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box person
|图像 = 张伯苓.jpg
|图像大小 = 240px
|图像说明 = 张伯苓坐像
|姓名 = 张伯苓
|英文名 =
|原文名 =
|本名 = 张寿春
|字 = 伯苓
|号 =
|出生日期 =
|出生地点 = 清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
|逝世日期 =
|逝世地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
|死因 =
|墓地 =
|纪念建筑 = 伯苓楼、张伯苓雕像等
|居住地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1941年。1882年，张伯苓6岁时入私塾开始读书。
在学习期间，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与18位完成学业的同学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并目睹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1909年，张伯苓在西沽公理会教堂受洗为基督徒，对清华学校的学生课业进行了改革。由此，张伯苓开始往返于天津、北京两地，兼顾北京的清华学校与天津的私立第一中学堂。对此张伯苓曾说：“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儿。”在清华学校任职约半年后，张伯苓辞去了清华学校教务长一职。此次在清华学校任职期间，张伯苓对清华学校推行的美国教育方式印象深刻，此后他尝试将美式教育引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17年8月，张伯苓自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修高等教育，在校期间向约翰·杜威、桑代克、克伯屈等人学习教育学等，并在课余时间走访了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期间张拜访了一些教育学家，比如与凯尔·鲍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1919年春，张伯苓主持在南开中学南端空地建设大学部的教室，当年秋季落成。1933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張伯苓继续当选为名譽會長。同年，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了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认为当时的教育已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轮回”怪圈。
第一次年会]]
1926年，张伯苓邀请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何廉到南开大学任教。何廉接受了张伯苓的聘任邀请，提议设立一个独立不隶属于任何学科的研究机构，得到张的支持。1928年，成立天津南開小學，由此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南开系列学校成形。1932年，在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大学创办了应用化学研究所。。1928年，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
1928年12月14日至1929年9月13日，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游历欧美各国，募集办学经费，并代表中国参加日内瓦世界教育会议。1929年6月，张抵达法国后，应法国国家社会与政治委员会之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的演讲。
1930年春，实业家章瑞庭将其在天津西郊章氏私立第一小学、章氏私立第二小学两所学校，交由张伯苓管理，两校即已成为南开中学的附属小学。同年，张学良亲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出现了副校长请辞的管理危机，聘任宁恩承担任东北大学秘书长并代理校长职务，宁几经请辞留任并得到张伯苓的支持。张伯苓派出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孟琴襄到东北大学支援校务管理，并亲自义务担任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
南开大学实行校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1932年，校董事会的董事为严智怡、颜惠庆、陶孟和、胡适、李组绅、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
在张伯苓的主持下，南开大学的资产及人才储备逐渐丰厚。到1934年，整个南开学校的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在同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中，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的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排名第二。
第四届大会，前排正中间为会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前排右二为副总干事、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
1937年前半年，国民政府已有建设西南基地的构想。當時蔣中正曾有请张伯苓出掌四川大学的设想，但被张伯苓以“在先与严范孙先生有誓约，愿终身办理南开”婉拒。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张伯苓得知后感到震惊，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包括中央社的记者采访时，曾直白地表达过：“我自己的事业完了。”30日下午，张伯苓向《中央日報》记者表示已在南京成立南开办事处，并发表谈话称：“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8月，得知南开大学校舍被日军炸毁后，自贡市蜀光中学的20多位校董联名邀请张伯苓接办蜀光中学并推举他为曙光中学校董会董事长，多次参与蒋中正针对国民参政会中其它政党议案的对策。张伯苓曾谈及国民参政会表示：“会上意见不一样，常常是吵吵闹闹，我发表意见，有的参政员不同意。邓颖超就常反驳我，弄得我挺为难。”。1942年4月28日，云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龚仲钧致函张伯苓拟委请南开大学实地调查研究。张伯苓立即写信给当时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争取承接调研活动，并因此获得资助在南开大学建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
1944年，南开建校四十周年暨张伯苓七十岁寿诞之际，各地南开校友为了表达对张伯苓校长的敬意，通过南开校友总会发起了“伯苓四七奖助基金”募捐活动，拟以40和70两个周年纪念年份之和从社会上募集110万元捐款，但因社会反响热烈，最终捐款总数远超预期，达600余万元，创造了当时中国教育捐款的最高新纪录。同时，国民政府为表彰张伯苓终身从教，授予其一等景星勳章。
