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傑利科伯爵約翰·拉什沃思·傑利科，GCB，OM，GCVO（，），英國皇家海軍軍官，最高軍階為海軍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任大艦隊司令，指揮1916年日德蘭海戰，此為一戰中規模最大的海上決戰。後升任第一海務大臣主持反潛艦作戰，戰後出任紐西蘭總督。時任第一海軍大臣溫斯頓·邱吉爾曾稱傑利科為「雙方唯一能在一個下午輸掉整場戰爭的人」，意指大艦隊作為大英帝國海上霸權的根基，一旦覆滅便無法挽回。
傑利科出生於漢普郡南安普敦的航海世家，母系祖父為拿破崙戰爭時期的海軍上將。1872年加入皇家海軍，在訓練艦上以每次考試均列第一的成績結業，此後成為砲術專科軍官。1882年參加英埃戰爭，1900年隨國際聯軍遠征中國鎮壓義和團，在白河沿岸的戰鬥中胸部中彈重傷，一枚子彈留在左肺中終生未能取出。傑利科的仕途深受海軍改革家約翰·費希爾提攜，1905年出任海軍軍械局長，參與劃時代的無畏艦研製，此後歷任、司令與等要職。費希爾在通信中稱其為「未來的納爾遜」，早在1911年便已將傑利科內定為未來艦隊總司令。
1914年8月戰爭爆發，傑利科接替出任大艦隊司令，面對德國公海艦隊以水雷和潛艦削弱英國主力的企圖，採取極為謹慎的戰略。1916年5月31日日德蘭海戰爆發，傑利科率28艘無畏艦與公海艦隊展開決戰，其部署決策使英國艦隊成功橫切德軍陣線，德方總司令賴因哈德·舍爾被迫兩度實施緊急迴轉撤退。英方損失雖重於德方，戰略態勢卻未改變，德國艦隊此後再未大規模出港挑戰英國的制海權。同年11月升任第一海務大臣，面對德國無限制潛艦戰帶來的商船損失危機。傑利科起初反對護航制，後在首相戴維·勞合·喬治與美國海軍介入後批准實施，護航制迅速證明成效。然而傑利科與首相關係持續惡化，1917年聖誕前夕，第一海軍大臣在勞合·喬治授意下以一封簡短信函將其免職。1918年1月獲封為，1919年晉升海軍元帥。1920年至1924年出任紐西蘭總督，行事謙遜平易，與當地各黨派及毛利人均關係融洽。1925年獲封傑利科伯爵。1935年11月20日在倫敦逝世，11月25日以國葬禮安葬於聖保羅大教堂。
傑利科的歷史評價長期存在分歧。批評者認為其過度謹慎與集權式指揮風格使皇家海軍錯失在日德蘭殲滅德國艦隊的機會，在第一海務大臣任內對護航制的抵制也備受質疑。支持者則指出傑利科在日德蘭的部署決策為後世海軍將領所推崇，二戰英國海軍元帥安德魯·康寧漢曾表示「若換作自己指揮，希望能有同樣的判斷力作出相同的部署」。德皇威廉二世在傑利科逝世後致函遺孀，稱讚其為「英勇領袖、傑出水兵」。
早年
傑利科於1859年12月5日出生於漢普郡南安普敦，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其父約翰·亨利·傑利科（John Henry Jellicoe）服務於，從船長一路晉升為海務督察，最終出任公司船隊總管並擔任董事。母親露西·亨麗埃塔·基勒（Lucy Henrietta Keele）出身南安普敦望族，其父約翰·拉什沃思·基勒（John Rushworth Keele）曾三度出任市長，傑利科的中間名「拉什沃思」即承自外祖父。母親一方與海軍淵源深厚，其曾祖母為特拉法加海戰時期曾任的海軍上將之女；父系方面，傑利科家族可上溯至漢普郡布羅卡斯（Brocas）古老望族，這也是傑利科日後受封伯爵時，選取「布羅卡斯子爵」作為附爵之緣由。傑利科幼年時在南安普敦就讀兩所私立學校，其後轉入布萊頓附近的寄宿學校，並在當時早早顯露出數學天賦。
1872年，傑利科憑藉父親友人、時任海軍部海務秘書上校的推薦取得入伍名額，並以在39名學員中排名第二的優異成績，考入皇家海軍設於達特茅斯的學員訓練學校。該校當時設於停泊在達特河的舊式三層甲板帆船「不列顛尼亞號」上，課程涵蓋航海、導航及基礎法語，學制為期兩年。傑利科在四個學期的每次考試中均名列第一，最終以各科優等成績結業，當時的艦長曾致函其母讚許道：「這是我們收過最聰明的學員之一」。1874年9月傑利科晉升為見習軍官，旋即調赴具輔助蒸汽動力的17門砲帆船「」，隨六艘艦組成的飛行中隊展開歷時兩年半的遠洋巡訪，航跡橫越大西洋與印度洋，遠抵新加坡與長崎。當時同艦服役者，還包括日後在1914年福克蘭群島海戰中指揮英軍獲勝的。
1877年7月，傑利科調任旗艦「」，同期服役者包括其堂兄查爾斯·拉什沃思，以及日後成為其大艦隊副司令的。適逢俄土戰爭引發英俄衝突危機，「阿金庫爾號」隨中將的艦隊駛入地中海，兩支分艦隊在集結後，穿越達達尼爾海峽進入馬爾馬拉海。傑利科在艦上身兼信號軍官，並以副官身份隨霍恩比橫渡加里波利半島傳遞公文；此後傑利科在巡邏艦「巡邏號」接受航海訓練，表現令霍恩比在視察時留下深刻印象。在艦隊服役期間的准尉數學測驗中，傑利科在兩支分艦隊合計106名考生中排名第三；返國後，傑利科在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及樸茨茅斯的砲術與魚雷課程中均獲得優等。此後傑利科再於地中海艦隊旗艦「」服役八個月，期滿後晉升中尉，但在歸途中於佛羅倫斯感染痢疾，病癒後待命三個月才重新投入服役。
1881年2月，傑利科重返「阿金庫爾號」以完成晉升砲術軍官所需的海上值更年資。1882年英埃戰爭爆發，「阿金庫爾號」奉命負責在馬爾他至塞得港之間運送部隊，途中曾轉赴亞歷山大港支援博尚·西摩爾（Beauchamp Seymour）中將砲擊要塞的行動。傑利科隨後率領一支調至停泊於蘇伊士運河伊斯梅利亞的「」，協助加納特·沃爾斯利爵士籌備登陸。期間因艦長急需傳遞公文至亞歷山大港，且叛軍控制了運河西岸，傑利科奉命喬裝成難民，在夜間乘載難民的小船秘密前往塞得港遞交文件，任務完成後於塞得港率部駐守至戰事結束。1883年返國後，傑利科先後在格林威治及樸茨茅斯修讀砲術課程，其中在格林威治以全班第一名結業，並在樸茨茅斯取得砲術甲等資格，其優異表現引起了時任「」艦長約翰·費希爾上校的注目。
軍旅生涯上升期
1884年5月，傑利科加入「卓越號」初級教官班，正式進入費希爾所培植的菁英圈子，外界戲稱之為「魚塘」（the Fishpond）。費希爾篤信「才能優先」的晉升哲學，對其認可的軍官不吝提攜，傑利科也因此獲得了超出資歷的迅速擢升。1885年，英俄兩國因瀕臨開戰，傑利科奉調至霍恩比的旗艦「」擔任砲術軍官。危機解除後，傑利科於1886年12月重返「卓越號」擔任實驗軍官，負責審查新型火砲、彈藥及砲架的安裝方案；當時業務量極其龐大，傑利科經常工作至深夜方能處理完畢。
1891年6月晉升中校後，傑利科於翌年3月出任地中海艦隊「」戰艦艦長，隨後獲地中海艦隊司令中將相中，調任旗艦「」服役。然而，這項職務險些斷送傑利科的性命。1893年6月22日，「維多利亞號」與「卡珀當號」在貝魯特至的黎波里海面演習時，因特里昂的命令失誤發生撞擊，導致，特里昂本人與358名官兵不幸罹難。當時傑利科正因腸熱症臥病在艙，隨艦沒入水中後勉力游泳求生，在體力耗盡之際，幸得一名見習軍官扶持才得以脫險。此後，傑利科又在「」服役三年，於1897年1月1日晉升上校，同月出任海軍軍械委員會委員。
