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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咸

Wikipedia · 2026-05-18 维基百科 👁 1 阅读

第一代從男爵文咸爵士，（，），又譯般咸、般含、文翰、蒙咸或濮亨，英國東印度公司及，1836年至1843年出任第四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後於1848年至1854年出任第三任香港總督，並兼任駐華全權公使及駐華商務總監等職。

不同前兩任港督，文咸在任時聲望良好，亦平息了香港居民對政府的不滿。文咸在任港督期間為定例局首次引入非官守議員的議席，又成功緊縮開支，以及爭取使香港地契由75年延長至999年。另一方面，文咸任內亦曾多番與清廷兩廣總督徐廣縉交涉，要求准許英商踐約進入廣州城，但最後沒有下文。文咸曾於1853年訪問南京與太平天國領袖展開會談，會談的不快促使英國對太平天國採取中立的態度。

生平
家庭背景
文咸在1803年9月7日出生於英國根德郡法弗舍姆，

在上任之前，英廷特別向文咸授予CB勳銜，他未幾在1848年3月21日抵港履新，除了港督職務外，他還同時兼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和香港島海軍中將，全面主理對華的外交及貿易事務，在同年4月8日，文咸復以威妥瑪出任港督私人秘書。文咸曾於其他殖民地任職，富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經驗，這亦使他成為首位在殖民地政府出身的港督。

香港總督
挽回民心
的施政因深受非議而黯然下台。]]
文咸上任港督以後，立即著手於挽回民心。一方面，他宣佈取消前任總督設立的不合理稅收，使華人不再罷市離埠；另一方面，為了討好不滿的英商，在得到時任陸軍及殖民地大臣格雷勳爵的准許下，文咸在1849年11月邀請十五名非官守太平紳士，表示打算委任其中兩人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十五名太平紳士隨後在同年12月推舉出渣甸洋行大班大衛·渣甸及威廉·渣甸的外甥約瑟·艾德格出任議員，其中又以大衛·渣甸出任首任首席非官守議員，兩人其後於1850年6月正式履新。自此以後，歷年定例局內皆置有非官守議席，而渣甸洋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定例局（後稱立法局）更必定佔有席位。

雖然文咸曾認為「學習中文會使人頭腦糊塗」，他本人亦對於在政府晉升懂中文的人士顯得十分抗拒，但文咸其實也十分關注華人社區的利益。在任內，他准許華人領袖負責解決發生於華人社區的民事糾紛，而對於法院出現對華人不公的審訊，他亦會運用總督特權加以介入；此外，文咸又引入不少措施，防範對英國法律欠缺認識的華人遭人蒙騙。

文咸在香港的政策成功地挽回民心，使政府重拾英商、英籍與華籍居民的支持，這使得其功績深受英廷肯定，並決定在1850年向他授予KCB勳銜，成為爵士。

緊縮開支
儘管撤銷了前任港督立下的種種苛稅，但政府的財政問題卻更形嚴重。為了解決港府的財政問題，文咸曾經一度不支取薪金，而且還擱置不少已計劃好的大型工程，當中擬建的香港動植物公園更被無限期押後，到1864年方才建成。此外，文咸任內又削減警隊規模，合併政府職位，甚至將部份政府工作外判，以求大幅削減政府開支。

另一方面，為了鼓勵土地買賣，以及增加土地拍賣的收入，文咸仿傚星加坡，在1849年3月3日刊憲宣佈香港地契有效期將由原先的75年大幅延長至999年，意味土地擁有權之穩定性將獲得大幅度的保障；同時間，政府又撤銷拍賣土地所收取的拍賣稅，但改為向拍賣商收取牌照費。文-{咸}-的賣地政策除了得到商人歡迎，也大大助長了香港的土地買賣，為政府庫房帶來可觀的收益。

文-{咸}-的開源節流政策使港府財政狀況得以大大改善，港府開支由1846年的49,000英鎊減至1847年的36,900英鎊，到1851年更進一步減至15,500英鎊。英國殖民地原本計劃每年向香港撥款不多於25,000鎊，但至1850年時，香港提出的撥款要求已自行減至少於20,000鎊，到1854年時更減至少於9,000鎊。大抵上，文-{咸}-卸任以後，撇除軍費開支，港府基本上已做到財政自給。

