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圖哈切夫斯基（，）是蘇聯紅軍將領與軍事理論家，最高軍階為蘇聯元帥，也是蘇聯最早獲授元帥軍銜的五人之一。圖哈切夫斯基出身斯摩棱斯克省的沒落貴族家庭，是早期蘇聯紅軍的核心領導人物，與等人共同奠定了「縱深作戰」軍事理論，並主導1930年代紅軍的機械化與現代化改革。圖哈切夫斯基同時還有著「紅色拿破崙」的稱呼。
圖哈切夫斯基原為沙俄陸軍軍官，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俘。俄國革命爆發後，其加入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內戰中歷任、司令，先後擊敗亞歷山大·高爾察克與安東·鄧尼金的白軍；其後於波蘇戰爭中率西方面軍進逼華沙，惟終告失利，並參與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與坦波夫起義。1920年代起，圖哈切夫斯基歷任工農紅軍軍事學院院長、紅軍總參謀長、列寧格勒軍區司令及國防第一副人民委員等要職，戰後並躋身蘇聯最早的五名元帥之列。任職期間，其積極推動紅軍的技術現代化，主張以工業化為基礎大規模擴充裝甲與航空兵力，並於1931年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傘兵部隊；這些構想使其與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謝苗·布瓊尼等主張騎兵的保守派屢生衝突。
1937年，圖哈切夫斯基在大清洗中被指控從事反蘇與間諜活動而遭逮捕，法院判定其為法西斯、波蘭及日本間諜集團的首腦，並密謀顛覆政權；史學界一度盛行其遭納粹德國情報機關偽造材料陷害之說，惟近年研究多認為幕後主導者實為蘇聯自身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經刑求逼供後，圖哈切夫斯基於同年6月與另外7名將領一同被判處死刑並槍決，家族亦多遭迫害；其案更揭開了紅軍大清洗的序幕，數千名軍官相繼罹難，使紅軍在蘇德戰爭初期蒙受重創。約瑟夫·史達林去世後，圖哈切夫斯基於1957年1月31日獲得平反，其所倡導的縱深作戰理論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重獲重視，被認為對蘇聯的最終勝利具有重要影響。
生平
早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
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圖哈切夫斯基於1893年2月16日出生於俄羅斯帝國斯摩棱斯克省亞歷山大德羅夫斯科耶（今斯摩棱斯克州萨福诺夫斯基区斯列德涅村附近）的一個世襲貴族家庭，其祖先曾於17世紀下半期從事軍職，進而獲得了世襲貴族頭銜，到了圖哈切夫斯基之父一輩則已不在軍中服役，而是長年生活於斯摩棱斯克省多羅戈布日縣亞歷山大德羅夫斯科耶領地。圖哈切夫斯基之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圖哈切夫斯基（）受過良好教育，文化修養高，嗜好音樂和田園生活，不願受舊封建道德觀念的束縛，也不信上帝，這使他受當地貴族視為異己而被排斥。老圖哈切夫斯基後來不顧世襲貴族的身份，迎娶了普通農民彼得·普羅霍維奇的女兒瑪芙拉·彼得羅夫娜·米列霍夫娜（）為妻，更使老圖哈切夫斯基斷送了進入仕途和上流社會的機遇。瑪芙拉雖不識字，但擅於持家，也為老圖哈切夫斯基生下4男5女共9個孩子，圖哈切夫斯基則排名第三。由於領地經營不善，圖哈切夫斯基先是將其抵押，後來轉而賣掉，遷往祖母索菲婭·阿列芙京諾芙娜在奔薩省琴巴爾縣弗拉日科耶領地，圖哈切夫斯基便在當地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少年時代的圖哈切夫斯基即對軍事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經常閱讀相關的書目，或是央求曾參與1812年俄法戰爭的祖父講述故事。除此軍事上的愛好之外，圖哈切夫斯基也從父親和祖母繼承酷愛音樂的嗜好，其祖母師從尼古拉·魯賓施泰因，能彈得一手好琴。受其影響，圖哈切夫斯基一家的孩子對音樂皆頗為著迷，長子亞歷山大與么子伊戈爾都先後考上音樂學院。圖哈切夫斯基也著有擅長演奏小提琴和繪畫的技藝，甚至能自製小提琴。1909年，圖哈切夫斯基一家搬至莫斯科，由於在當地的生活困難，圖哈切夫斯基在先後於、莫斯科當地的十年制學校修至六年級教育後，選擇了能更快自立的道路，即報考軍校。1911年8月，圖哈切夫斯基通過了7級班（最高級）的入學考試，1912年6月1日被授予「優異成績畢業生證書」，隨後進入就讀。1914年6月12日，圖哈切夫斯基畢業。由於成績優秀，圖哈切夫斯基得以按照其意願進入近衛軍服役，便以此成為近衛軍「」下的一名軍官，而該團也是圖哈切夫斯基祖父曾於1812年俄法戰爭期間所服役過的單位。然而僅服役於近衛軍一星期，歐洲便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圖哈切夫斯基也隨之參戰。
