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施特拉塞尔

奥托·约翰·马克西米利安·施特拉塞尔（，又；），德国政治人物、纳粹党早期成员。奥托·斯特拉瑟和他的哥哥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一同属于纳粹党左翼领导人，他們的政治思想被稱作施特拉塞尔主义。

1930年前后以奥托为首的纳粹党左翼与希特勒代表的另一派人发生冲突，奥托脱离纳粹党并组建了黑色阵线，该组织旨在分化纳粹党党员并将其从希特勒势力里争取。在他流亡及第三帝国时期该组织还充当了一个秘密的反对派团体。

早年生活与政治生涯
早年生活
奥托·施特拉塞尔是巴伐利亚律师、公务员彼得·施特拉塞尔（1855—1928）与妻子保利娜·施特拉塞尔（1873—1943）五个孩子中的老二。奥托的兄弟包括本笃会修士（教名保罗，1895—1981）、纳粹党政治家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1892—1934），后者在长刀之夜中被杀；奥托的幼弟安东·施特拉塞尔（1906—1943）成为了公证人，并在二战期间于苏联战死，并未涉足政治。此外，奥托还有一个妹妹奥尔加·施特拉塞尔（1899—？）。

1914年8月，奥托以17岁的志愿兵的身份加入巴伐利亚陆军，并被《》称作“巴伐利亚最年轻的志愿兵”。在一战期间，他多次受伤，1917年11月，他被提升为预备役中尉，并被授予一等铁十字勋章。在军队服役期间，他因订阅了一本社民党的杂志而被称为“红色中尉”。1919年，据说他与其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一样，作为德国自由军团的成员参与了对巴拉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镇压。但在2013年《新德意志人物志》关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文章中，指出，除了他们后来的自述以外，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们当时是自由军团的成员。同年，奥托前往柏林学习经济学。

在1919年或1920年，他成为德国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成员。1920年，他领导了一个准军事组织“红色百人团”（）抵抗卡普政变，并于同年因不满社民党领导层违反《》而退党。1921年在维尔茨堡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他加入柏林的担任助理顾问，在那里他工作到1922年或1923年，然后转到私营部门。

纳粹活动家
施特拉塞尔曾于社民党的《前进报》、中央党的《》及新生的保守派报刊《》发表文章，支持亚瑟·莫勒·范·登·布鲁克的理念及其“中欧帝国思想”。1924年春天，其兄格雷戈尔进入巴伐利亚州议会，加入纳粹党的代替组织后，他参与了本土运动并撰写了大量政治文章。他以乌尔里希·冯·胡腾为笔名为《下巴伐利亚信使》（）撰写文章。

1926年3月1日，奥托加入了其兄格雷戈尔创立的，由奥托负责管理，格雷戈尔则负责提供新闻。该出版社最初充当了纳粹党左翼的喉舌，传播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

此后，奥托将战斗出版社用于自己的目的，并与等追随者一起创立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战斗联盟。该组织最初只有大约800名成员，施特拉塞尔试图通过这个组织招揽德国共产党的成员和同情者，以及对纳粹党不满和失望的纳粹党员，此外他还出现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讨论活动中。事实证明，施特拉塞尔的努力适得其反，因为他不但没有说服具有民族意识的共产党员加入他的战斗联盟，包括等领导干部在内的许多成员反而转投了德共。1934年11月3日，根据《》，施特拉塞尔失去了德国国籍。他在布拉格领导他的抵抗组织“黑色阵线”，该组织出版报纸和小册子，并运营着一个名为“黑色阵线秘密电台”的地下电台。这个秘密短波发射台位于布拉格西区附近的前Záhoří酒店内，由流亡的业余无线电先驱管理，他负责技术和节目。1935年初，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让这个被纳粹视为眼中钉的地下电台因恐怖袭击而关闭。1935年1月25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卧底的党卫军特工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和袭击了广播室，并杀死了鲁道夫·福米斯。这一行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肇事者逃回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抗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施特拉塞尔因为经营非法电台而受审，并被判处六个月监禁，但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长的干预，他不必服刑。1月，出于安全考虑，施特拉塞尔将怀孕的妻子和他们三岁的女儿送到希腊的萨摩斯岛。其妻于5月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格雷戈尔·彼得·德摩斯梯尼。在给希特勒的电报中，施特拉塞尔称他的儿子为“格雷戈尔二世”。