1900年，傑利科以「」艦長身份，出任遠東遠征軍司令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的參謀長，隨國際聯軍赴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6月，聯軍沿白河向北京推進途中屢遭阻擊，被迫撤退並逐一爭奪沿岸村落。21日，傑利科在領隊衝擊一處村莊時左胸中彈，劇烈的衝擊使其半身扭轉，一度以為左臂已被打斷；醫官當時認為傷勢極重難以救治，傑利科遂在等待搶救時就地立下遺囑。幸而俄國援軍及時抵達，傑利科才得以後撤救治；其左臂歷經數月方才恢復完全功能，餘生亦持續受傷處的抽痛與風濕所苦，而嵌入左肺的子彈直至1934年經X光檢查後，才確認始終未曾取出。這段遠征經歷不僅讓傑利科對德國海軍的效率留下深刻印象，傑利科也與多位受傷的德國軍官建立起跨越國界的私人友誼。
1901年返國後，傑利科出任副官，隨後調任北美與西印度群島分站的「」艦長，並在艦上試行上校的射擊改良法。1904年11月，甫接任第一海務大臣的費希爾稱讚傑利科為海軍「五大最優秀頭腦之一」，將傑利科徵召回海軍部擔任。任內傑利科協助費希爾從陸軍奪回海軍火砲供應的主導權，並參與了跨時代「無畏艦」的設計委員會，同時與砲術專家上校合力推動機械火控改革，另與時任美國海軍砲術顧問的威廉·索登·西姆斯交流射擊技術。1907年2月，傑利科晉升海軍少將，同年出任副司令。
海軍部核心職務
是皇家海軍的改革者，也是無畏艦和戰鬥巡洋艦的推動者，更是提拔傑利科最關鍵的人物。]]
1908年10月，傑利科接替亨利·傑克遜出任，負責監管艦艇的建造、裝配與修繕。傑利科就任之際，正值英德海軍軍備競賽急劇升溫。1908年底至1909年初，自由黨政府內閣針對新年度造艦預算展開激烈交鋒：海軍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提議建造6艘無畏艦，但財政大臣戴維·勞合·喬治與時任貿易大臣的邱吉爾極力反對，主張削減至4艘。傑利科以第三海務大臣身份提供了關鍵的技術證據，指出限制英國無畏艦建造速度的瓶頸不在船體，而是在於砲塔砲架的製造產能，且德國克虜伯的產能明顯高於英國各廠商。在輿論「我們要八艘，一刻不能等」（We want eight and we won't wait）的強大壓力下，內閣最終批准建造8艘，使傑利科與麥肯納的立場獲得全面支持。
傑利科對部門管控極其嚴格，本人常每日工作12至16小時。任內兩年間，傑利科為皇家海軍增添了12艘主力艦與裝甲巡洋艦、8艘防護巡洋艦、70艘驅逐艦及各類魚雷艇與潛艦，另有13艘主力艦及59艘較小艦艇正在建造或完成設計。在這場競賽中，傑利科敏銳察覺到英德兩國在戰艦設計理念上的差異：英國側重砲火口徑與航速，德國則側重裝甲防護與水密隔艙，以同等噸位計算，德艦的抗沉性能優於英艦。傑利科亦力爭在蘇格蘭東岸的羅塞斯建設面向北海的新基地，以取代朝向法國的南部港口，但自由黨政府基於財政考量一再延宕，導致該基地直到戰爭爆發後仍未完工。此外，傑利科還為海軍爭取到兩座可容納主力艦的大型浮動船塢。然而傑利科離任前留下一項關鍵隱患未及解決：1910年10月，一場以舊艦「愛丁堡號」為靶的重砲實彈射擊試驗顯示，砲彈以斜角命中裝甲時往往在貫穿前即行碎裂。傑利科雖然認識到這是「最嚴重的缺陷」，並曾敦促軍械委員會研製改良型穿甲彈，但因隨後的調任而無法親自跟進，繼任者亦未採取有效行動。
1910年12月20日，傑利科以代理海軍中將銜出任大西洋艦隊司令。聖誕節後，大西洋艦隊前往維哥與地中海及本土艦隊會合演習，其間進行了一場夜間密接交戰演練。演習過程的混亂令傑利科判定，艦隊間的夜戰「純屬賭博，若驅逐艦參與其中更是如此」，這一信念深刻影響了傑利科日後在日德蘭海戰中拒絕夜間追擊的決定。1911年夏，大西洋艦隊原定赴羅塞斯與德國公海艦隊舉行聯合演習，但因阿加迪爾危機爆發而取消。1911年9月18日，傑利科正式晉升海軍中將。同年12月，溫斯頓·邱吉爾在費希爾的力薦下打破慣例，擢拔在22名中將中資歷排名倒數第二的傑利科出任本土艦隊副司令。費希爾在書信中稱傑利科為「未來的納爾遜」，此舉也被外界普遍解讀為欽定大艦隊繼承人。
1912年12月6日，路易斯·亞歷山大親王接任第一海務大臣，傑利科則繼任，主管人事與訓練。任內傑利科主持了的海軍部工作，評估海軍由燃煤轉向燃油的可行性。當時邱吉爾主張儲備四年份的燃油存量，傑利科認為「完全不必要」，最終雙方折中定為四個半月。傑利科與邱吉爾在軍官短缺問題上亦生齟齬：邱吉爾提議由軍需官兼任值更軍官以緩解人力不足，傑利科則持保守立場表示反對。兩人的摩擦在海軍航空問題上進一步加劇，由於邱吉爾對飛行極為熱衷，有時會繞過海軍部的正常指揮鏈直接指示基層軍官。1913年11月，一名低階軍官在邱吉爾的鼓勵下公然違抗上級決定，引發軒然大波。傑利科認為邱吉爾的做法「完全顛覆了紀律」，而邱吉爾則威脅稱，若海軍部不接受其對航空事務的安排，「要麼傑利科的旗降下來，要麼邱吉爾走人」。
1912年秋，傑利科力推的「指揮儀射擊」（director firing）系統進行了決定性的對比試驗。裝有指揮儀的戰艦「」與實射成績最佳的「俄里翁号」在對決：「雷霆號」發射39發命中13發，而採取傳統獨立瞄準方式的「俄里翁号」發射27發僅命中2發，命中率相差約六倍。然而艦隊內部對該系統的抵觸依然強烈，英國海軍史學者約翰·溫頓（）記述：「『雷霆號』試驗後，仍有相當大的反對聲浪，絕大多數軍艦未獲裝設。」開戰時僅8艘戰艦配備指揮儀，至日德蘭海戰時也僅再增加2艘。同年7月，傑利科獲臨時任命指揮年度大演習中的「紅軍」攻擊艦隊，率領四艘快速運輸艦模擬登陸英國東岸，其精準的行動完全壓倒了當時的本土艦隊司令。
大艦隊司令
7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的連鎖效應已蔓延為全面危機。傑利科出席聯合軍種俱樂部晚宴時，鄰座的前駐美大使布萊斯勳爵詢問傑利科對歐洲局勢的看法，傑利科答稱「看來非常陰暗」，英德恐將開戰。布萊斯驚呼：「荒謬！哪個英國政府若做出這種事，會立刻被趕下臺。」然而在7月30日，邱吉爾與路易斯召見傑利科，告知若戰事爆發，本土艦隊司令必須更換，而傑利科已被選定為繼任人選。傑利科隨即將第二海務大臣職務移交給副手中將，於7月31日搭乘火車北上。邱吉爾同日致函國王，建議以傑利科取代年近62歲的卡拉漢，理由是大艦隊的指揮需要更強健的體力。邱吉爾並致函傑利科夫人，稱：「我們對傑利科的能力與忠誠懷有絕對信心。我們將風雨同舟、全力支持。感謝上帝讓我們有此人可用。」
