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兹尔·亨利·李德哈特爵士（，）是一名英國陸軍軍人、軍事記者、軍事史學者與軍事理論家。他以提出「間接路線」戰略理論、倡導陸軍機械化改革和有限戰爭理論而著稱，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民間軍事思想家之一。李德哈特長期自稱是二戰德國「閃擊戰」思想的啟發者，此說戰後數十年間廣為接受，但自1980年代起遭到學界的系統性質疑。
李德哈特出生於法國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役於英國陸軍，參與了索姆河戰役，因光氣傷害導致心肺功能永久受損，1927年以上尉軍階退役。退役後轉任軍事記者，先後在《每日電訊報》和《泰晤士報》任職。在1920年代，其從步兵戰術研究轉向機械化戰爭的倡導，與J·F·C·富勒共同被視為戰間期裝甲戰理論的先驅，後來還在歷史研究中發展出「間接路線」戰略理論，主張避開敵軍正面、以迂迴和心理打擊取勝；概念經多次修訂，最終形成1954年出版的定本《》。
1930年代中期，李德哈特逐漸形成「有限責任」政策主張，反對英國再次派遣大規模遠征軍前往歐陸，並為支撐這一立場而放棄了對戰車進攻潛力的鼓吹，轉而論證防禦在現代戰場上佔有壓倒性優勢。1937年，他成為陸軍大臣的非官方顧問，影響力達到頂峰。然而1940年德軍以閃擊戰迅速擊敗法國，推翻了他的預測，其聲譽遭受毀滅性打擊，戰爭期間近乎邊緣化。二戰後，李德哈特積極與前德國國防軍高級將領建立關係，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包括介紹德軍將領觀點的《山的那一邊》和埃爾溫·隆美爾文集《隆美爾戰時文件》，藉此主張德軍的勝利根植於其戰前理論。在冷戰時期，他對核威懾的有效性持懷疑態度，反對使用任何核武器，轉而倡導以常規力量為基礎的有限戰爭戰略。到1960年代中期李德哈特成功重建了聲譽，1966年獲封爵士。1970年1月在白金漢郡去世。
然而自1970年代末起，學界對其歷史敘事提出系統性質疑。約翰·米爾斯海默在1988年出版的《李德哈特與歷史之重》中揭示，李德哈特在戰後曾聯絡德軍將領及其家屬，要求對方為其影響力背書，甚至為海因茨·古德林回憶錄《閃擊英雄》代撰讚美段落。李德哈特的戰後著作與活動也助長了「隆美爾神話」和「國防軍無罪論」等史觀，淡化了國防軍與納粹政權所犯罪行的聯繫。
生平
早年
李德哈特於1895年10月31日出生在法國巴黎第八區附近的4號，原名巴兹尔·亨利·哈特（Basil Henry Hart）。父親亨利·布拉姆利·哈特（Henry Bramley Hart，1860年－1937年）是一名循道宗牧師，首個任命地為布洛涅，之後在巴黎照顧當地英美及法國新教社群的靈性需求長達14年，其家族為格洛斯特郡一帶的自耕農。母親為克拉拉·李德（Clara Liddell，1862年－1954年），其家族來自蘇格蘭邊境的，後長期定居於康沃爾郡，是早期鐵路先驅之一，李德哈特的外祖父曾任職於。李德哈特與父親感情深厚，對母親較為疏遠。李德哈特還有大七歲的兄長歐內斯特·雷文斯沃思·哈特（Ernest Ravensworth Hart，1888年－1932年），日後從事眼科醫生。1921年，李德哈特將母方家族的姓氏「李德」冠在父姓「哈特」之前，一方面是為彰顯其身份，一方面也是為紀念母親的蘇格蘭李德家族。
李德哈特一家於1901年返回英國居住，其本人先在福克斯通短暫就學一陣子，之後轉由家庭女教師進行私人教育，直到1904年將近9歲時才被送往。李德哈特自幼體弱多病，母親因此對其過度呵護，李德哈特後來自述母親「把我慣壞了，完全沒讓我變得堅強。事實上，她把我養得太嬌嫩了」。進入少年時期後，李德哈特長得又高又瘦，體力卻跟不上身高，加上健康問題，使其原本想加入海軍的念頭在13歲時因體檢未通過而落空。1907年，李德哈特轉學至帕特尼的，在此與日後的著名古典學者同窗；1911年又轉到倫敦聖保羅中學，後於1913年畢業。
青年時代的李德哈特將大量時間花在閱讀和寫作上。約15歲時寫了軍事小說《阿奎隆，或阿奎洛征服世界》（），以古典時代晚期為背景，展露出對歷史由偉人創造的信念。李德哈特少年時期對航空最為狂熱，16歲時已能自信地向《》等航空雜誌投稿，編輯甚至未察覺作者的年齡便予以刊登，並在社論中評論。
李德哈特入學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研究近代史。然而李德哈特對必修的中世紀史和憲政史毫無興趣，反而大量時間鑽研軍事史和戰術問題，還持續向報紙雜誌投稿關於飛機和運動的文章。結果在1914年5月的資格考試中，僅勉強獲得三級及格。
一戰與軍旅生涯
」與早期提攜者]]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陸軍大臣赫伯特·基奇纳宣佈徵召4萬名新軍官以組建遠征軍，李德哈特應募入伍，於同年12月就任陸軍少尉，服役於。1915年中首次赴西線相對寧靜的地段；同年再赴，於水浸壕溝中被炮彈震傷導致腦震盪，遣返回國休養。
1916年春季，李德哈特重返法國，參與了索姆河戰役。其所在的營在戰役首日即遭受重大損失，全營僅存兩名軍官，其中一名還負了傷，身為少尉的李德哈特不得不臨時代理營長。李德哈特本人在戰鬥中三次被擊中，所幸均非重傷。在當時，李德哈特對英軍的指揮完全不持批評態度，仍將索姆河視為一場勝利。7月16日，李德哈特在馬梅茨森林遭遇光氣的化學攻擊，再度被送回本國休養。這次化學傷害對他的心肺功能造成永久性損傷，官方認定其傷殘率為50%，此後長期受心脏神经官能症困擾，再未返回前線。丹切夫注意到李德哈特三次赴前線都是極短暫的任務，且每次都因傷中止，「每一次的中止都帶有某種模糊性」。
養傷期間，李德哈特撰寫了一本題為《一位連長眼中的索姆河英軍大攻勢印象記》（）的小冊子，內容滿是對英國高層指揮毫不掩飾的崇拜，稱遠征軍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為「英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將軍」、英軍的組織和參謀工作是「超越德國人的驚人完美」。陸軍部拒絕出版該書，但李德哈特將手稿寄給劍橋導師傑弗里·巴特勒（Geoffrey Butler），巴特勒又轉交給在黑格總部任職的約翰·巴肯。巴肯對此印象深刻，邀請李德哈特加入其計劃在大本營設立的歷史部門，惜因巴肯染病調職而未能實現。1917年4月，李德哈特晉升上尉，隨後擔任斯特勞德志願團第4營副官。
1918年1月，李德哈特移居劍橋，將自己對士兵訓練的實驗性成果編纂成冊，出版為《步兵訓練新方法》（New Methods of Infantry Training）。此後持續向軍事期刊投稿，1920年3月更向北區司令部指揮官少將提交了一份關於機動進攻戰術的長篇論文。馬克斯對此極為賞識，不僅在軍隊中宣傳李德哈特的步兵戰術和訓練思想、安排李德哈特到自己麾下任職，還將其引薦給正擔任《》編輯的胞弟里歐·馬克斯（Leo Maxse），成為李德哈特踏入新聞界的最早途徑。李德哈特隨後在該刊物發表了兩篇文章：戰爭理論《暗中人》（Man-in-the-dark）與《步兵戰術新論》（A new theory of infantry tactics），分別刊載於1920年6月和7月。
同一時期，經馬克斯引介，李德哈特受准將邀請加入第10步兵旅指揮部參謀團，奉命撰寫《步兵訓練》（Infantry Training）手冊，於1920年9月完成。撰寫期間，李德哈特將部分草稿寄給J·F·C·富勒上校，開啟了兩人長期的友誼。同年10月在皇家聯合研究所發表演講（內容詳見步兵戰術與機械化改革），由此被視為總結一戰步兵戰術的專家而名聲鵲起。然而，李德哈特對軍方審查其著述的做法日益不滿，遂在1921年出版的《步兵戰術框架》（）中直接發表未經修飾的觀點，此書修訂版更名為《步兵戰術科學》（），分別於1923年和1926年再版。
在撰寫與發表的同時，李德哈特的軍旅生涯卻因健康問題而日益困頓。戰後曾擔任教官，負責在醫院組織教育工作、協助傷殘退伍軍人重返社會，也為準備晉升考試的軍官講授軍事史。李德哈特曾申請加入帝國國防委員會歷史部，遭到拒絕。馬克斯與杜根兩位將軍建議其轉調，陸軍部也在1921年頒發了正式委任狀，但因李德哈特在1921至1922年間兩度輕度心臟病發，醫務委員會以其健康不合格為由否決了轉任；1923年再嘗試轉調皇家戰車團，又因醫療紀錄審查而遭拒。1924年，李德哈特被列入預備役，同年6月改為領取（實際不到四分之一）。1927年，李德哈特以上尉軍階退役。
轉任新聞工作者
