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亦作），是指法国从1848年2月24日巴黎临时宣告共和，到1852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登基为皇帝这段时期的共和政体。它前承七月王朝，后接第二帝国；第二帝国的开端，正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前一年同月同日发动的政变。第二共和国在法国历代政权中颇为特别：它寿命极短，是最后一个由革命催生的政权，还首次实行，并且在法国殖民地最终。

初期各派尚能合作，采纳了工人方面提出的一些社会措施；此后政局逐渐稳定，但明显向右转。当局试图限制新获的普选权，排斥社会主义者，并制定了一部。

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总统，他作为推举的候选人上台，任期四年。随后几年保守派主导政局，其标志是《》——这部法律让天主教会更深地介入教育；同时还通过限制普选，遏制以为首的左翼势力。波拿巴的社会主张渐渐疏远了他的后台，一批新支持者转而聚集在他周围，形成波拿巴主义的圈子。而秩序党则盘算着在1852年推出一位候选人接替总统。

宪法禁止波拿巴连任。他要求修宪未果，便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随后通过公民投票获得民众认可，建立起威权体制。次年1月14日，他颁布；同年12月2日，又经一次公民投票恢复帝制，共和政体就此让位于第二帝国。这场动荡的结局给法国政治阶层留下长久阴影：此后一百多年里，他们一直拒绝让共和国总统由普选直接产生。

新共和国的降临
经济危机与七月王朝的改良困境
已执掌政府八年，为七月王朝之最。|alt=维贝尔所绘基佐肖像]]

1840年代中期，一场经济、社会与政治三重危机冲击着七月王朝，最终将其推翻。1845年和1846年连续歉收，加之运输能力不足，救济难以送达，引发经济危机：食品价格飞涨，百姓困苦不堪，各地暴动频发；1847年1月比藏赛的暴动即为一例，事后三人被判死刑。这场危机新旧交织：它既是法国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传统生计危机，也是第一次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

农业危机随后蔓延到其他领域。加剧。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他们对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消费减少，工业部门因此陷入困境，而该部门自1840年以来一直高速扩张。经济与货币危机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冶金和铁路建设领域尤其严重，到1847年底约有七十万工人失业。危机期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会恐慌弥漫。信心的丧失阻碍了复苏，受害者纷纷归咎于政府，而政府本就软弱无力，更拿不出对策。

政权还面临一场更深层的危机。多起涉及地方和全国显要的丑闻，损害了他们在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形象，也让当政者对自己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与此同时，选举改革呼声日益高涨。1848年全国近3550万居民中，只有24.1万人拥有选举权。议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进一步降低，扩大“能力选民”（指某些无需纳税即有选举权的职业）范围，并禁止议员兼任官职。反对派希望借此将选民数量翻倍，从而削弱自1840年起掌权的弗朗索瓦·基佐。基佐在中仍保有多数。1847年，多数派拒绝将纳税门槛从200法郎降至100法郎，僵局已成定局。

“王朝反对派”中的保王派意识到，不改革就无法上台，而在现有多数派掌控下改革又无法推进，于是他们在各地组织大规模宴会，以此规避政治集会禁令，借助舆论向基佐施压，要求放宽选举资格。首场宴会于1847年7月9日在巴黎举行，有1200人与会，其中议员85人。随后各省宴会接连举办，常由知名反对派人士主持。与会者通过祝酒辞表达政见，如“为腐败的终结干杯”，有时还带有社会色彩，如“为改善劳动阶级命运干杯”。尽管动员声势浩大，甚至有一位保守派议员向议会和基佐提出了“明智、温和、且合乎议会传统”的改革方案，但基佐始终不为所动。

1848年革命
，如1847年7月9日在举行的宴会。次年2月22日巴黎的宴会则直接点燃了革命。|alt=描绘露天宴会的版画]]
签署退位诏书。|alt=路易-菲利普的退位文书]]

面对基佐的强硬态度，反对派决定1848年2月在巴黎的一个工人区再办一场大型宴会。等王朝反对派领袖担心失控，临时退缩，但为时已晚。为降低风险，他们把宴会从原定的周日改到2月22日周二，并移至香榭丽舍，然而民众上街之势已不可挡。官方正式禁止宴会，但示威如期爆发。2月23日，街垒开始出现，继续留任基佐显然无法平息局势。况且负责维持秩序的也对基佐心怀不满。基佐当天辞职，但仍未能阻止悲剧：当晚，聚集在外交部所在的卡皮西纳大街庆祝他下台的示威群众在混乱中遭枪击，十六人丧生，革命由此进入新阶段。