傑利科本人卻對此時臨陣換帥深感不安。自維克起，傑利科連續六次致電邱吉爾與路易斯力陳反對，電文一封比一封急切，強調在開戰前夕變更統帥極其危險，甚至鄭重警告若在自己充分掌握艦隊與戰況前即行更換，恐將招致災難，且強調全艦隊對原總司令卡拉漢滿懷敬仰與忠誠。但邱吉爾心意已決，最後以一紙命令結束爭論，表示個人情感此刻不應列入考量，唯取最有利於全局之決定，並電令指揮權須在最早適當時刻移交給傑利科。
8月2日，傑利科因濃霧滯留維克一夜後，終於乘巡洋艦「」抵達斯卡帕灣，登上旗艦「」向卡拉漢報到。傑利科事後形容這次會面既尷尬又痛苦，因為卡拉漢對即將發生之事毫不知情。8月4日凌晨4時，海軍部發出「開始對德敵對行動」的電報，傑利科正式升旗就任大艦隊總司令，同日晉升海軍上將。卡拉漢於上午8時30分黯然降旗離去，艦隊官兵帶著驚愕與憤慨目送其離開，甚至有兩名資深中將聯名致電海軍部請求收回成命。傑利科在致母親的信中坦言這次換帥令其深感難堪，所幸國王此後的寬慰使其稍感釋懷。儘管艦隊官兵起初對突如其來的換帥大感震驚，但在動員首月連番出擊、演習與補煤的緊張節奏中，傑利科迅速以對部下的真誠關懷贏得了全艦隊的信任。
傑利科接掌的大艦隊是當時歷史上最強大的海上武力。其主力編制包括第1、2、4戰艦分艦隊共21艘無畏艦，以及第3戰艦分艦隊8艘「」前無畏艦；前衛為大衛·貝蒂指揮的第1戰鬥巡洋艦分艦隊4艘戰鬥巡洋艦；偵察兵力則包括第2、3巡洋艦分艦隊8艘裝甲巡洋艦和第1輕巡洋艦分艦隊4艘輕巡洋艦。屏護兵力為第2和第4驅逐艦支隊共42艘驅逐艦；此外尚有駐哈里奇的准將驅逐艦隊名義上歸傑利科節制，合計戰艦近百艘。傑利科的參謀編制極為精簡，指揮官辦公室僅有7名軍官、6名士官和2臺印刷機，卻需全天候輪班處理每日數以百計的電報和來函。
英國的海上戰略自費希爾時代起，已從傳統的近岸封鎖轉為「遠距封鎖」。費希爾是最早認識到潛艦、魚雷與水雷威脅的將領，明白任何艦隊都不可能在黑爾戈蘭灣附近長期巡弋而不遭受致命損耗。因此，戰時計劃規定大艦隊應以不定期的大規模掃蕩行動來確立海上優勢，使敵方深信一旦遠離本港即面臨遭遇壓倒性兵力的風險。傑利科據此將大艦隊的首要任務界定為封鎖北海兩端出口：南端的多佛爾海峽由水雷與海峽部隊把守，北端的設得蘭群島至挪威海域則由第10巡洋艦分艦隊巡邏，大艦隊自斯卡帕灣居中策應。如此便可在不必與德軍正面決戰的情況下，有效切斷德國的海外貿易與軍事投射能力。
當時英國公眾與海軍界普遍期待爆發一場決定性的大海戰，然而德國公海艦隊卻選擇留守港口，採取「存在艦隊」策略以逐步削弱英國優勢。德國戰前的訓練與艦艇設計，大多建立在「英國將實施近岸封鎖」的假設之上。德國官方海軍史作者格羅斯上校承認，德軍上下一致認為英國艦隊會在戰爭伊始即發動攻擊。然而，傑利科實施的遠距封鎖徹底推翻了這一前提，使德軍發現其水雷與潛艦難以發揮預期效果，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應對。德國於是轉而寄望以潛艦與水雷持續蠶食大艦隊實力，待雙方兵力對比趨於均等時再尋機決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爭初期
是大艦隊的基地，位於英國本土北端。此地與英吉利海峽共同封鎖了德國海軍通往大西洋的航道。長期的封鎖導致德國國內物資短缺，最終引發了飢餓與革命]]
1914年8月28日，兩艘輕巡洋艦與兩個驅逐艦支隊自哈里奇出動，在兩艘戰鬥巡洋艦掩護下，企圖伏擊在黑爾戈蘭灣巡邏的德國艦艇。傑利科獲悉計劃後認為兵力不足，隨即加派貝蒂率領第1戰鬥巡洋艦分艦隊與第1輕巡洋艦分艦隊司令准將前往支援。在變幻莫測的能見度中展開，局面一度混亂，但結果仍是英方大勝：德國損失三艘輕巡洋艦與一艘驅逐艦被擊沉、另有三艘巡洋艦受損，約1,200名官兵陣亡、負傷或被俘；英方則僅有輕巡洋艦「」與三艘驅逐艦受損，35人陣亡、約40人負傷。此役最深遠的影響在於德皇與海軍高層為之震動，導致德方此後對艦隊出擊的態度愈加保守。
然而潛艦的威脅遠超預期。1914年9月22日，德國潛艦U-9號在北海接連擊沉老式裝甲巡洋艦「」、「」與「」，造成近1,400名官兵罹難。這場災難令傑利科徹夜難安，因為斯卡帕灣當時尚無任何防潛設施，傑利科為此致函邱吉爾警告：「一旦潛艦潛入灣內，整支英國無畏艦隊便任其宰割。」10月中旬，一連串真假難辨的潛艦警報迫使大艦隊倉促離開斯卡帕灣，轉泊至距主基地三百餘英里的愛爾蘭西岸，直到11月9日方能返回。在此期間，北海一度處於無主力艦巡守的狀態，所幸德國方面始終未察覺斯卡帕灣防務的致命弱點。
與此同時，邱吉爾對傑利科的看法自開戰之日起便逐漸走低。邱吉爾認為傑利科總是在放大自身的不利條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卻總是高估敵人擁有的艦艇數量，且不肯承認一艘未經充分訓練的軍艦仍可上陣使用。邱吉爾指責傑利科把艦隊操練得太狠、出海太頻繁，傑利科不斷向倫敦陳情的報告令邱吉爾越來越不耐煩，覺得傑利科「像個老太婆似的沒完沒了地清點櫥櫃裡的存貨，然後與鄰居做一番令人沮喪的比較」。費希爾察覺兩人之間的裂痕日益加深，竭力從中修補。1914年10月，傑利科向海軍部呈遞備忘錄，明確闡述拒絕追擊的戰術原則：「若敵方艦隊在我軍逼近時後撤，我應假定其意圖是引誘我軍駛入水雷與潛艦之上，因此拒絕受其誘使。」海軍歷史學家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指出，傑利科所承擔的戰略責任，是自1588年查爾斯·霍華德指揮艦隊抵禦西班牙無敵艦隊以來英國海軍將領從未有過的。然而此種態度也在海軍部與艦隊內部引發不滿，部分軍官批評傑利科過於消極。
1914年12月，德國戰鬥巡洋艦隊突入北海，造成平民傷亡，英國公眾強烈要求海軍有所作為。然而傑利科下轄的分艦隊抵達時德軍已告撤走，追擊再度落空。1915年1月多格沙洲海戰中，貝蒂的戰鬥巡洋艦隊重傷並擊沉德艦「布呂歇爾號」，但因指揮失誤未能阻止德國偵察艦隊司令弗朗茨·馮·希佩爾中將的主力撤離；傑利科在傷亡追責的輿論中仍為貝蒂力爭開脫。海戰後不久，長期繁重的壓力開始侵蝕傑利科的健康。1915年1月25日，傑利科在海上突發嚴重的痔瘡，痛苦不堪，月底不得不以化名「澤西先生」（Mr Jersey）入院接受手術，副司令伯尼暫代其職。其後海軍部屢次提出奪取博爾庫姆島等近岸行動方案，傑利科一概以風險過高為由反對；對於費希爾力主的「」（直接從波羅的海進攻德國本土），傑利科同樣持保留態度，兩人的關係自1915年初起逐漸疏遠。1915年7月，國王喬治五世親赴斯卡帕灣視察大艦隊，登艦逐一巡視各艦，與傑利科共進午餐後接見全體艦長，並贈傑利科一枚香菸盒以資紀念。這次訪問對維繫艦隊士氣起了極大作用。
