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原名张江流，1888年2月20日—1970年6月18日）是中国哲学家、性学家。他出生于广州东部饶平县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在校期间成为同盟会革命者的积极支持者。被学校开除后，他结识了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并进入北京大学（时京师大学堂）学习。他热衷于倡导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种族主义和优生学思想，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竞生”，寓意“竞争求生”。他曾与 一同活跃于北京的同盟会组织中，但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拒绝出任政治职务，而选择赴法国留学。
1919年，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研究对象为他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让-雅克·卢梭。1920年回国后，在蔡元培的推荐下，他很快成为北京大学教授。20世纪20年代初，他撰写了两本书，倡导建立一个以美学原则为基础的社会。1926年，他出版了性学著作《性史》，该书基于他向公众征集的性经历故事整理而成。此书在当时的中国媒体和学术界引发大量嘲讽，他也因此常被小报讥称为“性博士”。由于该书广受关注，还出现了多部未经授权的色情续作，导致公众难以分辨哪些作品出自张竞生本人之手。《性史》出版后不久，他离开教职，定居上海。
在上海，他创办了“美书店”，出版性教育书籍以及欧洲文学与哲学的译作，并主编月刊《新文化》。1929年，由于在上海的事业失败，他返回法国从事翻译工作。四年后，他回到家乡饶平，从事地方政治和教育工作，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红卫兵迫害，并于1970年在关押中去世。
在思想上，张竞生的性学理论受英国性学家哈夫洛克·艾利斯的启发，强调性行为中体液的吸收，认为这对性快感以及后代的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一种乌托邦式的“新中国”构想，主张以审美与情感为原则来治理社会。这一“审美国家”还将实施全国性的优生政策，以解决他所认为的中华民族体质问题。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享有短暂的学术声誉，但《性史》引发的争议彻底摧毁了他的学术地位，使他与学界渐行渐远。
他去世后，学界对其评价不一，从否定到高度肯定皆有。其子张潮（饶平县地方官员）在20世纪80年代整理其著作并推动其学术遗产的传播。2004年，地方政府重建了他的故居，并改建为“张竞生博士公园”。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著作陆续出版，但《性史》直到2005年才得以完整再版，这很可能与相关的淫秽出版法规有关。
早年生活和教育
1888年2月20日，张江流出生于广州东部农村地区饶平县浮滨镇大榕埔村。他是一个富裕商人家庭的第三个孩子。在定居广州乡村之前，他的父亲张志和与祖父张祥若曾是活跃于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的富有华侨商人。 张竞生年幼时，其父纳妾，这在家庭内部引发了严重的分裂与矛盾。在清朝时期，纳妾是展示财富的一种常见方式。
张竞生最初在邻村的一所传统私塾就读，其老师为他取名“公士”，这一名字源自古代思想家李斯的著作。1903年，他进入饶平西式教育的第一小学就读；1904年又前往附近的汕头，在同文中学学习。
1907年，张竞生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即后来黄埔军校的前身），这是一所为响应清朝军事现代化而新近设立的省级军事学校。黄埔要求学习一门外语，而他所在的年级被随机分配学习法语。他通过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接触并支持同盟会革命组织。该报在思想上带有社会主义和反国家主义倾向，受到多位欧洲哲学家的影响。其中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汪精卫在《民报》的文章中大力推崇其“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的思想。 黄埔的副校长、同盟会成员赵声将张竞生介绍给革命组织的相关人士。
大学教育
张竞生未能获得政府资助出国留学的奖学金，因此对学校体制愈发叛逆。他剪掉了清政府规定必须保留的辫子，并鼓动同学效仿。由于对学校食堂制度不满——他认为进食较慢的学生会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与一名同学发起抗议。两人因此被停学一年，随后在赵声的建议下前往新加坡，拜会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孙中山与革命者胡汉民建议张返回中国，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并设法渗透清朝新军。
1910年，张竞生回国，试图继续学业。他的父亲要求他必须接受一桩包办婚姻，才允许其继续读书。女方是15岁的文盲少女徐春江。张在晚年回忆中写道，这段婚姻经历极大地促使他日后支持婚姻自由与性教育。由于对这段婚姻心生厌恶，他在六个月后离家出走。随后，他进入上海的震旦大学（法国耶稣会创办）学习，之后转入北京的一所法国师范学校，最终进入京师大学堂深造。