早在正式退伍前，李德哈特就開始轉型，曾嘗試創作小說或電影劇本，但皆無疾而終，也曾與艾爾弗雷德·哈姆斯沃思求職遭拒。李德哈特後來擔任體育新聞記者，曾為《美國草地網球》（American Lawn Tennis）及多家全國性報紙報導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1924年，李德哈特受《》聘請，擔任草地網球特派員兼助理軍事新聞記者。同年7月，李德哈特結識了軍事記者。雷平頓同樣出身軍旅，1902年因與一名高級外交官的妻子發生不倫關係而被迫除役；軍旅生涯雖告終結，他卻憑文筆與軍方人脈，在1904至1918年間任《泰晤士報》軍事記者而聞名，其後輾轉於《早報》和《每日電訊報》，影響力極大，更成為英國軍方倚重的私人顧問。李德哈特深受雷平頓的經歷所鼓舞，並於1925年接替了雷平頓在《每日電訊報》的軍事記者職務，李德哈特聲稱，「我決心以此為平台，發起陸軍機械化的改革運動。」同年秋季，李德哈特還獲選擔任《大英百科全書》的軍事顧問（後升任編輯），這項職務亦激發了他對軍事史研究的熱忱。
這段時期李德哈特的知名度與影響力陡然上升，憑藉其文筆、知識和性格，很快就與同樣具改革思想的軍官建立互信關係，構築了人脈網路，並因此有著可靠的消息來源，報導具有權威性，其深得軍方信賴，甚至獲得進出英國陸軍部的權限。帝國參謀總長爵士在1925年8月即在阿藍得與李德哈特會面，預先透露陸軍改革計畫。英國軍事歷史學家布萊恩·霍爾頓-里德對此寫道：「在（李德哈特）之前或之後，皆無軍事記者達到相當的影響力」。李德哈特並躋身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領袖之列，經爵士推薦獲選加入，社交圈也超越了軍事界，開始結交、約翰·巴肯和等知識分子。
1925年至1930年間，李德哈特撰寫並出版了多部著作，早期作品深受富勒的影響（詳見步兵戰術與機械化改革）。1926年秋季，李德哈特前往法國和義大利訪問，期間會見了貝尼托·墨索里尼，其對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印象並非負面；不過李德哈特並未像富勒那樣發展出對法西斯運動的持續認同，兩人後來也因富勒的政治傾向而一度疏遠。
戰間期
步兵戰術與機械化改革
，英國裝甲部隊先驅者，李德哈特早期裝甲戰理論的來源，而後兩人走向疏遠]]
一戰結束後，李德哈特最初涉足的理論領域是，探索在戰場上恢復機動性的途徑，1920年在皇家聯合研究所發表了題為「『黑暗中的人』步兵戰術理論與『擴展急流』攻擊體系」（）的講座。所謂「黑暗中的人」，是以兩人在暗室中搏鬥為隱喻：一方伸出一臂摸索對手、扼住其咽喉以牽制全部注意力，同時另一拳從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動致命打擊。李德哈特將此原理推演至基層部隊戰術：以一部分兵力牽制敵方據點，其餘力量繞過據點滲透敵後，破壞通信網絡。當這種滲透在整條前線同時展開，突破便如急流沖破堤壩般不斷從裂隙湧入、向兩側拓寬缺口，後續部隊隨之穿越已擴大的突破口繼續推進。李德哈特將此進攻體系命名為「擴展急流」（）。在防禦方面，李德哈特提出「收縮漏斗」（）戰術：僅在前線配置少量「前方部隊」以炮火遲滯敵軍，將大部分兵力作為「機動部隊」部署於後方，待敵方進攻力量穿越前沿後從兩翼合圍殲滅。這套理論在軍界廣受認可，多位高階將領出席其講座。李德哈特還特別重視士兵的個人主動性，主張「每個士兵都要作為獨立的個體行動和思考」，基層指揮官應在戰場上獨立判斷而非機械服從。米爾斯海默指出，這套進攻理論與德軍在一戰末期使用的滲透戰術高度相似，李德哈特本人也承認從中有所借鑑。
從1922年起，在富勒的影響下，李德哈特全面轉向倡導機械化戰爭。在與富勒的通信中，李德哈特坦承步兵在機械化戰爭面前已無用武之地，並預言「最先認識到我們正在進入戰車時代的國家，將贏得下一場戰爭」。李德哈特在早期書信中盛讚富勒為「我所遇過最偉大的知性力量，侏儒群中的巨人」，然而阿扎·加特指出，隨著自身名望漸長，李德哈特對富勒的態度轉為一種「弗洛伊德式的弒父情結」，大量借用其思想卻從未公開承認這筆思想債；富勒的妻子索尼亞在一次與李德哈特夫人的激烈爭執中，更直指李德哈特「靠著丈夫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名聲」。加特考證指出，李德哈特對富勒1923年出版的《戰爭的革新》（）印象極為深刻，「在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帕里斯》中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了它」，兩書在論述框架、核心論點和行文風格上高度雷同，但從未公開承認這種程度的因襲。此後兩人共同推動機械化改革，但理念有所不同：富勒傾向發展以戰車為唯一主力的全戰車軍隊，李德哈特則主張建立全機械化軍隊，即所有支援兵種均應搭載裝甲車輛，以便與戰車密切協同作戰。邦德和亞歷山大認為，富勒是「更大膽、更有活力、更具原創性的思想家」，而李德哈特則「更為平衡、謹慎，作為軍事論戰者不那麼極端」，其優勢在於提出了分四階段漸進轉型為「新模式」軍隊的詳細而務實的方案，始終強調步兵（李德哈特稱之為「戰車陸戰隊」（Tank Marines））是機械化部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937年起，兩人因富勒日益傾向法西斯而關係逐漸疏遠，直到1942年才恢復來往。
在1920年代的大量著述中，李德哈特強調戰車集群應在敵軍防線薄弱處實施突破，深入敵後癱瘓其指揮體系，從而恢復拿破崙時代那種追求決定性勝利的機動戰。1925年出版的第一部專著《帕里斯，或戰爭的未來》（）系統闡述了對戰車、空軍和機械化的展望，並主張只有由長期服役志願役組成的小型精銳部隊才能實施這類快速機動戰，徵兵制的大規模軍隊過於笨重，只能重蹈一戰消耗戰的覆轍。1927年出版的《改造現代陸軍》（）進一步發展了這些觀點。1927年，英國在索爾茲伯里平原成立了，其諸兵種聯合的編制在演習中印證了李德哈特所倡導的全機械化軍隊構想。
發展「間接路線」理論
，其在阿拉伯起義中以游擊戰避開鄂圖曼軍主力的戰法，被李德哈特視為「間接路線」理論在實戰中的印證]]
到了1920年代末，李德哈特的興趣進一步從戰術層面擴展到歷史、戰略與一般性的戰爭理論，其著作開始展現出與富勒截然不同的獨立觀點，在影響力方面實際上已開始超越後者。通過考察從古希臘到一戰的歷次戰爭，李德哈特逐步形成了日後稱為「間接路線」的核心主張：正面硬攻一支有準備的敵軍幾乎從未成功，歷史上打勝仗的將領總是避開敵軍最堅實之處，從對方想不到的方向施加壓力，先打亂敵軍陣腳，再給予致命一擊。「間接路線」不單指地圖上的繞路，更核心的是讓敵方指揮層在心理上「失衡」（dislocation）——亂了判斷、無法及時反應，在真正開戰前就已落入下風；而機械化部隊的速度與靈活性，正為這種打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
這一思想在一系列歷史著作中逐步成形。1926年出版的《大西庇阿：勝過拿破崙》（）以古羅馬將領大西庇阿為研究對象，探索以機動和奇襲取勝的戰略思路；翌年出版的《揭開名將面紗》（）考察歷史上數位不為傳統史學所重視的統帥，並以蒙古人的機動戰論證戰車為「騎兵的現代形式」；李德哈特還將謝爾曼推崇為「間接路線」戰略的代表人物，1929年出版的傳記《謝爾曼：軍人、現實主義者、美國人》（）即以此為核心主張，並從其戰例中提煉出「戰略網」（strategic net）、「替代目標」（alternative objectives）與「誘餌賭局」（baited gambit）三個操作概念。同年出版的《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是「間接路線」理論的首次系統表述，該書經1941年增補為《間接路線的戰略》，1954年又大幅修訂擴展為定本《戰略論：間接路線》（），至今仍是軍事戰略領域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李德哈特本人視「間接路線」為其對軍事理論的主要貢獻。
