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

兩廣事變，又称六一事變或兩廣異動，是1936年6月—9月，中原大戰後碩果僅存的兩大地方軍閥派系粤系及新桂系，以抗日為名挑戰蔣介石領導南京國民政府的未遂武裝政變。该政變几乎触发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结束，事後中央（江浙）派系成功壓制兩廣地方勢力，更進一步鞏固對中央政府的掌握。

事件经过
背景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巩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蔣介石在蒋桂战争中重创势力一度如日中天的新桂系，并在中原大战中击败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锡山等，巩固了其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和政治地位。同時蔣介石又通过围剿中国共产党領導的中国工农红军增強在江浙以外區域影響力，當時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多在華中、華南一帶，當地軍閥在這套攻勢下一步步遭南京政府收編；1933年閩變後，南京政府趁擊垮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機會重新掌控福建省實權。1935年的第五次剿共戰爭，南京國民政府在驅逐中國共產黨在華中江西一帶勢力後，也同時削弱當地軍事將領控制力，並由資源委員會出面整頓當地的鎢沙與銻礦開採擴充南京國民政府財源，蔣介石控制地盤從長江流域中下游的浙江、安徽、湖北進一步南下擴張到湖南、福建，一路追剿中國共產黨的過程更深入西南各省，過去形同半獨立的四川劉湘也只能妥協向南京國民政府輸誠。

在驅趕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南京國民政府也逐步強化基礎建設，國民政府鐵道部當時最重要的基礎建設為打通粵漢鐵路的工程，1936年時也即將完工，這將進一步強化南京國民政府與華南經濟連結，同時也更方便調兵遣將。

粤桂双方的实力与和日本、中共的关系
蔣介石中央军系利用中國共產黨弄垮或整倒各地實力派的作法，讓西南與華南一帶的實力派感到腹背受敵之困；在1936年事變爆發前，華南與西南一帶還有政經能力與南京國民政府抗衡者，也只剩下廣東、廣西的實力派。两广系的军阀一直依仗“党国元老”胡漢民的声望与支持，和南京政府抗衡。當然，這些將領對於蔣介石這種做法相當不齒，但南京國民政府也對這些實力派採「均權分治」的名義保持半獨立狀態一樣很不滿。但政治上兩廣實力派仍能靠「西南政務委員會」這塊招牌維持當地獨立性，委員會17人中除了兩廣主要軍事將領外，還包括中國國民黨大老胡漢民、蕭佛成、唐紹儀等人，委員會所聘請的國民黨大老共同特色就是反對蔣介石，而南京政府基於他們的輩分也不太願意公開翻臉。

軍事上，雖然後來兩廣均是以反日為宣傳主軸，但是与日本关系十分复杂。自1932年初起，日本军部即不断派代表赴广州与陈济棠接洽。1934年3月22日、1935年2月13日，日本第三舰队两次访粤，陈济棠曾分别与其司令中将、百武源吉中将会谈。1935年3月2—5日，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达香港、广州、桂林，分访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粤桂要员。1936年2月，松井石根大将又在广州访问陈济棠，向粤方赠送枪枝约1000支、子弹20万发及数门山炮。日本军方与粤桂要员接触目的，是希望策动两广联日反蒋。

新桂系在中原大戰後，曾購買了大批日本武器和日本军事教官，廣西空軍中也配備不少日製戰機，在1930年代中日矛盾逐漸擴大時，這種作法便顯得相當尷尬。但新桂系白崇禧则称“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击退紅军主力后，新桂系于1935年冬派代表赴西安、天津与中共建立联系，李、白两人更公开提出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桂系的抗战舆论准备
1931年底，桂系借九一八事变后的华北乱局，参与、推动了逼蒋下野。但此后五年，桂系始终对抗日避而不提，大量购买日本军火，聘请日本军事教官，日军要人清水孝次郎、原田、土肥原贤二多次到访广西。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市东山马棚岗寓所以对记者谈话形式最早提出焦土抗战政策，主张“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之一点而已”，并以李宗仁《我对中日问题的观察和主张》一文刊于1936年4月18日《南宁民国日报》。文章发表后，全国各报竞相转载。对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形成了舆论基礎。此后，李宗仁在很多场合谈论“焦土抗战”，攻击蔣介石中央对抗日之不作为，令中国进入“不死不活”状态，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如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论述了他的“焦土抗战”的思想，指出“今日中华民族之唯一的出路，唯有立即对日抗战”。

中共于1936年5月31日发表《我党在两广的任务》一文，鼓励民众拥护李宗仁的抗日主张。

蒋介石对西南两机关的打算
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比如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倾全力反击日本之侵略。1935年8月，日本懼蔣整頓西南，「大施威脅，縱令特務機關，到處滋擾」。蔣介石亦派人游说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企图得到陈济棠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蔣介石向其透露了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猜忌，认为唇亡齒寒，新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蔣介石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一同反蒋。

1936年2月，蔣整月在南京。3月21日自南京歸奉化，續遊杭州西湖，3月28日回南京；4月10日溯長江西上抵達漢口，視察巿政，4月13日自宜昌乘商輪入西陵峽巫峽，4月14日到萬縣登陳家壩視察飛機場，4月16日重慶登岸飛成都到昆明等。