圖哈切夫斯基於一戰初期編入，參加了盧布林、伊萬哥羅德和沃姆札的戰鬥，由於表現英勇，僅六個月便獲得了五枚戰鬥獎章（一說六枚）。1915年1月24日，圖哈切夫斯基參加了華沙一帶的一次激烈戰役，「謝苗諾夫團」近乎全軍覆沒，圖哈切夫斯基最終於沃姆扎被俘，但軍方誤認其已陣亡，並發送陣亡通知予其雙親。圖哈切夫斯基被關押在英戈爾施塔特的一所戰俘營，有一說其與未來的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同為獄友，但支持此說的證據相互矛盾。圖哈切夫斯基多次嘗試逃跑，但數度皆為敵軍擒獲，一直到第五次與同伴挖掘了地道，逃出了戰俘營，跋涉百餘公里後抵達德國-瑞士邊境，再從當地抵達法國，在俄羅斯駐法武官伯爵的幫助下前往英國，最終於1917年10月回到俄國。圖哈切夫斯基於11月初返回原部，並被晉升為連長，然而隨即爆發的「十月革命」令該團被解散，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在內的所有軍官都被撤職。
國內戰爭
辛比爾斯克、塞茲蘭與薩馬拉戰役（1918年4月至1918年11月）
圖哈切夫斯基一度試著加入「布爾什維克」，但因為其相對富裕的出身而有所困難，直到在武備中學的同學、彼時已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莫斯科防衛司令部政委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庫利亞布科的幫助下，圖哈切夫斯基成功加入「布爾什維克」。1918年4月5日，圖哈切夫斯基成為共產黨員，被分配至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部，於阿維爾·耶努吉澤手下工作。由於工作表現良好，圖哈切夫斯基逐漸受到肯定，庫利亞布科也將其介紹給列寧，取得了後者的信任，於1918年5月27日擔任了莫斯科防區政治委員。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發動叛亂之後，圖哈切夫斯基被派往協助司令官米哈伊爾·穆拉維約夫。6月25日，圖哈切夫斯基抵達東部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所在地的喀山，軍事委員會委員科巴捷夫與布拉貢拉沃夫任命其為司令，圖哈切夫斯基隨即接受，立即轉赴作為軍團司令部的達因薩車站。第1軍團於6月下旬建立，由辛比爾斯克、塞茲蘭和薩馬拉的赤衛隊、工人和戰鬥隊組成，這些隊伍有80餘支，每支有20至250人不等。
圖哈切夫斯基接掌第1軍團後，首先面臨到的是其上司東部方面軍司令穆拉维约夫在作戰上的協調問題，圖哈切夫斯基認為其提出對塞茲蘭和薩馬拉的計畫不切實際、使紅軍遠離仰賴的鐵路和河運補給線進行進攻行動，因此加以修改，之後於7月初獲得首次的勝利，攻佔塞茲蘭與布古利馬。然而穆拉维约夫自7月初開始發動叛變，向部下的紅軍官兵宣布將繼續從事對德戰爭，並試圖拉攏圖哈切夫斯基，後者因不從而被逮捕，險遭到穆拉维约夫的部下槍斃。7月11日，穆拉维约夫被早已得知叛亂消息的辛比爾斯克省執委會官兵伏擊，在槍戰中遭擊斃，而與此同一時間圖哈切夫斯基也獲釋，並成功將穆拉维约夫手下的叛軍裝甲營爭取過來，撲滅了本次的叛亂。之後，圖哈切夫斯基重新整頓第1軍團，在其駐地進行動員徵兵作業，原先的80個支隊也被重新整理為三個師，按地域分別稱作「奔薩師」、「因薩師」和「辛比爾斯克師」，而若以番號稱則分別為第20師、第15師和第24師，這是蘇俄紅軍的第一批正規師。
1918年8月，中央委員會和列寧命令東部方面軍做好反攻準備，同月4日，下令準備展開對當時白軍佔領的辛比爾斯克之進攻，圖哈切夫斯基的第1軍團是其中的進攻主力，這也是該軍團組建以來進行的首次重大戰役。9月12日，第1軍團以迅速的機動戰攻佔辛比爾斯克，取得了首次勝利，並繳獲了大量戰利品。9月14日，圖哈切夫斯基投入包括第4軍團調派的一個師、共三個師的兵力對塞茲蘭發動進攻，然而其進展緩慢，一直到「辛比爾斯克師」將辛比爾斯克一地的白軍逐至東方，隨後進行了為期兩天、每天行軍距離超過55公里的強行軍。10月3日，該師成功佔領了塞茲蘭跨越伏爾加河的「亞歷山大」鐵路橋，以此切斷了白軍於伏爾加河右岸、通往薩馬拉的撤退路線。同日，塞茲蘭為紅軍所攻佔。4天後，薩馬拉也同樣被其奪下。由於紅軍攻佔了薩馬拉，伏爾加河的航運恢復，紅軍得以持續供應處於物資短缺的上伏爾加地區。圖哈切夫斯基也因為本次戰績而收到了一支刻有銘文的金錶。1918年11月中，圖哈切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獲得了副司令的任命。
南方戰線（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
圖哈切夫斯基被調往南方戰線的主因是莫斯科方面認識到白軍勢力在南方逐漸形成嚴重威脅，時至1918年下旬，白軍已完全了征服整個北高加索的準備。1919年1月8日，鄧尼金將軍整合了南俄方面的白軍，已基本控制了北高加索全境。然而圖哈切夫斯基一直到1919年1月才真的進入南部方面軍司令部工作，原因是方面軍中的原沙俄軍高級將領共同反對原僅有少尉軍銜的圖哈切夫斯基與之工作，一直到1月24日其才獲得了該方面軍下屬的副司令職務。
