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

徐景贤（），上海奉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文革前曾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兼文艺组组长。文革时期作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代言人，任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上海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书记，任中共中央第九届和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文革后被捕，获刑18年。

生平
早年经历
1933年12月13日，徐景贤出生于上海奉贤县，父亲徐宗骏（1904-1987），字雅平，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曾在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共产党，并于1927年秋担任上海私立曙光初级中学（现）校长，该学校同时还是中共奉贤地方组织的秘密机关，但是在四一二事变后被捕，发表了退党声明，后在交通大学化学系、南洋模範中學等学校任教。母亲戴秋楠曾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國民黨奉賢黨部委員。

徐景贤曾先后就读上海复华小学、南洋模范小学（1943年转入）、南洋模范中学，抗战胜利后，徐景贤开始跟隨南模和交大的高年级學生参加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期间结识了高一年级的徐惟诚，受到五二〇運動等学运的影响而同情中共，想加入中共外围学生组织，但是由于徐父的阻碍而失败。1949年，上海解放后，徐加入了中共组织成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解放日报》、上海《文汇报》、上海《大公报》等一些在中共领导下复刊或改制的本地报纸提供通讯稿。1951年，徐高中毕业报名参加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随即被分配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上海工作
1951年9月，徐景贤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处担任干事，负责检阅报刊文章，处长为丁景唐。1953年6月，徐景贤在丁景唐和徐啸的介绍下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丁景唐被审查，徐作为丁的下属被调任上海市文化局审查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后又调职市委文艺工作部任干事，处长为束韧秋，期间结识了时任文艺工作部部长张春桥。1956年6月，徐景贤轉正成爲正式黨員，同年7月28日与相恋五年的同事葛蕴芳结婚。

1957年，文艺工作部被撤销，徐景贤被调回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先后被谷牧、石西民领导，徐在群众文艺刊物《演唱》发表文章《破教条主义的戒，开群众文艺的花》，随后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徐在回忆录中自述「姚文元当时总是写批评别人的文章， 我感觉到自己要在写评论文章时站住脚，就要走姚文元的路子：站在每次运动的前列来批评别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现，才能被领导视为革命左派。」随后写了一篇批判沈雁（《解放日报》记者沈涯夫）的文章，导致沈雁被划为右派，流放至青海。

1959年，徐景贤创作了以穆汉祥为主角的传记文学《黄浦江畔的风暴》，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党的儿子穆汉祥》为名出版发布，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在书中将学生运动高度评价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时任上海宣传部长石西民及其妻子吴伟（时任海燕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决定将该书改编为剧本，随后徐景贤和于伶、市委文艺处副处长章力挥合作，1963年在《电影剧作》杂志将改编成的剧本以《曙光在前》为名发表。由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本来打算拍摄为电影的《曙光在前》被搁置，柯庆施所青睐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被定为上海的重点剧本，徐景贤和于伶被派去协助《年青的一代》的作者陳耘。

他又訪問彭加木，創作報告文學《生命似火》。在上海文學界活躍的表現讓他被選中與黃宗英、何占豪等人參訪越南前綫。

1963年12月，在反修正主義浪潮下，毛澤東向柯慶施授意，主張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批判修正主義路綫。1964年初，在柯慶施主導下成立《未定文稿》編輯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編輯部由張春橋任主編，周原冰任副主編，主任室華東局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龐季雲，副主任有姚文元、金冲及等人。寫作班子由石西民負責。4月，成立寫作班子文學組「丁學雷」，被石西民調來擔任副組長，葉以群擔任組長，開始從各大學中文系抽調畢業生組織班子。人員組成到位之後開始揭露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的問題。

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

12月初，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件。12月27日，与造反派工总司对立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赤卫队由于失去市委的承认，涌入位于康平路的市委大院，要求曹荻秋承认赤卫队的合法性，28日深夜（或29日凌晨），张春桥向还居住在康平路的妻子文静通电了解情况，随后通过文静向徐景贤传达要求支持工总司的指示，29日清晨，徐景贤向造反派传令：「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一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了，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要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队，赶紧动员工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30日凌晨，造反派涌入康平路市委大院将赤卫队赶出大院，徐景贤随即以「丁学雷」的名义传令指控上海市委及曹荻秋：「丁学雷传达春桥来电：12月30日的流血事件是曹荻秋一手挑起的群众斗群众的罪恶行动，现在口号应该提得明确一些，不要以围攻张春桥的家属为口号，要针对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王玉玺、马骥、李剑钰在内的大量赤卫队干部被逮捕判刑

谋划叛乱与被捕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21日，徐景贤前往北京参加会议时与张春桥会面，张春桥悲观地表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早就准备杀头了」。10月6日，怀仁堂事变爆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作为四人帮被捕，10月7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被叫到北京开会随后失联，徐景贤又接到于会泳通知，先前决定由徐带队出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也被取消行程。当晚，革委会副主任王一平从儿子王时驹得到关于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王一平随后说服自己的老部下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协助中共中央监控上报上海各方的行程动向。

10月8日，徐景贤在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在得到缪文金从北京发来的暗号后，上海市委确定北京发生政变。在朱永嘉的提议下，徐景贤、朱永嘉、王秀珍等人决定组织上海民兵发起武装叛乱，徐景贤负责宣传动员。当夜，徐景贤发出「请民兵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人待命，加强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两张准备动员民兵的手令。这两张手令后来成为了指控徐组织武装叛乱的主要证据。

10月9日，徐景贤与马天水通电话，在询问张、王、姚的情况时被马天水应付「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和我个别谈了。」并通知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前往北京开会，次日下午，空军派专机接徐、王前往北京，随着上海的三个市委书记都被控制，市委只留下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黄涛四人主持工作。同日，上海警备区的领导也被南京军区接去开会。11日，上海市总工会及市民兵指挥部得知了北京出现的反四人帮标语，次日，上海市委和造反派众人开会商讨对策，朱永嘉认为徐景贤等市委书记很可能会投降，主张立即组织民兵武装造反，得到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等众造反派支持，期间马天水打来电话，张敬标和四名老干部为了拖延时间提出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回来再决定。10月13日，三人回到上海并劝说其他人放弃叛乱。

1992年6月，徐景贤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释放，先是居住在上海中山西路三湘大厦对面的民房内，女儿出嫁后又陪同女儿生活，将民房相继租给十几个年轻的单身大学毕业生，有知情者称「徐景贤与他的妻子为有那么多有志气的年轻人来入住感到高兴，通过房子能够接触到年轻大学生的生活」。

2007年10月31日下午4时，徐景贤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时在中山医院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朱永嘉（原上海市委写作班成员）、肖木（原王洪文秘书）、沙叶新等人发表了纪念文章。

2013年，在徐景贤在家人朋友的整理下，他生前未完成的第二本回忆录《徐景贤最后回忆》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出版

参考资料
书籍
其他

• 沙叶新：“我和徐景贤”，《凤凰周刊》2007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