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两

银两，也称银子、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银质称量货币，盛行于明清时期，以银锭为主要形式，在近代可以分为虚银两和实银两。白银在中国很早就获得货币地位，汉代的“白金三品”可能是最早由官方发行的银质铸币，但直到宋元时期银两才在民间大规模流行。明清时期银两日益流行，成为政府的法定货币和民间大宗交易的常用货币。随着外国贸易银元的大规模流入，银两因为平色、形制难以统一，汇兑存在困难，最终为银元所取代。

银两制度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催生出专职于汇兑的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并逐渐脱离实物发展出虚银两，衍生出相关的申汇、洋厘等金融市场。

定义
“银两”中的“两”原来为衡量重量的单位，顾名思义银两的价值取决于所含银的重量，“银两”本质是借用重量单位表示白银价值的货币单位。银两是一种相对落后的货币制度，可以和英镑做对比：“英镑”的“镑”本来是重量单位的“磅”，但英镑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脱离了重量单位的含义，价值不再取决于重量，而是由法定面额决定；银两自始至终都是一种称量货币，它并没有一种法定的价值，甚至都没有一种统一规范的形式，需要根据成色鉴定和重量衡量确定银含量，才能最后确定其价值。

银两在清代不仅是民间大宗商品交易、埠间交易的通用货币，还是官方财政收支的计量单位，并且衍生出实际流通的实银两和仅仅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实银两，就是真实存在、实际流通的白银，例如银元宝。虚银两衍生自实银两，由于实银两平色各式各样，为了方便计算其价值，往往假定一种银两的成色与质量作为标准，这一标准并不需要现实中存在对应的实银两，仅仅充当记账中的货币单位，这种假定的标准银就是虚银两。
历史
唐宋以前的白银
中国用银历史悠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而唐代《史記索隱》考证“白金”即为白银，此外唐代《通典》中也有白金即白银之说。这些来源缺乏根据，并不足以信服。根据商周考古发现，白银在周代主要用于装饰。1973年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曾经出土银布币18枚，其中年代最早的在春秋中叶，也有战国早期实首布币，形态并不统一，虽然有一定规格和型制，但仍属于称量货币。除了银布币之外，1949年以前长沙楚墓中曾经出土银质郢爰，1949年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的楚墓中也发掘出银质郢爰和包银箔饼状冥币，河北平山的中山国古墓中也有银贝币出土。先秦时期虽然有白银货币实物，但却罕有文献记载，当时的文献大多统称用金，而后来的秦律则废止了白银货币功能。

汉武帝时期，首次出现官方发行的“白金三品”，然而由于“白金三品”法定价值高而铸造成本低，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民间仿制太多而废止。王莽于公元10年重新恢复了汉武帝时期的宝货制度，将白银分为“朱提银”和“他银”两类，均以流（等于8两）为衡量单位，规定“朱提银”1流等值于1580钱，“他银”则只值1000钱。根据雲南昭通（古称朱提）出土的“白金三品”铸料化验分析，朱提银系银锡合金，含银量只有42%，还不是纯粹的银币。三国时期，吴后主孙皓曾得到汉制小银锭，近代彭信威也曾收藏汉代银锭。自三国以降至隋，战乱频仍、百业凋零，商品经济出现去货币化的趋势，实物的丝帛逐渐取代铜钱成为主流交易媒介。但白银的使用有增无减，白銀的計價單位也逐漸從斤到兩，反映了白银的相对普及，例如《晉書·石勒傳》記載“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而交廣、河西受到周边国家贸易影响也开始使用银币，但直到隋代多数地区的白银都还只是用于贡品、宝藏或者赏赐等用途。，铭文显示当时政府会将各地缴纳丁税出售换取白银。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天宝年间唐代政府财政用银已经成为常态，岭南地区仍在延续汉代以来用银贸易传统，但大多数地区民间习惯以银易钱用于贸易。至唐朝末期和五代，白银已经比黄金更加普遍，白银的衡量单位也从魏晋南北朝的斤两并用演化为以两为主，金银商铺也开始承接白银汇兑功能，至五代就已经出现银锭造假和专业承接白银业务的“鬻银肆”。