施特拉塞尔严重高估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的“德国人行动委员会”，将其称作“德国流亡政府”。另一方面，纳粹领导层显然也高估了其组织对政权的威胁，纳粹领导层在20世纪30年底花费了大量精力迫害施特拉塞尔。据说戈培尔曾将施特拉塞尔描述为“希特勒的头号敌人”；在领导的瑞士非官方情报机构Büro Ha和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全国委员的支持下，施特拉塞尔躲藏起来，途经法国和西班牙来到葡萄牙，在他的兄弟保罗的帮助下，他在一家修道院找到了避难所。他把家人留在了瑞士。1940年至1946年，他与德国裔西班牙妇女玛格丽塔·森格尔交往，后者是逃往苏联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卫生部长胡安·普拉涅莱斯（1900—1972 年）的妻子。1941年，他在英国特工的帮助下经百慕大移居加拿大。他曾试图再次活跃于政治舞台——例如在1957年的联邦选举中加入反对德国与西方联系的——但都没有成功。据他的儿子说，他“更像是一位叔叔”，他“对政治和历史非常片面地感兴趣，但对其他方面却兴趣不大”。

意识形态及影响
与许多其他的纳粹主义者不同，施特拉塞尔的出版物并不关注反犹主义，而是关注其民族社会主义理念，他在1945年之后将其描述为“团结主义”（）。但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的说法，奥托·施特拉塞尔和纳粹党左翼的“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不亚于希特勒领导的右翼”。施特拉塞尔在1929年8月1日发表在《民族社会主义快报》上的《关于德国革命的十四条论纲》一文提出了激进的反犹主义，并警告所谓“外来犹太教”的家长式作风。十年后，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施特里夫勒写到，正是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和施特拉塞尔的种族斗争之间的根本区别，“阻止了奥托·施特拉塞尔完全转向共产党人”。

然而，在20世纪30年底后期，施特拉塞尔缓和了反犹言论，并寻求与犹太人接触，以便将自己塑造成他们在反抗希特勒的抵抗斗争中的盟友。1936年，他和贝尔-格鲁诺说服了来自斯图加特的犹太青年。希尔施是前成员，由介绍给他们，对进行了炸弹袭击。一名盖世太保特工出卖了这一行动计划，希尔施落网，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于1937年6月被处决。1938年，施特拉塞尔在其《布拉格宣言》中提出，要么将犹太人“置于崇高的少数权利之下”，要么他们在向德意志民族宣誓效忠时 “将他们作为德国人对待，不折不扣地享有平等权利”。该宣言的共同作者是库尔特·希勒尔，他是一名犹太和平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权利运动者，曾崇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强人墨索里尼”。