路易-菲利普国王随即试图挽救局面，几个小时里先后启用两位老臣莫莱与阿道夫·梯也尔，均未能平息示威；接着又请出王朝反对派领袖，同样无效。2月24日，起义者向杜伊勒里宫进军，年迈的国王仓促退位，让位给年仅九岁的孙子巴黎伯爵，随后匆匆逃往英国，七月王朝就此终结。众议院随即解散。

权力于是集中到起义领袖中的共和派手中，也集中到两份政论报纸周围：温和共和派的《》和社会主义派的《》。由于新王年幼，按制应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她秉持自由主义原则，希望获得议会授权，于是前往波旁宫，但议事厅已被起义者占据。一些原本可能支持王朝的犹豫者（如拉马丁）最终倒向起义一方，也就倒向共和，并着手组建临时政府。市政厅那边也在进行类似商议，议员们随即赶往那里。最终在市政厅成形，骨干来自《改革报》和《国民报》两派，后者占优。共和国当即宣告成立，以免重蹈。

政权史
新体制的建立
临时政府与社会尝试
在市政厅前拒绝红旗。|alt=菲利波托所绘油画]]
成员。]]

1848年的临时政府汇集了民主派和自由派两股力量。占多数的非社会主义自由派代表人物包括议员迪蓬·德·勒尔（因曾参加法国大革命而担任象征性的主席）、拉马丁、、阿拉戈、勒德吕-罗兰、、，以及《》的。民主派虽然已有勒德吕-罗兰和《》的在政府中，但仍要求增加代表，于是政府又吸纳了路易·勃朗和工人。不过这三人均未担任部长，足见两派力量悬殊。共和国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拉马丁）决心继承大革命的遗产，但不继承恐怖统治，主张阶级调和与改善劳动条件，同时拒绝了民众强加的红旗，保留了三色旗。

以荣誉身份成为第二共和国事实上的首任政府首脑。|alt=1850年代迪蓬·德·勒尔版画像]]
。]]

临时政府的最初举措清楚地表明了新政权的基调。2月25日，政府确立；次日废除政治性死刑，以示与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个人自由等“1789年原则”得以恢复。4月27日，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已预告的一项法令正式颁布，。新政权自视为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支持各民族自决，声援、米兰和的起义者，乃至奥地利的革命者。但拉马丁等人持谨慎态度。作为外交负责人，拉马丁提出法国应在原则与实力之间取得平衡。因此，新共和国既不承诺支持一切革命，也放弃了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征服战争。

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共和派希望采纳1793年宪法，该宪法首次确立了普选权和半直接民主，权力集中于议会（而非国家元首），民众可以直接提名行政会议成员或对法律表态。

临时政府内部本就极不均衡，为了安抚左翼，政府着手解决大量失业问题。路易·勃朗主张建立由工人自主管理的社会工场，反对派则维护财产权，双方于2月27日达成妥协，设立国家工场。这类大型工程既能减少失业，又能让工人远离可能的暴动。社会主义者未能争取到劳动部，但获得了，由路易·勃朗和阿尔贝主持，讨论如何改善“平民阶级”处境的新劳动组织形式。借助这个委员会，工人在3月2日争取到了：巴黎十小时，外省十一小时。此前，工作日长度既无法律限制，实际上也不受约束。

在外省，消息传得很快，倾向新政权的新任官员被派往各地。许多对路易-菲利普倒台感到高兴的正统派显贵，甚至奥尔良派人士，转而拥护共和；而在七月王朝时期受打压的共和派则欢欣鼓舞。除了“昨日的共和派”，又多了“今日的共和派”——正统派尤其借此机会摆脱奥尔良家族。不少天主教徒也转而支持共和国。但外省民众起初也利用政权更迭造成的混乱，发泄积压已久的矛盾，出现了一些劫掠和破坏行为，随后多数人逐渐归附共和国。至于那些被改革遗忘的农民，则始终与新政保持距离。

Décret d'abolition de l'esclavage-Archives nationales-BB-30-1125-A-296.jpg|，1848年4月27日（法国国家档案馆）。
Ateliers nationaux au Champ-de-Mars (Bouton).jpg|战神广场上的国家工场。布东版画，取自《1848年革命史》，约1849年。
Louis Blanc au Luxembourg.png|路易·勃朗在。G·朱利安版画，1883年。

1848年4月选举与制宪议会
议场内景。]]
取代政治暴力。路易·马里·博斯勒东石版画，1848年。]]