圖哈切夫斯基很快打退了士氣低落的白軍哥薩克人，並在月底渡過了頓河。2月1日，紅軍指揮官約阿基姆·瓦采季斯向南部方面軍致電新任務，即攻佔羅斯托夫與新切爾卡斯克，這使方面軍右翼，特別是第8軍團必須直接開往南方要地頓巴斯，圖哈切夫斯基意識到這將使該軍團右翼與前線的部隊形成超過70公里的缺口。這點令圖哈切夫斯基與南部方面軍司令起了激烈的衝突，後者認為科熱夫尼科夫所部可獨立對付頓巴斯的白軍，第8軍團必須前往南方摧毀白軍的顿河军。兩人的爭執持續鬧到最高軍事委員會，儘管不服吉季斯的觀點，圖哈切夫斯基依舊於3月初是命令第8軍團前往頓巴斯，直到因為春季融雪無法執行攻勢，部隊不得不止於。
東方戰線（1919年3月至1919年11月）
南方攻勢的停滯以及新威脅的出現使圖哈切夫斯基得以擺脫當前指揮權受窘的處境，此時的紅軍在東方戰線面臨由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統帥的白軍威脅，成了當前最重要的戰線，圖哈切夫斯基主動申請調往東方戰線獲准，並受到推薦成為司令。此時紅軍東部方面軍由謝爾蓋·加米涅夫指揮，下有10萬兵力，而高爾察克部則有13萬到14萬5000人，在騎兵方面白軍更享有2比1的優勢。3月初，高爾察克的攻擊紅軍東部方面軍中部，自車里雅賓斯克沿著鐵路朝辛比爾斯克進攻，至4月底已離伏爾加河僅90公里。白軍西伯利亚军队同樣從彼爾姆往維亞特卡挺進約150公里。兩支軍隊雖同樣因為春季融雪行動緩慢，但將與南方鄧尼金部聯繫，形成對莫斯科的包圍之勢。
圖哈切夫斯基接掌第5軍團時條件極為惡劣，由於先前戰鬥，該軍團已損失一半的人員，其與北邊鄰近的相距150公里之遠，整支軍團軍官和政委短缺且兵疲馬困。這般情勢下，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決意放棄正面進攻，改採取集中沿著1800公里漫長戰線上的兵力、襲擊白軍西部軍團延伸過度的左翼。這支打擊部隊由伏龍芝指揮，編為東線「南部集群」，涵蓋第1、第4、第5軍團以及「」等兵力。
時至4月20日，第5軍團已在休養期間完成戰鬥準備，至月底已恢復至可執行的狀態，而此時第5軍團對付的白軍部隊兩個軍之間出現了空隙，伏龍芝決定不等增援便利用此一弱點，於4月28日展開總攻，至4月30日，第5軍團已奪佔交通樞紐布古魯斯蘭車站、佔領該城市，並重創白軍第7步兵師。接著圖哈切夫斯基轉戰北部的布古利馬以切斷白軍的補給線。儘管白軍集結了為數30,000的守軍，但圖哈切夫斯基憑借僅22,000人的兵力仍於5月6日發動進攻，並在5月13日成功佔領該城，白軍殘部只得倉皇跨越契克河後撤。圖哈切夫斯基的第5軍團在僅七天內便推進了150公里，並打敗了高爾察克西部軍團的主力，軍團官兵士氣大增。
然而「南部集群」的追擊行動因方面軍指揮層更易而暫緩，加米涅夫被取代。薩莫耶羅決定將第5軍團從「南部集群」調出，佈署至更北部的緬澤林斯克，佔領卡馬河。瓦采季斯則認為西伯利亞軍團目前正從北方逐漸接近莫斯科，是當前主要的威脅，因此必須將第5軍團北調威脅西伯利亞軍團的左翼，將其擊退或迫使撤退。但圖哈切夫斯基與伏龙芝皆反對改變原先的追擊計畫，應將第5軍團用於佔領別列別伊以及烏法，徹底消滅西部軍團，至於西伯利亞軍團可待其深入後從南方將其包圍殲滅之。在爭執的過程中，薩莫耶羅數次改變第5軍團下達的命令，使圖哈切夫斯基不得不寫信給該人，抱怨其於十天內五度改變軍團的任務，且每個新任務都是與前次完全相反的。圖哈切夫斯基斥責薩莫耶羅應回去閱讀野戰手冊，慎重考慮命令後再發出，而薩莫耶羅對此的回應是要求圖哈切夫斯基為其無禮做出解釋，並指後者缺乏對高級軍官的尊重。爭執後來傳到列寧處，最終薩莫耶羅被解職，加米涅夫重任方面軍司令職務。
5月25日，「南部集群」重啟對高爾察克部隊的攻勢，圖哈切夫斯基的第5軍團擊潰了白軍第1伏爾加軍的殘部，將其逐出烏拉爾斯克，確保了伏龍芝部左翼的安全。6月19日，第5軍團攻佔烏法，通往南方烏拉爾斯克的路上已無障礙。而在北方，正如伏龍芝和圖哈切夫斯基所預料的，白軍西部軍團撤退後，西伯利亞軍團也同樣止住了通往莫斯科的攻勢。第5軍團則一路向東挺進，於7月13日攻下了茲拉托烏斯特，8月4日佔領車里雅賓斯克。在佔領這兩個城市期間，圖哈切夫斯基俘獲了大約16,000名戰俘和繳獲大量軍備。8月20日，第5軍團越過托博爾河，在10天內推進180公里，但9月初，迫使第5軍團退回該河的橋頭堡。圖哈切夫斯基藉此機會休整，接受增援兵力後再度進攻。之後為期兩週的攻勢使白軍受到決定性失敗，10月30日，圖哈切夫斯基攻佔彼得巴甫洛夫斯克，之後其拒絕了麾下師長的休整意見，。高爾察克的部隊由於無力組織防禦，於11月12日放棄該城。11月14日，第5軍團的部隊進入該城，城中為數3萬的衛戍部隊不戰而降，白軍的一大軍火庫也因此落入紅軍手中。
由於攻佔鄂木斯克的功績，圖哈切夫斯基被授予鍍金以及紅旗勳章，後者是當時戰鬥部隊指揮官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而其指揮的第5軍團則多獲得了一個月的工資以及特別津貼。11月，圖哈切夫斯基再度被召回莫斯科以重新分配任務。
南方戰線的結束（1919年11月至1920年3月）
」總司令鄧尼金]]
圖哈切夫斯基於11月返抵莫斯科，但新職務一直拖延到1月24日才能獲任。對此，其認為是前沙俄高級軍官對自己指揮能力的懷疑。在等待任命的同時，列寧還曾要求其撰文評論紅軍的軍官，圖哈切夫斯基認為前沙俄軍官們無法或不願了解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在制定軍事計劃時並沒有考慮去爭取可成為已方援軍或協助後方補給的當地平民。其同樣指出，紅軍指揮員極度缺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僅有年輕軍官受過較佳的軍事訓練，但他們大部分也已經陣亡，剩下的也多半加入白軍陣營，因此參加紅軍的主要是在速成理論培訓班受過培訓的軍官，這些人現在擔任著重要的職務。除了在參謀部門擔任參謀工作外，也應將這些黨員和出身工農的幹部置於指揮職位上。