為統一艦隊行動，傑利科制定了長達數十頁的《大艦隊戰鬥條令》（Grand Fleet Battle Orders），詳細規定各種情況下的戰術應對。戈登評論這反映出傑利科的集中指揮傾向，「艦隊整體保持統一」是其首要原則，結果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下級指揮官的主動性。大艦隊長期駐紮於荒涼的蘇格蘭北端，六萬官兵在斯卡帕灣的日常生活亟需安排。斯卡帕灣夏季夜晚十一點半仍可在甲板上閱報，冬季下午三點半便已天黑。傑利科支持在當地鋪設高爾夫球場與足球場，劇場艦「」則提供各類演出。傑利科夫人格溫多琳亦投入統籌向前線官兵及其家屬寄送慰問物資的工作。然而傑利科與其幕僚始終未能把握與新聞界打交道的要領，既不信任記者，也不理解下級水兵其實樂見自家艦隊的事蹟見報。溫頓評論，「這種相互不理解的代價，在日德蘭海戰之後由海軍和傑利科本人承擔了沉重的後果」。
1916年1月28日，德國公海艦隊司令胡戈·冯·波尔因病撤換，由好鬥的海軍中將賴因哈德·舍爾接任。舍爾較其前任更具攻擊意圖，但深知在主力對決中毫無勝算，遂著手以潛艦與水雷戰逐步削弱英方實力。與此同時，英方亦發生兵力調整：新編的第5戰艦分艦隊歸入貝蒂的戰鬥巡洋艦隊編制。傑利科曾極力反對此舉，始終希望將最大兵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擔心貝蒂若手握此等利器「便更有誘因擅自行動」。結果第5戰艦分艦隊未直接歸傑利科指揮，在日德蘭海戰爆發之日，這支中隊是從貝蒂艦隊的基地羅塞斯而非傑利科的斯卡帕灣出發。1916年春，英德兩方均感壓力，雙方艦隊活動趨於頻繁，對傑利科的批評之聲也在國內日漸增長。
日德蘭海戰
戰鬥巡洋艦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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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30日上午，海軍部密碼破譯機構「第40號房間」截獲德軍電報，顯示舍爾已下令潛艇返港、公海艦隊準備出動。當日中午海軍部通知傑利科：「公海艦隊極有可能於5月31日清晨出海。」傑利科立即下令全艦隊備便，於當晚率主力自斯卡帕灣、因弗戈登和克羅馬蒂三港出擊，貝蒂的戰鬥巡洋艦隊則自羅塞斯出海，比舍爾早了三個半小時離港。傑利科麾下的總兵力為28艘無畏艦、9艘戰鬥巡洋艦、34艘裝甲與輕巡洋艦、78艘驅逐艦，在各艦種數量上均壓倒德方。
出海不久，情報傳遞即出現關鍵失誤。海軍部情報處長上校走進「第40號房間」，僅問了一句舍爾旗艦「腓特烈大帝號」的無線電呼號「DK」目前位於何處，得到「威廉港」的答覆後便轉身離去。「第40號房間」的密碼專家本可告訴傑克遜，舍爾出海時會將專屬呼號轉交岸上電臺使用，「DK」在港並不意味著舍爾在港，但傑克遜一向視這些「外來的文職腦袋」為不得已的存在，不屑多問一句。海軍部據此於5月31日中午12時48分致電傑利科，稱方向探測顯示舍爾旗艦「仍在港內」。收到此電後，傑利科判斷自己面對的可能只是德國戰鬥巡洋艦的單獨出擊，遂略微降低航速以節省驅逐艦燃油，並沿途攔檢可疑的中立商船。傑利科傳記作者A·坦普爾·帕特森（）指出，若非因此減速，傑利科本可更早抵達戰場，多爭取到寶貴的日光時間。這次失誤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傑利科與貝蒂此後對海軍部轉發的一切情報都不再信任，貝蒂事後質問：「收到那封電報後三小時便碰上整支德國艦隊，叫我還怎麼信任情報處？」
下午2時20分，貝蒂前衛的輕巡洋艦在日德蘭半島西方海面發現德國艦艇，貝蒂隨即率戰鬥巡洋艦隊向南追擊弗朗茨·馮·希佩爾中將的五艘德國戰鬥巡洋艦。第5戰艦分艦隊司令少將的四艘快速戰艦起始位置距貝蒂約五英里，貝蒂旗艦又以旗號而非無線電傳達轉向命令，信號在薄霧中不易辨認，第5戰艦分艦隊因此延誤數分鐘才跟隨轉向，差距擴大至約十英里。貝蒂在交戰初期遂缺少四艘15吋砲快速戰艦的火力支援，延誤的責任歸屬日後成為日德蘭論戰的焦點之一。傑利科獲悉接觸報告後，立即命令在大艦隊前方20英里擔任前衛的少將率第3戰鬥巡洋艦分艦隊全速南下支援，同時將主力航速提升至20節向南急進。
此後整整三十分鐘，傑利科未再收到任何有關戰鬥巡洋艦交戰的訊息。貝蒂旗艦「」的主無線電發報機在交戰中被砲彈摧毀，所有電報須先以旗號或探照燈傳至後方的「」再行轉發，情報傳遞嚴重遲滯。傑利科對前方戰況毫不知情。下午3時47分貝蒂與希佩爾交火，德方砲術精準，「」和「瑪麗王后號」兩艘戰鬥巡洋艦相繼因彈藥庫殉爆沉沒，合計2,283人陣亡。兩艦損失的根源是雙重缺陷：英國砲彈撞擊裝甲即碎裂，無法有效貫穿德艦艦體；而英艦砲塔至彈藥庫的揚彈通道未設防火閘，德國砲彈一旦穿透甲板裝甲便引燃整條通道。兩艦沉沒的消息直到翌日才報達傑利科。帕特森指出，貝蒂在整場戰役中「未能同樣出色地履行持續準確向總司令報告敵情的責任」，「獅號」通訊設備的毀壞雖是部分原因，卻遠不能解釋所有通報的缺失。
下午4時38分，沉默被打破。古德諾夫准將的輕巡洋艦分艦隊發出「緊急。優先。已目視敵方戰列艦隊」的電報，「鐵公爵號」隨即截收。舍爾親率公海艦隊主力正向北推進，海軍部稍早「舍爾仍在港內」的保證徹底破產。4時47分，傑利科向全艦隊發出信號：「敵方戰列艦隊正向北推進。」「」上的俄國海軍武官觀察到「每張臉上都洋溢著熱切與欣喜」。4時51分，傑利科致電海軍部：「緊急。艦隊交戰迫在眉睫。」倫敦各港口和船塢隨即進入警戒。貝蒂此時已轉向北方，從殲敵轉為誘敵，將整支德國艦隊引向傑利科的主力。
此後逾一小時，傑利科仍在情報的迷霧中等待。擺在眼前的是整場海戰最關鍵的決定：如何將六路縱隊的巡航隊形展開為單列戰列線。展開過程需要至少二十分鐘，若等到目視敵艦才下令，艦隊便可能在展開途中暴露側翼。而各方送來的敵情報告互相矛盾，舍爾的確切位置與航向無一可靠。海軍部此前保證將在艦隊決戰時派出的哈里奇蒂爾惠特驅逐艦隊，又被以防範德軍突襲多佛爾海峽為由扣留在港；蒂爾惠特截獲敵情信號後曾自行出海，旋即被勒令返回。傑利科只能憑手中有限的情報碎片，獨自權衡這一攸關戰爭走向的部署決策。
主力艦隊決戰
演進圖：德軍公海艦隊與英軍大艦隊雙方主力在此役中遭遇，傑利科兩度佔據有利位置對德軍艦隊展開攻勢，但終因英軍艦隊主動性缺失、夜戰風險等因素而使德軍逃出升天，傑利科本人也因為未能在此戰取得一次「特拉法加式」的大勝而倍受指責]]
下午6時01分，貝蒂的戰鬥巡洋艦隊橫切大艦隊正面出現，傑利科立即詢問「敵方戰艦艦隊在何處？」貝蒂遲了五分鐘方回覆，所報方位仍與其他來源矛盾。傑利科此刻面臨的核心抉擇是：將六路縱隊展開為戰列線時，以右翼還是左翼為基準。右翼展開（西南方向）可更快投入交戰，但各艦在轉向時將逐一暴露在德軍砲火之下，後方各縱隊的砲口也會被前方友艦遮蔽。左翼展開（東南方向）雖需更長時間，卻能對公海艦隊形成「」的有利態勢，同時將大艦隊置於公海艦隊與德國母港之間，光線條件亦對英方有利。6時14分，傑利科選擇左翼展開，下令航向東南偏南。24艘無畏艦依序轉入單列戰列線，至6時33分左右完成。