“共和”的团结气氛持续了数周：神职人员为各地栽种的自由树祝圣，人们沉浸于普世博爱的“新纪元”即将到来的幻觉中。但随着选举临近，局面开始变化。这次选举旨在组成，为新政体奠定基础。激进共和派深知农村受显贵控制，担心普选结果。为了争取时间在外省展开宣传，他们在布朗基带领下要求推迟选举，仅获部分满足：投票日从4月9日推迟至4月23日。布朗基仍不罢休，于4月16日率领工人走上街头，在市政厅前与对峙，但当天未发生流血，选举日程也未再更改。一股秩序力量就此形成，决心先通过选票遏制工人的诉求。

印证了激进共和派的担忧。月初，勒德吕-罗兰曾要求其特派员向外省民众解释，促使他们投票给“昨日的共和派”。可见共和派在巴黎要抑制社会主义，在外省则要提防保王主义。这次选举动员了84%的选民，许多人需长途跋涉到县城投票，有时由市长、偶尔由本堂神甫带队。新约有900名议员，温和共和派占据主导，约500席；后来组成的保王派约200席。社会主义派别不足四分之一，其领袖除外均未当选。成员获得选民重新认可，拉马丁更是在十七个省当选。国家工场是部分工人唯一的生计来源，他们担心工场关闭，鲁昂因此爆发骚乱，这是该政权下共和派之间首次流血冲突。5月4日，议会再次宣告共和国成立，这一天便成了象征性的节日。普选实施的同时，议会也在摸索具体的投票方式。维克多·雨果在关于制宪议会的笔记中记载，代表可以把缺席同僚的票投入票箱。这是法国议会中代理投票的早期记录，其后在历届议会制政体下才逐步规范。

执行委员会与六月起义
《1848年6月25日巴黎苏弗洛街的街垒》。]]

制宪议会选出后，政府体制不再那么混乱。议会仿照督政府的做法，设立了一个五人，成员从原中产生。社会主义者被排除在外，委员会由弗朗索瓦·阿拉戈（主席）、、、阿方斯·德·拉马丁和勒德吕-罗兰组成。勒德吕-罗兰被一些人视为巴黎骚乱的幕后推手，全靠拉马丁以自己也加入为条件才得以入选。委员会随即组建了一个倾向相近、接近《》的政府，仅对社会主义者作了两点让步：留任教育部长，出任农商部长。

动荡很快来临。1848年5月15日，在一场声援的中，、布朗基、和工人强行闯入三周前选出的议会。宣布解散议会，并高呼可能组成新政府的革命领袖的名字，但他们随后被捕。史家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圈套”，因为于贝尔在路易-菲利普时期就曾充当警方线人。无论如何，此人可疑的身份使事件真相难以查清。不管是否为挑衅，结果都一样：左翼失去了领袖，该政权也开始了第一批政治逮捕。

部分议员在多个选区当选（如拉马丁当选17次），留下大量空缺席位，因此于6月4日举行了补选。新当选者包括维克多·雨果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后者随即辞职）；左翼则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和。这对政府来说相当危险：国家工场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和波拿巴日益增长声望的传播渠道，而议会多数派正担心这些工场会引发暴动。工场的高昂开支更加坚定了多数制宪议员要解散它们的决心。

6月21日，在议会压力下，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25岁以下工人参军，其余则遣散到外省，实际上等于解散了国家工场。巴黎的部分工人区于6月22日发动起义，抗议关闭工场。共和派将领卡芬雅克指挥军队（议会和委员会束手无策，于6月24日将全部权力交给了他），调集五万士兵，外加十万外省国民自卫军，残酷镇压了起义者。这场持续至28日的六月起义造成数千起义者死亡，近1500人被枪决，一万人被囚禁。

除了动荡本身，六月起义还削弱了巴黎对外省的主导地位，而普选正是这种变化的象征；起义也促成了的成立，以及执行委员会五人的引退。资产阶级对这些事件极为恐惧，暴力留下的阴影久久不散。政权因此削弱，此后长期笼罩在强烈的社会恐惧之下；各种关于起义者暴行的谣言虽大多无根据，却加剧了这种恐惧。

保守的共和国
保守阵营卷土重来
成为政府首脑，直至当年12月。|alt=卡芬雅克肖像]]

社会共和国的前景既已被暴力扼杀，议会多数（温和共和派与保王派）转而支持；这个政府虽属共和，却保守而威权。随着去职，政府中最后的社会主义元素消失；也因7月5日的不信任投票被迫离开公共教育部——教权派右翼尤其不能容忍这样一位自由思想者掌管该部，此举正是迎合他们。政府取消了1848年春季通过的社会措施（尤其是工时限制），大幅限制言论自由（出版法和戏剧审查），并追究路易·勃朗等最后一批社会主义者，勃朗被迫流亡。当蒲鲁东向议会提出其社会主义方案时，仅获2票赞成，600票反对。