12月22日，圖哈切夫斯基被任命為第13軍團司令。然而革命軍事委員會代表史達林否決了本此任命。根據圖哈切夫斯基的友人回憶，史達林從未對其表現出友好的態度，這可能是出於該人對其貴族出身、前沙俄軍官背景的厭惡以及軍事成就的嫉妒所致。在此情況下，圖哈切夫斯基不得不在1月19日致函中央執行委員會，謀求任何指揮職務，即使是非南部方面軍的單位也行。圖哈切夫斯基的信件送到莫斯科時，恰好布瓊尼與伏羅希洛夫正抱怨司令指揮不利，結果使圖哈切夫斯基於1月24日被任命為高加索方面軍代理司令，於2月3日抵達薩拉托夫正式接掌指揮。
圖哈切夫斯基上任後，方面軍正等待增援以準備發起新攻勢，但其發現「南俄羅斯武裝部隊」總司令鄧尼金的右翼沿著馬內奇河佈署，遠比沿著頓河佈防的左翼要脆弱的多。其決定不等增援抵達，迅速重組了部隊，搶先利用當前白軍暴露出來的弱點將其擊潰。2月14日，圖哈切夫斯基對白軍發動攻勢，除了正面攻擊外，也投入了布瓊尼指揮的第1騎兵軍團於其後方，切斷白軍與後方的聯繫。鄧尼金也意識到了後方的威脅，因此也派出了騎兵隊與布瓊尼部交戰，雙方因此爆發了，最終紅軍取得決定性勝利。
與此同時，鄧尼金的左翼部隊越過了頓河，攻佔羅斯托夫，這引起莫斯科方面的擔憂，也導致了圖哈切夫斯基承受諸多譴責，如加米涅夫於2月21日指出其在增援抵達前就急著發動進攻，導致羅斯托夫如今「災難性的狀況」，不過圖哈切夫斯基卻表示自己的攻擊已壓制了白軍，且羅斯托夫不過是個小村莊，沒人會在這裡投入大量兵力。2月23日，圖哈切夫斯基的第8與第9軍團收復了羅斯托夫。3月9日，紅軍攻佔季霍列茨克；3月27日，紅軍進入新羅西斯克，而。
波蘇戰爭
在圖哈切夫斯基於高加索戰役中打敗白軍時，紅軍最高統帥部已正著手處理同波蘭的戰爭問題，而這次加米涅夫於1920年3月20日向列寧推薦圖哈切夫斯基擔任對波戰爭中主力的西部方面軍司令，後者於4月29日獲得此任命。5月14日，圖哈切夫斯基對駐紮於白俄羅斯一帶的波蘭軍隊展開了進攻，使得後者於烏克蘭的部隊跟著回防。同年7月，圖哈切夫斯基的西部方面軍取得了，於7月4日，收復了明斯克和莫济里，14日再攻佔维尔諾。至7月中旬，西部方面軍的部隊已攻抵現代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與波蘭之間的國境線，即「寇松線」。7月17日，西部方面軍下屬的第3軍團佔領了涅曼河的渡口，而第3騎兵軍團的攻勢迫使波軍撤回至納雷夫河和西布格河一線。7月23日，紅軍「」攻佔平斯克。
因局勢順利，蘇俄方面將原先「將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波蘭軍隊驅逐」的計畫轉為進攻波蘭本土，於當地扶持共產黨政權，將社會主義革命延伸至德國，加米涅夫因而核准了繼續對波蘭本土的進攻。加米涅夫也聽信了圖哈切夫斯基過於樂觀的結論，認為單憑西部方面軍的實力便可攻佔華沙，因此派遣西南方面軍前去進攻烏克蘭西部大城利維夫，兩支方面軍距離逐漸拉遠，無法相互支援，使紅軍對華沙的進攻力量大為減少。8月初，圖哈切夫斯基的軍隊挺進至華沙一帶，之後於8月14日對華沙城展開進攻。圖哈切夫斯基計畫以方面軍右翼的第4軍團作為掩護，以第3騎兵軍則強渡維斯瓦河向南方推進，進攻波軍後方。第3軍團則掩護第16軍團，以全部力量進攻波拉格地區。
然而波軍已做好反擊的準備，集中兵力攻擊西部方面軍的左翼，「莫茲爾集群」遭到波軍的包圍。加米涅夫曾兩度命令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指揮的西南方面軍派遣第12軍團和第1騎兵軍團增援，但身為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的史達林並未核准將其派至已於16日遭到全面反攻的圖哈切夫斯基部隊，甚至回信表示拒絕，終至華沙戰役紅軍遭到大敗。波蘭軍隊於8月25日重返西布格河，並收復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儘管軍事失敗，葉戈羅夫與圖哈切夫斯基依舊保有方面軍司令職位。關於葉戈羅夫為何沒有將部隊撥給圖哈切夫斯基的原因、華沙戰敗的責任歸屬眾說紛紜。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紅軍的締造者列夫·托洛斯基認為史達林應負主要責任，歷史學家認為史達林的動機可能是想保留兵力對付仍佔領克里米亞的彼得·弗蘭格爾白軍，或史達林希望西南方面軍取得攻佔利沃夫的榮譽，且不願看見圖哈切夫斯基取得攻佔華沙的成就。
最終，史達林因此被解除軍事委員職務，列寧也以此要求加強軍隊的紀律。圖哈切夫斯基在日後的演講「進軍維斯瓦河」中承認西部方面軍的失敗是戰略上的失敗，兩個方面軍未能協同作戰所致，其中史達林要承擔很大的責任。史達林對此懷恨在心，在其友人圈中貶低地稱圖哈切夫斯基為「小拿破崙」。
鎮壓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叛亂