展開尚在進行中，英國戰列線前段已開始交火。6時17分起，德軍艦隊前衛承受英方射擊，因能見度劣勢與自身砲煙遮蔽，幾乎無法辨認目標還擊。「鐵公爵號」於6時23分對德國「國王級」戰艦開砲，射距約12,000碼，連續命中數發。美國海軍史作家羅伯特·K·馬西（）評論，傑利科與貝蒂雖聯手將公海艦隊圍入陷阱，「鐵公爵號」僅發射九輪齊射舍爾便已掉頭消失，兩支戰艦艦隊首次正面交鋒之短暫令人扼腕。6時35分，舍爾下令全艦隊同時，以煙幕掩護後撤，數分鐘內脫離英方射程。傑利科的展開決策事後獲幾乎一致的肯定，包括德國官方海軍戰史在內。
舍爾脫離後，傑利科先後於6時44分和6時55分調整航向向南，維持介於舍爾與其母港之間的有利位置。6時55分舍爾再度下令全艦隊迴轉，率公海艦隊直撲英國戰列線。帕特森認為舍爾並非有意奇襲，而是試圖從英國戰列線北方繞過回航母港，但誤判了英方位置。7時10分左右德國戰艦再次進入射程，傑利科的戰列線隨即恢復砲擊。舍爾發覺處境比前一次更為險惡，遂令希佩爾殘存的戰鬥巡洋艦隊向英方衝鋒掩護主力撤退，同時令驅逐艦發射大規模魚雷攻擊。
7時22分，傑利科下令戰列線向左舷轉向兩個羅經點迴避來襲魚雷，三分鐘後追加兩個羅經點。傑利科因此背離敵方航行了17分鐘，戈登認為此舉在公海艦隊存亡懸於一線之際，客觀上幫助舍爾脫離了接觸。帕特森則為傑利科辯護：戰前海軍情報局長曾錯誤告知德國魚雷不會留下可見航跡，傑利科據此在戰鬥條令中預設以轉離應對魚雷攻擊。德國驅逐艦共發射31枚魚雷，無一命中英方主力艦，舍爾卻藉此再度脫離接觸。
舍爾二度脫離後，傑利科仍佔據戰略優勢，大艦隊橫亙於舍爾與威廉港之間。舍爾返港有三條可能路線：西南經埃姆斯河繞行、正南直趨黑爾戈蘭島、東南經霍恩斯礁。傑利科選擇向南航行以攔截其中兩條，意圖在翌日拂曉重新接戰。7時47分貝蒂建議主力跟隨戰鬥巡洋艦隊向西追擊，此信號日後成為批評者的論據之一，但貝蒂此時已與德艦失去接觸，最近的德國軍艦在12英里之外。入夜後傑利科將艦隊轉入夜間巡航隊形（三路縱隊、航向正南、航速17節），決定不進行夜戰。傑利科認為夜間主力艦交戰「必然導致我方戰艦艦隊整夜暴露在極大規模的德國驅逐艦攻擊之下」，風險遠大於收益。
「第40號房間」在入夜後多次截獲舍爾的無線電通訊，顯示公海艦隊正向東南方的燈船疾駛。海軍部於晚間9時55分告知傑利科德國三支驅逐艦支隊已奉命夜間攻擊，卻漏轉了最關鍵的一則情報：舍爾已請求在霍恩斯礁上空進行飛船偵察，明確表示意圖經由該路線返回。傑利科事後表示，「海軍部若將此情報發給我，我當夜便會改變航向攔截」。「第40號房間」當夜共截獲7則德軍作戰電報，多則明確指向舍爾的航線，倫敦卻僅轉發其中一部分，而白天「DK」呼號事件已使傑利科對海軍部情報喪失信任。
公海艦隊在夜間從英軍艦隊尾部穿過，與多艘英國艦艇發生了至少七次的遭遇戰，但英方的指揮鏈在黑暗中幾乎完全失靈。第2戰艦分艦隊司令傑拉姆中將在晚間約10時目視到兩英里外數艘大型艦艇的輪廓，以為那是貝蒂的戰鬥巡洋艦而未開火，但實際上那是舍爾的第1戰艦分艦隊前衛。大艦隊驅逐艦隊司令霍克斯利准將的驅逐艦支隊在黑暗中辨認出德國戰艦，卻以「不確定能在不被艦隊砲火誤傷的情況下發動攻擊」為由按兵不動。「」和「」在近距離遭德國戰艦砲擊，卻未向傑利科報告這一至關重要的接觸。各主力艦艦長雖可見到後方砲火閃光，均將其解讀為驅逐艦的例行夜間衝突而未予理會。戈登認為，這一連串失誤反映出傑利科集中指揮體制的深層弊病：下級指揮官長期習慣等待總司令指示，缺乏在模糊情境中自主行動與主動回報的意識。6月1日拂曉，舍爾已穿過英軍艦隊的封鎖線，安全返回威廉港。
戰果與反應
英方損失慘重：戰鬥巡洋艦3艘（「」、「瑪麗王后號」、「無敵號」）、裝甲巡洋艦3艘（「」、「」、「黑王子號」）、驅逐艦8艘，共14艘合計111,000噸，官兵陣亡6,097人、負傷510人、被俘177人。德方沉沒11艘共62,000噸，傷亡3,058人。單看損失數字，英方顯然吃虧，但傑利科於6月2日晚9時45分即向海軍部回報主力艦隊已在4小時蒸汽備便狀態，隨時可再度出戰；手中仍有26艘完好的無畏艦與戰鬥巡洋艦，舍爾僅剩15艘。英方受損艦艇7月底前全數修復，德方多數艦艇則直至8月中旬方才恢復戰力，「德弗林格號」至12月方告完修。
海軍部首份公報嚴重失當。阿瑟·貝爾福於6月2日下午擬定文稿，措辭生硬，坦率列出英方損失卻未附任何說明，次日見報後輿論譁然。傑利科與貝蒂均致函海軍部抗議。海軍部隨後補發兩份修正公報，逐步扭轉印象。7月6日，傑利科的正式戰鬥報告作為《倫敦公報》特輯刊出，《泰晤士報》稱報告「證明我方勝利完全，敵方之所以能夠脫逃，唯賴黑暗之掩護」。溫頓指出，公眾心理始終未從首份公報的衝擊中恢復，「那是一種失敗的印象，無論日後如何論證日德蘭是英方的勝利，這就是留在民眾腦海中的」。
多數歷史學家將此役定性為英方的戰略勝利。帕特森寫道：「戰術上，此役為不分勝負，雙方均未能予對方以決定性打擊……戰略上，日德蘭是一場英國的勝利，或許以『成功』一詞更為準確。海上態勢維持不變。」貝爾福在8月間亦向媒體聲明：「日德蘭之前，正如日德蘭之後，德國艦隊被囚禁在其港口之內；此役不過是一次試圖衝破牢籠的嘗試，它失敗了。」
此役在海軍內部引發嚴重裂痕。戰鬥巡洋艦隊官兵認為自己承擔了主要戰鬥卻未獲主力艦隊適時配合，主力艦隊則反指戰鬥巡洋艦隊「傲慢散漫」。對傑利科表現的質疑也直接影響了對其個人的獎賞：費希爾曾提議晉升傑利科為海軍元帥，艦隊亦普遍期待，但政府在9月的大規模授勳中僅授予功績勳章，並未晉銜。傑利科本人對戰役結果深感失望，致函貝爾福稱若指揮措施被認為有誤，「請勿猶豫，立即下令調查」，坦言「我時常感到這項工作已超過55歲以上者所能長期承擔的限度」。6月25日途經羅塞斯時登上「獅號」，貝蒂事後描述傑利科「將頭埋入雙手之間，哀歎自己錯過了人生中最大的機遇」。
傑利科保留了大艦隊司令職務，艦隊迅速恢復戰備，報告中重申主力艦隊「隨時準備迎接另一場交戰」。6月3日喬治五世親赴斯卡帕灣巡視，致函傑利科稱上週事件「充分證明了朕對閣下麾下艦隊勇氣與效率的信心」。翌日起傑利科即著手補救戰役暴露的技術缺陷，任命多個委員會分別研究砲彈、防護與砲術問題，其後推行的穿甲彈改良、防閃燃隔艙改造及指揮儀砲術系統擴展，顯著提升了大艦隊的戰鬥效能。
英國海軍史權威總結：「傑利科因在日德蘭未能創造奇蹟而受到最不公正的指責。他與最優秀的人同樣勇敢、進取，他盡了一切可能。」馬西亦指出，傑利科左翼展開的決定「幾乎獲得一致肯定，包括德國官方海軍史在內」，而歷史學家評價傑利科：「他寧使德國不可能獲勝，而非追求英國必然取勝，最終兩者皆達成。」
第一海務大臣
1916年11月30日，傑利科正式接替亨利·傑克遜出任第一海務大臣。28個月的大艦隊指揮已嚴重損耗其體力，就職首週即染流行性感冒，此後又因神經炎臥床月餘，費希爾聞訊親往探視，形容傑利科「聾如木栓、身體欠佳，但鬥志不滅」。傑利科著手重組海軍部戰爭參謀部，在現有作戰、情報各局之外增設貿易局、反潛艦局及護航動態科，並延攬伯尼出任第二海務大臣、前旗艦長任第四海務大臣。新任第一海軍大臣明確承諾尊重職業軍人的判斷，以個人威信抵制首相及新聞界干預，與傑利科配合融洽。馬德爾指出，傑利科「天生傾向於親自作所有決定，加上出席會議佔去大量時間，幾乎沒有機會思考海上戰爭的高層戰略」。費希爾的評語更為犀利：傑利科「不是那種能頂住一群披著內閣外衣的律師的人，那些舌頭使他們登上了現在的位置」。