在這一時期，T·E·勞倫斯逐漸取代富勒成為李德哈特的精神導師。勞倫斯在一戰期間以英軍聯絡官身份參與阿拉伯起義，率領阿拉伯非正規部隊以游擊戰襲擊鄂圖曼帝國的漢志鐵路等補給線，避開敵軍主力、以機動和奇襲瓦解其後勤體系，在李德哈特看來正是「間接路線」在實戰中的典範。兩人的交往始於1921年，李德哈特主動寄出步兵戰術文稿，勞倫斯回覆稱「如今出版的軍事文獻大多在下筆前就已陳腐不堪，收到一份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1927年，李德哈特以《大英百科全書》軍事編輯身份邀請勞倫斯撰寫游擊戰條目，勞倫斯辭謝但允許其從《智慧的七柱》中摘編素材。直到1929年勞倫斯返回英國，兩人才開始定期見面和通信，李德哈特日後稱之為「一生中最具啟發性的思想交流之一」。霍爾頓-里德指出，勞倫斯的戰例對「間接路線」概念的「精煉」具有重要意義，但不能說勞倫斯直接啟發了這一理論，因為李德哈特在密切關注勞倫斯之前就已發表了相關論述的雛形。1933年該書出版後，勞倫斯讀過《拿破崙的幽靈》（）致信李德哈特：「這是一種奇異的體驗，像是在回憶中重返學校，因為在戰前我就已獨自走過了這條路」。然而，勞倫斯慣於將人際關係嚴格分隔：詩人罗伯特·格雷夫斯指出「他從未向我提起過你……對你，他幾乎只展示軍事史家的那一面：你對他而言就是『軍事史家』，正如奧古斯都·約翰是『畫家』，而我是『詩人』。所有隔間都如此密不透風」。霍爾頓-里德認為，1930年李德哈特年方35歲，一戰經歷和隨後的幻滅「在其壯年留下了深刻傷痕，他需要一個希望的象徵」，而勞倫斯正是其心目中「間接路線」的最佳範例。
一戰著述與克勞塞維茨批評
進入1930年代，李德哈特對一戰的著述轉為嚴厲的批判語調。1930年出版的《真實的戰爭》（，後擴充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以及1931年出版的《奧爾良人福煦》（）猛烈抨擊西線指揮，李德哈特對英軍將領的態度從早年崇拜轉為系統性批評，深刻影響了英國公眾對大戰的認知。1932至1933年間，李德哈特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發表「里斯·諾爾斯講座」，講稿隨後結集出版為《拿破崙的幽靈》一書，將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斥為「大規模戰爭的教主」（）和「全面戰爭的鼓吹者」（），將1914至1918年間殘暴而缺乏想像力的正面強攻歸咎於克勞塞維茨學說的影響。這一論斷對英語世界往後一代人對克勞塞維茨的認知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巴斯福德揭示了李德哈特在此問題上的自相矛盾：李德哈特私下收藏了一部《戰爭論》德語原版及若干克勞塞維茨的親筆手稿，儘管本人並不通曉德語；在1932年6月的私人筆記中寫道「即使在戰爭領域……克勞塞維茨的名字也比19世紀任何將領（或許李將軍和毛奇除外）更為突出、更為士兵所熟知」。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德哈特在批評埃里希·魯登道夫時竟以攻擊克勞塞維茨開篇，隨即又指責魯登道夫未能領會克勞塞維茨的智慧。盧瓦斯則認為，李德哈特閱讀《戰爭論》（所用版本為格雷厄姆的英譯本）後「不太可能以開放的心態重讀過它」。李德哈特還協助前首相大衛·勞合·喬治編撰《戰爭回憶錄》，進一步深化了對一戰指揮的批判觀點，其後又在《1914-1918戰爭概論》（）和《穿透戰爭迷霧》（）中嚴厲譴責英軍將領的指揮能力。
政策主張與影響
，是李德哈特在政府中最重要的支持者]]
1935年3月，李德哈特加入《泰晤士報》擔任防務特派員，這項任命為其帶來了更高的聲望和更大的輿論影響力。在此期間，李德哈特為陸軍大臣達夫·庫珀提供諮詢，並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政策立場：英國在一戰中對法國的大陸承諾（即承諾派遣遠征軍赴歐陸作戰）是不應重蹈的覆轍，未來應將軍事貢獻限縮於空軍和海軍力量，輔以少數精銳裝甲師，避免再派遣大規模遠征軍前往歐陸，李德哈特將此稱為「有限責任」（Limited Liability）政策。
「有限責任」政策的核心前提之一，是空中力量可以取代大規模地面部隊的角色。李德哈特早在處女作《帕里斯》中即大力鼓吹戰略轟炸，認為對敵國城市的快速大規模空襲可以在「幾小時內、最多幾天內」癱瘓其「神經系統」迫使其求和，甚至主張飛機投擲毒氣比炸彈更「人道」；這些觀點與同時代的空權論者朱利歐·杜黑、比利·米切爾和休·特倫查德相似，英國皇家空軍亦對其空中力量著述印象深刻。
到了1930年代中期，李德哈特已認識到「摧毀任何大型城市所需的高能炸彈的數量遠遠超過任何國家現有轟炸機的裝載能力」，不再相信戰略轟炸能單獨決定戰爭，但米爾斯海默指出其仍繼續利用社會對空襲的恐懼來反對大陸承諾。1935至1936年的《泰晤士報》系列文章中，李德哈特主張英國在下一場歐洲戰爭中的角色應交由皇家空軍承擔，並力主將陸軍經費優先投入防空力量而非地面作戰部隊。對此，包括裝甲力量支持者少將與前帝國總參謀長阿奇博尔德·阿马尔·蒙哥马利-马辛本特元帥在內的軍方人士批評其立場可能阻礙戰車發展、削弱遠征軍裝備。
1937年5月，接任陸軍大臣，李德哈特成為其非官方顧問，協助推行多項改革：現代化軍官職業結構、改善部隊訓練和生活條件、清除中較為保守的老將領並替換為更具活力的新人。然而軍方不少人認為李德哈特的權力已經過大，軍隊不應由記者來運作，其影響力遂逐漸減弱，兩人的「合作夥伴」關係於1938年7月告終，同年李德哈特亦與妻子傑西分居。在《泰晤士報》的處境同樣日益艱難。米爾斯海默指出，李德哈特與該報的衝突並不像他日後所稱，是出於反對綏靖政策；實情恰恰相反。當《泰晤士報》和内维尔·张伯伦政府在1939年初開始放棄綏靖政策、轉而主張以軍事力量威懾德國領導人阿道夫·希特勒時，反對大陸承諾的李德哈特反倒無法認同這一新方針。1939年3月英國向波蘭提供安全保障後，工黨政治家休·道爾頓致信李德哈特，諷刺道：「《泰晤士報》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之時，你反倒變成了一個綏靖主義者！」在戰前最後數月，李德哈特開始論證希特勒的要求具有「相對合理性」，認為是盟國的對抗姿態將歐洲推向了戰爭邊緣。1939年6月，長年高壓工作導致嚴重心臟病發作並伴隨精神崩潰，隨後遷往德文郡療養，同年底離開《泰晤士報》。
在「有限責任」政策的邏輯驅動下，李德哈特在1930年代中後期的著作中反覆主張防禦在現代陸戰中顯著優於進攻，認為機關槍、反戰車炮和高射炮等武器的發展正在加劇這種優勢，機械化部隊若無法出其不意則難以突破防線。這些觀點集中體現在《武裝歐洲》（）和《不列顛防務》（）兩書中。邦德認為這一轉向是李德哈特聲譽遭受毀滅性打擊的最深層原因：其在1920年代以陸軍機械化改革的旗手著稱，大力鼓吹戰車的進攻潛力，卻在1930年代中期轉而主張防禦佔據壓倒性優勢，這個矛盾「即便在回憶錄中巧妙的自辯也無法掩飾」，更有學者認為其「有限責任」學說「為敦克爾克鋪平了道路」。事實上，英國政府在1937年12月正式採納「有限責任」政策後，戰車生產經費的削減額超過了陸軍其他所有節省的總和。邦德和亞歷山大總結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德哈特和戴高樂善意的論戰實際上阻礙了各自國家軍隊的現代化」，因為兩人鼓吹的那種小型精銳軍隊在政治上和財政上都不可行。邦德還指出，李德哈特的論述風格具有記者的機巧，善於暗示其偏好的政策而不做過於明確的承諾，也善於在文中插入限定性措辭，使批評者幾乎不可能證明其犯了錯。
米爾斯海默對這一矛盾提供了更系統的分析，指出李德哈特在1920年代鼓吹的戰車突破與深遠機動構想（即後來所謂的「閃擊戰」思路）與其反大陸承諾立場存在根本衝突：如果戰車進攻能取得快速決定性勝利，英國決策者恰恰有理由派遣地面部隊前往歐洲；同時，宣揚戰車的進攻潛能也會破壞威懾效果，因為只有讓潛在侵略者相信防禦佔據壓倒性優勢、戰爭必將陷入消耗戰，威懾才最有效。為解決這一矛盾，李德哈特在1934年後逐步放棄了對戰車進攻潛力的鼓吹，發展出三重論述：首先論證即使有了戰車，防禦仍佔絕對優勢；其次預言二戰將重演一戰的僵局，以此主張英國派遣遠征軍毫無意義；第三，翻轉對法德兩軍的評價，此前認為法軍脆弱而德軍強大，如今則認為法國僅靠自身力量即可抵禦德軍，英國無需派兵。李德哈特還提出進攻者需要3比1的整體兵力優勢才能取勝，而德國和盟軍均無法達到此比例，因此西線將陷入僵局；米爾斯海默認為這一論點存在嚴重缺陷，因為它忽略了閃擊戰的核心在於集中兵力於關鍵突破點、取得壓倒性的局部兵力優勢，而非追求整體優勢。1940年德軍正是在阿登地區以此方式突破了盟軍防線。