左翼的清除似乎为在卡芬雅克领导下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温和共和国铺平了道路，然而这很快归于失败。1848年夏季，7月3日的和8月27日、9月3日的县选举显示出选民的变化。农村对丰收后价格下跌不满，又对征收（即所有直接税加征45%）极为愤慨，因而对共和国投了反对票。在六万五千名当选市长和助理中，超过三万五千人在七月王朝时期就已担任这些职务。9月17日和18日的立法补选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在十三个省选出的十七名议员中，十五名是保王派。

11月4日，议会通过了由委员会自5月17日起草的宪法。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为行政首脑，由产生，任期四年，不得连任；同时设立，同样由男性普选产生，任期三年，负责制定法律并监督政府。对于总统与议会之间可能出现的长期冲突，宪法没有设立任何和解机制。左翼中如儒勒·格雷维等人曾反对设立总统职位，主张行政权应由议会任免的政府首脑行使，但该提议被明确否决。宪法宣告了共和国的基本价值：“其原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其基础为家庭、劳动、财产与公共秩序。”极左翼未能将“劳动权”原则写入宪法。由人民直选总统引发了君主制复辟的担忧，有人提出取消直选的修正案，未获通过；不过宪法确实规定总统不得连任，并针对总统发动政变设置了防范措施。

1848年12月的总统选举
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848年12月20日在前宣誓效忠。]]

整个秋季都在筹备定于1848年12月10日举行的。聚集在《》周围的温和共和派认为卡芬雅克的声望足以确保他当选。与他竞争的是9月已重新当选议员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两人都竭力争取右翼保守选民，包括自由派和天主教徒。为此，卡芬雅克吸纳了两名奥尔良派进入政府，并提议接纳教宗庇护九世——后者当时因革命和罗马共和国的宣告而被逐出领地。此举使他失去部分温和派支持，而左翼自六月起义以来已与他为敌。另一方面，“”的领袖们虽然对波拿巴不太信服，但仍转而支持他，因为阿道夫·梯也尔认为此人日后容易操控。

左翼方面，勒德吕-罗兰参选，意图集结对卡芬雅克失望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则推出了当时在狱中的。拉马丁也仗着立法选举中的声望参选。若干正统派则推举将军。

结果毫无悬念：波拿巴获得五百余万票，占有效票的74.2%，而位居第二的卡芬雅克仅得一百五十万票。勒德吕-罗兰不足四十万，拉斯帕伊三万七千，拉马丁不到一万八千，尚加尼耶更是垫底。至此，4月选出的议会显然已不再代表选民。尤其是农村压倒性地支持波拿巴，因为这场选举难得地让乡村选民能投给一个自己熟悉的名字。这个投票日堪称法国农村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

副总统的选举
1849年1月20日，由选为。他一直任职至1852年1月14日通过为止。

1849年立法选举
总统任命组建一个保王色彩浓厚的。这个政府充分体现了秩序党的意图，其中没有任何共和派。新的方向清晰可见：一些共和派省长很快被七月王朝旧人或波拿巴派取代。政府着手削弱共和阵营，为做准备。这场选举是在军事压力下于1月29日被迫接受的——当时军队以含糊的骚乱为由调动，投票日定于1849年5月13日。

于3月24日勉强推动议会禁止政治俱乐部。聚集在——该社原为总统选举中支持勒德吕-罗兰而设；禁令一出，他们公开表达主张更加困难。他们组成的新山岳派沿用了1793年山岳派的名称，成为面对的唯一重要反对力量，因为卡芬雅克败选后，为数不多的温和共和派已无力组成有分量的中间派别。选举结果使各党界限分明：大胜，新议会中保守派近五百人，而《》一系的共和派仅剩百人左右，正好与上届议会比例颠倒；极左翼则有约二百名山岳派。这一时期法国的政治版图由此确立了国内极左翼的长期据点。自总统选举以来，农民票大量转向民主社会派，他们因此对未来抱有更大期望；同样的前景落在被“红色幽灵”吓坏的保守派眼中，却成了可怕的威胁。

