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小輪加價暴動,或稱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官方稱1966年九龍騷動,史稱六六暴動、六六騷亂,是1966年發生於英屬香港的一次騷亂,事件由天星小輪頭等加價港幣5仙觸發,因為五仙在香港粵語常被稱為「斗零」,所以這場騷亂在坊間又被稱為斗零暴動。天星小輪在當年申請加價後,先後有市民在中環及尖沙咀天星碼頭外集會抗議加價,在九龍的遊行抗議活動,在九龍部分地區引發連續兩晚騷亂。港英政府出動警察訓練分遣隊平亂,香港空軍輔助隊亦出動直升機協助。香港總督戴麟趾在平息騷亂後成立由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騷亂的成因,並就社會及青少年政策提供改善建議,賺取的收入僅足夠糊口。由於自1940年代晚期起有大批難民為躲避中國大陸的內戰和動亂而湧入英國統治的香港,導致房屋遠遠供不應求,房價及租金持續上漲,除了使中低收入的市民生活環境困迫,也帶來金融不穩的問題,由於其時對金融機構缺乏有效的監管,多家華資銀行向房地產過度放貸,當地產回調,借出的資金未能及時回籠,銀行便因缺乏流動資金而面臨倒閉危機,存戶的信心受到打擊,繼而趕往銀行提款,引發擠提潮。1961年6月,廖創興銀行發生擠提,持續數日,直至獲得滙豐銀行和渣打銀行注資才得以緩解。1965年1月,香港發生一場更嚴重的擠提潮,並引發金融危機。小型銀行明德銀號因其支票被拒付,引起存戶到銀行通宵輪候提款,港府在1月27日接管銀號審查帳目後,確認其資不抵債而宣告破產,多家華資銀行的存戶因擔心存款化為烏有,紛紛到銀行提款。同年2月6日,廣東信託商業銀行因周轉困難及帳目問題,在2月8日被財政司郭伯偉勒令全線停業,該行被政府接管後,觸發更大恐慌,擠提潮蔓延至廣安銀行、道亨銀行、永隆銀行及恒生銀行等多家華資銀行,並且引發六五股災。面對席捲多家華資銀行的擠提潮,港府安排匯豐銀行及渣打銀行向多家華資銀行無限量拆借資金,以維持受影響銀行的資金流動性。財政司郭伯偉又於2月9日下午宣布限制銀行存戶每日最多提取現鈔100港元,以支票提款則不予限制,直至英倫銀行空運的大量鈔票在週末抵港為止。同年4月因擠提面臨倒閉的恒生銀行同意滙豐銀行收購控股權,於同年5月正式倒閉。當年的金融危機有不少市民失去積蓄,引起公眾對政府和企業的不信任。
天星小輪加價
1965年10月,天星小輪來往中環至尖沙咀的航線向政府申請加價,將頭等(渡輪上層)的收費由港幣2毫,增加5仙至2毫5仙,二等(渡輪下層)的收費則維持港幣1毫不變。因為1960年代仍未有行車海底隧道,渡輪是橫渡維多利亞港來往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最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之一,而且在當年的香港一塊5仙硬幣(俗稱一個斗零)的價值,足夠在粥店購買一條油條,對比當年一般勞工的日薪,這次加價的幅度是頗大的,所以社會輿論對小輪加價紛表反對,批評天星小輪帶頭加價,將會引發加價潮。1965年11月,市政局民選議員葉錫恩收集超過2萬名市民簽名,聯署反對天星小輪加價。1966年3月,為政府提供公共交通服務建議的交通諮詢委員會舉行會議,除葉錫恩外,其他委員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的申請,與會的怡和主席、天星小輪董事局主席郝禮士(M.A.R. Herries)更宣稱「不願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雖然天星小輪確實沒有增加二等收費,但這種說法無助安撫坊間的不滿情緒,倒成為火上加油的「公關災難」,引起社會更為強烈的反感。此外,1966年4月1日,政府如期調高所得稅及薪俸稅,又增加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屋租、停車場等多項收費,進一步導致民怨升溫,促使更多市民支持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抗議活動。
經過
議員葉錫恩經報章分發的反對公共交通加價的請願書]]
1966年4月4日上午11時,25歲青年蘇守忠身穿黑色皮外套,背部用白色油漆寫上「For Elsie」(支持葉錫恩),並手持寫有「絕飲食,反加價潮」、「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increase」的紙牌,坐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碼頭的欄杆外,表示要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途人圍觀。4月5日,盧麒等11名青年加入聲援。同日下午,有2名警察以阻街為由拘捕蘇守忠。當晚盧麒等人前往港督府要求會見香港總督戴麟趾及警方釋放蘇守忠。同日晚上在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有10多名青年舉行示威,後來沿廣東道遊行往佐敦道碼頭,吸引群眾跟隨。又有遊行隊伍從尖沙咀經彌敦道遊行往石硤尾,支持蘇守忠及反對加價。
