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慎

肃慎（上古汉语拟音：《左传》记载了昭公九年（前533年）周天子谴责晋国侵占天子领地，顺道提及了“肃慎”：“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燕国）、亳（濊貊），吾北土也……”从这条记载来看，春秋以前“肃慎”似乎与燕国相去不远，并为周王朝的北方藩属，和周王朝的关系相对密切，但是到了春秋战国“肃慎”则鲜为人知，只有像孔子这类多识之士才知道。《国语》也记载了“有隼集于陈侯（陈湣公）之庭而死，楛矢贯之”，孔子辨别出这是肃慎的楛矢，回忆武王伐商之后万国来朝，就连遥远的肃慎氏也遣臣来贡，而周武王为令后人铭记其功业，将肃慎氏的“楛矢”分给远方的异姓诸侯以诫其不忘服分，后来陈国果然在府库中发现了“楛矢”。

实际上从春秋时期开始，“肃慎”基本仅见于历史回忆中，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肃慎”入贡的新记录——这些记载最早则到曹魏青龙四年（236年），最晚则为北齐天保五年（554年），以北魏纳贡最盛——实际上，可能是将挹娄和勿吉冠称“肃慎”譬如，在魏晋南北朝史料中，肃慎有铁器而挹娄无，肃慎“夏巢居、冬穴居”而挹娄均穴居，肃慎有父子世为君长而挹娄无君长等等。其与中国史书中的“肃慎”之间的关系不得而知，但读音上有所差异，部分学者认为这是日本史书附会中国史书而得来的名称，因此所谓的肃慎人也可能是尼夫赫人，也有人认同二者系同一民族。

源流与考证
根据吉本道雅的研究，春秋以前燕国以北的考古学文化中，离中原较近的河北玉皇庙文化、内蒙古夏家店上层文化、辽西凌河类型常见铜镞、骨镞而少见石镞，只有在更远的辽东双房类型、吉林西团山文化才多见石镞，因此“楛矢”、“石砮”也逐渐和遥远北方的“肃慎”联系在一起。经过孔子事迹和儒家思想的传播，“肃慎”和“楛矢”、“石砮”逐渐构成了圣人受命、远人来服的祥瑞，为中原王朝一再引申。《山海经》中的《海经》已经不再将肃慎与燕国联系在一起，而是放在了更为偏远的大荒、海外、不咸山（今长白山）。孔子之后的史书，譬如战国古本《竹书纪年》、汉代《尚书·序》也可能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增补”春秋以前有关“肃慎”的记录，如《大戴礼记》也称海外肃慎在舜、汤、文王的圣王之时来贡，更强化了“肃慎”和“圣王”之间的象征联系。因此，魏晋以来将挹娄、勿吉称作“肃慎”并不足以说明三者之间的联系，反而可能是为了满足统治需求而刻意附会的产物。肃慎同女真之论也是由来已久，最早由北宋文人刘恕提出，但是只是提出女真、朱里真、肃慎之间的音变关系，并没有解释这一词汇的本义，因此学者又存在“东人”、“人”、“海东青”、“酸菜”等解释——乌拉熙春则从语言学角度论证了“肃慎”、“朱里真”、“女真”系“东人”：上古汉语中的带入声韵的“肃”、“息”、“稷”以及中古汉语“朱里”系描摹女真语“东”的，而“慎”、“真”则为，系鲜卑语、鄂伦春语等语言中表示“……的人”、“……的拥有者”的后缀，而“女真”改称“女直”或系尾音脱落导致的音变而非避讳。

分布与考古
由于缺乏记载和考古证据，早期学者对于肃慎的分布描述不一。例如，傅斯年的《东北史纲》认为肃慎位于辽河流域，冯家升则将其定于宁安以东、日本海以西、松花江以南的区域，郭沫若则称松花江到黑龙江流域的广阔区域，张博泉称其为黑龙江下游自松花江汇流处直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的区域，程妮娜又称长白山以北、牡丹江中下游、黑龙江下游，诸家描述既有重合也有不同。随着1960年代吉林市近郊、松花江沿岸的西团山遗址群的发掘，薛虹等学者开始将肃慎和考古学上的“西团山文化”联系起来，此后以薛虹和杨保隆为首的两派学者开始争论“西团山文化”是否为肃慎，最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创始人林沄出面以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连续性不合为由否定了“西团山文化”和肃慎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肃慎”与“挹娄”的区别则得到了进一步论证。孙进己等则在考古证据上否定了肃慎曾经从周王朝周边迁徙的说法，认为肃慎人居住在莺歌岭遗址周边的牡丹江河谷并不与先秦史料矛盾，因为先秦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肃慎和中原之间的距离；且牡丹江河谷的商周考古文化相对稳定和连续、遗址的下限相当晚近、不大可能是外来迁入，后世的渤海国也称以肃慎之地为上京，侧面验证了牡丹江河谷的早期文化为肃慎。从莺歌岭遗址的考古挖掘来看，肃慎人居住在半地穴中，养猪，从事原始农业和渔猎，使用黑曜石压制或青石磨制的石镞。

參考文獻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