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运动

六三运动，又称六三大罢工、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是上海各界为响应6月3日群众大会号召、在6月5日至6月11日举行的大规模罢工罢市，总计有超过18万人参与。罢工罢市的各界群众同情五四运动中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学生，最终施压政府同意学生罢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诉求，中国也最终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背景
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开设工厂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中国开始出现了工人阶级，而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这一阶级的总人口达到了300万左右。由于当时的工业企业劳动制度不健全，许多工人的工资待遇、人格权乃至于生命权无法受到保障，每天工作时间可以有十几个小时，但是工资还是微薄到无法维持生计，工作残废和死亡的例子也很多，因此工人也经常为了争取更好的待遇而发起罢工。自1895年至1913年间，中国各地工人发起了71次罢工，而到了1915年至1918年间罢工成为了一时的风潮——仅1918年就有25场工人罢工，而上海的纺织业工人和黄包车车夫在1918年底至1919年初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要求摆脱工头的控制，争取更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在另外一方面，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刺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李大钊从1918年10月开始在《新青年》宣扬共产主义、鼓吹工人运动，而邓中夏则是直接在1919年3月开始在北京组织街头演讲，后来还在北京市郊的长辛店矿区动员工人。1919年5月随着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起了五四运动，而为了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说研究会的李大钊还派出学生到全国各地宣传运动、争取声援，其中邓中夏和瞿秋白则被派往了上海。上海的青年学生在5月间到日资纱厂宣扬爱国、抵制日货，许多人本就不满于日本工厂主的恶劣待遇，越发同情学生。1919年6月3日，北洋政府开始转变政策，下令取缔五四运动，逮捕了街头演讲和游行的学生，这种镇压也让舆论哗然。

过程
随着北洋政府在北京镇压五四运动，运动的重心也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1919年6月3日，邓中夏和瞿秋白在上海组织联民众大会，号召上海各界联合起来罢工罢市，会后民众开始游行示威，于是上海也就成为了全国最先罢工罢市的地区。

6月5日，上海曹家渡的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响应大会号召，最早开始罢工。上海杨树浦的日资上海纱厂第一、第二、第三纱厂以及浦东的日资日华纱厂全体工人也在同日响应“内外棉”工人罢工，华资的锐利机器厂、商务印刷厂也参与进来，这一天就有月2万人参与罢工。第二天，华商电车公司、英美电车公司和法新界电车公司工人同时罢工，导致上海的电车交通瘫痪。浦东的罢工工人高举大旗，宣布“愿与学界一致行动”，而英资祥生铁厂和求新机器厂的工人也发加入罢工，宣布也要和学界和商界一起罢工罢市，共同为了国家危难尽力，求新的工人甚至还建立了一座“国耻纪念碑”。上海各大商店的店主、伙计也在这一天加入了罢工，即便老板联合租界巡捕房施压也拒绝复工，这些商贩合计可能有3万多人。

为了抵制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媚日卖国，官办沪宁铁路和沪杭甬铁路的工人在7日加入罢工，8日两路的司机和技工加入罢工，而官办的江南造船厂员工以及各大码头工人都上岸加入游行，马路上满是游行队伍，上海内外交通彻底停摆。9日，江南造船厂、日华纱厂、英美烟草厂、和平铁厂、瑞利铁厂、美孚、亚细亚火油、荣昌火柴厂等工人组织了上海各业工人的罢工总联盟，甚至有些工人组织以“中华工党”为名义活动，誓言要用数十万工人的热血与巴黎和会的强权决战。10日罢工达到了高潮，英美电话共识、马车、土木工人、铁厂工人、清洁工人、市政工人连同剩余的铁路工人加入了罢工，唐山、长辛店、天津、南京、镇江、松江、杭州、长沙、汉口、芜湖、无锡、常州、济南等地都有工人响应上海的号召。北洋政府在各方压力下，于10日早上宣布曹汝霖下野，然而天津总商会担心曹汝霖下野不足以平息民愤，当天夜里给北洋政府派发电文告知天津局面濒危，迫使北洋政府连夜宣布陸宗輿、章宗祥下野，这才让罢工罢市在11日停止。

这场罢工有6.6万工厂工人、2万码头工人、2.3万手工业工人、7万左右的店员合计超18万人参加，美国记者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中回忆至少有十多万人参与罢工，这种前所未有的规模震撼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和租界当局，淞沪警察厅厅长甚至在6日的《民国日报》发文宣称“上海已发生第二次义和团”。这次运动也是中国工人首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罢工，工人不仅仅是为了福利待遇等经济条件，而是为了支持五四运动的主张而走上街头。有鉴于北京的学生运动和上海的工人运动，北洋政府最终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