李德哈特的這些主張植根於其所謂「英國的戰爭方式」（British way in warfare）的歷史詮釋，即英國的傳統戰略乃依賴海權和經濟壓力取勝、避免在歐陸投入大規模地面部隊。然而軍事歷史學家迈克尔·E·霍华德在其1972年的著作《大陸承諾》中論證，對歐陸盟友提供大規模支援非但不偏離英國傳統，反而恰恰是其核心；其後並斥李德哈特的論述為「一篇巧妙的政治宣傳冊，與其說是闡明歷史的複雜性，不如說是為了影響英國輿論和政府政策」。軍事史家進一步質疑「英國式戰爭方式」一說，指出李德哈特式的海權戰略僅適用於有限戰爭，英國若要取得決定性結果終須投入歐陸；並以英國在兩次大戰中均組建大規模陸軍投入歐陸、冷戰期間亦持續駐軍歐洲為證。
二戰時期
1939年9月戰爭正式爆發後，西線進入長達八個月的「假戰」時期。李德哈特堅信不會發生真正的戰事：聖誕節前撰文斷言「德國人不可能在西線發起進攻，因為可能產生的損失和困難與獲勝前景不成比例」；1940年2月在日記中寫道：「對平庸的人來說，最不可接受的事情是在他們未能開啟的事業上有所作為」，暗示自身推動的軍隊改革和對西線僵局的預測得到了驗證。同月在《》發表長文，斷言「無法想像任何一方找到可能在整場戰爭中獲勝的辦法」，「得益於不斷增強的現代防禦力量，西部前線不會受到侵犯」，甚至稱讚盟軍總司令莫里斯·甘末林「有一個自然的思維邏輯」，而甘末林正是日後遭李德哈特嘲諷為保守無能的人物，而認為「魯莽行事的衝動更多來自缺乏耐心的文官或退役的將軍」。此外，李德哈特在評估德國獲勝的可能性時寫道：「就目前來看，只有引進一些完全新型的武器，或者盟國的指揮極其差勁，德國才有真正獲勝的機會」。然而米爾斯海默指出，李德哈特在1920至1930年代初期大力鼓吹閃擊戰，此時卻隻字未提德國可能以此戰術取勝。
1940年5至6月，西線盟軍的潰敗推翻了李德哈特在1930年代後期的一切預測。德軍發動攻勢的第二天（5月11日），李德哈特仍在文章中表示「比利時的防禦和力量比1914年強大得多」、德軍的機械化力量「在低地國家不適用」。然而到了5月19日，英國政府已警告公眾德軍突破默茲河、盟國面臨決定性失敗的嚴重危險，李德哈特卻仍在文章中堅稱德軍「實際進展不是很大」，認為「在兩軍勢均力敵的現代戰爭中，回報不斷減少的法則一直穩定地存在」。直到5月20日，才在文章中承認「德軍已經認識到機械力量與人力相比的決定性價值」，並意識到德軍所執行的，正是自己在1920年代倡導、卻在1930年代放棄的裝甲戰略。米爾斯海默指出，自稱「閃擊戰之父」的李德哈特，卻未能預見德軍會以這種方式取勝，堪稱嚴重的失敗。
邦德記載：「李德哈特很少主動地談及戰爭歲月」，而其《回憶錄》也止於法國淪陷。工黨政治家道爾頓日後在回憶錄中記述了輿論對李德哈特態度的轉變：「我們中一些對防禦特別感興趣的人此時很好地了解了李德哈特……我在1940年法國淪陷的時候對他失去了信心……因為無論在演講和寫作中，他一直堅定地認為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防禦較之進攻在地面上有很大優勢，進攻只有在擁有極大的力量優勢時才能成功」。此後李德哈特的地位急劇下滑：搬離倫敦定居鄉間，戰爭日記顯示其與指揮戰爭的將軍和政客幾乎失去聯繫，通信對象也主要是同為局外人的朋友，且關係時有齟齬。1942年10月他致信長期通信的友人埃思米·溫菲爾德-斯特拉特福德時承認：「我很難過您之前對我判斷的信任……已經大大減弱」。戰爭期間，長期好友、總司令將軍是唯一仍與李德哈特定期聯繫的軍方要員，但即使是派爾，也在法國淪陷後不久告知李德哈特將面臨陸軍部的嚴厲批評。李德哈特曾提出「以顧問或督察的身分」為派爾工作，但派爾雖是忠實的朋友，此時也無法予以聘用。另一方面，1940年比弗布魯克勳爵警告他：在下議院，「李德哈特」已成為失敗主義的代名詞，甚至有議員指控其「偶爾對莫斯利及其法西斯運動表示同情」。
儘管失去了《泰晤士報》的平台，李德哈特仍以自由撰稿人身分為《每日郵報》和《週日快報》供稿，並在1940至1942年間陸續出版《動態防禦》（）、《戰爭潮流》（）和《擴張中的戰爭》（）三部著作。然而這些作品的反響遠不及戰前。例如，1941年4月一篇對《戰爭潮流》的書評便頗能反映當時的評價：「這不是一本書，僅僅是報紙文章、意見不同的雜文和機密備忘錄的集合……它們中大多數是陳舊過時的；它的主要預言都被最近的事件證明是錯誤的……李德哈特上尉不再能預見未來」。米爾斯海默指出，這在1930年代不可想像：李德哈特不僅在書評中遭到批評，還在報紙文章、著作和演講中被攻擊，「1939年7月末他達到事業的巔峰，隨後戰爭爆發，其繼續試圖與希特勒達成和解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
整個戰爭期間，李德哈特始終是盟國無條件投降政策的主要批評者之一，持續主張與希特勒協商解決衝突。李德哈特為此提供了兩項論據：其一，德國完全戰敗將導致蘇聯主導歐洲大陸，不符合英國利益；其二則更具爭議——認為希特勒基本上是理性的政治家，是盟國將其引入歧途。1942年10月李德哈特在信中寫道：「深刻的心理事實是『竊賊不會謀殺』，除非他們被剝奪任何的出路……很明顯希特勒不願意開戰……從第一個下午開始，他就不斷試圖從戰爭中脫身」。即使盟軍勝局漸顯，李德哈特仍不改其志，直到1943年春季仍認為盟軍勝利只是「一種可能性」。1944年8月，當已有大量證據顯示德國正在有組織地屠殺猶太人之際，李德哈特在致好友約翰·布羅菲的信中竟聲稱「德國人的行為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正確』並且克制」，將納粹集中營與英國拘留營相類比。布羅菲直言不諱地回覆：「你在用雙重標準對待英國和德國的行為」。儘管如此，米爾斯海默認為李德哈特並非法西斯同情者或反猶主義者，而是「一個堅定的民主守衛者和一個少有偏見的人」，但其對另一場世界大戰的反對根深蒂固，以至於不得不採取「即使從最寬容的角度也要被描述為可恥的態度」。
1945年2月，李德哈特與《每日郵報》的合約到期後未獲續約。戰爭結束時，李德哈特在英國軍事評論界已近乎邊緣化，甚至在1946至1947年間認真考慮放棄軍事研究，轉而全心投入其私下的愛好——女士時裝設計。
戰後
《山的那一邊》
1945年春，英格蘭北部一號戰俘營開始關押被俘虜的德國高階將領，而李德哈特憑藉在政治作戰部再教育科任職的親戚人脈，以政治情報部講師的名義取得訪問許可。7月21日，李德哈特被告知將可訪問該戰俘營，並會發表演講和進行問答式討論，但其要求與個別將領單獨會談，以便「將再教育理念深植於德軍高階將領腦中」。8月9日，李德哈特開始訪問該戰俘營，前後訪問15次，個別訪談了其中12人，包括格特·馮·倫德斯特、哈索·馮·曼陀菲爾、威廉·里特·馮·托馬、庫爾特·斯圖登特、哥特哈德·海因里希、與君特·布魯門特里特等將軍。這些訪談頗受德軍將領歡迎，雙方討論不限於特定戰役或戰術，還涉及未來軍事組織形態及蘇聯潛在威脅等議題。此外，李德哈特還設法改善了部分將領的待遇，倫德斯特元帥尤其感激李德哈特帶來禮物、設法改善其居住條件。另一方面，李德哈特在報告中主張約有六成的德軍將領屬於非政治化的軍人，只專注於本業、不考慮其他領域的問題，許多將領甚至連聯邦與聯盟的差別都沒有概念。李德哈特因此主張不應將兢兢業業的軍人視為納粹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儘管也承認其中許多人對希特勒上台抱持機會主義式的支持。
然而，英國歷史學家阿拉里奇·瑟爾（Alaric Searle）對雙方的動機提出質疑。瑟爾指出，1945年底至1946年初戰爭罪審判即將展開，李德哈特是這些德國將軍少有的盟友，不僅本人對戰爭罪審判有興趣，也與負責英國戰爭罪起訴的爵士有所聯繫，必定意識到自己有能力為德國將領提供幫助。事實上，海因里希、勒里希特等人確曾就「是否應集體聘請律師代表將領參加紐倫堡審判」一事向李德哈特徵詢意見，李德哈特也給予了相應建議。瑟爾據此認為，李德哈特與德軍將領的會談絕非單純的學術研究。1946年2月，李德哈特的戰爭部通行證被取消。儘管李德哈特一再請求探望已轉移至威爾斯布里真德的將軍，但戰爭部始終不予明確答覆。瑟爾認為，英國政府可能對李德哈特這位非官方人士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感到不安。
1948年，李德哈特將會談內容整理成冊，出版了《山的那一邊》（），從數位前國防軍將領各自的視角介紹希特勒與二戰，李德哈特還在書中稱這些德國將領「並不都……是典型的普魯士鐵杆軍人」、「這些人本當出現在銀行經理或工程師的會議桌前」、「他們本質上不過是一介技師，專注於自己的職業，對外界所知甚少。所以不難看出希特勒是如何蒙蔽他們、操控他們，將他們作為便利的工具以售其奸」等描述。其中「不管怎樣，二戰中德軍將領的專業素質畢竟是一流的。如果他們的視野更為開闊，思想更具深度，他們應能表現得更為出色。不過，如果他們成了哲學家，也就成不了軍人了」一語引起了許多爭議。