1917年2月1日，德國恢復無限制潛艦戰，商船損失急劇攀升，僅4月一個月沉沒噸位即達881,000噸。傑利科多次向戰時內閣發出緊急警告：2月21日的備忘錄指出除非巡邏艦艇數量大量增加，損失率難有起色；4月27日措辭更為急切，直言「我國目前的政策正在徑直走向災難……內閣完全未能認清局勢的嚴重性」。傑利科提出的補救方案是撤出薩洛尼卡與美索不達米亞等「側面戰場」、大幅削減非必要進口，將航運資源集中於糧食補給。但傑利科不具備勞合·喬治那種辯駁口才，只能以書面備忘錄代替現場陳述，往往難以將危機的迫切性充分傳達給內閣。
護航制是傑利科任內最核心的爭議。傑利科起初反對全面推行，理由是護航驅逐艦嚴重不足、商船無法保持隊形、船群集結反而為潛艦提供密集目標。2月23日與10名商船船長會商後，船長們普遍表示通訊設備與人員訓練均不足以應付編隊航行，溫頓指出傑利科會後「仍持曖昧態度，既非反對者亦非真正的支持者」。局面在此時已悄然轉變：2月7日起英法煤炭貿易試行護航，損失率顯著下降；4月初斯堪地那維亞貿易護航試驗亦告成功。
4月9日，美國海軍代表西姆斯少將抵達倫敦，傑利科向其展示真實月度損失數據。西姆斯問是否有解決方案，傑利科平靜答道：「就目前情況而言，完全沒有。」西姆斯大為震驚，立即電告華盛頓催促增援，5月4日首批6艘美國驅逐艦抵達昆士敦。4月下旬，反潛艦局長少將向傑利科建議全面試行護航制，傑利科批准起草詳案，4月27日簽署。5月10日首支試驗護航隊自直布羅陀啟程，20日安全抵達普利茅斯，全程未遭潛艦攔截，隊形保持令人滿意。6月11日傑利科批准全面護航方案，至年底已有99支回程護航隊護送1,502艘輪船入港，僅10艘在護航途中遭擊沉。勞合·喬治其後在《戰爭回憶錄》中宣稱是其親赴海軍部施壓才迫使護航制付諸實施。帕特森稱此說「近乎對事實的歪曲」，達夫明確否認曾受任何外部壓力，稱促使轉變的唯一原因是持續攀升的損失率。
1917年下半年，傑利科的處境急劇惡化。6月20日在戰時內閣上，傑利科警告若協約國軍帕斯尚爾的攻勢未能奪取泽布吕赫的潛艦基地，英國將無法在1918年繼續作戰。此言令遠征軍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大感不安，轉而向勞合·喬治表示海軍部已不可靠。7月勞合·喬治將卡森平調入戰時內閣，以文官出身的接任第一海軍大臣。蓋迪斯習慣以雇主口吻對待海務大臣，衝突日趨激烈：反對傑利科提名達夫晉爵，在傑利科養病期間擅自以更為無禮的措辭修改送往羅塞斯的電報，傑利科事後直言電報「均屬無禮」。《每日郵報》等北岩系報業猛烈抨擊海軍部「缺乏進取精神」，公開以美國內戰中被免職的乔治·B·麦克莱伦將軍類比傑利科。
12月，是否撤換多佛爾攔截陣指揮官成為傑利科與蓋迪斯決裂的導火線。副參謀長中將與多佛爾巡邏隊副司令少將均主張撤換，傑利科出於對舊部的忠誠予以拒絕。12月22日晚蓋迪斯告知韋米斯已決心解除傑利科職務，徵得其同意接任。12月24日下午6時，一封藍色信封送抵傑利科手中，信中以簡短措辭通知「他的服務可以被暫停」。傑利科拒絕辭職。翌日聖誕節蓋迪斯詢問是否接受封爵，傑利科起初猶豫，後以「為海軍爭取到一個榮銜、為日後留有公開發言的平台、以及為了子女」三項理由接受。1918年1月15日受封「斯卡帕的傑利科子爵」。諸位海務大臣得悉消息後聯合抗議，達夫一度以辭職相威脅，最終在蓋迪斯軟硬兼施下撤回。貝蒂致函傑利科，稱免職方式是「他們向窮盡一生報效國家的軍官通常採用的做法」。喬治五世親筆致函這位三十餘年舊友：「你未曾失職，而這將是歷史的定論。」
戰後
帝國巡視與紐西蘭總督
傑利科免職後暫居賦閒，完成了《大艦隊》（1919年）及《海軍戰爭危機》（1920年）兩部著作，婉拒澳洲總督一職，靜待屬意已久的紐西蘭總督職缺。1918年帝國戰爭會議上，海軍部提出以統一帝國海軍取代各自獨立的自治領艦隊，遭多數自治領否決。會後澳洲與加拿大建議安排一位人士巡訪各自治領，評估海防現況與需求，海軍部遂委任傑利科主持這項「帝國巡視」。
1919年2月21日，傑利科一行乘搭「」離開樸茨茅斯展開巡視。旅程依次途經印度（德里、孟買、加爾各答）、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及美國。4月3日，傑利科在孟買獲通知晉升海軍元帥；6月23日，「紐西蘭號」駛入雪梨港，恰逢英王壽辰節，翌日更傳來德國簽署和約的消息，澳洲艦隊鳴砲101響以示慶賀。在澳洲，傑利科遍訪各主要城市並赴索羅門群島等地視察；在加拿大，他於9天內發表25場演講，力促建立有規模的加拿大海軍。此後赴美國訪問，視察海軍造船廠，並與時任海軍部助理部長富蘭克林·羅斯福會晤。
帝國巡視報告以日本為未來最可能的威脅來源，認為新加坡和香港均嚴重設防不足：「以日本戰略家的立場自擬，若開戰，首要目標似乎將是攻取防守薄弱的海軍基地」。為維持帝國在遠東的制海，報告建議組建一支包含8艘無畏艦、8艘戰鬥巡洋艦及40艘驅逐艦的遠東艦隊，並呼籲澳洲與紐西蘭承擔相應的分攤比例。帕特森指出，這份報告的基本前提在戰後現實中幾乎是「純粹的不可能」，1922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最終確立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力量框架。
完成巡視後傑利科接受紐西蘭總督任命，1920年9月27日正式宣誓就職。帝國巡視期間對紐西蘭留下的深刻印象為其就任奠定了好感基礎。總督任內與首相威廉·弗格森·梅西配合融洽，梅西稱傑利科為「無可取代的謀士」。1922年爆發時傑利科促成紐西蘭率先宣布派兵增援英國；1924年英國工黨政府擱置新加坡海軍基地工程，傑利科私下建議梅西向倫敦抗議，立場甚至逾越了作為英國代表的身份。傑利科廣泛走訪紐西蘭各地，購入一艘14英尺小帆船命名為「鐵公爵號」，在惠靈頓與奧克蘭帆船賽中親自出賽，亦積極與毛利人接觸。帕特森援引一位觀察者的描述：傑利科以「謙遜與尊嚴混合的氣質，沒有半點虛飾或虛榮，一種特別的清醒樂觀感與完全的人情理解」贏得各界信任。梅西在1921年稱傑利科「是我們所有過的最受歡迎的人」，工黨黨魁亦盛讚其對「普通民眾生活氣氛的欣賞」。1924年11月26日傑利科離任，臨別坦言「我深深愛上了這個國家和這裡的人民」。
晚年與逝世
1924年底返英後，傑利科在懷特島文特諾附近的聖勞倫斯莊園（）定居。1925年依慣例獲封世襲貴族，為「斯卡帕及南安普敦的傑利科伯爵」。同年出任倫敦男童軍地區總監，每次進城辦事必抽時間履行職責。1928年黑格伯爵猝逝後繼任主席，隨即投入全部精力熟悉協會事務，因此不得不辭去童軍一職。傑利科一如既往事必躬親，無論對方地位高低一律親筆回覆信函，從各地退伍軍人協會事務到各界邀約，往往深夜才能處理完堆積的文件，長年的負荷對健康造成了持續侵蝕。