然而权力掌握在秩序党手中，政府因此沿着保守而亲天主教的路线行事。罗马远征即为一例：这支部队原本派去保卫新生的罗马共和国、抵御奥地利人，但使命却被改变，转而恢复教宗庇护九世的世俗权力。一些共和派对法兰西共和国进攻另一个共和国以复辟君主制深感震惊，勒德吕-罗兰遂号召于6月13日举行示威。然而响应者寥寥，部分领袖被捕，勒德吕-罗兰本人流亡英国二十年。外省也有示威，以里昂最为激烈，那里筑起街垒，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被捕。

罗马远征
1849年4月16日，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一次法国远征，以援助反抗教宗和奥地利统治的罗马共和派。同时批准了为行动头三个月开支拨付的120万法郎，勒德吕-罗兰领导的社会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同年7月4日，罗马共和国战败。

一个夭折共和国的黄昏
招致批评。在奥诺雷·杜米埃这幅漫画中，的保守派头目请显然倒了胃口的法国人品尝他们“相当难吃”的选举菜肴。|alt=杜米埃题为《政治厨子》的版画]]

对罗马共和国重启战事，使政府得以在共和派领袖6月13日示威惨败后清除这些反对者：34名议员被停职，多数踏上流亡之路。造反各省被宣布，并新增若干罪名，尤其针对在报刊上冒犯总统的行为。针对共和思想的压制就此逐步成形，它同时符合波拿巴和秩序党双方的利益。为避免新的暴动（尤其在巴黎），并顺应思潮，政府着手救助贫困。保守派在此有所创新，承认国家应介入社会问题。于是1850年4月13日出台了关于的法律；同年7月有法律规范互助会；1851年2月通过学徒法；6月30日又有关于储蓄银行的法律。这些创新效果有限，未能满足1848年的期待，同时在议员间引发争论。

另一方面，天主教徒被社会主义、尤其是被的教育方案吓住，于是加紧反对垄断教育。1850年3月通过的《》赋予教会在教育中更大的地位，并给予省长在任免小学教师上更大的自由。这激起了知识界的反教权主义浪潮，也使基督教社会主义潮流在秩序党反扑面前趋于消退。

然而总统与议会多数之间并非完全和睦。1849年10月31日，总统解散巴罗内阁，另组一个更依附于他个人的。由于政策照旧，秩序党最终也就接受了。与此同时，共和派舆论继续抵抗，1850年3月10日和4月28日的立法补选即为明证：共和派成功选出二十一人，取代被褫夺职务的三十一名领袖。这个自以为已被消灭的山岳派仍在坚持，令多数派恐惧并决心采取行动。

被称为“城守法”的将选民人数削减了30%，但并未在原则上否定普选：它规定选民须在本县居住满三年，并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将最贫穷者和活跃分子排除在选民之外。该法因其伪善而招致批评，选民从960万减至680万，当权者以为山岳派的威胁已彻底过去，1852年总统选举的新前景由此浮现。

另一部法律（1850年7月16日）限制了报刊的言论自由。共和派就此分裂：多数主张合法行动，少数在流亡领袖支持下主张诉诸秘密会社，后者在尤为众多。压制共和派也影响到总统与秩序党的关系：秩序党从此敢于公开表露与波拿巴日益增大的分歧，尤其是在社会政策方面。波拿巴则把削弱普选权的责任归于保守派并加以谴责。一个“爱丽舍党”逐渐成形。

政权的终结
波拿巴派政变
之死是巴黎抵抗政变的象征性事件之一。|alt=描绘博丹立于街垒之上的油画]]

在压制了共和派反对力量之后，着手筹划未来，试图促成正统派与奥尔良派两股保王势力的联合，以建立君主立宪制。1850年路易-菲利普去世似乎为两派开辟了共同道路。然而尚博尔伯爵及其正统派支持者的不妥协（尤其在三色旗和自由主义宪法问题上），以及奥尔良派可能让路易-菲利普的某位继承人参加1852年选举的前景，使这一联合归于失败，波拿巴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总统在军中博取声望，并巡视外省，时而以隐晦批评来吸引共和派，时而迎合保守派。但他面临一个重大障碍：禁止他在1852年连任。1851年春，他通过省长发起一场旨在推动修宪的运动，但未能在7月19日的取得所需的四分之三多数。于是他策划政变，把亲信安插到关键岗位，尤其让圣阿尔诺于1851年10月26日出任陆军部长。圣阿尔诺随即命令巴黎驻军必须绝对服从他。议会中一部分人感到恐惧，（主要由保王派起草）拟就了“财务官提案”，意在提醒军队宪法高于一切军令。然而山岳派中很大一部分人与波拿巴派一起投票反对该提案，因为他们视奥尔良派为更大的威胁。