宋仁宗景佑年间，诏令福建、两广以银代绢缴纳税收，白银正式获得法定货币地位。宋金元时期白银不仅在民间流行，政府赏赐和外交纳贡都常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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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当局「禁民人用金银」，但这阻止不了民间对金银使用的需求，根据《明实录》记载，“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明英宗曾在即位元年（1436年）宣布稅收一律以銀繳納，实际上放开民间银禁，结果很快“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虽然他后来曾经试图恢复银禁，但用银趋势已经势无可逆转，最后直接开放了银禁。由于民间惯用银、钱，政府发行的宝钞逐渐贬值、退出流通，至明中叶白银已经成为通用货币，形成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格局。政府也是普遍用银支付，乃至与制钱成本也是用银衡量，官员薪水也是90%以上为银。至万历朝，一条鞭法实施后全国税赋一律纳银，社会用银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形制
在唐宋以前，银质钱币形式主要为银铤和银饼两类。有人认为原小注“二十二”的“二”为“五”的残字，应订正为“小铤二十五两”。}}明代最大的银锭在工部节慎库，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称需登梯才能到顶，顶上边尚高于人，为明国库镇库之宝，造于永乐年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尚有万历年间造500两镇库银，被日军掠至日本、现藏日本造币局。从明末开始银两形制开始出现多样化、地方化趋势，虽然清初仍然延续了明代样式，但雍正朝元宝开始越发像马蹄状发展，并且各地制造的元宝都各具特色，不仅重量形状不再统一，并且出现了半球体圆锭这样的完全脱离传统元宝、银饼范畴的异类。除了各地通行的元宝银，地方又有区域性流行品种，例如两广、湖南流行砝码锭10两，江西、甘肃又流行方锭50两，山西、河南的腰锭重约5两，甘肃、宁夏却只有2两，云南又有独树一帜的5两牌坊锭。在清代，铸造银锭的机构在中国南方称作银炉，在中国北方称作炉房，河南的南阳、郑州也叫宝炉。清代银炉的开设最初需要户部执照，拥有执照的银炉称公炉，但到了晚清私炉蔚然成风。不论公炉还是私炉都属于私人机构，只需要一定经济实力就能够成立营口的炉房也兼职金融信用，其兴起最初是由于商业发展，本地收受的大多属于不便于交易的碎银，外地运入的现银却不符合营口本地的成色，都需要一定时间改铸，如果遇到顾客急需用银，炉房就会出具收据作为凭证，顾客可以用这种凭证到市场上交易，后来逐步演变成存银在炉房，炉房出具凭条供市面流通。南方的银炉以上海最多，但上海的银炉没有复杂的金融功能，只会承接钱庄和银行代铸银两的订单，人员不过二十多，资本最多四五千元。上海银炉熔铸的大多是进口的大条银和异地宝银及银毫，要开设银炉需要10家商号作保和公估局批准，在承接银行订单时还要出具本票以示欠款，信用不足还要拉上同行一同作保，遇到大宗交易还需要公会出面组织几家银炉合作承揽生意。

银两成色鉴定最简单的方法是看银锭上面银炉标注的成色，在许多地方银炉出产的银锭不仅需要银炉标明产地和炉名，还需要得到当地公估局鉴定才能顺利投入流通领域。公估局是五口通商之后的产物，可确认设立过公估局的城市不过21个，没有公估局的地方要么是银炉、钱庄、钱业公会凭信用担保，要么像是广州商人专请看银师，还有少数地方会要求运到本地的银两一律改铸。}}，盖印为证；如果看色人对成色有疑问，会将长铁锥凿入元宝中央，确定是否内灌铅锡，凭借音浪辨识成色。，当时上海的华洋商人均信服结果。即便到了近现代，银两的鉴定仍然沿用口耳相传的经验方法，近代以来研究者则使用科学实验定量分析，所得结果大多与古人相去不远：1920年鉴定纹银纯度为93.54%、足宝为99.15%，余下多在98-99%之间；与当时中国银炉验定的成色非常接近大英博物馆曾对馆藏银锭进行成分鉴定，结果所藏银锭成色大多在98.5%—99.5%的区间，只有云南方锭成色偏低；中国钱币博物馆也做过类似的工作，所得成色大多在95%-99%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地理或时代差异。