在求学期间，张竞生接触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并逐渐成为其坚定支持者。受此影响，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竞生”，寓意“竞争求生”。大约在这一时期，他首次接触到性学知识，来源于德国学者Carl Heinrich Stratz的著作《女性的种族之美》（Die Rassenschönheit des Weibes）。该书收录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年轻女性的裸体与情色照片，并配以人类学评论，主张日耳曼女性拥有“理想的身体比例”。在接触到科学种族主义理论后，张竞生逐渐相信中国人种存在一种病态的“雌雄同体化”问题——即斯特拉茨所说的“女性化的男性”和“男性化的女性”——而这个问题只能通过优生学来解决。
革命活动和海外留学
张竞生活跃于同盟会天津—北京支部，在那里他与汪精卫及其未婚妻陈璧君关系密切，并与吴稚晖、张继正等知名革命人士一同参与活动。在汪精卫因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的未遂行动而被捕后，张曾为营救其出狱筹集资金。1911年，张竞生毕业，不久即爆发辛亥革命。同盟会在革命中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次年，他受孙中山任命，在上海召开的南北议和会议中于汪精卫麾下任职，该会议旨在与北洋军首领袁世凯进行谈判。张竞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参与和谈的各方“都不明白共和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并将此视为随后袁世凯政权建立以及中国在接下来数年陷入军阀混战的重要原因。
博士学位]]
张竞生拒绝在新成立的共和政府中任职，而选择作为中国国民党（同盟会的继承组织）资助的首批二十五名留学生之一出国继续深造。他能够参与这一留学计划，很可能得益于同为革命者的蔡元培的举荐。
张最初进入巴黎大学就读。他曾尝试学习医学和外交，但最终专攻社会哲学。1914年，巴黎大学文学院授予他哲学文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德军对巴黎构成威胁，他前往法国南部，在里昂大学继续学习哲学。在此期间，他进一步研究了卢梭以及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著作。张对卢梭深为着迷，并在教育家夏尔·沙博的指导下，以卢梭的教育学思想为主题完成博士论文。 1919年4月，张竞生获得博士学位。在同一批二十五名留学生中，最终仅有张竞生和谭熙鸿获得博士学位。
在法国期间，张竞生曾担任中国留学生团体的负责人，并参与创建中法教育会。该组织致力于推动中国学者赴法留学与勤工俭学项目，尤其是“勤工俭学运动”。他还曾组织对在战争期间被招募到法国工作的中国劳工提供支持。
学术生涯
1920年，张竞生回到中国，经潮州政治家邹鲁推荐，出任广东金山中学校长。据报道，他更换了许多教师，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举措引起了校方的不满。改革内容包括实行男女同校、开设体育课程，以及引入英语教学，同时摒弃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他曾会见广东军阀（地方军事统治者）陈炯明，主张在当地推行节育政策，但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张竞生声称，在提出该建议时，陈炯明曾称他“精神失常”。随后，张竞生在任一年后被迫辞职，并因担心遭到陈炯明的政治迫害而离开广东。随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张竞生担任哲学教授，他接受了这一职位。
、玛格丽特·桑格、张竞生。]]
在北京期间，张竞生深受“五四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影响。他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在面对列强时的弱势，必须通过大众性的政治行动与教育加以克服。他在北京大学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教授，讲授美学、逻辑学、法语、欧洲哲学史以及“风俗调查”（風俗調查；Fēngsú diàochá）等课程。“风俗调查”融合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与民俗学等多个学科。他还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刊物撰写文章，例如《京报附刊》（Jingbao fukan，意为“北京报文学副刊”）与《晨报副刊》（Chenbao fukan，意为“晨报文学副刊”）。1923年，他与北京的一名研究生褚松雪结婚，但由于婚姻动荡，几年后两人离婚。在北京大学期间，张竞生与多位教师关系密切，包括他在同盟会时期的旧友吴稚晖与张继，以及图书馆员兼活动家李大钊。 此外，张竞生还与作家胡适一起，在1922年为来访北京的节育运动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担任翻译。不久之后，张竞生曾尝试邀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访华，但后者最终选择前往日本。