由於該書主要取自德國將領的口述，精確程度存疑，但考量到當時相關史料嚴重不足，該書仍被視為史學界的一次重大成就。此書在英國受到好評，並在德國引起廣泛迴響（1950年根據英文第二版出版德譯本《》），極大改善了李德哈特的職業生涯與聲譽，尤其在德國被視為該領域的權威。許多前國防軍將領正面評價此書，包括反納粹人士如裝甲兵上將弗里多林·馮·森格爾-埃特林；由於獲得反納粹勢力的背書，此書的客觀性也相對提高，並成為反對德國集體罪責論者的主要辯護依據。然而批評聲浪同樣存在，如1949年1月一篇題為《德國將領的罪責》（The Guilt of the German Generals）的報刊文章便指責此書「非常可疑」，認為德軍將領可能參與審閱了書稿。該文還駁斥李德哈特「如果他們成了哲學家，也就成不了軍人了」一說，質問「難道克勞塞維茨和毛奇不是軍人嗎？」，並譴責國防軍將領背叛了德國偉大的軍事傳統，認為這些人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為其辯護。
推動西德重新武裝
和汉斯·施派德尔宣誓加入新成立的聯邦國防軍]]
李德哈特在戰後與前德國將領持續密切交往，並在1948年公開主張西方盟國所建立的軍事聯盟「」只有在「允許德國人參與」的條件下才有可行性。為探究重新武裝德國的可行性，李德哈特在1950年6月至7月間遊歷德國，會見前國防軍將領汉斯·施派德尔、弗朗茲·哈爾德和曼陀菲爾等人。李德哈特指出，1950年6月爆發的韓戰使歐洲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大為增加，並向這些將領索取未來軍隊高階指揮官的合適人選名單。瑟爾認為此舉可能是重演1930年代李德哈特在英國軍政界「利用人脈和內幕情報來建立影響力」的模式。隨後，李德哈特開始將重整軍備的議題公開化，先於1950年10月在《上黑森報》（Oberhessische Zeitung）投書《德國是否也應戰鬥？》（）一文，支持西德重整軍備，稱保衛西歐離不開德國人的協助。儘管當時德國普遍存在反對重新武裝的情緒，但韓戰的爆發已使許多人認識到同樣的事可能發生在德國。李德哈特還建議在重新武裝的初期階段可組建一支包括德國人在內的「歐洲軍團」，這些主張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英國輿論所能接受的範圍。然而，許多德國退伍老兵和將領都視盟軍的戰犯審判為「」，解決當時服刑中的戰犯問題成了重新武裝的先決條件。
在此背景下，李德哈特很快投入要求釋放埃里希·馮·曼斯坦和阿爾貝特·凱塞林等在押前德軍高級將領的運動，投書《泰晤士報》抗議「勝利者的正義」，警告「一些目前身陷囹圄的傑出將領，受到絕大多數正直士兵的深深敬意和愛戴，這些士兵認為他們受到了不公正的判決……繼續監禁、不給他們在更公平的條件下重審的機會，將會變成一個不斷潰爛的傷口」。與此同時，李德哈特在1951年出版德語著作《保衛歐洲之思考》（），描述西方國家的國防現狀及盟國反對德國重新武裝的理由，批評西方盟國漠視德國的安全，並列舉德國政界人士和民眾對重建軍隊的擔憂，以及哈爾德、曼陀菲爾和布魯門特里特等前國防軍將領的見解。李德哈特的影響力也延伸至政治層面。1952年6月9日獲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接見，後者坦承戰犯問題的僵局正在阻礙《歐洲條約》的批准，並明確表示繼續關押凱塞林和曼斯坦將導致徵兵困難。1953年初，李德哈特的努力開始取得成效，凱塞林等將領相繼獲釋，隨著戰犯問題逐步解決，李德哈特在這方面的影響力開始減弱，但仍持續為將領提供幫助，包括協助出版回憶錄、校正手稿、寫品格推薦信，甚至為部分將領爭取在「布蘭克機構」（西德聯邦國防部的前身）的職位。儘管如此，李德哈特在德國的聲望卻持續攀升。1953年1月登上德國《明鏡》雜誌封面，該期不僅刊登了李德哈特的文章，還詳細報導其軍事理論及與前國防軍將領的關係，標誌著其在德國的聲譽達到頂峰。1955年11月中旬，聯邦國防軍正式成立後不久，國防委員會成員訪問英國，李德哈特也受邀出席一場半官方性質的晚宴討論會。
對於這段合作關係的動機，瑟爾認為李德哈特一方除了為著作獲取原始資料外，還包括希望對德軍將領「公平對待」、堅信西德重整軍備的必要性、希望自己對德軍發展裝甲部隊的影響能由後者背書，以及將自己打造為西德軍事事務專家等考量。相比之下，德軍將領的動機則更帶有目的性：利用李德哈特的聲譽來推銷自身對戰爭的解讀、為高級將領平反和塑造正面形象；作為交換，這些人聲稱李德哈特的戰間期理論對德軍發展裝甲部隊產生了影響。不過，部分將領對李德哈特亦有保留：施派德尔對其過度探究人事細節產生警惕，懷疑可能受英國情報部門驅使；莱奥·盖尔·冯·施韦彭堡將軍更直稱李德哈特為「機會主義者」。但大多數將領對李德哈特在戰後初期的奔走仍抱持真誠的感激，施韋彭堡本人也在1955年稱讚李德哈特展現了「非凡勇氣、知識獨立性和遠見卓識」。
核戰略、威懾與有限戰爭論
政府「」政策的「」戰略，認為1950年爆發的韓戰早已證明以核武器作為主要威懾手段的不可行]]
在日本遭受核打擊後不久，李德哈特便開始研究核時代的戰爭問題，尤其是關於核武器與有限戰爭之間的矛盾。李德哈特反對當時流行世界只會走向「永久和平」或「全面戰爭」兩種結局的說法，認為永久和平幾乎不可能實現，而各國政府只顧追求阻止戰爭爆發的完美理想，卻忽略了一旦戰爭發生該如何限制規模的現實問題。李德哈特主張核武器並未改變戰爭的危險本質，而是讓全面戰爭的毀滅性極端放大，並總結道：「全面戰爭意味著作戰目標、力量和暴力都毫無限制；而一場毫無限制的核戰爭，最終將使交戰雙方同歸於盡。」
李德哈特提出應透過兩項措施來避免全面核戰爭：一、重新制定戰爭限制規範——務實認定未來仍會爆發戰爭，因此必須制定行為準則來限制其破壞性，這符合所有國家的長遠利益；二、建立基於威懾的限制——設計一套機制使潛在的侵略者迴避使用核武器，並避免創造任何可能引發受害國動用核武器的局面，從而保障侵略者意圖征服的領土不被核武毀滅。在此基礎上，李德哈特預測未來戰爭將呈現三種形式：「閃電戰」式快速襲擊、令對手陷入後迅速佔領周邊領土、以及滲透或游擊戰；為應對這些威脅，李德哈特主張以長期服役的志願役為骨幹，建立輔以的高機動力地面部隊，專注於防禦作戰，而非依賴徵兵組成的大規模軍隊。
李德哈特隨後將上述觀點應用於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批評，包括反對空權主義者「空軍單獨即可遏制蘇聯入侵」的主張、呼籲擴編北約常備地面部隊，以及推動重新武裝西德（見前節）。在核武器問題上，李德哈特整個1950年代都持反對立場，稱核武器是「不稱職的警察或邊境守衛」，蘇聯廣闊領土使其比西方盟國更能抵禦核打擊；戰術核武器在性質上亦難以與戰略核武切割，一旦動用任何類型即將演變為全面核戰爭。李德哈特據此嚴厲批評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政府「」政策中的「」戰略，指出韓戰的爆發已足以證明此一路線無效——反美國家早已看透美國只能將原子彈作為最後手段，因此在非關生死存亡的議題上可相對安全地對抗美國。
作為替代方案，李德哈特提出有限常規防禦戰略。其指出北約國家在人口和工業化程度上均優於華沙條約組織，應秉持「以最小必要武力來制止任何侵略行為」的原則，將行動集中針對發動侵略的武裝力量而非追求無條件投降；機械化部隊已使線性防禦思維過時，僅憑較少兵力即足以守住廣闊戰線，西歐僅靠常規軍事力量防衛不僅可行，且是符合北約政策的唯一戰略。
李德哈特的有限戰爭論並非孤立的聲音；亨利·基辛格同樣反對大規模報復戰略並主張以「」取而代之，雖最初主張可動用戰術核武器進行有限戰爭，1960年則修正立場、轉而趨近李德哈特以常規力量為主的觀點。1967年12月，北約正式採納「靈活反應」戰略，以分級式回應（從常規防禦到逐步升級再到全面核反擊）取代了大規模報復教條，在理念上與李德哈特長期倡導的加強常規力量方向一致。然而，李德哈特主張完全排除核武器、僅靠常規力量防衛西歐的立場，始終面臨嚴重的現實困難：北約成員國在整個冷戰期間從未願意投入足夠經費來達到與華約對等的常規兵力水準，核武器恰恰被用來彌補這一差距。此外，霍華德在1960年評論《威懾還是防禦》（）一書時指出，該書本質上是先前已發表文章的結集，而非對核時代戰略問題的系統論述。
晚年至去世
除了上述對前國防軍將領的訪談、推動西德重新武裝以及核戰略研究等活動外，李德哈特在戰後持續大量著述。1959年出版了兩卷本的《戰車》（），記述皇家戰車團從1914年至1945年的歷史。1960年出版《威懾還是防禦》，闡述對核戰略和有限戰爭的觀點。