1936年5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因患腦溢血突然去世。次日，蒋介石认为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的条件已成熟，要求陈济棠协助国民党中央出兵广西，“对桂用兵”。蔣介石在5月18日派人致祭，弔唁團5月24日至粵，前往广州吊丧的孙科等人與陳濟棠有過私下會商，會商內容後來外界稱為「五条建议」：第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第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第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第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如果五条建议為真，很顯然南京政府的真实目的乃取消西南两机关，彻底控制两广，趁此粵系勢力不穩的時機向廣東發表最後通牒，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但南京政府在1936年6月8日否認了五條建議一說，真實談話內容至今已不可考。

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弔唁團後有集會商議，中央在當時的傳話可能仍引起陈济棠的强烈反弹。不愿坐以待毙的兩廣實力派軍人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陈济棠于5月19日与白崇禧会于广州，两日决定借“抗日”为名公开反蒋。5月19日，陈、白二人召集数十名粤桂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反蒋大计。会上，白崇禧表示桂方将全力支持粤方反蒋，使陈最终下定开战决心。

事件爆发
粤桂军的北上
民國25年（1936）6月1日，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組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稱兵入湖南。李宗仁在回憶錄也「強調」，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樣，到廣州替陳濟棠「抬轎」的，整齣滑稽劇是陳濟棠一人「迷信」和「糊塗」搞起來的。

劉廷芳的「內幕」故事
史學家唐德剛曾「訪問」了當時何键的密使劉廷芳，据刘称，由於湖南扮演著關鍵角色，两广的想法是「裹脅」何鍵，其手段為：「威之以勢」（兩廣的部隊進入永州、衡陽），再誘之以利（如事成之後，則「從龍」有功，富貴榮華不盡云云），再動之以情（這個關鍵的「說客」角色，自然就由與何鍵交好的李品仙擔任了）。

為負荷此一「內交」重任，李品仙於1936年初夏為桂使湘。行蹤至為詭祕，而湖南方面親自接待他，並與之密談的正是何鍵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個劉廷芳了（另外只有個紀錄秘書）。

在這場湘桂密議中，最難為的就是何鍵了。他如參加兩廣造反，則中央興師討伐時，他便首當其衝。兩廣一毛未拔，他自己便身首異處。他如服從中央，則兩廣「北伐」的第一個目標也是他。中央可趁勢一石二鳥，而何氏以一人敵兩省，勝負可知。他如首鼠兩端，拒不表態，則南北夾攻中，就更無完卵矣。

這場湘桂密議可難為了何鍵，他的反應還是兩面磕頭——一面接見兩廣密使，另一面又公開派遣省府秘書長易書竹，往南京請示。他這種兩邊表態，又兩邊不表態的幹法，兩廣雖繼續「勸駕」，並揮軍繼續北上；中央蔣委員長拒絕接見何鍵專派的官方代表易書竹，意味何鍵有「附逆」的企圖。

在南京中央強迫表態的情況下，何氏權衡輕重，不得已向中央「一面倒」。但是中國傳統政治中「辦理內交」，則相對實力派之間的「私人往還」，和各派心腹人員彼此之間的密議，實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間的公事公辦所能及其萬一。因而何鍵這項「向中央秘密表態」的內交重任，便落到劉廷芳身上了。

中共对事变的评价
1936年6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发表：西南抗日反蒋，虽然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认为西南抗日反蒋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进步的行动”“希望西南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

1936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找组织科科长云广英（文昌籍）谈话：“两广事件”的发生，中央认为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事态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利的。李克农向云广英交代任务：中央决定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向广西当局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云广英从西安乘火车前往天冿，与中共北方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接头，得知广东陈济棠部队的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陈已逃出广州去了香港，广东的局势较乱，王世英对云广英说，你化名“林秀先”，从香港转道去南宁找李宗仁，不必到广东了。中共北方联络局通知了李宗仁在天冿的代表，再通过其秘密电台告知了李宗仁和白崇禧。6月下旬，林秀先乘西江客轮抵达南宁，在民生路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见到了李宗仁，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们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着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全国各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促进全面抗日高潮的到来，那我们就一定能战胜日寇，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李宗仁安排由桂系政治部主任王公度与林秀先联络。

两广事变武装反蒋抗日，虽然最终和平解决，但对半年后的西安事变有重大影响。

影響
随着“两广事变”落幕，陈济棠治粤的时代结束。新桂系虽得以延续，但亦已投靠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新桂系与新粤系以“西南两机关”的名义联合治理两广的五年，两广保持半独立式的状态结束。自此，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而国共双方希望建成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亦进一步巩固，同时粤、桂双方和日本之间本来暧昧的关系亦因为被中央收编而断绝。

由於不動干戈，就使當時實力非常強大的粵桂集團軍附和中央，提高了蔣本人的聲望。叛方將領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兩廣事件和平解決，張、楊虎城與中共籌組西北大聯合之信心因此動搖。當時論「造反」必備的軍隊實力，無論是張的東北軍還是楊的西北軍都和兩廣部隊相比較弱。然而也因蔣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

參見
*西安事變
*劉廷芳

相关书目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1988年2月第1版。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
*刘志超等著，《民国军阀史》，1998年3月第1版。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
*莫济杰，陈福霖[美]著，《新桂系史》，1991年8月第1版第一卷。广西人民出版社。
*唐德剛，《書緣與人緣》，1991年12月31日第一版，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