第一本书
1924年，张竞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美的人生观》，内容基于他的课堂讲义。该书反响热烈，在两年内再版五次。在书中，张竞生回应了当时学界关于科学价值以及知识层面“西方化”对中国意义的争论。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表明欧洲文明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其根源在于过度强调理性与科学而忽视精神层面。对此，张竞生主张一种结合理性主义与以审美原则重组社会的“西方化”路径。次年，他又出版了《美的社会组织法》，进一步阐述他关于“新中国”与“新人民”的构想，即建立一个以“美”为核心导向的社会。书中甚至呼吁“天下有情之人联合起来”，推翻“无情的政府与人民”。
张竞生的传记作者莱昂·安东尼奥·罗查将这两本书形容为一种拼贴式作品，融合了政治宣言、人生指南与科幻元素，并穿插了他在欧洲时期的个人经历以及对学术对手的批评。这两本书最初均在《晨报副刊》连载，随后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在思想上，这些著作借助审美哲学来倡导中国的西方化，强烈批判儒家思想，并提出“新中国”的居民应当既具才华又在情欲上获得解放，从而发展出一种与游戏无异的“审美劳动”。同时，书中还包含一种“积极优生学”的主张，建议通过与欧洲人和日本人的跨族通婚来克服中国民族的“弱点”。为了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张竞生于1924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美学研究会”。他的审美理论在当时的学界总体上获得了积极评价。作家周作人在该书出版前曾提出批评，但最终仍赞赏他敢于在传统道家与儒家道德之外倡导“美”的勇气。
性史
在20世纪10年代末，继顾颉刚、周作人和刘半农对民间歌谣进行系统性收集之后，一份名为《歌谣周刊》的期刊创立，并吸引了包括张竞生在内的北京大学社会学者的关注。围绕该刊物展开的研究工作，促成了“风俗调查会”于1923年5月成立，张竞生担任首任主任。他设计了示范性的调查问卷与田野研究方法，试图从中国不同民族中收集信息，调查内容涵盖约四十个主题，从饮食到犯罪以及个人卫生等方面。张竞生建议调查会纳入有关性与性习俗的内容，但这一提议被委员会其他成员否决，他们认为这些主题过于敏感、不适合研究。随后，张竞生决定在没有调查会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开展性研究。
现代性学刚刚被引入中国，最早的性学著作主要从日本翻译而来，出现在20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在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至20年代期间，随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推进，关于性的公共讨论逐渐增多。在英国性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研究的启发下，张竞生开始对收集性案例以进行社会学分析产生兴趣。
1926年2月，张竞生在《京报附刊》上发表了一则题为《寒假最好的消遣——代优生学会发表的启事》的公告，呼吁读者提交有关其性生活的详细叙述。公告中附带的问题要求读者回忆多种经历，包括最早接触性的时间、自慰方式、偏好的性姿势、是否有过同性经验，以及是否涉及人与动物的性行为等。张竞生还要求读者详细描述每一段性关系，认为这将有助于性学研究以及整体学术发展。这是中国首次公开征集个人性经验的案例。
“来吧！来吧！把你们详细而真实的性史交给我们吧，我们将努力给予你们最终的性幸福。你们提供材料，我们提供正确的方法。这确实是为了给予你们最终的性幸福。”
——张竞生，《京报附刊》启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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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公告引起了广泛关注。张竞生声称共收到两百多份回应，并从中选取七篇收入其著作，其中两位投稿者的身份已知，分别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褚松雪以及小说家金满成。1926年，《性史第一辑》出版，由北京优生学会发行。该书价格低廉，相较于当时用于法律与医学领域的性学著作更为通俗易得。全书约百页，体量较小，甚至可以单手阅读。 “性史”这一书名同时具有学术与通俗层面的双重含义。
在《性史》中，张竞生通过对读者投稿案例的评注来阐述其性理论。他认为所谓的性异常、色情与卖淫，源于社会对性的压制与沉默，并主张通过开放与“健康的性”推动一场性革命。他将这一变革视为中国在道德与政治层面实现进步、并与西方世界平等接轨的必要前提。张竞生强调，只有通过分享与记录性经验，才能实现这种文化转变。此外，他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观点，例如强调性行为中伴侣之间体液交换的“健康益处”，并特别提到所谓“第三种水”，认为其在双方同时达到高潮时产生，并可能对后代产生积极影响。
接受与争议