1921年初，在俄國內戰已大致結束後一年，發生亞歷山大·安東諾夫所領導的農民叛亂，由於發生於坦波夫省，故稱作「坦波夫起义」（或又稱「坦波夫叛亂」）。1921年3月，波羅的海軍港要塞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們也跟著暴動，稱作「喀琅施塔得起義」或「喀琅施塔得叛亂」。圖哈切夫斯基在這兩起事件中率領紅軍成功鎮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用了包括使用毒氣、挾持人質、處決和焚毀村莊等殘酷手段。
圖哈切夫斯基率領第7軍團於3月8日鎮壓喀琅施塔得的叛軍，第一次攻擊因冰上作戰準備欠缺以及兵力缺乏而失敗。3月17日，第7軍團在增援後發動第二次進攻，取得成功。圖哈切夫斯基下令以毒氣攻擊叛軍戰艦「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與「」。隔日，叛軍的抵抗徹底瓦解。
「坦波夫叛亂」方面，圖哈切夫斯基接手了5萬名鎮壓部隊，並有一個月的時間處置。圖哈切夫斯基下令部焚燒村莊，農舍被炸毀，且不收留戰俘，坦波夫中的叛亂男性家族成員，包括婦孺皆充作人質，關押在條件惡劣的集中營。圖哈切夫斯基也再度使用了化學武器。1922年6月，叛軍首領安东诺夫被射殺身亡，叛亂結束。
領導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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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27日，圖哈切夫斯基擔任由總參謀學院改名而來的工農紅軍軍事學院院長。然而1922年1月起，圖哈切夫斯基重返指揮職務，任西部方面軍司令員，1924年4月，米哈伊尔·伏龙芝擔任總參謀長，並調遣圖哈切夫斯基則作為其助理，7月晉升為工農紅軍副總參謀長。在托洛茨基被解除軍事人民委員職務後，伏龙芝接替成為人民委員並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而圖哈切夫斯基也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1925年伏龙芝去世後，由於拒絕了由伏羅希洛夫和史達林推薦的中國國民黨軍事顧問職位，圖哈切夫斯基一度遭受排擠，被派去培訓後備軍。1925年11月，圖哈切夫斯基被任命為紅軍總參謀長。
圖哈切夫斯基被視為蘇聯「大縱深戰役」（）理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該理論的思想淵源可追溯至1920年代：斯維欽於1926年的著作《戰略》中首次提出「戰役法」的概念，圖哈切夫斯基的密友特里安達菲洛夫則在1929年的《現代軍隊的作戰性質》中建立起關於突破縱深與梯次配置的量化模型，並經由同年的野戰條令成為官方學說。圖哈切夫斯基本人的戰爭觀集中體現於其1928年為《蘇聯大百科全書》撰寫的〈作為武裝鬥爭問題的戰爭〉與1931年的長文〈戰爭的新問題〉；他受恩格斯影響，主張未來戰爭將是動員國家全部經濟與政治資源的大規模戰爭，並提出「空中機械化」的構想，即把航空、戰車、無線電與化學戰整合為一體。
連續戰役與縱深打擊的構想雖早已存在，圖哈切夫斯基的關鍵貢獻卻在於憑藉其在軍中的職權，將這些分散的構想加以整合、寫入正式條令，使紅軍得以據此進行組織與訓練。相關規範歷經1933年的《縱深戰鬥組織臨時指示》、1935年的《縱深戰鬥指示》，最終於1936年的《工農紅軍野戰條令》（PU-36）中確立，其宗旨被概括為使敵人「在其部署的全縱深遭到癱瘓、包圍並殲滅」。
依據該理論，進攻須以四個梯次同時打擊敵軍縱深：航空兵首先奪取制空權並轟炸敵陣地，由戰車、步兵與火砲組成的諸兵種合成突擊集群突破敵防線，機械化部隊隨即向縱深擴張戰果、包圍敵軍與後方要地，預備隊則負責鞏固所得；相應地，戰車依任務被劃分為直接支援步兵、遠程支援與遠程突擊三類編組，分別配備輕型、中重型與高速戰車。這套構想與圖哈切夫斯基自1930年起以工業化為基礎大規模擴充裝甲與航空兵力的願景一脈相承。然而隨著1937年圖哈切夫斯基與大批可能將理論付諸實踐的中青年指揮官在大清洗中遇害，大縱深理論的研究陷入停滯；直至1942年末，此一理論才在對德戰爭中重獲重視，並在戰爭後期的一系列勝利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30年1月，圖哈切夫斯基提出了關於部隊改革的建議，不僅涉及武器現代化，還提出要重組軍隊，其反對托洛斯基主張保留革命元素的民兵制軍隊，而要求建立一支正規軍。在制定計劃的過程中，其錯誤地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報告是真實的，因此計劃中的數據被嚴重誇大。圖哈切夫斯基主張紅軍的規模應依工業化後的「生產可能性」重新估算，而非沿用傳統的逐年遞增方式；其從汽車與拖拉機的產能推算，認為蘇聯戰時每年可生產約4萬架飛機與10萬輛戰車，並據此構想一支擁有260個師、4萬架作戰飛機與5萬輛作戰戰車的龐大軍隊。其進而設想未來戰爭將是投入多達150個師、正面寬達450公里、並深入敵境100至200公里的總體戰，主張以突破部隊、機械化兵團與空降部隊協同，配合空軍與大規模化學武器，在敵後方造成縱深的癱瘓地帶。圖哈切夫斯基要求增加戰車和飛機的產量、削減騎兵單位，這使其與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產生了矛盾。