卡尔·奥托·帕特尔和将奥托·施特拉塞尔描述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对这种分类提出质疑：“奥托·施特拉塞尔和他的密友们从来都不是‘民族布尔什维克分子’；只有他们革命告白的激进语气和他们与共产党的暂时和解才能解释这种错误的假设。”在此背景下的一个问题是，施特拉塞尔兄弟被定性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这种定性至今仍在文献中有所体现，但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淡化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认同。对于施特拉塞尔来说，“民族社会主义”一词始终具有积极的含义。甚至在他于1939年在瑞士出版的《明日欧洲》（）一书中，他也将托马斯·马萨里克描绘成最初的捷克民族社会主义者。奥托·施特拉塞尔本人散布的关于他被杀害的兄弟的理想化和传说支持了这种肤浅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有时并没有认识到奥托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奥托在离开纳粹党后对希特勒发动了一场毫无希望的私人战争，1969年，《时代周报》的作者罗尔夫·霍伊埃这样总结兄弟俩的对比：“格雷戈尔缺乏奥托的勇气，奥托缺乏格雷戈尔的力量”。根据图林根州宪法保卫办公室的评估，施特拉塞尔的“民族革命理论”与恩斯特·罗姆的思想相似，对不少当代新纳粹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长期以来，德国国家民主党党内一直有一股强大的施特拉塞尔主义思潮，其仿效施特拉塞尔作品的肤浅的社会批判和社会主义言论在德国东部尤其能引起共鸣。施特拉塞尔关于“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和他的自我表述美学也对“”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外，英国（尤其是英国国民阵线）以及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右翼极端分子经常提到施特拉塞尔。 Zürich 1935.

• Wohin treibt Hitler? Darstellung der Lage und Entwicklung des Hitlersystems in den Jahren 1935 und 1936. Verlag Heinrich Grunov, Prag I 1936.
• Hitler tritt auf der Stelle. Oxford gegen Staats-Totalität. Berlin – Rom – Tokio. Neue Tonart in Wien. NSDAP-Kehraus in Brasilien. In: Die dritte Front, Band 6, 1937. Grunov, Prag 1937.
• Kommt es zum Krieg? (= Periodische Schriftenreih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Band 3). Grunov, Prag 1937.
• Europa von morgen. Das Ziel Masaryks. In: Weltwoche, Zürich 1939.
• Hitler und Ich (= Asmus-Bücher. Band 9). Johannes-Asmus-Verlag, Konstanz 1948.
• Der Faschismus. Geschichte und Gefahr (= Politische Studien. Band 3). Olzog, München (u. a.) 1965.
• Mein Kampf. Eine politische Autobiographie (= Streit-Zeit-Bücher. Band 3). Heinrich Heine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9.

脚注
参考文献

• Wolfgang Abendroth: [https://www.ifz-muenchen.de/heftarchiv/1960_2_4_abendroth.pdf Das Problem der Widerstandstätigkeit der „Schwarzen Front“.] (PDF; 477 kB)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ahrgang 8, Heft 2, München 1960, S. 181–187.
• Wilhelm Grabe: Otto Strasser. In: John M. Spalek, Konrad Feilchenfeldt, Sandra H. Hawrylchak (Hrsg.): Deutschsprachige Exilliteratur seit 1933. Band 3: USA, Teil 2. Bern 2001, S. 502–536.
• Reinhard Kühn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nke 1925–1930. Hain, Meisenheim am Glan 1966, .
• Patrick Moreau: Nationalsozialismus von links: die „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ärer Nationalsozialisten“ und die „Schwarze Front“ Otto Straßers, 1930–1935. Oldenbourg, Stuttgart 1985, .

*

• Karl Otto Paetel: Otto Strasser und die „Schwarze Front“ des „wahr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Politische Studien. Zweimonats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Zeitgeschehen. Band 8. Hanns-Seidel-Stiftung, München 1957, , S. 269–281.
• Otto-Ernst Schüddekopf: Linke Leute von rechts. Die nationalrevolutionären Minderheiten und der Kommun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ohlhammer, Stuttgart 1960; .
• Stefan Wannenwetsch: Unorthodoxe Sozialisten. Zu den Sozialismuskonzeptionen der Gruppe um Otto Straßer und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Kampfbunde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 Moderne Geschichte und Politik. Band 23). Peter Lang, Frankfurt am Main 2010, .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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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s-archiv.de/nsdap/sozialisten/sozialisten-verlassen-nsdap.php Aufruf der Otto-Strasser-Gruppe vom 4. Juli 1930: „Die Sozialisten verlassen die NSD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