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风暴

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一月夺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于1967年1月15日至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一场政变。由于上海市委对文化大革命出乎意料的抵制，由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同上海反对市委的“造反派”发动了对上海市委的“夺权”，并最终得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这场政变最终推翻了上海市委，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人，这最终导致了1967年全国范围内，不支持夺权的保守派与支持夺权的造反派的大规模武斗。{{NoteTag|但也有学者主张“一月风暴”事实上晚于其他一些省市的夺权运动。。当天，各造反派即在上海市委党校开会，提议将造反派联络站命名为“新上海公社”、呼应法国“巴黎公社”，并提议将此次夺权行动命名为“一月革命”、意欲与苏俄“十月革命”相呼应，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一致赞同。“一月革命”的称法随后在《红旗》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首次推向全国：

历史背景
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发动几个月后，毛泽东发现他明显低估了基层党组织抵抗红卫兵进攻的能力。虽然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首都的影响力很大，但许多地方党组织只是口头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私下里却完全无法理解反对地方党组织的群众（造反派）对自己的不断进攻，不断压制造反派。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毛泽东和激进派领导人在1966年8月8日推出了“十六条”，呼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整个1960年代，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工业产值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上海迅速出现了效忠毛泽东的红卫兵组织，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他们变得高度激进。他们袭击了地方的官僚机构和政府大楼，挑战着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和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统治。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逐渐蔓延至工厂。1966年11月6日，在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数十个工人组成了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简称“工总司”），推举了纺织工人，中层党政干部王洪文为领导人。

在工总司成立后，他们要求上海市委承认他们，并要求曹荻秋向他们“检讨”。但上海市委请示中央后，决定抵制这些要求，宣布其非法。工总司在成立大会后，游行到上海市委大楼，遭了闭门羹。在没有得到官方回应的情况下，他们决定拦截铁路，去北京请愿，这导致了整个京沪铁路瘫痪三十多个小时，即安亭事件。最后，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在未经上海市委同意的情况下，同意了工人的所有要求，此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事后认可。随后，造反派围攻解放日报报社，要求夹带造反派主办的报纸发行，在全国工交座谈会的影响下，上海市委被迫同意，即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造成了许多渴望秩序，支持地方党组织的群众的愤怒。他们在市委的暗中引导和支持下，成立了上海的保守派组织，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下简称“赤卫队”）。他们之后与造反派展开大规模武斗。1966年12月30日，赤卫队和工总司的冲突达到顶峰，双方在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总部展开激烈冲突，这场史无前例的冲突最后以赤卫队大败结束，91人受伤，300多人被捕，即康平路事件。当天下午，一支由一万多人组成的队伍从上海前往北京，试图寻求中共中央的支持，以便于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康平路事件后，大批赤卫队员纷纷离厂抗议或躲避批斗，造成上海经济半瘫痪。而12月31日，赤卫队中有人要求发动总罢工，以对上海市委施加压力，这些行为最终被造反派作为罪名，打倒了赤卫队，去北京请愿的保守派工人也在昆山被拦截，赤卫队至此不复存在。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进攻的一年”。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

事件经过
夺权开始
1967年1月4日，《文汇报》被造反派宣布接管；5日，《解放日报》被宣布夺权。

1月7日，上海电台与电视台被宣布接管。 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同日，上海造反派决定起草《紧急通告》，经32个群众组织同意，于9日在《文汇报》上发布。陈丕显等同意发表《紧急通告》。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11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各上海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发出，贺电说：“《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说“上海工人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首次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号召夺权。此后“夺权”代替了“接管”。

内斗及联合
1月19日晚，张春桥接见“火线指挥部”和各系统造反派，指出夺权必须联合。

在这一时期，其它组织曾经先后发动过四次全市性夺权：“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啦？”。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多日对《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词。

事件影响
各地夺权
夺权并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运动阶段。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各级党委纷纷瘫痪，1967年的1月,文革已經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通过由“革命群众夺权”来弥补党委瘫痪后的权力真空，就成了毛泽东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崩溃采取的权宜之计。上海的夺权经验被宣传后，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夺权浪潮，山西（1月14日起）、陕西（1月16日起）、黑龙江（1月31日起）、贵州（1月25日起）、山东（2月3日起）等省纷纷夺权。1月22日之後，在僅僅九天之内就有1,090起奪权事件，数量幾乎達到全国市縣數目的一半。中国大陆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在许多地方1967年的奪權浪潮中，奪權運動都存在將部分造反团体排除在外的情況，因而导致了造反派内部的分裂。而随着一个月后军队进场干涉（二月镇反），这种分裂被更加激化了，最终导致了1967年后蔓延全国的内战。

武斗
在一月风暴中，部份造反派组织由“红革会”领头，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而不同工人造反组织之间发生了武斗。在夺权风暴中，派性斗争激化，武斗逐渐升级，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队和兵工厂，向军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夺取武器，并建立了工人武装，部分地区为维持秩序而施行了“军管”。但到了1967年夏天，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全国武斗大规模升级。期间，叶剑英曾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代表林彪参加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起来吧。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

文革结束后
*夏尔·贝特兰：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公报所说的：“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不要怕出乱子——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用革命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公社这一形式、解放军在挑选群众代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委任这些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职务的方式，都意味着放弃了1966年8月所明确采取的方向。
*1988年，金春明认为：“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唯一符合事实的结论只能是：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不是革命风暴，而是反革命逆流；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小撮坏人操纵利用的‘群众运动’；不是革命的大联合，而是一派包办；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的新形式，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这次反革命逆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

2001年，何蜀认为：“1967年初的原始历史记录却表明，那时‘夺权’浪潮并非起于上海，而在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其实也并未夺得上海市的党政权力，这场所谓的‘一月革命’即使不算子虚乌有，至少也是名不符实。当时，毛泽东不理睬其他省市真正抢先夺得当地党政权力的造反派，却独厚上海那并无领先‘功劳’的工人造反派团体，凭空给他们‘御封’了一个‘一月革命风暴’‘发起人’的‘桂冠’。”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简史》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十六条》中规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一月风暴”中亦有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举动。但1967年“一月风暴”后，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却从未实行选举制度。毛泽东否定了关于人民普选原则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而是要成立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它以所谓“三结合”（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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