社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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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文咸任內減少基建工程，但他仍在1851年動用14,940鎊，命令總測量官急庇利興建港督府。港督府在1855年正式竣工，其時文咸已經卸任，因此他沒有機會搬進港督府。終文咸一任，他一直租借渣甸洋行位於灣仔面海的樓房，作為辦公和起居的地方。而除了港督府外，1847年奠建興建的聖約翰教堂亦在1849年3月11日落成啟用，教堂前後共銀8,736鎊，後於1852年獲晉升為座堂，至於香港聖公會的首任會督施美夫則獲文咸委為教育委員會主席，主管教育事務。

此外，在1851年12月28日，上環（今蘇杭街一帶）發生大火，燒毀房屋四百多座，造成三十多人死亡，並留下大堆瓦礫。很多人對本來對瓦礫的處理甚感苦惱，但文咸想到把瓦礫推到附近岸頭，填海造地，既可增加土地供應，又可輕易處理瓦礫，一舉兩得。文咸填海計劃在1852年展開，是為香港第一個正式的填海工程，計劃使維多利亞港上環及中環西部一帶開闢不少土地，自此以後，港府接續對維港進行大小的填海。

文咸任內亦於1848年11月建成了香港第一所的公立醫院，但大抵而言，當時香港的醫療設備及衛生環境仍十分落後，而且疫病更經常在香港肆虐。僅就1850年而言，在流行性疾病橫行下，香港一年有百分之十的歐裔居民染病死亡，其中軍人更佔上歐裔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二十。

海盜為患
在文咸任內，香港的海盜活動非常猖獗，屢有沿海居民及商船遇劫，當中以徐亞保及赤柱黃麻角人士「十五仔」的兩股海盜最為活躍。在1849年，文咸下令派海軍聯同清廷水師剿盜，使徐亞保一方重創敗逃；英軍同年又擊潰「十五仔」的勢力，最後向清廷投誠。翌年，英軍所發現徐亞保蹤跡，並在大鵬灣再度重創徐亞保及其餘部，徐亞保後於前赴清廷投誠途中被部眾出賣，最後被英軍所拘捕，並於獄中自縊身亡。

除了中國海盜以外，文咸任內的香港水域也有外籍海盜出沒。在1851年6月，英籍海盜芬頓登上葡萄牙船隻劫掠，並殺害兩名葡籍軍官。芬頓後於同年12月再度作案時被捕，翌年1月被法庭宣告無罪，結果引起了葡屬澳門政府大為不滿。文咸本身與澳門政府保持了良好關係，在文-{咸}-的介入下，芬頓被改判三年有期徒刑，事件才得以平息。

終文咸一任，最初香港雖然海盜為患，但經他加以大舉掃蕩以後，香港水域的海盜問題在他任內終於得以大幅度改善。

踐約入城
自從《南京條約》在1842年簽訂後，英方一直要求履行進入廣州城的條款，幾經爭論，前任港督戴維斯爵士才於1847年與時任兩廣總督耆英達成協議，答應兩年後讓外國人入城。

文咸對清廷能否履約十分關注，在上任後不久，文咸在1848年4月29日登上停泊於虎門的英艦，會見新任兩廣總督徐廣縉，商討有關踐約入城的事宜。雖然徐廣縉特意登上英艦以示坦白，但兩人在有關議題上卻毫無進展。未幾，文咸在同年6月7日致函徐廣縉，正式表示應就明年4月開城前的細節準備展開磋商，惟徐廣縉此時以入城激起民怨，做成困擾為由而加以拒絕。此後，雙方多次進行書信來往，仍未能將問題解決。

一度建議只讓文咸及駐廣州領事寶靈博士兩人入城。]]
當時的英國外相巴麥尊勳爵曾建議英方作出讓步，將入城的權利縮減至僅限於文咸及英國駐廣州領事寶靈博士兩人，但巴麥尊勳爵隨後改變立場，認為硬要進入一個充滿敵對態度的城市，實屬無謂，故此打消了讓步的念頭。在同年12月，巴麥尊勳爵復致函文咸，表示可將有關議題暫擱。