1958年12月，李德哈特遷入位於白金漢郡的「史泰茲宅」（States House），距倫敦約50英里。這座宅邸及其龐大的私人圖書館成為戰後軍事史學界的聚會中心。盧瓦斯在其悼文中寫道：「在25年時間裡，他的房子就是歷史學家以及將軍和政治家們的聖城。他從不猶豫向別人提供他著名的文件……他被描述為『教導將軍的上尉』；他還是英國和美國一代軍事歷史學家真正意義上的最重要導師」。在此期間與李德哈特建立密切學術關係的學者包括、邦德、霍華德、阿利斯泰尔·霍恩、保羅·甘迺迪、盧瓦斯、麥克塞、和彼得·帕雷特等人。
1960年，李德哈特應以色列政府之邀訪問該國，期間會見了時任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海姆·拉斯科夫、副總參謀長伊扎克·拉賓以及總理戴維·本-古里安（媒體推崇見李德哈特與以色列國防軍）。同年，約翰·甘迺迪在就任美國總統之前也撰文盛讚李德哈特，稱「沒有其他的軍事問題專家可以獲得更多的關注……在兩代人的時間裡，他罕有地將專業知識和充滿想象力的洞見結合在一起研究戰爭與和平問題」。
到了1960年代中期，李德哈特成功重建了聲譽。早在1963年10月，便與富勒共同獲頒皇家聯合研究所久負盛名的，在頒獎典禮上以「遠見卓識和對德國將領的影響」受到讚揚。1965年是聲譽恢復的關鍵之年：同一家出版商卡塞爾（Cassell）在這一年內連續推出三部對李德哈特有利的著作——2月出版盧瓦斯的《軍隊教育》（），其中一章對李德哈特大加稱讚，且由李德哈特本人「詳細校訂」；5月出版《回憶錄》第一卷；10月出版《回憶錄》第二卷。與此同時，霍華德編著的紀念文集《戰爭的理論與實踐》（）也隨之面世，收錄了伊加爾·阿隆、、亨利·基辛格、帕雷等知名人物的文章，其題獻詞為「一群學生、信徒、崇拜者和朋友獻給一位最偉大的導師」。歷史學家A·J·P·泰勒稱《回憶錄》「得到了幾乎震耳欲聾的稱讚」。《回憶錄》第二卷出版後不久，薄富爾和霍華德在BBC的節目中討論了李德哈特的生涯，霍華德稱其為「悲劇性人物」，並表示「很高興他能活著，看到全世界對他的英明和遠見表示敬意，並承認他是一個天才的先知和引導者」。邦德則指出，李德哈特聲譽恢復的部分原因在於「英國的社會習慣是，所有的持異見者、反叛者、局外人和體制的批評者到了70歲的時候都會被原諒」。
1966年，李德哈特因對軍事史與軍事事務的貢獻獲女王封為爵士，成為「巴茲爾·李德哈特爵士」。此後仍持續寫作，但健康狀況日漸衰退。去世前不久，李德哈特對記者伯納德·列文（Bernard Levin）微笑著坦承「自己一直是、也始終是一個和平主義者」。1970年1月29日，李德哈特在白金漢郡梅德梅納姆的寓所驟逝，數日後葬於當地教區教堂墓園。遺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在同年出版。身後，其大量書信、備忘錄、手稿及私人藏書捐贈予倫敦國王學院，成為李德哈特軍事檔案中心的核心館藏。
觀點、影響與批評
史學地位與方法論爭議
，1988年出版《李德哈特與歷史之重》，系統性揭露李德哈特戰後重塑歷史記錄的手段，是對其學術聲譽最具影響力的批判著作]]
李德哈特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民間軍事思想家之一，著作至今仍廣為閱讀和引用。霍華德曾評價其代表作《戰略論》為「自約米尼和克勞塞維茨以來對戰略思想或許最具原創性的貢獻」；丹切夫亦將李德哈特定位為「現代最具影響力的軍事作家」，「他或許不是20世紀的克勞塞維茨，但或許是僅次於此的人物」。邦德的評價較為持平，承認李德哈特確有「記者的機巧」和自我宣傳的傾向，但也強調其對機械化戰爭和有限戰爭理論的真實貢獻。加特雖在考證中揭露了李德哈特大量未加承認的借鑑行為，卻也部分為其辯護，認為這些指控「一些最嚴重的部分，尤其是約翰·米爾斯海默所提出的，根本上是不成立的」；加特並指出，前輩和同代人皆未能達到同等聲望，「因為他們都不曾將如此宏大的反理論和反歷史的織造，與錘煉思想的韌性及簡化與推銷的天賦結合在一起」。喬治·奧威爾則從政治立場出發做出更為尖銳的判斷：「對帕申達爾景象的厭惡，似乎使李德哈特上尉最終相信了戰爭可以靠防禦或不戰而勝，乃至一場只打了一半的戰爭勝過全面勝利」。
然而，自1970年代末起，學界對李德哈特的歷史敘事開始提出系統性質疑。丹切夫將李德哈特稱為「戰爭的煉金術士」，暗示其善於將歷史材料「煉製」成符合自身論述需要的產物。丹切夫在另一篇專題研究中進一步剖析了李德哈特的方法論缺陷，指出其「並非審慎地篩選證據以觀察結果，而是像竊賊般搜刮證據，將找到的一切據為己有」，在李德哈特的著述中「是觀念催生了例證」而非相反；丹切夫引用奧登的概念，將李德哈特定性為「寓言藝術家」（parable-artist），即先有結論再從歷史中擷取足以佐證的敘事。米爾斯海默的結論更為嚴厲：李德哈特「成功地使大多數學者相信他對1930年代的描述是正確的」，而「被廣為接受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其回憶錄是「對歷史記錄的公然歪曲」。在塑造公眾認知方面，「他對兩場世界大戰的描述至今仍有很大影響力」，特別是在貶低英國將領和美化德國國防軍形象上，「他的影響力可能超過其他任何人」。
米爾斯海默的《李德哈特與歷史之重》（）是引發這場學術重估的標誌性著作。該書依據李德哈特個人檔案中的通信、備忘錄和手稿，逐一對比公開著述與私人記錄之間的落差，揭示了戰後系統性重塑歷史記錄的過程。此書出版後在軍事史學界引發廣泛討論，學者的評價雖在細節上存在分歧，但普遍肯定其檔案研究的扎實程度。盧瓦斯在回應中承認米爾斯海默「正確指出了這位上尉將話語塞入德國將領口中、操縱歷史的行為」，稱其「提出了一些重要議題，展示了出色的偵探式考證工作」。以色列軍事理論家納維在獨立研究閃擊戰概念的起源時，大量引用米爾斯海默的考證成果，指出後者揭露了李德哈特的操縱性欺騙；納維進而論證，李德哈特以「操縱性的策略」對現代軍事史研究造成了三重損害：歪曲了閃擊戰的時間與認知起源、強化了閃擊戰的神話、並將自己的機動戰觀念回溯性地附加在一個實際上「缺乏任何作戰實質」的概念之上。
米爾斯海默在系統分析李德哈特的著作與私人檔案後，歸納出李德哈特在戰後「恢復失去的聲譽」時所使用的四種主要手段：
*第一，李德哈特聲稱自己在1930年代後期「以謹慎的方式寫作」，因為擔心公開暴露盟軍弱點會被德國注意到，但米爾斯海默指出這與其同一時期反覆抱怨「沒有負責任的決策者願意傾聽」的說法自相矛盾；且若李德哈特確實了解這些弱點，完全可以私下向政府官員傳達，卻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其曾這樣做。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手段，是選擇性操縱歷史記錄。李德哈特在戰後的著述和回憶錄中著重強調1920年代倡導裝甲戰的作品，卻刻意淡化1930年代後期大量論證「防禦優於進攻」的文章；在討論法國軍隊時也採用同樣的策略，頻繁引用1920年代批評法軍的文章，卻忽略1930年代積極評價法軍能力的著述。李德哈特不僅選擇性引用證據，還提出「與其說有問題，不如說是完全失實」的主張：例如聲稱戰前預見了德軍將從阿登突破，但實際上從未撰文闡述過通過阿登地區實施主攻的設想。
*第三種手段是刻意經營與各國軍事領袖的關係，藉此將自身聲譽與德軍勝利、以色列國防軍戰績相聯繫（詳見德軍裝甲兵、隆美爾神話、以色列國防軍三節）。
*第四種手段是培養與年輕學者的關係，並從個人檔案中刪除不利文件。李德哈特慷慨地向歷史學家開放私人檔案，使其熟悉李德哈特本人的歷史描述而較少接觸他人版本；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德林案中關鍵信件的「遺失」——檔案管理員記載李德哈特「幾乎沒有丟掉任何文件」，但要求在《閃擊英雄》中加入讚美段落的信件卻消失了，直到1970年代由肯尼斯·麥克塞在古德林家族檔案中重新發現（詳見德軍裝甲兵的「啟發者」）。
倫敦國王學院軍事史教授布萊恩·霍爾頓-里德在《牛津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中評價李德哈特的性格充滿矛盾：自信卻又缺乏安全感，虛榮且有時傲慢，卻又異常寬容且樂於接受辯論；李德哈特本質上是一位愛德華時代的理性主義者和紳士，真誠而慷慨，擁有結交和維繫友誼的非凡才能。霍華德對李德哈特的評價隨時間而演變，從1965年稱其為「天才的先知與引導者」逐漸趨於平和。米爾斯海默則認為李德哈特的經歷揭示了「歷史的脆弱性，以及對基於私利操縱歷史的危險保持警惕的重要性」，並指出李德哈特在戰間期親歷者仍然在世之時便成功重塑了歷史記錄，「卻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挑戰」。邦德和亞歷山大則從更宏觀的角度總結道，戰間期的經驗充分體現了「克勞塞維茨式的認知：政治態度、優先順序和制約條件對軍隊和戰略學說的發展起著支配性的影響」，而李德哈特這樣的「局外人」事實上很少能對軍事改革施加直接影響，因為他們缺乏對體制內部困難和可行選項的完整認識。此外，兩人也提醒不應假定裝甲戰理論家對未來戰爭的構想已被二戰初期的實戰完全證實：即使在1939至1941年的戰役中，大規模非機械化部隊所發揮的作用仍然超出了包括李德哈特在內的裝甲戰倡導者的預期。