政变发生于1851年12月2日，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正值拿破仑一世加冕和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周年纪念。清晨，面向人民、军队和巴黎人的三份公告张贴全城。面向人民的公告采取比议会更左的煽动性路线，尤其承诺恢复普选权、结束议会冗长的辩论。议会被解散，波旁宫被占领，共和派和奥尔良派领袖被捕。三百名议员聚集在附近一处建筑商议对策，决议以叛国罪褫夺路易-拿破仑的职务，其中约两百人当场被捕。维克多·雨果、舍尔歇等少数逃过搜捕的议员试图动员巴黎民众，但民众对1848年六月的屠杀记忆犹新，反应相当冷淡。12月3日，议员在圣安托万郊区的街垒上被打死，起义有所扩大。与此同时，圣阿尔诺下令处决一切参与构筑或防守街垒的人。12月4日，首都林荫大道上爆发枪击，死亡人数众说纷纭：《箴言报》称380人，《泰晤士报》称1200人。12月4日晚，恐怖笼罩下的巴黎恢复平静。

走向帝国
外省素有紧跟巴黎变动的名声，但1851年12月却显示出其独立性。真正的共和派抵抗恰恰出现在巴黎之外，这是此次政变的独特之处。这种外省的共和派抵抗见于中部、西南部、朗格多克和瓦尔省，有些地方发生了流血冲突，声势之大令显贵恐惧。一些城市乃至整个省份一度落入起义者手中，随后被夺回。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并未行动，政权又大举镇压，显贵因此得以安心。

大批共和派遭到放逐，对起义者的判决往往严厉。然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对此局面感到为难：他并不希望自己的政权建立在血泊之上，因此颁布了若干赦免。尽管如此，这位王子总统还是失去了大量法国知识分子的支持：某些职位要求宣誓效忠波拿巴，许多人宁可流亡。

》所载1852年11月7日关于修改宪法的文本。]]
成立之际，巴黎市政厅悬挂拿破仑徽记（月桂环绕的“N”）与1852年11月21日、22日全国公民投票的结果：7,824,189票赞成变更政体。]]

国家元首首先恢复了，随后于12月20日和21日以公民投票形式请民众追认政变。投票结果为750万张赞成、64万张反对、150万张弃权，变更获得批准。少数反对票占多数的城市并未起事；相反，那些曾造反的城市因被镇压吓住，反而没有以选票表示反对。

此次投票后，波拿巴于1852年颁布，规定他续任共和国总统十年。议会分为立法团和元老院两院，不同于1848年的。成员由亲王终身任命，负责对照宪法和若干基本原则审查法律，且只有它能提议修宪。既不能提出法律案也不能修正，其成员虽由普选产生，但政权大量使用制度以保证立法团的驯服。同样，出版自由也受到限制：政权虽未正式恢复审查，但在文章不合其意时发出“警告”，最终可导致停刊，报纸被迫自我审查。事实上，只选出寥寥几名反对者，他们因拒绝宣誓而未就职。

第二共和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至此几近完成。王子总统赴外省巡视，其间于10月在波尔多发表演说，称“帝国即和平”。政体变更的消息逐渐传开。1852年11月7日，改行帝制之议以的形式提出。

11月21日至22日，新一轮公民投票请民众就此表态，结果为7,824,189票赞成、253,145票反对。在这一民意认可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852年12月2日，称拿破仑三世；这一天恰好是政变一周年，而更具象征意味的是，距拿破仑一世加冕已过去四十八年。

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文化
政治力量
第二共和国时期并存着若干，其演变极为剧烈。政权初期，对立主要发生在社会共和国的拥护者与较温和的共和派之间，后者也包括一批见风使舵的保王派。两派起初尚能合作，各自围绕《》和《》组织起来。虽然后者明显占优，两股潮流都在中有所代表。正是在这一共和联合时期，若干进步和社会措施得以通过（废除奴隶制、废除政治死刑、缩短工时、设立国家工场）。1848年5月立法选举显示社会主义潮流明显虚弱，此后它便逐步被逐出政治舞台。

“红色危险”暂告解除后，保王派和保守派渐渐疏远温和共和派，组成以天主教和保守主义为纽带的，并促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上台。在1849年5月立法选举中，温和派被边缘化：其右有秩序党，其左则有新兴的民主社会派潮流。该派虽在6月部分被斩首，仍在种种迫害下于议会中维持到1851年底。

另一方面，秩序党眼看着一个由它自己促成的新对手崛起。波拿巴逐步摆脱保守派，把一批为其社会主张所吸引的支持者聚拢到身边，一个波拿巴主义的“爱丽舍党”就此形成，为政变开辟了道路。