4月6日凌晨,警方拘捕4名示威者,同日蘇守忠在西區裁判處受審,香港及九龍出現零星示威。入夜後開始有人在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
港府在1966年5月4日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港督戴麟趾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軍總監羅徵勤、香港大學前校長賴廉士爵士、律師黃秉乾組成「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調查騷亂的成因及提供預防的建議。調查委員會在同年12月發表《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調查委員會的委員認為部分示威者參與騷亂的動機,是因為在經濟上遭受挫折及社會貧富懸殊而引起。調查報告指政府職權過於集中,導致殖民地政府與市民之間出現隔閡,政府有需要關注產生不滿情緒的原因,更提到如不處理這些負面因素,將來可能再有騷動,建議政府設法開闢與民眾交流及溝通的管道,增進公務員與市民之間的接觸和了解。然而調查委員會在1966年12月發表報告後,港府來不及將調查報告的建議付諸實行,在1967年就因香港左派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有史以來暴力程度最嚴重的六七暴動,港府平息這場演變為炸彈浪潮的六七暴動後,採取多項政策防止嚴重騷亂重演。
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示威抗議活動被認為是1945年香港重光後發生的第一場本土抗爭運動,在事件發生期間中國共產黨支持的左派及中國國民黨支持的右派都沒有通過其在香港的社團發動群眾參與抗爭,更在其各自的喉舌媒體發表評論支持港府平亂,因此這場抗議活動本身並未帶有明顯的政治派系色彩。與在翌年發生的香港左派暴動有顯著分別,抗議天星小輪加價的示威乃本土發起,並無外在勢力推動,而以絕食及遊行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抗議活動,亦被認為是香港在1970年代連場本土社會運動的開端,包括「反貪污捉葛柏」、「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等等的社會運動,均反映隨著香港經濟在1960年代開始起飛,以及香港於1946年起的戰後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嬰孩已漸漸長大成為青年人,新世代越來越關心香港政治與本土事務,香港人的自我意識及身份認同逐漸抬頭。
中國共產黨的觀點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认为「事件是『港英搞鬼,弄假』。英国搞假民主的『骗术』:『华革会』…叶锡恩为了搞假民主,争取群众,收买了几十个人,表面上出来反对加价,谁知后面跟上了14K,黑社会势力,乘机捣乱,发生了九龙骚乱事件。」而根据其持有的资料,中共还通过《大公报》及《文汇报》,强烈谴责有人在香港破坏秩序;而由于中共高层的态度,中共所支持的香港左派势力并没有参与這場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抗議活動,還在發生騷亂後要求港府平亂,盡快恢復社會秩序。雖然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騷亂與1967年香港左派響應中國文化大革命及得到中共支持而發起的六七暴動,兩者的發生時間相隔僅有一年,有部分人或會認為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的六六騷亂是六七暴動的前湊及預演,惟兩者並無直接關係,性質也有極大差異。
保留天星碼頭事件
至2006年,由於政府規劃拆卸愛丁堡廣場渡輪碼頭以及皇后碼頭,引發連串保育抗爭行動。保育人士重提是次加價暴動,以碼頭見證本土意識抬頭、盛載抗爭歷史為反對拆卸碼頭的原因之一。
參見
- 雙十暴動
- 六七暴動
- 2016年旺角騷亂
參考資料
外部連接
*Kevin Sinclair & Nelson Ng: Asia's Finest Marches On — ISBN 9628513028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 — ISBN 962827429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1017212420/http://www.rthk.org.hk/rthk/radio2/89/20070123.html 香港電台專訪蘇守忠]
[https://archive.org/details/kowloon-disturbances-1966 Kowloon Disturbances 1966: 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 1966年九龍騷亂調查報告書:1967年香港出版(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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