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宗派事件

八月宗派事件（）是指1956年8月30日期間朝鲜政府內部一些高級官員試圖在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8月中央全會罢黜時任勞動黨委員長兼內閣首相的金日成並取得對政府的控制，然最終未遂的一場事件。该事件得到了中苏两国的默许，且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仍未将全部军队撤离朝鲜。

发动事件的領導人包括內閣副首相、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建設省相、商業省相、文化省副相和職業總同盟委員會委員長等，均為勞動黨內的改革派成員，以亲中国的延安派和亲苏联派为主。他們反對金日成進行個人崇拜，又認為他所推行的經濟政策和路線出現嚴重的問題。

此次政變僅在短短半天內便被瓦解。最初在中苏的斡旋下，发动该事件的多数领导人得以不被追究。金日成亦承认错误。而从1957年开始，金日成开始了大清洗，至1958年，波及人数上万人，除了金日成的親信外，亲中国的延安派和蘇聯派已幾乎被一網打盡，間接奠定了金氏家族對朝鲜長久的獨裁統治。而毛泽东对此事件亦改变了态度，称改革派成员为“反党宗派”，并和朝鲜缓和了关系，在1958年10月29日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大陆。

该事件深度影响朝鲜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故此，這次事件被歷史學家視為是對朝鲜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之一。

背景
對內：派系林立與游擊隊派的崛起
自朝鲜於1948年建國後，該國的執政黨就為朝鮮勞動黨。然而，由於該黨是由許多不同派別的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政黨合併而成，因此在立國之初勞動黨存在不同的派系，其中又以從蘇聯而來的蘇聯派、與中國共產黨關係親密的延安派、由南部到來的國內派以及在日治時期反殖民地政府的游擊隊派為黨內的四大派系。而在當中，游擊隊派和延安派因被認為在抗日期間功勞最大，加上得到蘇聯的支持，游擊隊派領袖金日成因而被推舉為最高領導人。延安派則在首屆的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選舉中取得了13席中的6個席位，兩派從而成為當時黨內的最具影響力的派系。翌年，他又以修復水庫不力及阻撓黨的擴大等罪名撤消蘇聯派首領許嘉誼的所有職務。同時，他在多方面的立場均與金日成相左。二人在朝鮮戰爭就如何向韓國發動攻勢到戰爭期間應否議和均有著不同見解。這樣，金日成找到更多批評朴的理由。在隨後舉行的中央全會中，金以朴永彬在文學工作中的錯誤傾向和打擊無產階級文學而免除其職務。同年4月23日至28日的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中，金日成沒有討論個人崇拜和經濟路線的問題，反讚揚北韓的經濟成就和批判國內派「分裂黨的宗派主義活動」，金日成表示同意他們的提議，於是與各中央委員會成員見談，他向眾人口頭承諾會撥亂反正，又會減少其個人崇拜和對其過錯反省。更甚者，他還對延安派金枓奉說，為了黨的利益，在必要的時候，他願辭職。中蘇兩國為更深入了解該國現況，毛澤東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在9月的會談中同意派出一隊聯合代表團隊到訪朝鲜，二人又主張通過代表團向金日成施壓，要求他放棄對改革派成員的清洗。同時，他們又同意一旦情況許可下，會廢除金日成的黨中央委員長和內閣首相的身份，並另覓合適的人選。然而，毛澤東亦同時認為金日成退下來是「很難辦」的。被撤銷職務的朴昌玉和崔昌益分別被下放到鋸木廠和養豬場工作。同時，金日成把矛頭指向延安派官員，他隨後宣佈崔昌益和徐輝是搞分裂和宗派活動的主謀，又認定政變是延安派的所為。時至1958年夏季，除了金日成的親信外，延安派和蘇聯派已幾乎被一網打盡。

是少數未遭清洗的非遊擊隊派人之一。]]

1960年，金日成發動最後一輪的肅清。他先把黨內150名「叛徒」處死，其中包括了45名的蘇聯派成員。然後，他又以思想腐朽為由把黨內2000多名的中級和低級幹部整肅。同時，平安南道有三千名教師因「政治立場問題」被取締。接著，軍方成員被捲入其中，-{朝鮮}-人民軍海軍司令金七星、裝甲部長朴日武和首席工程師朴吉南在1957至58年期間被指與朴昌玉和崔昌益有聯繫而被逮捕，後來不知所終。司法部門也在同期受到迫害，其副部長、首席檢察官、最高法院院長和數名司長也被免職。

