晤张学良,既不耽误中午去纪念塔,又不耽误下午会见吴忠信?

  • 事变时,张学良承认在九一八当时,乃是张学良親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九點至十點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學良事後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張學良則是在1991年重獲自由後對電報論接決否認,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且郭维城在1934年才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下滲透至張學良指揮體系擔任側近,要「回憶」1931年的往事不会是亲身经历。而透過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且9月18日上午9点半,蒋介石登上永绥舰赴南昌督师剿共。19日至南昌迭接急报才知日寇攻击沈阳兵工厂、占据北大营,基本不可能在18日跟張學良有電函往來。......」在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称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2月15日,蔣中正辞职,张学良也辞去陸海空軍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

最终,在九一八事變中,张学良落下“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張學良的不抵抗,和南京政府的隔岸观火,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短短半年便將東北軍勢力全部驅逐。

蒋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
事变前,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殘存軍閥勢力(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1930年7月23日,蔣發布《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至12月15日,东北大量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被迫辞职。

事变后,次年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驻沪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面對日本節節紧逼,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之一,蒋复出。

蔣堅信“將來中日必有一戰”,遂由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2月10日王俊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约,来自日方的军事压力减弱。

蒋即重拾攘外安内政策,繼續对江西工农红军发动围剿,1933年2月蒋亲自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实际指挥官,集中50万兵力开始第四次围剿。

國內輿論
九一八事變以後,東北全境陷落,全國譁然。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國民政府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东北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东北地区,各地民眾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东北地方警察,保安团和民众自发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較著名的有如國民政府黑龍江代省主席馬占山將軍率領的江橋抗戰(1931年11月3日~19日),但由於各自為政,最終多走向失敗。到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因日军围剿和未获国民政府足够支持瓦解。部分退入关内,部分并入中共與蘇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

民間游行示威
九一八事变以後,全國民眾激昂,各地自动抵制日貨,作抗日之遊行,向政府請願,要求收復东北。

文艺作品
《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藍蓮花、火流星(辽宁电视台)。

日本反應
據後來解密的情況,日本政府在當下確實不知道此事,而是關東軍自行策劃。故史家認為之所以能快速攻佔,還得有兩個原因的加持,其一是1931年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林铣十郎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加強使关东军占领全东北的力量。另外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后,張學良实行不抵抗政策,蔣介石並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國民政府9月21日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

日本政府并不赞成关东军搞独立的「滿洲國」的计划——日本当时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代表9月25日在国际联盟宣布日本政府的方针:1: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2: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3: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然而随后日軍又在东北发起更猛烈的攻势,全然表明日本內閣的政策与日本军方的戰略已經出現嚴重分歧。

日本内阁與軍部的衝突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由于犬养是孙中山的密友,而且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所以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泄露(据说是电报被军方截获),激怒军队内的強硬派,这对于当时暗潮汹涌的日本军界无异于火上浇油,故在隨後他就會被激進分子刺殺。

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而与此同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未承認满洲国。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满洲国)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使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军国主义道路。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國際聯盟,从此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正式形成。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内阁就已成为军部的傀儡。

上海日本僑民
1931年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日本僑民連續在上海召開僑民大會,通過宣言和決議,以強硬措辭聲稱要懲罰「暴戾」之中國外交部隨即電告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國際盟約促使日軍退出佔領區。中國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代表施肇基,要求國際聯盟理事會主持正義,制止日本侵略。其時國際間一致不滿日本之行為,9月30日國際聯盟行政院通過限日本撤兵期限不得超過10月13日,日本內閣有所顧忌,頗有妥協之表示,其外相幣原屢次覆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照會,有日軍將撤至南滿鐵路附屬地表示,因不能約束其少壯軍人,至10月13日日軍不僅擴大東北佔領區,且派軍艦砲擊長江口,空軍轟炸遼西一帶。中国大陆其他城市,也会选在九月第三个星期六(全民国防教育日)试鸣防空警报,一般该天为9月18日的前后数天。

作家沙泊柳在关于长春的城市散文作品《关于一座城市的沉重记忆》中写下:“每一年的9月18日对东北人民来说算是一个悼念日的。长春的城市上空也会在那天的9点18分响起防空警报。人们会在那一刻肃穆地听,然后互相说道被侵略的那些故事和感受。他们忘不掉沦陷的记忆,那些悲痛的历史早已经铭记在每个人的心中,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九一八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辽阳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的密谋会议。

近代對事變起因的探究
張學良的行事
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張學良「少年氣盛,忠肝義膽」,他倒向蔣政府,對中華民國歸順的重大決定引發地緣震盪,是九一八事变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唐德剛書緣與人緣一書曾評論:「張少帥未嘗不可效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於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不見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這一「易幟」舉動,引發蘇日不得不進來干預局勢,中東路事件中的積弱不振,最終讓關東軍有底氣搞出九一八事變。而張學良之所以能有這股「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系』,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的必要。」他魯莽的政治衝動足以改變歷史,如張學良在父親作霖被炸死後,日本人派出頭等外交官林權助,試圖給張學良開出許多優渥條件,甚至相當於可讓他另成立一個政府,獨立於中國之外,以維持東北的三方均勢。張也承認,林權助很聰明,把中國古典書念得很好,但他仍不受日本的威脅利誘,心繫於國家之完整性,終於使「東北易幟」,在南京的中央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歸於統一。儘管最後歷史發展是,關東軍想出了滿洲國方案並順利執行,使得他日本在東北失去了統治資格,而張作錦評論,無論如何,豪氣喊出「我是中國人!」的張學良,愛國之心是不用懷疑的,但也讓他搞出西安事變等大事件。此事在1964年七月,國防部政戰系統的《希望》雜誌創刊號上,刊載《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張在回憶錄中就表達出對自己莽撞性格的反思。此外在日軍進攻當下,是誰指揮不抵抗,蔣與張誰是歷史罪人的爭議中,張在多年之後也直接扛下責任,一口咬定就是他下的命令導致的。

中原大戰
李宗仁將軍則認為「中原大戰」是一個關鍵。因為中原大戰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的勢力不相上下,东北军入山海關與否,自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隨後張學良入關內,东北空虛,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機。

参见

  • 皇姑屯事件、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一二八事變
  • 东北抗战
  • 满洲国
  • 南滿鐵路
  • 哈爾濱保衛戰
  • 錦州轟炸
  • 江桥抗战、長城戰役
  • 熱河戰役
  • 塘沽协定、第一次国共内战、安內攘外

注释
参考文献
研究書目

  • 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台北:世界書局,1995)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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