《性史》很快成为广泛的商业成功作品，同时也是中华民国时期最具争议性的书籍之一。该书最初的印刷数量相对有限，大约为1000册，但随后迅速增长。1936年的一项估计认为，仅在上海地区，其总发行量（包括其他人印刷的未经授权版本）就达到了约5万册。与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著作相比，该书的发行量异常之高，因为后者通常仅有数千册的销量。该书发行时，大批人聚集在上海的光华书店等待购买此书，这促使围观者前往书店查看情况；随后形成的人群堵塞了前方的街道，导致上海市警察局使用高压水枪驱散人群。
1926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称，该书在广州已售出5000册。文章指出，这本书在青春期少女中尤其受欢迎，并将其广泛流行描述为一种“流行病”，这一说法也与当时许多关于该书传播情况的描述相一致。一篇由学者沈英明撰写的回顾性记述指出，这本书在大学生中的流行程度因各机构试图禁止它而进一步提高。 张竞生意识到年轻人正在阅读这本书是因为其中具有刺激性的内容，但他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该作品的重点在于性教育。他写道：“我们并不担心年轻人的性冲动；我们担心的只是他们可能会在这种性冲动之下轻率行事，或者过度沉溺于这种冲动。”
正如“第一部（Part I）”这一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张原本计划继续出版该书的续集。然而，大量续集和模仿作品被其他作者创作出来，以借助《性史》的成功和争议性牟利。这些作品通常包含文学化的性主题和露骨的色情内容。第一本未经授权的色情续集《性史第二集》在当年年底前便已出版。张于1927年1月发表了对该续集的回应，称其为欺诈作品，并指出他已经与该非法出版商达成庭外和解。
一些未经授权的续集收录了经典色情小说的节选，例如《金瓶梅》和《灯草和尚传》。其中一部特别成功的戏仿作品由喜剧剧作家徐卓呆创作，名为《性艺》。作品内容描述张被多名拥有不同性技巧的女性拜访并取悦，最后以他的阴茎被一位来访女性的小狗咬断、导致死亡而结束。许多读者误以为《性艺》是张本人创作的，这也导致人们混淆了哪部作品是戏仿作品，哪部才是张的原作。
包括上海和广州在内的多个地区和地方政府对该书及其模仿作品实施了禁令，并查封书店以阻止其传播。然而，这些措施与当时其他审查行动一样，并未有效减缓该书的流通。 小报开始频繁攻击张。《京报》从1926年8月至1928年12月几乎在每一期中都抨击张以及持传统观点的性学家叶德辉。小报还给他起了各种称号和绰号，包括“性博士”和“胡说博士”。
学界对张的评价也迅速转向负面，许多学者认为他的理论不是荒谬无稽，就是属于色情内容。《性史》也遭到一些前同事的批评，包括胡适和周作人。周作人在《晨报副刊》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张在书中倡导对性技巧进行精神层面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张回应称，他将科学与哲学结合为一种“艺术的方法”。优生学家潘光旦则拒绝接受张关于“第三种水”的概念，并将其与道教性实践进行比较。 尽管遭遇了这些批评，一些学者仍然支持这本书。小说家林语堂曾写道，这本书在改变“中国女性身体和精神面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最终放弃了最初继续出版《性史》后续卷册的计划。到1926年末，北京大学教授的处境已经恶化。充满暴力事件的动荡政治环境，例如“三一八惨案”，使北京对于学者而言变得危险。同时，由于大学资金管理不善甚至可能存在挪用问题，到1926年，北京大学教职人员只能收到约30%至40%的工资。张后来写道，在休假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大学，而是迁往正在崛起的文化中心上海。
上海与美丽书店
张最初曾考虑尝试在上海三大出版机构之一的商务印书馆谋求职位，但由于该公司的保守立场，他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1927年5月，他在位于公共租界娱乐和文化商业中心的福州路开设了“美丽书店”。为了避免可能遭受逮捕或迫害，张将住所设在法租界内，因为公共租界的上海市警察局在该地区没有管辖权。为了避免承担法律责任，张并未正式登记为书店所有者。书店最大的股东兼总经理是一位名叫谢云如的人，而张担任公司的总编辑。摄影师兼翻译彭兆良则被聘任为副编辑。
张的书店出版了三个图书系列。“性欲小丛书”系列属于翻译选编作品，每本约一万至两万字，主要选自哈维洛克·艾利斯（当时中国最受欢迎的外国性学家）的著作， 尤其是《性心理学研究》系列。艾利斯当时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外国性学家之一。每一本书的封面都配有裸体绘画。“普通文学”系列收录了张此前的作品，包括《人生美学》和《组织美的社会的方法》，同时也收录了其他各种翻译作品；而“浪漫文学”系列则由外国作家的中文译本构成，尤其以法国作家为主，例如卢梭、大仲马和雨果等人的作品。张并未出售教科书，而教科书在当时却是大型出版社利润最高的图书类别。
1927年，张出版了《性书与淫书》一书，主张区分“性书”与“淫书”。他认为，“性书”主要关注爱情，并偶尔包含露骨的性描写；而“淫书”则是指只有性行为而缺乏爱情内容的作品。他将《红楼梦》视为“性书”的代表，因为这部十八世纪经典小说重点描写了主人公贾宝玉的“情”；相反，他认为《金瓶梅》属于“淫书”，因为书中人物沉迷于纯粹为了快感而进行的性行为。张认为，中国人需要“性书”，因为它能够促使人们出于“情”而发生性关系，而不是仅仅为了肉体上的快感。
新文化