在1849年1月，中、英雙方再就入城議題展開討論，文咸與徐廣縉二人復於2月17日至2月18日在虎門舉行兩日會談，惟雙方始終沒有進展，徐廣縉指入城將致「民情憤激，眾怒難犯，非官所能禁止」，而文咸則堅持踐約，並表示福州、上海都可以入城，如果廣州繼續拒絕入城要求，將會率艦到天津「伸冤」。徐廣縉隨後向文咸表示，入城決定須進一步上請京師，故未能立即答覆，而文咸為了儘早得到回覆，曾表示願意提供快船代為傳遞信息，但被徐廣縉婉拒。

未幾，京師在同年3月下詔，表示為了踐約，容許英國人入城一次，但下不為例，惟而有關建議仍為徐廣縉所反對。徐廣縉認為，英國人一旦入城，將會導致人心瓦解，內外交訌，不可一試。同時間，文咸為了展示英方實力，特地將三艘軍艦調到香港，並以小艇測水探路，以示恫嚇，但這樣卻進一步激起廣州民情。在得到徐廣縉支持下，廣州十三行在3月開始停止通商，而民間更組織團練十萬，防範英國人入城，形勢十分危急。貿易中斷後，各國外商損失慘重，為了重開貿易，英商士紳遂向文咸發聯署信，要求擱置入城要求。

受到各方壓力下，文咸終在1849年4月9日致函徐廣縉，信中表示「所爭論的問題沒有進展，只得暫時擱置」，根據文咸與及英方的信中原意，入城議題只因為沒有進展而暫時擱置，但有關信件被英方的德籍翻譯郭士立翻譯後，卻變成「所議之款，今如前未定，必須存候也」，結果根據徐廣縉的解讀，就以為英方已經永遠放棄進入廣州城的要求，並且向道光帝加以稟報。

有關入城踐約之爭後隨著貿易重開而被擱置下來，但數個月以後，文咸復提出入城之議，惟徐廣縉以貿易已經恢復而加以拒絕。在1850年，文咸曾遣人到上海及天津向大學士穆彰阿及耆英遞信陳情，但都沒有下文，此後入城踐約一事就慢慢被擱置下來。終文咸一任，外國人始終不能進入廣州城，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廣州門禁才得以打破。

太平天國
在1851年1月，拜上帝會創辦人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聚眾建立太平天國，試圖推翻積弱的清廷。太平天國之亂很快席捲整個江南地區，及至1853年，太平軍人數已暴增至五十萬人，大軍更在同年3月攻陷南京，並將之定為「天京」，一時之間，聲勢十分浩大。

當時外國對於清廷及太平天國誰勝誰負，沒有把握，因此初時多表示保持中立。由於太平天國主張信奉上帝和基督，而領袖洪秀全更自命「天王」，與基督以「天兄」相稱，因此引起不少外國人的興趣。其中，為了清楚了解太平天國的對外態度，文咸在1853年4月27日乘坐「HMS赫爾梅斯號」（HMS Hermes），親自抵達「天京」訪問洪秀全。

「天王」洪秀全會面，但不成功。]]
文咸抵達不久，就因宮廷儀規而未能直接與洪秀全見面，但他的翻譯密迪樂就成功拜會「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然而，在與太平天國交涉期間，文咸對之大感失望，儘管他得知洪秀全承諾讓外國人在太平天國內自由通商，但他卻拒絕承認清廷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文咸曾言如果太平天國拒絕承認外國在華通商權益，將使英國協助清廷一方，但太平天國一方卻不為所動。另一方面，文咸發現太平天國高層的生活十分腐敗糜爛、窮奢極侈，而且對外國人不表歡迎，與想像中的基督徒社會有很大出入，這使文咸對洪秀全及太平天國留下不佳印象。

文咸返港後對英國提交報告，報告內對太平天國的描述，促使英方決定繼續保持對兩方中立的態度。與此同時，清國民變使局勢十分動盪，更因此觸發了自香港開埠以來首次的大規模難民潮。為了逃避戰火，大批難民自太平天國之亂後紛紛湧入香港，在1848年，香港島人口僅21,514人，但及至1853年，人口已增至39,107人。有關的人口增長持續至後來太平軍實力減弱而相應回落。有鑑於有太平軍紛紛隨難民入境活動，影響香港治安，文咸又在1854年立例遞解太平天國及天地會成員出境，至同年12月21日，被遞解的人數多達一百多人。