1935年夏，傑利科不顧體力衰退，仍前往加拿大出席退伍軍人協會年會並發表一系列演講，回國時已精疲力竭，此後數月臥床靜養。11月9日仍出席罌粟花種植紀念儀式，很可能在當時著涼。11月11日國殤紀念日，傑利科赴福煦紀念碑代表退伍軍人獻上花圈；翌日又赴尤斯頓車站出席新機車「英國軍團號」（）的命名典禮。1935年11月20日晚，傑利科在聖勞倫斯莊園辭世，享年75歲。
1935年11月25日，傑利科國葬儀式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砲車穿越倫敦街道，由海軍士兵拉曳，扶柩者中包括貝蒂，不顧流行性感冒在身與醫生勸阻仍堅持出席。喬治五世由約克公爵代表出席，威爾斯親王亦步行送葬，法國海軍中將及德皇威廉二世的孫子腓特烈王子亦在行列之中。退伍軍人協會在全國逾五百個分支機構下半旗，大批水兵與昔日袍澤聚集於聖保羅大教堂周邊為其送別。首相斯坦利·鮑德溫在議會致辭：「每一代人的責任是什麼？為那些在他們看來、就他們所能判斷的範圍內，值得國家感謝的人致以敬意，而這樣的一個人，正是傑利科勛爵。」《泰晤士報》訃聞長達五個整版，各地信函紛至，有德皇的弔電，亦有普通水兵的手書。貝蒂不顧病體強撐出席，此後健康一蹶不振，三個多月後的1936年3月11日辭世。
評價
歷史評價
日德蘭戰役結束後，圍繞傑利科指揮決策的論戰持續了近二十年，官方記錄的編纂屢遭政治干預，史學爭議與海軍派系角力由此糾纏難分。1918年底，第一海務大臣韋米斯委託海軍部記錄官上校依據官方文件如實記錄戰役經過，不含批評評論。初稿於1919年完成，但貝蒂接替韋米斯出任第一海務大臣後，認為其中不利於戰鬥巡洋艦隊的段落有損己方形象，命令哈珀修改並刪去多段文字。海軍部隨後以出版商版權爭議為由擱置記錄，哈珀記錄直至1927年方以刪改本問世。科比特撰寫的官方海戰史日德蘭卷同樣在校稿階段遭貝蒂陣營多次干預，科比特原擬追究德艦逃脫的責任歸屬，卻遭阻止而無法如實書寫。海軍部另委託少將與阿爾弗雷德·杜瓦上校兩兄弟為參謀學院撰寫戰役鑑定報告，成品卻以起訴者的口吻批評傑利科的指揮「缺乏任何明確的作戰構想」，並將5月31日下午未能把握戰機、6月1日黎明未能謀求交戰兩項失誤直接歸咎於傑利科。監核官認定報告足以「令海軍從根基上分裂」，將其密封。1934年，勞合·喬治的《戰爭回憶錄》又以「護航是文官強迫海軍接受的」定性，再度公開指責傑利科。
政治攻勢之外，批評者亦從戰術層面質疑傑利科。杜瓦兄弟在前述鑑定報告中指控「英國海軍史上最大的機遇就此斷送，原因正是過度集權化與缺乏主動」，龐大艦隊因嚴格集中指揮而無法靈活應對戰場變化。舍爾事後形容英艦冗長的戰鬥縱列展現出「戰術上的無能」，陣型缺乏彈性，德方驅逐艦的魚雷攻擊便足以驅散英國艦隊且全身而退。爭議最大者當屬命令全艦隊轉舵規避魚雷一事，帕特森稱之為「整場日德蘭海戰中爭議最激烈的單一決定」。批評者認為傑利科應切割魚雷航跡或僅令後列轉舵，而非令全艦隊退離敵艦17分鐘，坐失追擊良機。基斯等高級將領私下認為傑利科「未能把握5月31日下午擺在面前的大好機遇」。
馬德爾對上述批評提出系統性辯護，核心論點是「戰術服從戰略」：傑利科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制海權的持續，而非為殲滅敵艦冒險一搏。英國艦隊一旦受損便難以替代，德國即便取勝也無從扭轉戰局；1916年9月，海軍部致函傑利科，明言「英國艦隊對協約國事業的成敗至關重要……因此，德國艦隊可以承受比英國艦隊大得多的風險」。就轉舵規避魚雷一事，即便是貝蒂的旗艦長查特菲爾德，也承認「大多數有經驗的指揮官」在同樣情境下都會下達同樣的命令。批評者慣以納爾遜在特拉法加的大膽進攻相比照，認為傑利科過於謹慎，馬德爾則指出，特拉法加之所以成為大勝，前提是法艦選擇應戰而非撤退，「若法軍艦隊選擇撤退，納爾遜也無從成就那場大勝」。1805年的納爾遜麾下不過是一支分艦隊，英國制海力量並未全力傾注於一役，而1916年傑利科統率的大艦隊卻幾乎囊括了英國全部無畏艦。帕特森指出，無論是納爾遜與康寧漢均未曾一肩挑起英國海軍的全部力量，而傑利科卻以大艦隊司令和第一海務大臣兩度承受，「這副重擔磨損了他，卻不曾將他壓垮」。面對持續的論戰，傑利科始終拒絕公開還擊，選擇以著書陳述事實：1919年出版《大艦隊》記錄指揮決策的考量依據，1934年出版《潛艦危機》以詳盡史料反駁勞合·喬治的指控。帕特森指出，傑利科從未利用手中的文件主動攻擊對手，始終保持克制，與貝蒂陣營的積極干預截然不同。
隨著歲月流逝，歷史學界對傑利科的評價愈趨公允。曾任地中海艦隊司令、素以大膽著稱的安德魯·康寧漢海軍元帥戰後直言：「若我在日德蘭指揮大艦隊，我希望自己能有足夠的明智，做出同樣的部署。」溫頓指出，傑利科在日德蘭的成就「愈來愈清晰，如同一塊巨大堅實的岩石，從謠言、失實報道、事後之明與惡意攻詆的雲霧中聳然而立」。1934年2月，傑利科以虛心求教的姿態出席海軍戰術學校的日德蘭戰役研討，工作人員耗費數小時分析各種部署方案後，結論是向左部署是唯一正確的行動，而傑利科在實戰中大約二十秒內便已做出這個決定。邱吉爾曾言，傑利科是「唯一可以在一個下午輸掉這場戰爭的人」，而帕特森認為傑利科經受住了這份考驗，並稱：「傑利科的全部早年生涯都導向一個頂點—1916年5月31日下午6時14分，在鐵公爵號艦橋上的幾秒鐘決斷，他搶佔了舍爾的先機。那是他最偉大的時刻；之後的一切不過是漫長的尾聲。」
貝蒂與傑利科之爭
傑利科與貝蒂的關係既密切又微妙。兩人書信往來頻繁，幾乎涵蓋整個海軍事務：艦隊戰術、海軍部決策、魚雷技術與戰鬥巡洋艦的作戰運用。貝蒂欽佩傑利科的技術才能與崇高威望，希望在職業尊重之上建立私人情誼，曾坦言：「有太多事情要討論，面對面談遠比寫信容易得多。」傑利科卻似乎總是保持若即若離，貝蒂所求的親近從未真正建立。兩人氣質迥異：貝蒂比傑利科年輕，更為衝動，溫頓形容貝蒂帽子斜戴在眼睛上方、外套少了一顆鈕扣，與傑利科的嚴謹自持判然有別，概括兩人的差異為「他是傑利科之金旁的銀，人們深深敬重並衷心欽佩傑利科，卻會去愛戴貝蒂」。
日德蘭後，兩人表面維持的和諧逐漸瓦解。1919年11月，貝蒂接任第一海務大臣，長達八年掌控海軍部最高權力，舊部布魯克出任海軍副參謀長，前旗艦長查特菲爾德任副參謀長助理，帕特森形容此為「戰鬥巡洋艦隊人馬接管了海軍部」。貝蒂隨即著手修改官方記錄中對己不利的段落。戈登指出，哈珀很快察覺貝蒂及查特菲爾德「試圖縮小主力艦隊的角色，掩蓋以下事實：貝蒂嚴重疏忽了向其總司令頻繁、精確地通報敵情的職責；他的艦隊因部署失當與信號混亂而未能重創劣勢之敵；其戰鬥巡洋艦的砲術遠低於皇家海軍的應有水準。」貝蒂的副官西摩更直接向哈珀吐露：「我們不希望過分宣傳主力艦隊曾投入交戰這一事實。」據戈登考證，為阻止哈珀記錄顯示旗艦在日德蘭「兜了一個圈子」，貝蒂甚至偽造了一份「原始」航跡圖，卻因圖上使用了冊封前的舊式簽名而露出破綻。與此同時，北岩系報業（《泰晤士報》、《每日郵報》、《每日鏡報》等）亦對哈珀和傑利科展開輿論攻擊。爵位的選定同樣值得留意：傑利科封子爵，頭銜為「斯卡帕的傑利科子爵」；貝蒂封伯爵，頭銜為「北海的貝蒂伯爵」。戈登指出，這兩個頭銜含蓄地暗示前者困守港灣、後者出海尋敵。