然而圖哈切夫斯基的建議數月未獲回應，最終其於1930年4月致信史達林，但後者回信拒絕，伏羅希洛夫還在一次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了回信，反對圖哈切夫斯基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描繪了無法實現的目標、執行時將導致「紅色軍國主義」的形成。史達林並認為，若照圖哈切夫斯基的方案執行，紅軍規模須擴增至約1100萬人，因而斥其構想流於不切實際的「激進」。然而圖哈切夫斯基並未接受，反而還多次要求史達林重新考慮其意見。1931年6月，圖哈切夫斯基被任命為國防副人民委員及工農紅軍武器主管，在此職務上為紅軍的現代化做出了許多貢獻，例如在1931年底建議用戰車加強步兵和騎兵師，並在1934年敦促增加空軍飛機的數量。在發展空軍的同時，圖哈切夫斯基也沒有忽視防空武器的發展，給予其研發和裝備高度關注。另外其還參加了波羅的海艦隊的軍事演習，以驗證其海戰方面的新概念。圖哈切夫斯基還建議建立軍事學院，以培養機械化和裝甲部隊所需的軍官。圖哈切夫斯基也是全球第一位希望利用空降部隊進行現代戰爭的將軍，於1931年創立了世界上第一支傘兵部隊，並在1934年9月於列寧格勒軍區舉行的一次空降演習後，認為這一技術值得進一步發展。
1928年，圖哈切夫斯基被任命為列寧格勒軍區司令、1931年6月19日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2月被授予列寧勳章，並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其與伏羅希洛夫的衝突日益激烈，有一說認為伏羅希洛夫能力遠不及圖哈切夫斯基，因此試圖以極度的猜忌來監視後者的一舉一動，而圖哈切夫斯基則有部份原因是其本人有著難以忍受伏羅希洛夫與布瓊尼兩人愚蠢的性格，特別是兩位保守的戰略觀與戰爭觀，導致伏羅希洛夫經常反對、駁斥圖哈切夫斯基提出的報告和建議，並盡可能迴避該人，而史達林早在1930年就曾試圖解除圖哈切夫斯基的職務，只是當時仍有多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力挺圖哈切夫斯基而使其地位不墜。1930年代初，歐洲各國軍隊，特別是德國正全力重整軍備，史達林可能也意識到技術發展（主要是基於圖哈切夫斯基的建議）無法再被推遲，而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所主張的騎兵突擊在可能的戰爭中將無法取得成果。因此史達林曾表面上寬恕了圖哈切夫斯基，甚至還在1932年5月7日寫信給後者，附上其1930年譴責的副本，為過往對其的批評道歉。1935年11月，圖哈切夫斯基晉升蘇聯元帥，為首批獲得該軍階的五人之一，也是該軍階共41名獲得者中最年輕者（42歲）。
失勢與死亡
「圖哈切夫斯基案件」
1937年5月，圖哈切夫斯基被指控「領導紅軍內部的反蘇維埃與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並「為外國（德國）從事間諜活動」。長期以來，史學界曾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圖哈切夫斯基是德國情報機關陰謀的犧牲品：據稱納粹德國黨衛隊保安處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指使下偽造了指控其罪行的材料，透過雙面間諜尼古拉·斯科布林遞交予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愛德華·貝內什，再由後者轉交蘇聯方面。依此說法，海德里希於1936年12月接獲流亡斯科布林的密報後，即下令偽造相關文書，不僅偽造簽名、竄改文件，其部屬瓦爾特·施倫堡甚至模仿圖哈切夫斯基的筆跡與文風偽造了一封栽贓信；這份檔案經布拉格的中間人輾轉送抵貝奈斯，克里姆林方面則迅速派遣尼古拉·叶若夫的特工前往柏林，以三百萬金盧布購得整份「圖哈切夫斯基檔案」。海德里希樂見其成，因為藉此還能牽連並抹黑昔日在德蘇軍事合作中與圖哈切夫斯基有所往來的德國國防軍軍官。蘇聯官方的傳記往往將海德里希描繪成一手炮製陰謀的邪惡天才，並把責任歸咎於受騙而反應過度的史達林；然而論者指出，這種說法反而貶低了史達林的精明，史達林絕非陰謀漩渦中輕信的羔羊，真正主導整起清洗的正是其本人。
在秘密的軍事審判中，政變的指控並未被明確提出，圖哈切夫斯基反而被指控早在1920年代便與德國國防軍勾結；其確實曾於1926年率軍事代表團前往柏林，參與蘇德之間的秘密軍事合作。史家多認為，其獲罪的真正原因在於其偏離史達林路線的戰略主張被打成「破壞活動」，以及其與伏羅希洛夫之間的長期競爭。
就案件發動的實際過程而言，其肇端可追溯至1937年4月：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葉若夫向中央政治局遞交一份「特別通報」，聲稱得自「完全可靠的外國來源」的情報，指德國反間諜機關將趁圖哈切夫斯基赴倫敦出席加冕典禮之機對其行刺，政治局遂於次日決定禁止其成行；然而蘇聯解體前的檔案查證顯示，並無任何證據足以支持這項所謂的德國陰謀。此後，內務人民委員部透過對前首腦亨里希·亚戈达及一連串被捕軍官的刑訊逼供，逐步羅織出「反蘇托派軍事組織」的罪證，如前防空主管梅德韋傑夫於5月初「供認」圖哈切夫斯基為首腦，奥古斯特·科尔克、鮑里斯·費爾德曼等人繼而被捕並牽連他人，圖哈切夫斯基終於5月下旬被捕。其「認罪」供詞全部註記於同年6月1日，此時距其被關押已約九天；如日後對審訊人員的調查所揭露，該供詞係在肉體刑求下被迫寫成。