「間接路線」的史學地位
《戰爭論》、宣傳其「間接路線」的主要反對者]]
「間接路線」理論的代表著作《戰略論》影響深遠，從其歷年各版的銷量可見一斑：初版約2,000冊，1942年平裝重印本約售25,000冊，1954年版逾50,000冊，1967年版僅在美國精裝本便超過100,000冊。
從1933年到1940年，李德哈特幾乎沒有提到過間接路線理論，也未論證這一方法如何能打敗德國。邦德指出，李德哈特甚至反對英國軍隊在二戰初期以間接路線之名所採取的行動，例如1940年春季對挪威的攻勢。直到二戰結束後，李德哈特才重新復興間接路線理論，並聲稱它正是德軍閃擊戰的思想基礎，將兩者緊密聯繫在一起，且獲得廣泛接受。然而米爾斯海默指出，戰間期李德哈特談及間接路線時「並不是在談論閃擊戰，而是在尋找一種不動用陸軍即可打敗歐洲大陸敵人的方式」，因為間接路線的本質是避免地面交戰，這與閃擊戰強調裝甲部隊快速決定性突破的邏輯恰恰相反；事實上，李德哈特從1929年後便很少在著作中討論閃擊戰思想，從未發表過對閃擊戰的系統性闡述。
米爾斯海默指出，間接路線理論的根本問題在於太過模糊、太有彈性，幾乎任何一場軍事勝利都能套進這個框架，使其接近循環論證。李德哈特本人也曾說「戰略史本質上就是間接路線的使用和發展的記錄」、「長久以來，戰爭中決定性的結果都是在使用間接路線的情況下實現的」。這套理論聲稱每個國家都有「阿基里斯之踵」般的致命弱點，進攻者的任務就是找出這個弱點、迅速打擊，以最少的流血贏得勝利；李德哈特更主張「戰略的完美在於製造一個結果：通過讓敵人繳械投降來消滅其武裝力量，而不需要任何戰鬥」。然而「致命弱點」這個概念定義太寬鬆，理論又不限定要用什麼手段（可以是戰場上打敗對手、宣傳、封鎖、外交或攻擊政府和人口中心等各種方法），結果是間接路線在實際運用中幾乎無從被證明對錯。
米爾斯海默歸納與總結了間接路線在戰間期經歷的三種不斷變換的形態。第一種形態出現在1925年的《帕里斯》中，李德哈特主張以戰略轟炸打擊敵國平民士氣、迫使其求和，但到1929年便因認識到轟炸效果有限而放棄（見政策主張與影響）。第二種形態為「謝爾曼模式」，即在《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中推崇謝爾曼將軍避開敵軍主力、直接進攻敵方後方平民以瓦解其抵抗意志的做法，但這種方式仍需大規模陸軍和大陸承諾，很快也遭放棄。第三種形態見於1932年的《英國的戰爭方式》（），主張依賴海軍封鎖對敵國施加經濟壓力，但李德哈特先前已質疑潛艇技術的發展嚴重削弱了海上力量的效用，這一立場也僅維持到1933年。
具體到史著本身，美國內戰史家批評李德哈特的謝爾曼傳記「在事實和分析上都存在嚴重缺陷，原因是李德哈特寫作此書旨在推廣其『間接路線是戰爭成功之祕訣』的論點」，並指出全書441頁「沒有一條常規引用註釋」、無法核查出處；邦德與歷史學者亦評其「與其說是軍事史家，不如說是論戰者」、「首先應被視為政論文或時論小冊子」。到了1930年代，李德哈特更進一步將間接路線延伸至軍事以外的領域，宣稱它是「某種實用哲學的根源」，「在所有人為因素佔主導和存在意願衝突的地方都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間接路線」一說從問世之初就招來嚴肅的學術批評。早在1927年，軍事學者就指出，李德哈特這套核心論點其實用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裡的術語就能講清楚，並批評他「過於受到自己理論的奴役」。針對李德哈特把克勞塞維茨打成「全面戰爭鼓吹者」、把一戰西線的屠殺都算到他頭上（見一戰著述與克勞塞維茨批評），霍華德反駁說，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第一卷第一章——也是他唯一改定、表示滿意的一章——裡，其實只是把「絕對戰爭」當成一種邏輯上的理想型來談，現實裡的戰爭多半只是它不完美的近似，並不像李德哈特所說的那樣一味鼓吹毫無節制的總體戰；米爾斯海默也認為，李德哈特把一戰的血腥僵局怪到克勞塞維茨身上、罵他是「大規模相互屠殺的救世主」，無非是想把自己抬成能矯正克氏流弊的智者。
就方法本身而言，邦德點出間接路線的歷史論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應驗的」：既然李德哈特把「間接」放寬到可以是戰略、戰術、心理、甚至「無意識」的，那幾乎任何一場勝仗都塞得進這個框架，幾近循環論證。不過邦德也替它說了句公道話，認為這套主張「作為一種教育性學說有很充分的理由加以辯護」，因為它鼓勵新一代軍官獨立思考、看重靠奇襲和機動取勝；李德哈特「只不過是更雄辯地表達了那一代經歷過一戰屠殺的進步派軍官的抱負」。斯溫的看法和邦德相近：他一方面同意「間接路線的觀念是一個同義反覆」、當作歷史解釋工具用處有限，另一方面又認為「正是這種特質或許使它成為一個有價值的預設性思維框架」。威爾金森的話則嚴厲批評李德哈特根本是在「教訓死去的將軍，告訴他們如果灌輸了你的間接路線觀點會做得多好」。
德軍裝甲兵的「啟發者」
，與李德哈特在二戰史學中互相成就名聲，前者成為「德國裝甲兵之父」，而後者則在其背書下成為「閃擊戰」思想的發明者，但兩者均與事實不符，特別是李德哈特被指控涉及偽造證據，其身後聲譽受到嚴重的損害]]
二戰後，李德哈特主張德軍在戰間期受其「間接路線」理論啟發，並據此發展出「閃擊戰」這一新型戰爭模式，此說長期為史學界所接受。然而晚近研究指出這一說法與事實不符，且李德哈特在建構此敘事的過程中涉及偽造證據。米爾斯海默認為，這個「影響力神話」在很大程度上是李德哈特在二戰後為了「挽救其嚴重受損的聲譽」而製造的。事實上，李德哈特戰前與德軍將領聯繫極少。他與古德林、隆美爾等關鍵將領並無直接往來，主要聯繫對象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對其「靈活防禦」印象較深，這與閃擊戰進攻理論背道而馳。此外，李德哈特自1930年代中期已轉向防禦優勢論，若德軍將領真是其信徒，理應反對西線進攻。米爾斯海默因此得出結論：李德哈特在閃擊戰方面的影響力「只局限於1920年代，並非影響古德林思考的主要因素」，「無法證明李德哈特在兩場戰爭之間對德國閃擊戰思想的發展有顯要影響」。
圍繞這一爭論的核心證據是古德林回憶錄《閃擊英雄》的文本問題。該書德語原版中有一段概括性的致謝，承認富勒、李德哈特和等英國軍人的著作「激發了他的興趣」。米爾斯海默認為這段文字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因為沒有證據表明古德林是在李德哈特的敦促下撰寫此段。然而，英文版中還多出了關鍵的第二段（也就是後來最常被引用的段落），將李德哈特描繪為古德林裝甲戰思想的重大啟發者：
米爾斯海默指出，這段文字的真實來源是李德哈特於1951年4月6日寄給古德林的一封信，信中幾乎逐字提供了應當補入的內容：
古德林在4月23日的回信中幾乎逐字重複了李德哈特信中的要點，這段文字隨後被插入英文版。米爾斯海默由此認為，這個「關鍵的第二段不能作為李德哈特影響了古德林的有力證據」。事實上，李德哈特充當了古德林英文版回憶錄的文稿代理人，在出版過程中作用甚大，出版商一度決定讓其擔任該書編輯，但李德哈特婉拒了這一安排，很可能是為了避免外界質疑古德林讚揚其影響力的可信度。
其他證據同樣不利於李德哈特的說法。古德林在最早寫給李德哈特的信件之一中描述了自己對裝甲戰的興趣如何形成，但在討論其思想的發展時完全沒有提及李德哈特的名字。古德林的長子告訴麥克塞：「據我所知，是富勒給出了最重要的建議。我父親在戰前曾拜訪他……至少我的父親經常提到他（富勒），而我不記得他當時提到其他的名字（1939年之前）……似乎是通過戰後的溝通，才更多地強調李德哈特」。《閃擊英雄》德語版的參考文獻同時列出了富勒、馬特爾和夏爾·戴高樂的相關著作，卻沒有列入任何一部李德哈特的作品。