這場圍繞官方記錄的角力，亦波及傑利科的舊部屬。《海軍部日德蘭述事》以措辭暗示第5戰艦分艦隊延遲轉向的責任在其指揮官埃文-托馬斯，傑利科致函埃文-托馬斯明言：「我已強力抗議……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同意任何對你有所指責的刊出。」抗議未獲理會。1923年12月，埃文-托馬斯親赴海軍部試圖向海務大臣里奧·艾默里當面陳情，據其本人記述，貝蒂「忽然從某處出現」，以緊急事務為藉口闖入辦公室，把他「推出了房間，因為他怕我說出真相」。同日下午，埃文-托馬斯即告中風，此後健康急劇惡化，四個月後被迫提前退役。傑利科致函埃文-托馬斯夫人：「我坦白地說，我無法相信任何一個紳士會採取這樣的立場。」喬治五世私下召見埃文-托馬斯時表態，完全了解「B是如何胡鬧的」，但認為「為了國家，不應再有更多爭論」。埃文-托馬斯晚年致友人書中稱，貝蒂陣營「這幫海盜的頭子和嘍囉，為掩飾頭目的兩個嚴重錯誤而散佈謊言、嫁禍於人」。
個人品格
傑利科個性謙遜、律己甚嚴，同僚習稱其「沉默的傑克」，外表永遠沉穩自持，幽默感深藏不露。曾指揮大艦隊戰艦的稱他「是有史以來最高尚的人格」；費希爾勛爵以「我摯愛的傑利科」稱之；喬治五世在來電中稱他「您是我們的生命」；溫頓稱他是「有史以來加入皇家海軍的最具智識的軍官之一」。
批評者亦指出傑利科一個持久的弱點：難以放手授權，事必躬親。溫頓寫道，傑利科「從不擅於授權，在海軍部任職期間更傾向於執著於細節，在看似無邊無際的文書堆疊中愈挖愈深」。這一傾向在大艦隊時代即已顯現：《大艦隊戰鬥命令》鉅細靡遺，為下級在每一種假想情境下規定應對方式，「過度集中指揮、下級缺乏主動」正是批評者對傑利科最持久的戰術指責。傑利科似乎對此有所自覺，日德蘭後致函貝爾福坦言「我時常感到這項工作已超過55歲以上者所能長期承擔的限度」。事必躬親的風格固然使傑利科對海軍事務有近乎無與倫比的掌握，卻也在漫長的戰時指揮中逐漸耗盡了精力。
傑利科去世後，英國退伍軍人協會寫道：「令傑利科在海軍中備受信任與愛戴的品質，同樣為其在協會成員心中贏得了不可動搖的地位：嚴謹的效率、淳樸善良的性格，以及對他人無盡的同情與關懷。」昔日對手德皇威廉二世亦致函其遺孀，致敬「那位傑出的海軍上將，他作為勇敢的領袖、傑出的海員、高尚的對手和英國紳士的卓越品質，將永遠被珍視」。
個人生活
1902年2月，傑利科在克萊德河沿岸視察造船廠期間，與舊識的次女弗洛倫絲·格溫多琳·凱澤（Florence Gwendoline Cayzer，1877年10月7日－1964年5月12日）重續往來，並於同月訂婚；同年7月1日兩人在倫敦斯隆街圣三一堂完婚。婚後兩人於史丹摩置下桑頓莊園（Thornton）。傑利科晚年追憶：「我親愛的妻子始終是我最有力的伴侶，無論我身處何職，我們的愛隨年月只增不減；她對孩子們亦是最慈愛的母親。世上能如我這般幸運於婚姻者，實屬罕見。」帕特森形容格溫多琳夫人是「她家族中最強大且最具活力的一個人，永不疲倦、無所畏懼、坦率直言、充滿生命力，為傑利科構築了豐富的社交與家庭生活」。
兩人共育六名子女：長女格溫多琳·露西（Gwendoline Lucy Constance，生於1903年）、次女阿格尼絲·貝蒂（Agnes Betty Gardiner，生於1906年）、三女梅莉爾·格雷斯（Myrtle Grace Brocas，生於1908年8月28日）、四女諾拉·貝麗爾（Norah Beryl Cayzer，生於1910年3月30日）、五女普魯登絲（Prudence Katherine Patton，生於1913年8月30日），以及獨子（生於1918年4月4日，後繼承爵位）。1911年傑利科出任大西洋艦隊司令期間，次女貝蒂因乳突炎病逝，後葬於南海聖約翰教堂墓園。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格溫多琳夫人成為英國本土戰時救助工作最積極的推動者之一。溫頓形容她「意志堅定、能力超群、不畏任何困難，無論何種資源或政治人物均無法令她卻步」。她與約翰·弗倫奇夫人共同擔任「聯合服務聯盟」（United Service League）的聯合主席，逾百個遍布全國的俱樂部加盟其下，為出征將士的妻子與家眷提供慰藉與陪伴。她另行創辦艦隊基金，為駐紮斯卡帕灣的水兵籌集毯子、留聲機、書籍、保溫瓶、紙牌、襪子與圍巾等物資；所有工作均由志願者（多為軍官妻子）承擔，共籌得現金十五萬英鎊、衣物五萬件。她還親赴全國各地，走訪大艦隊水兵的母親、妻子與家眷，溫頓認為這些女性「對戰爭的貢獻至今仍未獲應有的承認」。傑利科本人則全賴夫人一封封忠實的家書，方得以在遙遠的斯卡帕灣持續掌握孩子們的學業、假期與健康狀況。
榮譽
封爵
- 斯卡帕的傑利科子爵：1918年3月7日
- 第一代傑利科伯爵暨南安普敦的布羅卡斯子爵：1925年7月1日
勳獎
;英國
- 巴斯勳章：爵級大十字勳章（1915年2月8日）、爵級司令勳章（1911年6月19日）、三等勳章（1900年11月9日）
- 功績勳章，1916年5月31日
- 維多利亞皇家勳章： 大十字騎士勳章（1916年6月17日）、爵級騎士勳章（1907年8月3日）、司令（1906年2月13日）
;國際勳章
- 紅鷹勳章：二級帶劍（普魯士王國），1902年4月
- 榮譽軍團勳章：大十字級（法國），1916年9月15日
- 利奧波德勳章：大綬級（比利時），1917年4月21日
- ：三級（俄羅斯帝國），1917年6月5日
- ：大十字級（義大利王國），1917年8月11日
- 旭日桐花大綬章（大日本帝國），1917年8月29日
;國際裝飾章
- 海軍傑出服役勳章（美國）— 1919年9月16日
- （法國）— 1919年2月21日
- （比利時）— 1917年4月21日
- （埃及）— 1882年
File:Jellicoe achievement.svg|傑利科伯爵的紋章
File:Blue plaque Earl Jellicoe.jpg|倫敦SW3區德雷科特廣場（黑地露台）25號紀念傑利科的藍色牌匾
File:Bust of Jellicoe in Trafalgar Square.jpg|特拉法加廣場的傑利科半身像
註解
腳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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