民众的逐步政治化
第二共和国借助普选推动了民众的政治化。政权初期废除了审查制度，思想流通更为顺畅，在工人中尤其如此。大量报纸涌现，其中许多昙花一现：巴黎有三百余种，外省也几乎同样多。国家工场同样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传播的渠道，这也是它被关闭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共和国初期，这种流通主要在首都才算顺畅，这既解释了社会主义者为何害怕他们认为过早的立法选举，也说明了政府在这次选举中宣传重点的差异：在巴黎要打击社会主义，在外省则要提防君主制，因为那里的农民可能被显贵牵着走。

在外省，的思想还借助民俗、舞蹈和歌谣流传。俱乐部和社团也是左翼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秩序党为此推动取缔了其中一部分。至于秩序党自身的思想，则主要通过教会及其布道和游行传播，更普遍地说，是通过它自认为对民众负有的教化职责。一种外省的分野就此形成（在1849年选举中尤为明显）：北部和西部是保守的法国，中部和东部则是山岳派的法国；1849年显现的这幅政治版图此后相当稳定。

对12月2日政变的反应，很能说明民众政治参与的演变。巴黎工人对1848年六月起义记忆犹新，不愿保卫一个曾与自己为敌的政权；外省却在多处强力动员。这场外省起义在保守派与共和派之间引发长久争论：前者视之为一场早已令人恐惧、伴随破坏和劫掠的扎克雷；后者则视之为一场保卫共和国的运动。事实上，农民的政治参与与那些更具地方性原因的越轨行为，界线很难划清；农民在这些运动中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也难以估量。

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
讽刺妇女的政治参与（《离婚的女人们》，载1848年8月4日《》的石版画）。]]

当时妇女在法律上被视为未成年人，但1848年革命与第二共和国仍是妇女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一步。一些女作家由此在政治上发声，如站在一边的乔治·桑。更重要的是，新获得的集会与出版自由催生了若干女权主义报刊，如《》《妇女政治》《妇女意见》等。这些报刊中涌现出、让娜·德罗安、等重要人物。不过，妇女在革命中的参与程度难以量化。

尽管妇女仍被排除在当时确立的普选之外，她们仍主要通过各类出版物发声，主张内容并不统一。有人为劳动权奔走，因此争得了专为妇女设立的国家工场；也有人呼吁社会议题上的平等，一些人甚至要求恢复离婚。政治诉求同样突出，她们成立委员会，向政府争取真正的普选权。尼博耶甚至在同一份报纸上呼吁乔治·桑参加1848年立法选举，但被后者拒绝。而古斯塔夫·库尔贝的名作《奥尔南的葬礼》则引发争议，人们把它看作画家对1849年保守派获胜的失望表达。这一时期的绘画虽算不上革命，却仍酝酿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画作更多地浸染情感，并出现了报道性绘画，预示着时代的来临。摄影本身也被用作文献来源，《画报》即采用人物或事件的照片（如1848年6月26日圣莫尔-波潘古街的街垒），据以制版刊行。

政治危机与霍乱疫情都可能使观众却步，剧场为了拉回观众，自1848年年底起转而嘲弄这一政权，把共和国描绘成恐怖统治的继承者；其中对争取自身权利的妇女，剧场的攻击尤为猛烈。

第二共和国的遗产
政权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上台，共和国总统才再度由普选产生。|alt=1961年戴高乐照片]]

尽管第二共和国十分短命，它仍是法国共和实践的“实验室”与试验场。早在1852年，维克多·雨果便在《小拿破仑》中写道：从此共和国的观念不会再与恐怖统治相联，因为这个政权并未在血泊中存续。六月起义则为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期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素材。1848年头几个月的热情，同样是社会主义者的奠基时期，使他们萌生了社会主义乃共和理想之归宿的观念；让·饶勒斯在1903年阿尔比演说中即重申此意。1849年与1850年的保守年代，尤其是《》，因加剧了共和派的反教权主义而影响了共和心态：政教分离之争因而成为第三共和国的重大议题之一。

然而这段共和时期并非只给左翼留下遗产。这段没有君主的岁月使某些保守派——无论正统派还是奥尔良派——看到，共和国的概念未必危及他们的财产与原则。正因如此，像阿道夫·梯也尔这样把第二共和国当作暂时约束来接受的人，日后会成为第三共和国的奠基者之一。当代左翼与右翼的部分共同根源，正来自这一时期。