創始人西蒙·納維（Shimon Naveh）指出，李德哈特扭曲和掩蓋了德軍「閃擊戰」誕生的真實歷史，將自己的理論強加到「閃擊戰」的概念上。李德哈特也曾致信曼斯坦和隆美爾家屬，要求為自己的影響力背書，但均遭拒絕。曼斯坦在戰間期並非裝甲戰的支持者，但他是1940年西線進攻計劃中將主攻方向移至阿登的主要謀劃者，而李德哈特在戰後宣稱這一構想源於自己的著作，曼斯坦拒絕認可這個沒有證據支持的說法。至於隆美爾，戰前是一名反對裝甲兵獨立運用的步兵軍官，李德哈特自己也承認隆美爾「是一個非常有熱情的步兵支持者，因此反對那些鼓吹戰車戰的觀點」。
李德哈特還致力於貶低富勒的貢獻以確立自己對閃擊戰的發明權（另見步兵戰術與機械化改革）。卡斯特爾指出，李德哈特「私下承認（但從未公開承認）自己從富勒那裡汲取了許多開創性的思想」。在《回憶錄》中，李德哈特宣稱兩人在戰間期存在根本分歧，但米爾斯海默指出，仔細研讀兩人著作後找不出這些分歧存在的證據；實際上是富勒主張建立全戰車部隊，李德哈特反而支持將裝甲力量編入其他作戰部隊，且較富勒更重視深層戰略突破而非戰術突破。
在學術界，對閃擊戰起源的認識已從早期接受「英國啟發者」敘事，轉向更強調德國本土的軍事傳統。詹姆斯·斯特林·科魯姆在《閃擊戰的根源》（）中論證，閃擊戰的理論基礎可追溯至漢斯·馮·塞克特主導的威瑪國防軍改革，英國的裝甲戰理論雖有一定影響，但已被吸收進德國自身的軍事傳統之中。羅伯特·M·奇蒂諾進一步主張，閃擊戰本質上是普魯士—德國數百年來追求運動戰和殲滅戰傳統的現代延續，而非源自任何外國理論家的「發明」。學術界對於米爾斯海默論點也並非全面接受，如斯溫指出：「若要指控李德哈特巧妙地設計騙局，前提是必須假定他知道自己是錯誤的。然而，幾乎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一點」。
「隆美爾神話」與「國防軍無罪論」
在冷戰背景下被塑造為正派的前國防軍軍人典範。李德哈特的相關著作是推動這一形象的關鍵之作，並取得隆美爾家屬合作，為隆美爾信奉其理論的說法背書]]
德軍埃爾溫·隆美爾元帥以北非戰績聞名，又因捲入7月20日密謀案被迫自殺，戰後遂被塑造為傑出而不涉政治的軍人形象，史學界稱之為「隆美爾神話」。作為前國防軍軍人正面形象的典型，「隆美爾神話」推動了主張國防軍與納粹政權撇清關係的「國防軍無罪論」，為急於重整武裝西德的西方盟國提供道德基礎。
由於國防軍在1941至1945年間積極參與了第三帝國在東歐和蘇聯的大規模暴行，戰後已聲名狼藉，而李德哈特「盡力要糾正這一點」。在《山的那一邊》中將德軍將領描繪為「基本上理性和體面的人」，主張他們「設法維持一種與納粹思想一直對立的行為準則」；除了在著作中為國防軍辯護外，還透過公開和私人渠道為被起訴的將領爭取赦免。盧瓦斯形容道：「出版商要出版任何德國將軍回憶錄的英文譯作，都有一個既定規則，即包含一篇由這位著名的機械化戰爭支持者撰寫的前言」。韋特總結道，李德哈特對國防軍專業性的推崇至今仍被辯護者「用來為一場激烈但『公平』的戰爭之虛構敘事辯護，無視更具批判性的軍事史家所積累的證據」。
李德哈特對隆美爾的塑造是其戰後聲譽策略的重要環節（見史學地位與方法論爭議）。米爾斯海默指出其「最終目標很明確：讓別人相信德國獲得的重大勝利可追溯於他，他不僅不應該為盟軍的失敗負責，而且還是德軍獲勝的主要原因」。在《山的那一邊》中特意為隆美爾單列一章「陽光下的戰士」，並在文中稱其為「陽光下的英雄」；該書在《》連載時，報紙編輯介紹稱「德國人在戰前就是李德哈特戰略和戰術著作的密切關注者」。1951年出版的第二版又加入大量「隆美爾神話」要素。
1949年，正在撰寫《》的詢問李德哈特是否有興趣編輯隆美爾文集的英文版。李德哈特隨即致信隆美爾遺孀露西·隆美爾（Lucie Rommel），詢問隆美爾對其著作的看法。隆美爾之子代母回信，表示其父曾讀過李德哈特「一本或者更多的著作」，但坦承自己年幼不記得具體評價，母親也「說不出特別的東西來」。此後，曾任隆美爾參謀長的弗里茨·拜爾萊因將軍在1950年致信李德哈特，稱「不只是古德林，還有隆美爾都可以在很多方面被稱為您的『學生』」。李德哈特隨即要求拜爾萊因將這些關鍵語句以德語重寫以便譯成英文；米爾斯海默指出，李德哈特一向留意這類讚詞、藉此蒐集可資引證的文本，以坐實隆美爾如同古德林一樣是其信徒。
取得證詞後，李德哈特著手將之納入出版物，先請楊在《隆美爾：沙漠之狐》新版中加入由其親自「草擬」的腳註，再要求正在編輯德文版《無恨之戰》（）的拜爾萊因插入相同內容。然而拜爾萊因在德文版中刪除了宣稱隆美爾為李德哈特「學生」的關鍵語句，僅保留基本事實。兩年後《隆美爾戰時文件》英文版出版時，身為編輯的李德哈特堅持將拜爾萊因已刪除的完整聲明全部恢復，並將措辭從「出現在」德文版改為「為……而寫」以掩蓋事實；結果英文版刊出了拜爾萊因本人拒絕公開發表的完整腳註，而拜爾萊因對此並不知情。
1953年《隆美爾戰時文件》正式出版，廣受好評，極大地激發了公眾對隆美爾的興趣。李德哈特並在書中刻意營造隆美爾受其戰前理論影響的印象，使後世部分作者誤信隆美爾是其學說的「學生」。米爾斯海默認為，隆美爾家屬之所以配合為的是李德哈特能在英語世界塑造隆美爾的正面形象，由此形成了事實上的交易：李德哈特將隆美爾描繪成鮮有瑕疵的傑出將軍，隆美爾家人則配合提供元帥曾是其信徒的說法。
然而，米爾斯海默認為幾乎可以確定隆美爾並非李德哈特的信徒。隆美爾的大量戰時文件中僅一次提及李德哈特，且是評論他在1942年中讀到的一篇文章。除了拜爾萊因的信件外，缺乏其他肯定證據，共事軍官也從未提及李德哈特對隆美爾的影響，而拜爾萊因本人最終也不願將私下說法納入公開出版物。況且，隆美爾在1940年2月才接任第7裝甲師指揮官，距德軍發動西線攻勢不到三個月，而李德哈特在整個1930年代後期一直主張防禦優勢，著作內容與隆美爾的進攻任務幾乎毫無關聯。李德哈特與楊的著作奠定了戰後數十年隆美爾傳記的基調，圍繞著反納粹、卓越軍事才能、最終反對希特勒而死的敘事，這一傳奇形象直到冷戰末期政治家與歷史學家重新審視才告終結。
李德哈特與以色列國防軍
李德哈特宣稱以色列國防軍是其影響力的最佳體現，在回憶錄中讚譽其軍事造詣超越德國，是其「最出色的學生」。然而，米爾斯海默指出，以色列與李德哈特1930年代的職涯並無直接關聯，故此連結對其聲譽修復的重要性不如德國案例。
學者圖維亞·本-摩西（Tuvia Ben-Moshe）的研究系統性地質疑了此影響力。他查閱以色列軍事期刊《》發現，1939至1949年間未曾出現關於「間接路線」的文章，顯示該期刊當時並未重視其思想。此外，關鍵人物伊加爾·亞丁雖自稱曾翻譯並教授其著作，但本-摩西找不到支持證據。證據表明，以色列將領在戰時對李德哈特知之甚少，其戰略實踐被冠以「間接路線」純屬後設美化。儘管阿里埃勒·沙龍稱其為「最偉大的老師」，米爾斯海默仍認為這只是另一個缺乏實據的「神話」。
米爾斯海默解釋，這種配合源於雙方的利益互惠。在六日戰爭前，以色列國防軍被西方視為業餘部隊，急需國際認可與合法性；而李德哈特的稱讚極具吸引力。這促成了一場「非正式交易」：李德哈特將以色列譽為最優秀學生，以色列則極力配合演出。1960年李德哈特受邀訪以（見晚年至去世）被描述為「勝利之旅」，媒體將其捧為「20世紀的克勞塞維茨」，他則回敬以色列為其思想最傑出的信徒。
個人生活
李德哈特於1918年4月24日在斯特勞德教區教堂與杰西·道格拉斯·斯通（Jessie Douglas Stone，1895年－1977年）結婚，杰西是李德哈特在斯特勞德擔任副官時結識的股票經紀人J·J·斯通（J. J. Stone）的么女。兩人育有一子（Adrian John，1922年－1990年）。然而這段婚姻並未維持長久，1938年兩人分居，後於1942年離婚。李德哈特於1939年遷往德文郡療養期間，由凱瑟琳·尼爾森（Kathleen Nelson，娘家姓蘇利文〔Sullivan〕，1904年生）照料。1942年李德哈特與杰西離婚後不久，便與凱瑟琳結婚，這段婚姻持續至李德哈特去世。
主要著作
註：以下著作不一定全為初版，且不計入多種複數再版版本；英文原著下方以縮排附當前已出版的中文譯本（未涵蓋全部版本及複數譯本）。
;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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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目
*間接路線
*閃擊戰
*海因茨·古德林
*J·F·C·富勒
*隆美爾戰時文件
*隆美爾神話
*國防軍無罪論
*有限戰爭
*李德哈特軍事檔案中心
*超限戰
註解
註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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