被捕與處決
1937年4月28日，圖哈切夫斯基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於莫斯科的美國駐蘇大使館酒會，並於5月1日參加紅場的傳統閱兵。其原定出席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卻在史達林的命令下被禁止成行，官方對外僅稱因健康因素取消。5月10日，史達林下令在紅軍中恢復政治委員制度，交由親信列夫·梅赫利斯掌管，變相削奪了軍事指揮官的權力，而圖哈切夫斯基多年來始終主張廢除政委。同日，圖哈切夫斯基被解除國防副人民委員職，改調當時被視為「二流」的伏爾加沿岸軍區司令，此一任命實帶有明顯的屈辱與貶抑意味。
1937年5月22日，圖哈切夫斯基在古比雪夫州委第一書記帕维尔·波斯特舍夫的辦公室內遭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兩日後被押解回莫斯科的盧比揚卡。此時的史達林對「圖哈切夫斯基案」极其投入，甚至連母親的葬禮也委由拉夫连季·贝利亚代為出席。
在最初的審訊中，圖哈切夫斯基堅決否認參與任何陰謀；負責審訊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烏沙科夫等人對其施以刑訊。至5月26日，圖哈切夫斯基簽署聲明，承認存在「反蘇軍事托洛茨基陰謀」並自認為首腦；5月29日更由葉若夫親自審訊，供出大批同謀。其6月1日的供詞紙上留有血跡，經法醫鑑定確為血液；不過對於圖哈切夫斯基本人是否確遭毆打，史家看法不一：一說認為其迅速認罪係刑求所致，另一說則認為更多是被捕後心理崩潰的結果。早在5月15日被捕的親信費爾德曼迅速崩潰、供出圖哈切夫斯基，成為逮捕後者的直接依據；紅軍政治部主任扬·加马尔尼克則於5月31日在被捕前自殺。
6月11日，圖哈切夫斯基於蘇聯最高法院「特別審判庭」（）的閉門審判中受審，檢察官為安德烈·维辛斯基，審判長為軍法官瓦西里·乌尔里希，陪審成員則包括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雅科夫·阿爾克斯尼斯、布柳赫爾、布瓊尼等紅軍將領。整場審判於一天內審結，判決即時執行。儘管庭前已被迫認罪，圖哈切夫斯基在庭上仍對指控加以否認，據載當烏爾里希問其是否認罪時，其嘶啞地答以「不」。圖哈切夫斯基的軍銜與頭銜遭到褫奪，並與约纳·亚基尔、耶羅尼姆·烏博列維奇等另外7名將領一同被判處死刑。庭上唯一主動攻擊其的法官正是同為元帥的布瓊尼：由於圖哈切夫斯基大力推動紅軍摩托化、使騎兵的地位日益下降，身為愛馬人士的布瓊尼對此深感不滿。受審期間，圖哈切夫斯基曾留下一句話：「這一切對我而言，就像一場噩夢」。
6月11日深夜23時35分，特別審判庭宣判八名被告全部死刑，且不得請求延緩執行。據俄方檔案，圖哈切夫斯基於6月12日晨在列福爾托沃監獄的地下室遭槍決。據一種說法，其臨刑前高呼「紅軍萬歲！」。遺體隨後被火化並匿名埋葬於頓斯科伊公墓。對圖哈切夫斯基的審判揭開了紅軍血腥清洗的序幕：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與葉戈羅夫在內的3名元帥、13名將領及約5000名軍官先後遭到處決，佔紅軍軍官團的45%左右；這場浩劫使紅軍在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時元氣大傷，而審判圖哈切夫斯基的8名法官中，亦有6人於1940年前遭史達林處決。其他各級指揮員也受到極大規模的清洗，紅軍13名軍團司令中的11名、85名軍長中的57名、195名師長中的110名遭到處決，1937至1938年間被捕的軍官更達約三萬五千人。指揮階層的斷層在1939至1940年對芬蘭的冬季戰爭中已充分顯露：蘇軍雖在兵力上遠佔優勢，卻付出遠超預期的慘重代價；而1941年巴巴羅薩行動初期紅軍的災難性潰敗，同樣與清洗所造成的軍事專業斷層密切相關。1937年初擁有108名常任委員的軍事委員會，至1938年11月下次開會時僅餘10人生還；1937至1938年間約有500名旅級以上的高級軍官被捕，其中412人遭處決、29人死於審訊，相較之下，紅軍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損失的將官亦不過180人。
死後與平反
圖哈切夫斯基被處決後，其家族全員全部遭到迫害，大多關入監獄和集中營，母親瑪芙拉和妻子尼娜首先被送往阿斯特拉罕，前者之後被迫沿街乞討，最終倒斃街頭，後者則在1942年於奧廖爾監獄被槍決；女兒斯韋特蘭娜也被關入集中營；圖哈切夫斯基的兩個兄弟尼古拉和亞歷山大都被槍決，其妻被投入監獄，姪兒則被送往保育院，強迫他們改了姓，如托馬舍維奇或羅斯托夫等等。對於紅軍而言，其影響更為深遠，圖哈切夫斯基與大批的軍事專家被捕處決，其著作和理論也跟著被銷毀，使蘇聯的軍事思想發展受到重創。「大縱深作戰」理論的研究在1937年夏至1939年秋之間完全停止，相關圖書被禁閱、招回、摧毀。此後直至蘇德戰爭期間，大縱深理論才重新受到重視並獲得發展；不過現代研究指出，不宜將蘇聯的最終勝利簡單歸因於單一理論或圖哈切夫斯基個人，該理論本為斯維欽、特里安達菲洛夫、伊瑟爾松等多人的集體成果，且紅軍裝甲部隊的實際擴充，其實是在圖哈切夫斯基死後才加速進行。