张与大约五六位认同其思想的追随者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新文化社”，其核心理念围绕性教育以及他的美学思想展开。他试图将该组织扩展到上海以外的地区，以提升其书店的知名度，但这些努力最终未能成功。
1926年12月抵达上海后不久，该社团创办了一份名为《新文化》的期刊，并以“中国最高新思想月刊”为宣传口号。在阐述刊物宗旨时，张写道，他希望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中国人的更新，“从最基本的到最复杂的：从大便，到性，再到思想和文化”。《新文化》的月发行量约为两万册，这一数字尚未包括未经授权的翻印版本。创刊号以一篇关于女性继承权的文章作为头条，并获得了多位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其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和张继等人。
除第五期外，张在该刊每一期中都开设了名为“性欲通讯”的咨询专栏。第五期中曾注明该栏目因政府审查而被删除。然而在下一期中，张宣布，由于收到太多读者来信，他决定无视市警察局的反对，重新恢复这一栏目。寄给他的信件主要来自男性读者，虽然其中也有少数来自女性。张在回复中就避孕、包皮环切、性玩具以及早泄等问题向读者提供建议，并在回答中融入了幽默与同情的态度。他还在期刊中刊登了部分自己翻译自《性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新文化》断断续续发行了六期后，于1927年中途停刊。两年后，美的书店本身也停止营业。张将原因归结于“江苏流氓”和警方的骚扰，并写道他们曾七八次遭到市警察局的起诉。
根据张的说法，警方曾试图与他协商，要求撤下裸体绘画，并向警方支付一笔巨额贿赂。他声称自己拒绝后，上海邮局停止向其书店递送邮件，对其经营造成了严重影响。 1927年开始的国民党政治镇压运动——“白色恐怖”——使地方政府转向更为保守的社会态度，也使其对张的事业更加敌视。 此外，不可持续的商业经营方式，尤其是没有出售教科书这一点，也很可能是书店衰落的重要原因。
晚年及死亡
美丽书店关闭后，张继续从事卢梭著作的翻译工作，并通过讲学获得收入。1928年，他出版了卢梭《忏悔录》的中文节译本，并于次年完成了全译本。在前往杭州西湖休养期间，他因“败坏和毒害青年”而被逮捕。张声称，这次逮捕是由他在北京大学时期的同事蒋梦麟下令实施的。当时蒋梦麟已经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最终，张在国民党官员张继和张人杰两位老朋友的帮助下获释。张曾短暂返回上海，但未能维持稳定的收入来源。后来，他与上海大型出版公司世界书局签订了合同。1929年，该公司资助他迁往巴黎，从事书籍的中文翻译工作。
杂志。]]
在一个名为“浪漫派丛书”的系列中，他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歌德的《诗与真》、乔治·桑的《印第安娜》以及拜伦的《唐璜》，同时还翻译了多部浪漫主义小说。这一时期，他也开始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兴趣。他是首位将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翻译成中文的人，该译作以连载形式刊登于《读书杂志》上。在此期间，张还出版了两部自己的著作：《伟大与罪恶的艺术》和《浪漫派导论》。
1933年夏天，张返回中国。1935年8月，他在广州与黄观楠结婚。由于对中国的国家政治与文化逐渐感到失望，他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回到饶平县，并开始参与地方政治活动。此后他长期处于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许多人认为他服毒自杀身亡，也有人认为他被共产党杀害。事实上，他创办了一所男女同校的农民学校，并组织开展地方农业项目和公共道路建设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当地抗日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大约在1941年前后，他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农村贫困问题的调查报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并重新担任教师，同时秘密进行哲学研究。他还曾短暂担任广东省档案馆档案管理员。晚年的张居住在乡村，并按照自己的美学哲学理念来安排家庭生活和饮食方式。20世纪50年代，他撰写了三部回忆录：《十年场情》《浮生漫谈》和《爱的漩涡》，随后在1960年前后又撰写了两部哲学入门著作。他还创作了一部以中国前总统袁世凯为主题的戏剧作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并被送往再教育机构。他被安排到广东东部家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进行强制劳动。1970年6月18日，张因脑溢血发作，在饶平被关押期间去世。
观点与哲学
20世纪20年代，张是国民党的积极支持者。他每天都穿着西式国民党军装，并将其称为“校服”，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拥抱革命精神的方式。在《新文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宣称自己不仅是一名革命者，而且由于自己强调美学与性教育，他还是一名“超革命者”。1922年6月，他加入了由两百多位北京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其中包括李石曾和蔡元培，共同反对孙中山提出的以军事行动实现国家统一的计划。他反对激进的工人罢工行动，认为应当避免“彻底的反叛和毫无意义的牺牲”，而主张工人通过和平方式进行自我组织。
