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简称“服务部”）成立于1980年10月23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也是北京市第一个科技开发实业机构。
历史
成立过程
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成立于1980年8月8日。20天之后的1980年8月28日，48岁的陈春先和38岁的纪世瀛在纪世瀛的宿舍（中关村88楼筒子楼的103室）里做了一次长谈。出国考察归来的陈春先是中科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研究室室主任、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他介绍了美国西部旧金山附近的硅谷、东部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所形成的两个“技术扩散区”，讲到中关村知识高度密集，有条件建成中国的硅谷。纪世瀛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是物理学家严济慈的学生；1973年（31岁）调入中科院物理所，成为等离子体研究室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他也认为，中关村地区的大墙内是知识分子密度极高的中国科学院，大墙外的海淀区东升人民公社都是些“笨”工业、“小”农经济，连一点科技的味道都没有的。
为了获得政治上的突破，他们找到了科协和学会。两人想在中国科学院体制外，在北京等离子体学会下成立一个以科技咨询为主、技术扩散型的技术服务站，搞科技开发和推广。同时，这一想法得到了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田夫、副主席孙洪和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的支持。市科协借给陈春先200元钱（另一种说法是一张500元的支票），开证明允许他在工商银行海淀东升路分理处开一个账户。因为当时只有正式的国家单位和企业才能开账号，个体户只能以个人名义办存折。
一个星期日上午，崔文栋、纪世瀛、宛振斌（物理所）、蒋涛（物理所）、连仲祥、张敏生等工程师和几名刚来的大学生加班打扫小库房，在西半部腾出了大约五平方米的角落，作为会议室和办公室。到1983年，陈春先签订了27个合同，与海淀区的4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
服务部的参与者白天在科研单位正常上班，晚上利用自己的知识来进行活动。这些业余工作与陈春先的专业工作并没有什么关系。在创业的第一年，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有盈余后，陈春先和汪诗金为了让服务部的领导不要羞于拿钱，就动员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这三名业务骨干每人每月领取津贴7元人民币，共两年，其间陈春先分文未取。1983年，服务部的津贴涨到了每月15元。
不过据凌志军记载，当时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是每月8元，初级工人月工资18元，本科毕业生56元，20年以上工龄的中科院研究人员最高月薪105元。许多科技知识分子尽管经济地位远高于普通工人，却仍然蠢蠢欲动，也希望抛弃国家的科研任务，出来办公司。同时，这也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能否以知识谋利”的争论
结果，核聚变项目的财务帐至少有两笔有疑点，涉及金额十七万；材料帐问题更多。在陈春先名下，通过物理所财务科在1981年l2月给安徽合肥的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陈春先曾于1979年7月7日到1981年11月16日担任该所副所长）拨了10万元，还有7万元调到四机部四所。陈春先在服务部每月拿15元的津贴，而他的工资级差是7.5元，等于自己给自己涨了两级工资。于是，管惟炎想查服务部的帐，毕竟服务部的主要人员来自物理所。可是服务部的上级主管单位是北京市科协，市科协属于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而中科院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两者在不同的系统，所以物理所没有权力去管服务部。
于是，管惟炎上报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说纪世瀛、崔文栋等人搞内部项目承包，陈春先动用室主任的权力挪用国家拨的科研经费，违规在家接待外宾孙良方，应该彻底核查服务部的账目，立案查处陈春先。
5月，由物理所一位副所长带队和市科协人员组成工作组进驻服务部查账。尽管受到市科协的阻挠，物理所仍然复印了全部账目。管惟炎用服务部账目记载的情况，派人到北京和外地与服务部有合作关系的单位追查陈春先的经济问题。物理所里面凡是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个个面谈，外单位人员通知本人单位。
不过，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同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拿过服务部津贴的知识分子们都害怕被扣上经济问题的帽子，纷纷把津贴退给服务部，甚至退出服务部。由于物理所不公布查账结果，使得社会舆论对服务部非常不利，服务部面临被拖垮和解体的危险。此时，双方依然僵持不下。由于北京市科协当时是群众团体，中科院则属于中央级单位，必须够到更上一级才能扳倒管惟炎。不过，赵绮秋此前在《北京日报》等单位当了17年的记者，深知内参的特殊作用。恰巧，赵绮秋的丈夫周鸿书当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主管采编业务。1982年底，周鸿书派新华社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春先和纪世瀛，并亲自对这篇1500多字的文章进行审阅和修改。1983年1月6日，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绝密级内参在《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直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阅，全中国共有100人左右有资格看到。其中说：
《人民日报》在回顾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报道中，往往会以正面口吻提到服务部，并且版面的规格相当高。例如：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1988年3月12日）
:*《人才之树常青——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人才发展状况扫描》（1995年5月28日）
:*《高技术产业化的创举——我国第一个高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纪实》（1998年11月9日）
:*《知识经济 崛起中关村》（1999年9月1日）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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