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經過短暫的政治鬥爭，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取得了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並開始展開各項「去史達林化」和平反活動，首先便是於1956年2月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發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一演講，譴責史達林主使的「大清洗」。1956年，蘇聯軍事總檢查院與蘇聯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圖哈切夫斯基一案進行複查，確認其軍事活動家的指控為子虛烏有，1957年1月31日，蘇聯最高軍事法院取消1937年對圖哈切夫斯基以及其他7名同案被告的判決，宣佈無罪，後於同年2月27日恢復其黨籍。1964年6月26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什維爾尼克向赫魯雪夫報告圖哈切夫斯基一案的複查情況，證實當年對該人逮捕、羅織罪名過程以及其罪行之虛構。
官方與民間也開始重新評價圖哈切夫斯基，原於1956年出版的蘇聯百科全書中並未收錄該人和同被清洗的葉戈羅夫和布柳赫爾元帥，而自1961年起出版的蘇聯《軍事雜誌》上刊載了數十篇介紹圖哈切夫斯基生平、活動和貢獻的文章。1964年，蘇聯軍事出版社出版了兩卷本的《圖哈切夫斯基文選》。1983年，圖氏誕辰90週年時，蘇聯軍方予以隆重紀念。俄羅斯至今亦有73條街道以其命名，莫斯科和斯摩稜斯克也為其樹立紀念碑。1990年，二戰蘇聯名將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回憶錄《》上讚美圖哈切夫斯基的文字才終於免於被審查機關刪去。
圖哈切夫斯基的歷史地位歷經多次反覆。1920年代，他曾以「蘇維埃波拿巴」的浪漫形象受到矚目；史達林統治時期，其名字與「人民公敵」、托洛茨基主義陰謀畫上等號；1957年平反後，官方轉而將其塑造為「天才軍事理論家」，並流行一種論調，認為其之死是紅軍在戰爭初期慘敗的主因。蘇聯解體、檔案逐步開放後，對其的評價再度趨於分歧，甚至出現負面的重估。批評者質疑其軍備規劃的務實性（如1930年主張戰時每年生產數萬輛戰車與飛機），遭史達林斥為將導致「紅色軍國主義」的空想；其設想的輪履兩用、水陸兩棲乃至「飛行戰車」等多種特殊戰車，後來多被證明為技術上的歧路。此外，其在國內戰爭與鎮壓民變中的殘酷手段，尤其是坦波夫起義期間簽署動用毒氣、扣押人質的命令，亦成為批評其道德的焦點；惟亦有史家指出，部分流傳的指控（如大規模施放毒氣球）實屬誇大或張冠李戴。現代史學因而強調，評價圖哈切夫斯基須區分其軍事理論、軍事行政、指揮才能與政治活動等不同面向，於某一領域的建樹並不等同於全面的卓越。
個人生活
圖哈切夫斯基在私生活上性情風流，曾有過三次婚姻和多名情人：
*第一任妻子為瑪麗亞·弗拉基米羅夫娜·伊格納季耶娃（），根據歷史學家羅曼·古利（）在其著作《圖哈切夫斯基》的說法，瑪麗亞來自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奔薩的鐵路司機，與圖哈切夫斯基在學生時代相識並結婚，在俄國內戰期間經常隨著丈夫的指揮列車四處奔波。然而1920年，瑪麗亞因運送糧食和罐頭食品回家給父母，被發現並舉報到前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圖哈切夫斯基表示兩人可以直接分開（當時蘇俄不需要宗教離婚手續），瑪麗亞則選擇在1920年於圖哈切夫斯基的指揮列車上自殺。
*第二任妻子為16歲的莉卡（），是一名林務員的女兒，兩人還有過一個女兒伊林娜（但罹患白喉早夭），然而1923年莉卡便因圖哈切夫斯基與一位名叫塔季揚娜·謝爾蓋耶芙娜·查爾諾盧茲卡婭（）的女性外遇而離婚，日後塔季揚娜也被圖哈切夫斯基所拋棄。
*第三任妻子為尼娜·葉夫根耶夫娜·格里涅維奇（）：原為第4狙擊師政委之妻，但在圖哈切夫斯基任西部方面軍司令期間的1923年與其結婚，並生了一女兒斯維特蘭娜（）。
除此之外，有說法稱1928年當圖哈切夫斯基被任命為列寧格勒軍區司令時又與朋友庫茲明（）妻子尤利婭·伊萬諾夫娜·庫茲米娜（）有染，這段關係沒有經過正式登記，法律上圖哈切夫斯基一直仍是尼娜的丈夫，但其與庫茲米娜的關係一直維持到1937年被捕為止，兩人之間還有私生女。其他與圖哈切夫斯基關係親密的女性還有（蘇聯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之子）的妻子、薩茨（Н. Сац）、斯科布利納（А. Скоблина）等人。
相關條目
*縱深作戰
*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大清洗
*蘇聯元帥
註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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