返英休假
文咸在任港督期間，由於身兼全權公使及商務總監，因此經常不在香港。文咸不在香港期間，香港事務皆由香港副總督所負責。文咸任內共有兩位副督，第一位是士他花利少將，他在1851年2月25日卸任後，副督一職由乍畏少將接任。

在1852年3月，文咸因為健康理由而返英休養，至1853年2月才返港繼續職務，期間港督一職皆由乍畏少將署理。此外，文咸返英休假期間，駐廣州領事寶靈博士在1852年4月14日起暫代商務總監職務，期間於港督官邸辦公，至1853年2月16日為止。在英國期間，為表嘉許其對大英帝國的服務，文咸在1852年11月27日獲維多利亞女皇晉封為從男爵，封號為“威爾特郡馬姆斯伯里的文咸從男爵”）。

晚年
文咸在1854年4月12日卸任港督職務，並由寶靈博士接任，他從此退出了殖民地服務，1857年3月獲委任為北孟加拉鐵路公司（Northern Bengal Railway Company）主席。文咸後於1863年10月8日在英國倫敦帕丁頓病逝，終年60歲。死後與亡妻一同安葬於倫敦肯薩爾園公墓（Kensal Green Cemetery）。

家庭
文咸在1846年6月16日在倫敦漢諾威廣場的聖喬治教堂舉行婚禮，迎娶埃倫·埃米拉·巴納德（Ellen Emelia Barnard）為妻。埃倫的父親為托馬斯·巴納德（Thomas Bernard），曾任職於東印度公司，於孟買當公務員。埃倫與丈夫同以善於交際著稱，她後於1859年4月3日逝世，夫婦兩人育有一獨子：

  • 喬治·法蘭西斯·般咸 （George Francis Bonham，在父親死後世襲為從男爵，1847年8月28日—192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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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文咸在歷史上獲得了良好的評價。文咸為人以公正、敦厚、大方隨和以及富有活力著稱，這使得他深受殖民地的英籍居民愛戴；而他往往有考慮英商的利益，亦使他不像香港首任總督砵甸乍爵士和次任港督戴維斯爵士那樣，遭到英商杯葛和向倫敦告狀。在他的治下，不論是海峽殖民地還是香港，局勢都相對平靜，殖民地各方面平穩發展，而時任外相巴麥尊勳爵亦曾讚揚，指文咸擁有「實事求事的常識」（practical common sense）去將殖民地治理好。

著名香港史專家安德葛（G. B. Endacott）曾評價認為文咸具「親和力、思想細密，以及明白有甚麼事最好不要理會」，本身亦沒有「刻意顯露自我或表現自己的領導才能」，他的種種處事作風，使安德葛同意文咸是香港開埠以來的「首位模範港督」（the first model governor of Hong Kong）。

榮譽
勳銜

  • C.B. （1848年）
  • K.C.B. （1850年）
  • Bt. （1852年11月27日）

以他命名的事物

  • 文咸東街及文咸西街：位於香港上環，自文咸填海計劃所開闢。
  • 般咸道：位於香港半山區。
  • 般咸道官立小學：位於般咸道。
  • 蒙咸街（Bonham Street）：位於新加坡萊佛士坊的一條近河小街，兩邊分別是大華銀行大廈二座和百得利路6號。
  • 蒙咸山（Bukit Tuan Bonham）：位於新加坡，現稱「福康寧」（Fort Canning）。

相關條目

  • 海峽殖民地
  • 文咸填海計劃
  • 太平天國
  • 徐廣縉
  • 洪秀全
  • 韋昌輝
  • 石達開
  • 戴維斯
  • 密迪樂

注腳
參考資料
英文資料

中文資料

延伸閱讀

  • John J. Nolde, "The "False Edict" of 18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0, No. 3, United States: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ay, 1961.
  • Ernest John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Taipei: Ch'eng-wen Pub. Co., 1968.
  • G. B.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外部連結

#香港總督 #香港立法局主席 #KCB勳銜 #法弗舍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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