国共内战时期
名誉博士]]
194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張伯苓当选为中央監察委員。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蔣中正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同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到津南村寓所看望张伯苓。
1946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第192次毕业典礼上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1947年春天，张伯苓回到了天津，天津市各界人士逾3,000人在火车站迎接。8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成立，张伯苓担任委员当选为第一屆國民大會天津市代表，据称其“个人得票之多全国之冠”。张伯苓于1948年7月乘飞机飞往南京，出任考试院院长。由于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但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南开师生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也不愿意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11月21日，蔣介石赴津南村3号看望张伯苓，当面提出请前往台湾，张拒绝并请求辞去考试院院长职位。蒋氏父子再次拜访张伯苓，请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美国；张伯苓婉言谢绝。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重庆政权更替。12月，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编造清册、核查清算学校财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等学校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而天津地区的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也相继收归国有。
1950年初，居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的张伯苓受到了重庆军管会的压力。1950年3月，张伯苓给周恩来写信表达了想回到天津居住的北归心情，周恩来批示“允其北归”。5月4日，在周恩来关照下，张伯苓和夫人得以离开重庆津南村居所，搭乘军用运输机先行飞抵北京，周恩来和傅作义亲往机场迎接。9月15日，张伯苓启程回津，临行前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为其饯行。张伯苓将严修的照片赠予周恩来，周表示：“我在欧洲时，有人劝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很感激。”了解到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可能受到天津当局的压力，当即表示将写信告知天津市政府具体情况。回到天津后，张氏一家人先后落脚南海路和宁家大楼，在南海路时曾被天津的警察监视，直到周恩来的信送达后才撤掉警察。
悼念与纪念
1951年2月24日，周恩来到天津出席志愿军第20兵团的军事会议，一到天津就来到张伯苓的家吊唁、敬送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
当时，台湾方面对张伯苓的逝世也颇为关注，流传着另外一个版本的张伯苓遗嘱，但被张伯苓长子张希陆证实为假托之名伪造。1951年2月27日，得知张伯苓病逝的蔣中正在其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同年3月31日，南開旅臺校友會與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等團體在臺北的北一女中为张伯苓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典禮，由蔣中正親臨主祭，並亲写輓聯“守正不屈，多士所宗”；王寵惠、陳誠、王世杰、張厲生、章嘉等張氏的好友皆參加典禮。
与台湾方面的隆重悼念不同，4月8日，天津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小规模的张伯苓追悼会，不热烈也不悲壮，反而十分零落冷清，由于没有向社会披露，以致很少有人知晓。
改革开放后，政治运动趋于缓和，张伯苓在中国大陆的禁忌与敏感被打破，对张伯苓的纪念和研究也逐步兴起，21世纪后则逐渐升温，已经成为近代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逐渐成为学术界对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1934年，在南开学校创办3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正式宣布以“允公允能”作为南开学校的校训，意在培养学生既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又有“服务社会之能力”。后来，又将1919年创作的南开校歌中的“月异日新”吸纳进来，扩充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八字校训，又被称为“公能”校训“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公能”校训作既是对于教育本质的探索，也是对教育方法的把握。
张伯苓提出“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仅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因此，德育思想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性的地位而五种弊病中，张伯苓认为“私是五大魔之首”，因此，他提出了德育的目标，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这在日后被称为张伯苓的“爱国三问”。他认为，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弱”：“重文轻武，鄙视劳动。鸦片之毒流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体魄衰弱，民族志气消沉。”1907年10月24日，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在颁奖仪式上，张伯苓以奥林匹克为题，发表演说称：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不久将参加奥运会充满希望。
2019年7月，南开大学举办了“张伯苓体育思想研究”的讨论会和“以体育人”张伯苓体育思想高峰论坛，以纪念张伯苓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学校管理与经费筹措