乌托邦社会
张构想了一个以“美”为核心组织原则的乌托邦式美学国家，其最终目标是“促进人民追求自身的兴趣和志向，为他们提供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并引导他们走向最终的幸福”。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并不重要，并将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冲突描述为“有情者”与“无情者”之间的斗争。张将“美”和“生命力”视为一切生命的关键组成部分。根据他的观点，每一个活细胞都拥有少量生命力，而每个人都具有一种“潜能”，这种潜能由其细胞总生命力以及周围环境产生的能量共同构成。多余的能量能够被用于艺术创造，形成张所谓的“表现能量”，它会向外扩散潜能并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张将其理想中的中国称为“第五国际”，并提出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其成员包括五位“女王”和八位“国王”。他们将通过每年举行的全国才艺比赛和选美活动选出。比赛中的落选者也会获得精英职位，例如“妃子”和“大臣”等称号。这些人与国王和女王共同构成新的精英阶层，他们将被鼓励彼此组成家庭，并成为全国人民效仿的榜样。由这些精英组成一个拥有一千名成员的“爱与美议会”，其中女性成员比例高于男性，并由该机构选举出一位“大总统”担任国家元首。货币制度将被废除，并由“美值票”取代。这种票据印有著名绘画作品，并可作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媒介。
新中国政府将设立八个部，分别负责国家力量、工程建设、教育与艺术、休闲娱乐、礼仪整顿、外交、交通旅游以及商业事务。其中权力最大的机构是“国家力量部”。该部门将严密监督所有公民，并通过“婚配局”领导全国优生计划。虽然遵循自由恋爱的原则，不强制婚姻，但所有希望生育孩子的夫妻都必须获得婚配局许可。该机构会分析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判断他们是否适合作为伴侣以及是否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如果符合条件，还会决定他们被允许拥有多少个孩子。
所有母亲都必须根据国家原则养育孩子，而这些原则将通过“母亲院”体系进行灌输。此外，婚配局还将为单身人士寻找合适伴侣。国家力量部还负责组织儿童照护、管理公共卫生与环境卫生，并对张所称的“不受欢迎者”——包括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实施绝育、拘禁甚至处决。该部门还将通过户籍制度控制国内人口流动，以维持全国适当的人口密度。如果某一地区人口过多，居民将被要求迁移到其他地区，或者服用避孕药物以避免生育子女。所有公民都必须每天在公共裸体浴场洗澡。张还建议女性成立“恋人协会”，以促进恋爱和避孕，同时成立“美丽协会”来研究个人美化的方法。**
张竞生高度重视城市规划和建筑。他设想中的工程部将通过高速公路系统连接中国各地，并负责维护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城市将被重新设计，以体现美学价值。
他试图将首都北京——在他看来，北京是一个混乱的城市，其居民“丑陋、虚弱、疲惫”——改造成“美丽北京”，一座半径约80公里的环形城市，其设计理念来源于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花园城市理论。
新的北京将被划分为五个区域，分别用于艺术、教育、居住、商业和工业用途，各区域之间由两侧种满树木的宽阔大道隔开，而大道之外则分布着广阔的田野与农地。这些区域将以放射状围绕一个巨大的中央广场和一座宏伟的纪念庙而建。这座纪念庙是一座巨大的石塔，将建在原来的天安门广场和故宫旧址之上，而主要国家机构的总部则围绕纪念庙建设。
儒家思想以及所有宗教体系都将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张竞生所称的“爱与美的信仰和崇拜”。这一新的宗教将通过持续更新的诗歌集来歌颂祖先英雄事迹，这些诗歌集既是唯一的宗教经典，也是核心教育内容。土葬制度将被废除；死者遗骸将被保存在纪念庙中作为骨灰保存，或安放于地下墓穴中。死者被安葬的位置将根据其亲友的证词以及他们生前日记中的内容决定。
种族政治
张竞生认为世界存在一种种族等级体系：白人位于最高层，中国人与日本人居于中间，而黑人与棕色人种则位于底层。他强烈支持中国人与欧洲人通婚，认为这是中国人克服其所谓“身体虚弱”和“雌雄莫辨”特质、增强民族力量的方式之一。他同样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通婚是合理的，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人“极其勤奋且坚韧”。他认为这种跨种族关系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和谐，并最终实现世界和平。然而，他反对中国人与来自印度、东南亚、非洲以及中东地区的人通婚。他认为，一些处境艰难或富有勇气的男性迎娶黑人或棕色人种女性，并帮助她们融入文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但他完全禁止中国女性与黑人或棕色人种男性结婚。学者罗查将张竞生的观点描述为一种种族自卑情结，并将其与弗朗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分析的问题进行了比较。