第二共和国的终结与波拿巴政变同样长久地标记了法国政治生活，催生了一种对普选的畏惧。政权的蜕变表明，必须先教育民众，使他们有能力投票：民众教育将成为第三共和国的一大议题。1848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当选证明，一旦普选被用来拥戴一个著名姓氏，而这个姓氏又激起各种分歧而矛盾的期望，普选本身就可能成为民主的危险。

由普选选举共和国总统的方式因而被长久拒斥。在制定1875年宪法性法律时，激进派甚至要求取消总统职位，最终总统改由两院选举产生。第四共和国之初亦复如是：波拿巴的记忆，混合着更近的贝当记忆，促使人们再度拒绝以普选选举总统。同样，当夏尔·戴高乐提议时，政治阶层（新共和联盟的戴高乐派除外）一片哗然，却未能阻止“赞成”以明显多数胜出。

第二共和国在文化中的留存
政权覆亡后，它仍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古斯塔夫·福楼拜于1869年在《情感教育》中加以呈现；维克多·雨果则以与第二帝国鲜明对立的笔法为它描绘了一幅赞颂式的肖像；埃米尔·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首卷也设定在拿破仑三世政变前夕。其他当时的见证者留下了珍贵史料，如夏尔·德·雷米萨、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以及乔治·桑的书信。卡尔·马克思亦曾以“阶级斗争”的视角分析这一时代。

后来电影也从这一时期取材，例如由解说的纪录片《1848》，该片于1950年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

史学
第二共和国是最早在事件进行之中即被同代人当作分析对象的法国政体之一。卡尔·马克思先后写下《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阿居隆称他是这一时代最早的分析者之一，其著作“用今天的话说是一部‘即时史’”，而他对温和共和派中间路线的判词极为严厉，那些讥讽至今仍压在勒德吕-罗兰等人的身后名上。马克思用来形容空头许诺的那个比喻尤为著名：当人们在卢森堡宫寻找点金石时，市政厅里铸出的才是真正流通的货币。另一位见证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则以《回忆录》留下截然不同的视角，而他本人的双重身份恰可玩味：既是领着“他的”诺曼底农民走向投票站的乡绅，也是政变当日与二百二十名议员一同被押走的当事人。蒲鲁东则一度接受波拿巴派的论点，认为路易-拿破仑比议会中的资产者更接近人民，本身即普选的产物，或许可借其手实现群众的社会诉求；但他很快转为反对，私下承认爱丽舍宫里占多数的其实是“奥尔良主义与耶稣会精神”。

第二共和国的史学长期主要局限于革命之后的1848年数月；研究这一时期的人往往受自身政治立场牵引，或构建出一个“玫瑰色传说”：一个进步的共和国，带来了废奴、普选与社会问题的初步解决，最终被“巴丹盖”背信弃义地扼杀；或构建出一个“黑色传说”：一个理想主义的共和国，陷入了无谓而危险的即兴施政。这长期表现为第二共和国专家与第二帝国专家之间的对立，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过于宽容。

现代史学则对这些同代判断本身提出反省。阿居隆指出，马克思的“第一个诊断错误”在于他似乎认为只有君主制才具备“神秘化”的功能，而共和国作为一种去人格化的政治关系体系，理应对阶级关系透明；因此政治斗争一旦在共和制下展开，就会迅速沿纯粹的社会学界线理性化，1848年六月的阶级冲突正是二月的当然推论。阿居隆的判词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阿居隆本人则以“共和国的学徒期”概括这四年：其首要成果不是任何一项具体制度，而是认识到群众需要一种完整的教育——从使人能够阅读的初等教育，直到使自由报刊、自由集会与自由结社成为可能的民主政治实践。他还强调，1850年《》与1851至1852年教士支持政变这两段经历，使“四八年人”形成了深刻的反教权主义；人们谈论得过多的，是政权头几周那个有教士祝福、气氛融洽的“拉马丁式共和国”，却忘了这一阶段何其短暂。在他看来，“四八年人”的共和国与梯也尔日后所接受、并构成第三共和国的那个共和国并非一物：后者是一种纯粹的宪政形式，满足于既无君主亦无独裁者、法理上几无可指摘，却剥除了一切民粹神秘性与社会改革意图。

然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史家越来越多地关注1849年至1851年这一段：法国政治生活的重心正是在此期间借普选之力由巴黎移向外省。这一转向源自当时流行的范式，该范式偏重区域或省级尺度的研究。此外，外国史家也以比政治史更具文化史色彩的路径研究19世纪的法国，推动了史学的更新。这些研究使人们对该政权的理解不再那么政治化，也更为深入。不过，相对于政权初期和末期，关于1849年与1850年的研究仍嫌太少。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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