张伯苓的大学管理思想体现于近代南开大学创办的实践，经济学家何廉曾评价：“张伯苓是出类拔萃的创业人才与管理专家”。张伯苓则认为自己所做的是进步的事业，没有错误，那些富翁之钱是盘剥搜刮人民的，将其引入教育事业是有益的，因此大度而生动地回应：“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的南开大学召开了新南开大学成立大会，违背了张伯苓建设文、理、工、商四科多元、协调、互补的综合性大学的办学规划，一度萎缩成了仅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中文、历史、外文、经济9个系的文理科大学。当天，張伯苓百歲冥誕紀念茶會於臺北的中山堂舉辦，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以及時任副總統嚴家淦、南開旅臺校友及師長等各界500餘人親自出席茶會，時任總統的蔣中正則特頒「碩學高風」匾額。蔣經國在會中讚揚張伯苓一生為國育才，對中國教育界貢獻極大，並表示張伯苓「非但是南開大學的校長，更可以說是全國學校的校長」。
1979年10月15日，天津市举行张伯苓骨灰安放仪式，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送了花圈。1981年，南开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南开学报》（第1期）刊发《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长篇学术论文，这是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最全面论述张伯苓创办南开及其教育思想历史贡献的文章，给予张伯苓极高的评价。
2004年，南开学校建校100周年之际，多部纪念张伯苓的图书出版，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播出了电视剧《张伯苓》
2019年，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再次出现纪念张伯苓的热潮，《别有中国》等多部纪念张伯苓的图书出版和再版，中央电视台和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拍摄了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
著作、文集
1946年，在美国的燕京大学前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副大使恒安石的父亲恒慕义以及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的多位教授撰文纪念张伯苓七十诞辰，编纂成文集《另一个中国》（There Is Another China），其中也收入了胡适写的《教育家张伯苓》，司徒雷登为该书撰写了导言。1948年，该书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4月，南开大学翻译并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中文译名定为《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中文版除对原文内容作注释、补充作者情况简介外，并附1948至1949年的英文书评7篇。
在专著方面，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专家梁吉生先后出版了《张伯苓年谱长编》、《张伯苓私档全宗》、《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张伯苓画传》与《张伯苓教育智慧格言》，较为系统且全面地阐述了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引起学界极大的反响和共鸣。2007年12月和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前夕，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肯定了张伯苓在兴办教育的同时倡导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奥林匹克理念的实践。其中，梁吉生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伯苓年谱长编》，全面、客观、学术性地展现了张伯苓的一生，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6年4月，张伯苓三子张锡祚写于1963年的《四十三年回忆录——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传》在南开大学档案馆、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共同整理、校注后以《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的书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从家人的角度叙述了近距离观察到的张伯苓的思想与行为，为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学者提供了另一个的视角。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相继出版了《巍巍我南开大校长：纪念张伯苓先生》，收录了南开系列学校发展中的亲历者撰写的近六十篇纪念张伯苓先生的文章，回顾了张伯苓先生对南开的历史贡献。此外，学者周利成出版的《张伯苓全集（全10卷）》、唐澜波出版的《中国教育大家、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等专著。2004年10月，天津市南开中学前的翔宇公园内兴建了严修、张伯苓和周恩来三座铜像，同年，自贡曙光中学建造了伯苓亭。2013年10月16日，天津市南开中学校园内由校友捐建的严修、张伯苓两座铜像落成。
此外，台湾明道大學因张伯苓被誉为有志于终身奉献教育工作者的典範，故将该校行政中心命名为伯苓大楼。
文学作品
2005年8月，电视剧《张伯苓》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2017年，历史人文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在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先后播出，其精通各种乐器，尤擅弹奏琵琶，天津人称“琵琶张”，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张伯苓长子张希陆，原名张锡禄，生于1901年，数学家，於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晚年卧病在床，1988年辞世。次子张锡羊，出生于1907年，商人，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去世。
张伯苓嫡孙张元龙，生于1948年，张锡祚之子，曾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会长。张伯苓孙女张媛贞，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2020年1月8日在南京病逝。
相关条目
*严修
*南开学校：
**南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天津市南开中学、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市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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