美化劳动
关于“美化劳动”，张竞生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主张将劳动转化为游戏。为此，他提议建立由国家资助的职业学校，覆盖所有工作领域，特别包括厨师、女佣、人力车夫、木匠、园丁以及妓女等职业，目的是将每一种工作都发展成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体。尽管某些工作本身属于纯体力劳动，他仍认为将美学和科学元素融入其中是有益的。以人力车夫为例，他提出可以通过教授人力车的机械原理，以及拉车时正确的姿势、呼吸方式和步伐，为原本单调枯燥的工作增加乐趣。
张竞生在其政治哲学中接受性别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并不违反两性平等，而是在承认男女各自不同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建立的。他将男性描述为粗野的“工蜂”，认为男性天生更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因为这类工作需要身体力量以及忍受污秽环境的能力。与此同时，他认为女性——在他看来更容易受情感驱动——更适合承担家务工作，以及从事艺术、服务行业和国际外交等工作。
性学
哈维洛克·艾利斯的著作启发了张竞生对性学的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理论观点。张写道，艾利斯的著作激励他开始进行关于性的科学研究，并创作《性史》，而《性史》借鉴了艾利斯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张关于性行为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艾利斯的思想，其核心围绕性行为过程中产生的体液吸收机制展开。在他关于理想且令人愉悦的性行为模式中，女性会吸收男性的精液，而男性则会吸收女性的三种液体：第一种来自阴唇，第二种来自阴蒂，第三种来自巴氏腺。 这最后一种液体被张称为“第三种水”，也是他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张认为，性快感有助于受精卵生命力的增强。他相信，“第三种水”能够强化受精卵，从而生育出更聪明、更强壮的孩子。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双方必须同时达到性高潮。因此，张建议男性训练持久力，并在性行为中加入充分的前戏。
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诞生的更强壮的孩子，也会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张表示，他关于性高潮和“第三种水”的概念受到英国优生学家玛丽·斯托普斯《婚姻之爱》一书的影响。该书主张，高潮后的“交合拥抱”能够使双方吸收彼此的性液。
张将性描述为一种游戏，同时也是一种工作。与同时代许多性学家不同，他并未深入研究性变态或心理性障碍问题，但他反对其所认为的“性不道德”行为，其中包括同性恋和手淫。他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唯一正当的性行为形式。在《性史》中，他将肛交等非阴道性交描述为“异常、肮脏、毫无意义且不人道”。他认为，对于他所定义的异常性行为——例如同性性行为或人与动物的性行为——除科学研究背景外，其表现形式天然属于淫秽与色情内容。他还批评使用催情药物，并将其比作鸦片，警告说，一旦有人对其产生依赖，就无法在没有这些药物的情况下进行性生活。张提倡夫妻分床甚至分房睡觉，以减少性生活频率。 他建议性生活每周只进行一次或两次。
他还列出了一系列丈夫获得妻子感情的“控制方法”，包括共同承担家务、在户外共进晚餐以及赠送鲜花等。他声称，当女性受到充分刺激时，阴道和小阴唇会主动吸住男性生殖器，使“男女器官达到最完美的和谐状态”，从而产生正负电流。他还相信生殖器能够“呼吸”，这一观点遭到了同时代许多批评者的嘲笑。张关于性行为的理论曾被同时代人斥为道教房中术，但其思想实际上与传统道教性实践存在区别，因为他强调的是性快感以及身体液体的交换，而非像传统房中术那样强调避免射精等精神修炼方式。
“大奶复兴”
张竞生强烈反对束胸现象，并于1927年6月在《新文化》上发表文章，呼吁发起“大奶复兴”运动。
在中国晚清时期，平坦的胸部曾被视为纯洁与贞洁的象征，因此束胸习俗逐渐流行。这一趋势在民国时期依然持续，女性通常会通过一种被称为“小背心”的束胸衣来压平胸部。随着反缠足运动的成功，20世纪20年代也出现了反束胸运动。张提出，女性的胸部越大，其性欲越强烈。他批评束胸限制了男女双方的性愉悦，并将其等同于一种慢性自杀，因为他认为这剥夺了生命天然拥有的积极性和快乐。
他还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最聪明女性的精神力量集中于乳房之中，因此男性在性生活过程中应刺激伴侣的乳房，以保证女性的满足感。后来，一篇假借其名义发表的文章赞扬了束胸行为，这使张十分愤怒。他回应称，自己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强烈反对束胸的人，支持束胸完全违背了他的性理论。由于长期反对束胸，他在大众媒体中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绰号：“大奶博士”。