之後，金日成把矛頭指向國內的衛星政黨。1958年11月，-{朝鮮}-社會民主黨和天道教青友黨的黨魁洪箕璜和金達鉉被控為美國和日本間諜而遭到死刑。翌年2月，兩黨被整肅。此後，兩黨實力大減，在1957年的全國選舉中，他們在215個議席中共取得22個最高人民會議席，然而，在1959年的補選和之後的選舉內，他們僅得56席中的1席及383席中的8席。

平民也成為金日成打擊的對象。1957年4月，最高人民會議通過一項特別法案，把公民的出身成分劃分為3個等級，當中包括友好勢力、中立勢力和敵對勢力。被歸類為最低級的敵對勢力者不但會受到政府的嚴格監視，在官場和軍隊中也很難取得晉升機會。這等級分類一直沿用至今，據估計，敵對勢力佔了朝鲜總人口的兩成。此外，為達到互相監視之效，金日成又在1958年7月成立「五戶責任制」，每個家庭均需為「意識形態教育和彼此之間的行為」負責。3個月後，國家安全保衛部展開一場為期一年的大搜捕，被指在韓戰期間與美國和南韓軍隊有過來住的人民面臨再教育至死刑的處分，涉及人數達到十萬。

金日成又借選舉加強對政府的控制。1956年4月，金日成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中進行大幅調整，在71名中央委員會中，新當選的共有43人，並只有28人連任﹔而在45名候補中央委員內，新當選的有43人，保留的僅得2人。翌年，金日成發起韓戰以後的首次全國選舉。這次，在527個議席中，只得75人成功連任，其餘的都為新人。1961年的第二屆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選舉中，游擊隊派取得11個議席中的其中6席，蘇聯派得2席（南日和朴正愛）、延安派1席（金昌奉），無派系人士取代國內派獲得其餘兩席。這時，整個勞動黨已被金日成所操控。

在這些的手法下，金日成在1960年代初已徹底消除各種威脅，權力已鞏固下來。加上他在1967年把被認為是遊擊隊派中的内部派别甲山派中權力過重的金道滿、朴金喆、朴容國等一一翦除後，他已成功掌握黨、軍、政三方面的控制權，從而奠定了金日成對朝鲜的獨裁統治，更讓日後金氏家族的世襲統治打下基礎。

與中蘇兩國關係的改變
在朝鲜战争結束後，朝鲜實行親蘇疏中的外交政策。儘管如此，兩國期間還有一些經濟住來。1959年3月，蘇朝簽訂了新的經濟合作協定，蘇聯向朝鮮提供價值5億盧布的機器和技術援助，以協助興建發電站、化工廠和毛織廠等。

各方反應
朝鲜
自政變發生後，平壤政府一直對此事絕口不提。1956年9月9日，即政變發生後的兩周，《勞動新聞》才就中央全會加以報導，然而，該報章對改革派的行動一字不提。1957年8月起，《勞動新聞》開始大肆批擊崔昌益等人，並稱他們為叛徒。隨後的幾年間，他們又被冠上反黨、反革命和民族敵人等罪名，但該報還是沒有具體解釋他們如何反叛國家。儘管如此，此舉還是成功的激起民憤，在千里馬郡，就有一群工廠工人宣稱要把「叛徒們一一投進2000摄氏度的洪爐中處死」。

此後，改革派的行動被平壤定性為反黨反革命。官方出版的《對於朝鮮勞動黨》和《金日成略傳》記載以崔昌玉為首的「反黨反革命宗派份子」是與美帝國主義狼狽為奸，意圖顛覆黨和政府的集團。他們在趁國際和國內複雜的形勢及勞動黨和人民面臨重重困難時，在會議期間故意「提出與議題毫不相干而又不合情理的問題向黨進行攻擊」。但最終，在全體成員一致擁護下反動分子遭受到沉重的打擊。外文綜合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的《領導朝鮮七十年》一書提及此事，未具名的指當年有「反黨反革命宗派分子」依仗外部勢力「向黨發動正面進攻，趁著混亂的機會破壞和顛覆黨和政府」，但陰謀最終在出席者的反對下遭到「狠狠地打擊」失敗而回。金日成在自傳中透露這場政變令他「頭髮也變白」了，並令他下定決心要嚴禁宗派活動，「即使極微小的現象也要堅決地加以粉碎」。故此，平壤每年8月左右都會舉辦反宗派活動的宣傳。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變發生以後，中华人民共和国對朝鲜的狀況表現得相當關注，並在初時對改革派表示支持，又給予他們保護。1956年9月3日，朝鲜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遣返出逃到中国的徐輝和尹公欽等人，但遭到中方拒絕，時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平壤大使喬曉光表示：“這些人並非普通越境者，強制將其遣返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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