汇兑
发行的上海〩〨规元10两纸币]]
银两制度的复杂不仅仅在于平色，更在于因平色不一所致的汇兑问题。汉学家马士曾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给出一个典型例子：江苏向甘肃省提供协饷时，江苏缴税用江苏银，收入国库用库平银，运输用漕平银，到了上海钱庄又是用规元，运到甘肃又要用漕平银，到了甘肃又换甘肃银，和户部和江苏结算又要走一遍汇款流程，同一笔汇款辗转折算不下9次，这一过程不仅耗时耗力还留有大量腐败空间。这对于从事异地汇兑的钱庄和票号也是一件难事，因为他们很难提前预知某地银两的需求，从而有效调剂在各地的银两。1844年，山西票号蔚泰厚和日升昌因苏州银根紧缺、利率高企，从北京拨出大批现银调剂，结果因为运走银两太多，再加上捐输银两增加，北京出现银根紧缺，不得不再从各地转拨北京。

承上所述，宋代银两成色不下10种，而到了清乾隆年间《皇朝文献通考》就例举各地通行各色银两种类不下20种。从成色来看，全国通行的成色大抵有纯银（1000‰）、足银（990‰）、纹银（930‰以上）、标准银（900‰以上）4种，由于各地的宝银成色一般高于纹银，因此按照每50两兑换纹银升水数量，在纹银和足银之间又有二四宝到二九宝等档次，譬如二四宝对纹银汇率就是50:(50+2.4)，名字取自其升水；鉴于换算之复杂，一般各地最多只会流行一两种宝银。解决完成色之间的换算问题，就需要考虑银两到底有多少两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各地的平砝，比较通用的有库平、关平、漕平、司马平、公砝平、钱平6种，每种平砝都有各自的用途，根据中国银行在民国初年的统计，各地平砝种类不下170种。库平是清政府指定的货币衡量单位，用于财政收支与结算；然而即便是名义上通行全国的库平，也是依照场合而定，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库平1两合，而广东的库平有，到了宁波却只有。为了计算平砝，许多机构都想出相应的口诀简便运算，例如山西票号大德恒就有“9201357，18402714……”云云的平码歌，表示上海规元与本号平色的折算率，规元1000两合本票平足银920.1357两，后面都是920.1357的倍数。

仅仅一地之平色就如此混沌，为便利交易商界自发采用了一种用于记账的标准银两——虚银两，虚银两具有比较强的地域特征，比较具影响力的有官府纹银、上海规元、天津行化银、汉口洋例银、营口炉银等，在交易的时候任何银两都需要折算为相应的虚银两单位用于本地的货币清算。。在重庆，虚银两制度又和官方的纸币制度相结合，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强令市场接受军用券，而重庆市面折衷将70%银两和30%军用券搭配，作为记账的基本单位，称作三七周化银。所谓洋厘，即银元（大洋）合银几厘，由于价格变动多以厘计故称厘价，反映了市场上银两和银元的供需关系。随着银元越发流行，钱庄从事银元汇兑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汇兑问题不仅仅涉及市面间银两的调剂，还和各地洋厘行情相关。洋厘价格影响钱庄票号在埠间的现银运输，而现银的划拨又会反过来影响供求关系和汇兑成本。举例论之，如果上海洋厘价格高出天津一定程度，商家会倾向于在上海把银元换成银两，然而再把银两运到天津换成银元，因此汇往天津的资金会变多，到天津的申汇供不应求，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参考資料
註釋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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