遗产
截至1970年张竞生去世时，他的著作尚未被系统整理成文集。20世纪80年代，他的儿子张超——时任饶平县官员——开始收集其父亲的著作，希望重新传播其思想与作品。 20世纪80年代初，饶平县政府开始努力出版其著作并恢复其社会形象，强调他是潮州地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1984年，当地档案部门出版了一本纪念性小册子，其中收录了多篇纪念文章和短篇评论。张竞生位于饶平的旧居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期间被毁，后于2004年由县政府重建，并改建为“张竞生博士公园”。该园区既作为纪念其生平与思想的场所，也兼具地方性教育中心的功能。2011年，该地点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为纪念张竞生诞辰一百周年，饶平县政府出版了首部文集《张竞生选集》。书名由著名潮州学者饶宗颐题写书法，从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张竞生思想新的文化合法性。不过，这本文集并未收入《性史》，可能与当时关于淫秽内容的法律限制有关。《性史》的首次完整再版直到2005年才由台北的情色出版机构大辣出版社推出；而中国大陆版本则直到2014年才由世界书局出版。 2008年，来自饶平的作家张培忠出版了中文传记《文妖与先知》。
评价与分析
尽管20世纪20年代初期，张竞生曾因前两部著作而在中国知识界短暂受到欢迎，但《性史》的出版几乎摧毁了他的声誉，并引来了广泛的嘲笑与批评。对其最激烈的批评主要来自新文化运动学者，例如《新女性》杂志编辑、性改革倡导者张西忱等人。他们认为张竞生的思想会损害社会对于新型性道德观念的支持。商务印书馆科学编辑周建人也曾与张围绕“科学”和“色情”的定义展开争论。
到20世纪30年代，张竞生基本已经退出学术界。在回忆录中，张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被误解的知识分子，并认为自己成为社会保守性观念反扑的牺牲品。支持者对于其思想的评价通常具有类似倾向，将其视为一个“生不逢时”的先知式人物。鲁迅在1926年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以一种不太客气的方式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张竞生像是属于25世纪的人物，其思想过于激进，以至于与其所处时代的知识氛围完全脱节。 1953年，翻译家兼小说家林语堂曾在文章中正面评价张竞生，并将其与美国当代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进行比较。他感叹道：“当金赛仍在继续他的伟大研究时，我们的张竞生却只能保持沉默、隐姓埋名。”1962年，台湾文学评论家李敖将张竞生列为民国时期“三大文妖”之一（另外两人为画家刘海粟和音乐家黎锦晖），但同时表示：“时代潮流最终会证明，所谓的‘文妖’，其实终究是先知。”
张竞生去世后，人们对其思想和作品的评价并不一致，而讨论通常集中于其性学思想。1973年，学者李欧梵在《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中首次从更广泛的汉学角度分析张竞生。他将张描述为一个拥有“前所未有激进主义”和“对性的生命主义式崇拜”的极端主义者。然而李欧梵也提醒人们，不应将张竞生视为“一个精神错乱头脑的怪异产物”。他认为，张实际上只是继承了现代中国思想中的既有倾向——例如梁启超提出的“新民”概念——并将这些思想推向极端。 1998年，性学家潘绥铭为张竞生的性学贡献进行辩护，认为其编纂《性史》的研究方法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基本一致。学者陈则将其称为“一位孤独的叛逆者”，并评价说：“他在自己的军队尚未取得胜利之前便已经倒下。”社会学家兼性学家刘达临则高度评价张竞生为“中国真正的性教育先驱”，特别强调其对避孕的倡导以及其将性教育与社会健康联系起来的思想。西方学界对张竞生的评价也存在差异。荷兰历史学家弗兰克·狄克特在讨论中国近代性史时，对张持较为轻视的态度，甚至讽刺地称其为“性革命家”；而霍华德·西摩·利维——1967年《性史》唯一英文译本的译者——则赞扬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性教育论著”。
笔记
參考與注釋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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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彭小妍：〈[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public/publications/bulletin/44/44-57-77.pdf 以美為尊——張競生「新女性中心」論與達爾文「性擇」說] 〉。
*孫麗瑩：〈[http://www.cl.nthu.edu.tw/ezfiles/278/1278/img/1473/257272178.pdf 1920年代上海的畫家、知識份子與裸體視覺文化――以張競生《裸體研究》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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